动物行为专家曾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将一条鲦鱼的脑部割除，然后将这条鱼放入水中，此时，它不再游回群体，相反的，却任凭自己的喜好而游向任何方向。令人惊讶的是，其他鲦鱼这时都盲目地跟随着它，使得这条无脑的鱼成为鱼群的领导者。
这个故事中，其实我们关心的并不是那条无脑的鲦鱼，而是那一大群跟在后面盲目从众“随大流”的追随者。群体生存本无可厚非，这也是动物界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假如这条充当首领的鱼犯了某个错误，像那条被切除脑部没有判断能力的鲦鱼，不小心把后面从众者带领到大鱼活动的小域，那么等待它们的将会是“全军覆灭”。
有一个人写征婚启事，对“有意者”的身高提出要求，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有人问他：“身高对于婚姻有什么意义?”他回答：“别人征婚都有这一条。”确实，他的回答自有他的道理。在很多场合，“别人都这么做”就是“我这么做”的最充分的理由。这似乎成了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跟在别人后面跑有什么意义，别人失败你也会跟着失败，别人成功的话你已时机尽失，等待你的还是失败。就像这个征婚者，征婚启事恪守不成文的“规则”，毫无自己的个性，盲目追随别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他可能会被爱情“抛弃”。假如生活上我们不会独立思考，没有主见，一味盲从，那么，估计被社会“淘汰”的结果也不远了。
枪不一定打出头鸟
惩罚，是社会用来强化人们的从众定式的重要手段。一个从众定式较弱的人，常常被大家认为“不合群”、“好斗”、“古怪”、“鹤立鸡群”等。只要有机会，大家就会对这种人群起而攻之。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次实验：在一个小组中，有一个经常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不合群”的人。心理学家请这个小组推荐一个人去参加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惩罚性实验，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推荐那位“不合群”的人；如果请同一个小组推荐一个人去参加一次有奖励的实验，结果大家谁也不愿推荐“不合群”的人。
这个实验充分说明，不从众的人会受到群体的排挤和攻击。尽管很多人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那么做，但越来越多的后来者加入到这个从众定式中来，而敢于“出头”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人都是害怕被孤立的，也习惯于在众人之中找到认同感和安全感，但往往是这种从众心理，使很多人不敢做出头鸟，不敢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行为和想法，由此成为创新路上的一大阻碍。
福尔顿是一名物理学家。一次，他采取新的测量方法，测出了固体氦的热传导度，但这个结果，比按照过去的理论计算出来的数字高出了500倍。福尔顿感到这个差距太大了，如果公布了，难免会被人视为故意哗众取宠，于是，他既没有公布自己的测量结果，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没多久，美国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在一次实验中也测出了固体氦的热传导度，其结果和福尔顿测出的一样他如获至宝，立即公布了结果，很快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赢得了一片赞誉，并由此发现了一种新的测量热传导度的方法。
得知这一消息后，福尔顿追悔莫及。
福尔顿的失败，归根结底，就是他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害怕自己会被人取笑。
枪不一定打出头鸟，一个真正的创新者，不仅是独特的，更是无惧的，敢于冒尖的。他们的无惧，表现在不被别人的言行所左右，不被大众的习惯所束缚，勇于做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出头鸟”。
很多奇迹就是由“出头鸟”来完成的。
“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一个小男孩这样说。他就是后来成为英国著名首相的比肯斯菲尔德。“我不是一个奴隶，我不是一个俘虏，凭我的力量，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征服。”他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有着那个种族特有的精神气质。
当首相麦尔本问他将来想干什么时，这位活泼、大胆的年轻人回答说：“我要当英国首相。”刹那间，讽刺、挖苦、嘲笑的声音立刻回响在众议院的大厅里。比肯斯菲尔德却平静地宣称：“这个时候总有一天要到来，那时你们将在这里听见我的声音。”在议会选举中三次失败，他丝毫没有动摇。他不断拼搏，从社会下层到中间阶层，再到上流社会，直到最后成为英国首相，镇定自若地站在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中心位置，领导着那些对他的种族带有强烈偏见的人——他们曾极其轻视这位完全靠自我奋斗、没有任何背景的人。
想做一个创造奇迹的出头鸟，首先可能面对的就是人们不理解的目击和嘲讽的压力，但下定决心想要成功的人就应该像英国著名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一样，敢于顶住各种压力，勇于做一个冒尖的“出头鸟”。
除了人们的冷嘲热讽，做“出头鸟”也许会冒一些风险，但冒险往往是成功的开始。很多创新者、科学家，他们的成功凭的就是一个“敢”字，一种敢为“出头鸟”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不管别人如何得过且过，如何平庸，我们都不要随波逐流，要大胆地站出来，做一只勇敢的出头鸟。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不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哪个时代，最早提出新观念、发现新事物的，总是极少数人，而对于这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和新发现，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赞同甚至激烈反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每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对固定化的模式里，他们很难摆脱早已习惯了的思维框架，对于新事物新观念总有一种天生的抗拒心理。比如，哥白尼反对传统的“地心说”而提出“日心说”，主张地球绕着太阳转。这种学说首先就遭到了普通民众的反对。因为过去的“地心说”给人以稳定安全的感觉，而“日心说”却使普通民众感到惶惶不安——脚下的大地不停地转动，我们地面上的人岂不要被甩出去了吗?地球要转到哪里去呢?转动的地球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啊!但历史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正确无误的。
自古英雄多磨难。古今中外，一切创新一开始都是对抗世俗的，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如耶稣的说教与传统犹太教不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而被天主教会判处火刑；提倡“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则东躲西藏，终生不得安宁；马寅初因提出控制人口，被公开批判了几十年……
所以背叛大众需要有承担风险、接受嘲笑乃至批判和流血牺牲的心理准备。当真理不被认识的时候，它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众则处于被愚弄的位置，这是一种悲剧。
真理的发现总是伴随着排斥、责问、惩罚等磨难。
只有顶得住社会舆论的重重压力和批判，在大众无法理解甚至不断排挤的心态下坚持己见，经过或短或长的时间，这些真理必然会被慢慢传播出去，普及开来，为大众所接受，最终赢得胜利的曙光。
日本有一家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名叫大原总一郎，他曾提出一项维尼纶工业化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在公司内部遭到普遍反对。大原总一郎不屈不挠，坚持推行自己的原定计划，终于大获成功。他父亲经常对他说：“一项新事业，在十个人当中，有一两个人赞成就可以开始了；有五个人赞成时，就已经迟了一步；如果有七八个人赞成，那就太晚了。”
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提高自己独立创新的思考能力，我们必须削弱思维从众倾向，克服从众心理。
慢慢地弱化这种观念，要充分认识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道理。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本着开放的思想，不必过多地顾忌多数人的意见，不必以众人的是非为是非，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封闭、开阔思路，获得新事物新观念。
杰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发现大西洋两岸的地形非常相似，如果把它们并在一起，几乎不留什么空隙。于是在1912年，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块原始大陆，现在的各块大陆是原始大陆碎裂漂移的结果。”他的“大陆漂移说”是如此新奇，致使当时很多地质学家都认为它是荒唐可笑的。后来由于物理探测技术的发展，才使“大陆漂移说”在现代地质学中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科学家贝尔曾想：既然文字可以用导线传送，为什么声音就不能传送呢?他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几位电学界人士，谁知却遭到了冷遇。有的人一笑置之：“小伙子存此幻想，实在是因缺乏电学知识。你只要多读两本《电学入门》，就不会有导线传递音波的狂想。”有的人还挖苦嘲讽他：“电线怎能传递声音?天大的笑话……正常人的胆囊是附在肝脏上的，而你的身体却长在胆囊里，少见，实在少见!”但贝尔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经过3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神话中的“顺风耳”首次变成了现实。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发现、研究是正确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做一个“掌握真理的少数人”。相信我们置讥讽、挖苦、嘲笑于不顾，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坚持做那少数中的一员，我们最终会点燃创新的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