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王小波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对文学有益，对从事学术思想者而言，也是一副适时的清凉剂。”(朱学勤，《1998年关于：陈寅格顾准王小波》)“自由主义”不只是怀念他的人给他的封号，而是王小波始终追寻的目标，他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王小波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不是毫无力量的呐喊，这也是王小波的智慧所在。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思考没有局限，不受束缚，思考的问题不仅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社会的状况、经济的结构或哲学的问题等。王小波正是从最简单的个体出发来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合理之处，这与自由主义者所奉行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从来都只有作为分子的个人，而没有作为有机的集体。同样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类，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也没有丝毫的掩饰，他们需要什么，就表达什么，就追求什么。同样，王小波也认识到了现实的悖论，于是有了王小波关于沉默的大多数的论断，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沉默而弱势，因为弱势所以更加沉默，而今天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还是沉默的。打破沉默，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为严肃的使命，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称得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王小波的“怪”还在于他的独特的知识背景，王小波一开始学的是工科，后来念的又是社会科学，惟独没有受到中国人文学科的熏染。要理解王小波的知识背景，首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王小波于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之后去过云南农场(知青)和山东牟平(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先是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当工人，后又成为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工厂的工人。改革开放之后，王小波在人大读了四年的贸易经济商品学，1984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和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1992年辞职，开始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直至1997年4月逝世。
关于王小波的生平，有太多的可以叙述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的知识背景了。由于王小波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中国人文学科的熏陶，这使得读者在读王小波的作品的时候总有一种新鲜的体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更倾向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推崇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有很大差异。第二点可以说是王小波同时经历了新中国的成长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王小波做过知青，插过队，当过工人，同时在改革之后也念过大学，在大学教过书，还做过自由撰稿人。可以说，王小波的一生既亲历了中国从贫穷、灾害到富裕、文明的变迁；同时也经历了从低到高的各种职业。而在西方，王小波充分接受了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前者为其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与体验，后者则为其提供了思想武器。关于王小波的生平不得不说的还有他的死，为什么国内媒体非要等到作家死了以后才开始大肆宣场呢?这绝对不是王小波的悲哀，对于死者，再多再响的名声也是于事无补；而对于我们这些读王小波文字的人来说，未免会有“相见恨晚”的遗憾。
王小波的“怪”还怪在他的写作方式上。王小波追求的写作目标是有趣，他特别强调思维的乐趣，正如艾晓明在《浪漫骑士》中所指出的：王小波“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像、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这也是他要做到的，即让小说有趣，并且充满思维的智慧。为了追求有趣，王小波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写作手法，王小波写的是现代小说。对于读惯了巴尔扎克、歌德的人来说，当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作品时，大概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是王小波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的感叹。王小波的写作方式是对传统方式的一种颠覆，正如王小波自己说的：“现代小说不再是可以一目十行地往下读的了。它总是极端精美，包含了极丰富的信息，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想写小说的人害怕。”
性，一个很多中国文人侈于谈论的东西，在现代却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但是王小波谈“性”却与很多前卫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王小波有一句很出名的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这种诗的境界完全有别于卫慧等前卫作家的身体写作。例如卫慧在《上海宝贝》中的拙劣描写要么会让猎奇者充满无尽的性幻想，要么会让正人君子们恶心不已。王小波写“性”完全是出于对有趣的追求，正如他所写的：“做爱是快乐的，而且，可能还是有趣的、美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小波对“性”的态度更像弗洛伊德和劳伦斯。弗洛伊德说，性是一切美的来源。没有性而谈美是难以想像的，就像没有参差多态的景象而谈论幸福一样。而劳伦斯则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
在王小波那里，“性”只是他驾驭写作的工具。例如，在《青铜时代》里，王小波就以“性”为例来描述两种不同的世界，他说：“我想，在性的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存在着两个世界。前一个世界里有飞扬的长发，发丝下半露的酥胸，扬在半空又白又长的腿等等；后一个世界里宽宽的齿缝，扁平的乳房，蓬头垢面等等。当然，这两个世界对于马也存在，只不过前一个世界变成了美丽的栗色母马，皮毛如缎；后一个世界变成了一匹老母马，一边走一边尿。前一个世界里有茵茵的草坪，参天的古树，潺潺流动的小溪等等，后一个世界则是黄沙蔽日，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偶尔有一汪污泥浊水——简言之，是泥巴和大粪的世界。”如果把对性的描写去掉，这段话的意思仍旧完整，但损失的却是文字的张力，而且意境全无；去掉前半部分之后，这段话也就变成了泥巴和大粪。
至此，大概已经有很多人怀疑王小波的“怪”了。然而，正像王鹏令所说的那样，王小波代表的是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也可以说王小波的“怪”是凡人时代的产物，但任何时代都不能削弱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热情。王小波虽然有点怪，但总归是中国近几年来少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虽身处凡人时代，王小波对平庸的生活充满了反感，正如他在《浪漫骑士》中所说，“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人没有能够沉醉自己最精深智力思想的对象怎么能成?没有了这个，人就要沉沦得和畜生一样了。”王小波始终没有放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当拥有的批判的权利和使命，他认为：“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当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这种人叫做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太少见了。”
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王小波也同样遭遇了许多北大人现在所正在遭遇的时代困境，面对“凡人时代”的来临，北大的知识分子应当祭起什么主义的大旗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可以重新唤起北大的知识分子在这平庸的年代继续前行呢?像王小波那样祭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或许非常有道理，因为在现在的北大学生身上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崇拜，但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精髓的又有几人呢?自由主义真的能够承载起知识分子功能转变与意识复兴的重负吗?所有这些都是新时期的北大必须反思的东西。
海子与戈麦：扶柩高歌的圣徒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城外的高河查湾。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先后自印诗集《河流》、《传说》、《但是水、水》、《麦地之翁》(与西川合印)、《太阳，断头篇》、《太阳，天堂选幕》，另有长诗《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太阳，天堂合唱》，1988年写出仪式诗剧三部曲之一《弑》。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