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到成都已经好几天了，可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感动与感激之中。
最早《班主任》杂志社提出要为我搞一个纪念从教三十周的活动时，我怕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又添上一个炒作。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雷局长也提出要给我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也是有顾虑的。但后来《班主任》杂志社赵福江社长说，这样的活动只是以我从教三十周年为由头而研讨一下教师成长的话题。我说，那我就提两个条件，一是不用“教育家”的称呼，二是不收会务费。赵社长说，没问题。于是，便开始筹划这次研讨会。雷局长说，这个会在成都开比较好，毕竟我是成都的教师。但后来经过商量，决定两家联合举办，研讨会还是在北京召开，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要求不提“教育家”，不是我自作多情，或故作谦虚。现在在外面讲学，我常常被“教育家”，尽管说者没有恶意，但我听着不舒服。我多次写文章声明我不是教育家，还特别说“这不是因为虚心，而是心虚”。类似的纪念活动，对主人公往往会有溢美之词，“教育家”之类的标签很难不贴到我的脸上。所以我得事先打个招呼。我要求研讨会不能收费，是因为这是以我的名义开的会，必须杜绝所有商业气息，保证会议纯正的学术味道。后来有出版社知道后给我联系想在会议期间销售我的著作，我也拒绝了，原因也是如此。
非常感谢《班主任》杂志社对我的理解。赵社长想办法筹到了一笔经费，还说虽然是和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但因为这个会是在北京开，那经费就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全部承担了，不要武侯区教育局出一分钱。后来，不但所有与会专家的所有费用，而且雷局长和我，还有我校何书记，包括我校教师代表的往返机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都由《班主任》杂志全包了。
赵社长说：“我们就把这次会议做成一次纯公益的活动，就是很单纯地以你从教三十周年这个时间为契机开一个研讨会，探索优秀班主任成长的途径与方式。”说实话，至少在我的视野中，具有如此真诚的公益情怀的教育媒体人并不多见。后来会议成功举办，证明公益的目的是达到了。
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希望参会人数太多，因为如果来的人太多，对于不收费的会议来说经济负担就会比较重。原来的会期是在周末，后来改为工作日的周四周五，这样估计有的一线老师就不能来，人数可以控制在一百人以内。赵社长同意我的想法，他说：“我们就搞一个几十个人的沙龙式的研讨，每个人发言可以比较充分。”但没想到，即使不是周末，报名参会的老师也越来越多，突破一百人之后，我就不安了，给赵社长说不要再接受报名了。但尽管一再控制，可依然来了四百多人。赵社长不得不另选会址，在京民大厦租了一个可以容纳五百人的会场。
筹备会议期间在和赵社长聊到请专家时，我说不用请那么多的专家，虽然我非常尊敬他们，但他们都很忙，不必为了我而惊动这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还担心请专家多了，弄得很张扬，这样我会不好意思。但是，我说：“两位姓朱的老师一定要请。一位是朱永新老师，一位是朱小蔓老师。”朱永新老师是我的导师，对我非常了解，对我事业的支持也很大。朱小蔓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多年来我读她的书，还曾和她一起去朝拜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的墓地，应该说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给两位老师打电话恭请他们出席研讨会时，他们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朱小蔓老师还说：“我一定要发言的。”朱永新老师特别忙，但他很认真地记下了会议日期，说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他一定参加。
临近开会的前几天，朱永新老师给我发来了他的发言稿，有五千多字。开会的那天早晨，他又将修改的稿子发给我，说“以此稿为准”，其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感动。在发言中，朱老师说：“我一直非常重视今天的座谈会，早早地把今天的日子留着，所有的活动为这个日子让路。因为，这个日子具有特别的意义。30年前，包括镇西在内的77、78届大学生，毕业以后，正式走进了大中小学的校园，开始了他们的教师生涯。我本人，今年也是从教30周年。所以，我把今天的座谈会视为我们那一代人开的一个从教30年的座谈会，视为对那个时代的敬意和怀念。”他还说：“镇西是我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他曾经跟随我读博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我是先做了他的学生，却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结尾，他依然真诚地说：“虽然他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是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师和弟兄。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应该是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我再次感到了朱永新老师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而这，正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超过知识的更重要的东西。
朱小蔓老师发言非常打动人心。她说，平时有些纯属捧场的会她是不参加的，但今天她一定要来，因为这不只关系着李镇西，也关系着无数班主任的成长。为了参加这次会，为了发好言，她阅读了我的许多文字，包括著作和文章。她早早就写好了发言稿，题目是“孩子和学校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班主任？——李镇西从班主任走向教育家的奥秘”，尽管副标题中有“教育家”三个字，但朱小蔓老师通篇发言的重点都是班主任如何能够走向教育家。她一个小时的发言，没有就事论事地说李镇西，而是充满忧虑更富有思考地剖析了教育的现状和教师的成长。她的思考很有理论高度，但语言却平易朴素，且充满感情。当然，朱小蔓老师对我是了解和理解的，她说：“镇西特别崇拜乌克兰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我俩有幸一起出席苏氏九十年诞辰纪念，一起考察帕夫雷什中学。他特别欣赏苏氏的一段话：‘如果主要教育者只是教育别人怎样教育而不直接接触孩子，他就不再是一个教育者了。’所以他总提醒自己不要疏远教学而‘行政化’起来，过去善于感动的心，变得不那么敏感。他提醒自己不能只想那些诸如‘发展模式’‘社会品牌’‘打造名校’等大念头，而忽略了每天在校园里所见到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镇西的语文课也教得好，他做班主任、做校长的才华、魅力与他的语文教学水平高、人文素养好有关。他的教育家成长之路完完全全根基于、得益于他的班主任工作，得益于永远和孩子在一起。”最后，她说：“三十年，李镇西怀抱理想和激情在他可以有所作为的小环境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通向更好的教育的可能，归结起来，教育者的民主精神、人道主义情怀，直接接触学生与教师，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行走，不辱使命。它雄辩地证明，教师的道德成长、专业成长只能在职场，教师的幸福源泉在学生。这是总结李镇西老师成长经验再一次给我们的重要启发。”
雷局长的发言，主要是从局长的角度谈他是如何为我创造条件圆我的教育梦想的。说到六年前请我出任校长，他说：“当时我们就坚信，武侯区教育局的这一用人决策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镇西的优良品质和教育精神。六年来，镇西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刻，理论著述越来越丰富，学术活动越来越广泛，他的教育事迹在全国各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行的认可和敬佩。六年来，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同事到朋友，他的成功着实令我们感到高兴和欣慰。”雷局长在讲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放电影似的浮现出六年来他对我的支持。我曾经公开在学校教工大会上说：“在我来武侯区之前，我和雷局长没有任何的私人关系，他知道我，但我对他是素不相识。我俩纯粹是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的。这是我最自豪的一点。”我体会特别深的是，武侯区教育局对我思想的认同和对我个性的宽容。当时我的确有机会去苏州，去上海，去珠海，后来还有机会去北京，但我可以这样肯定地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在成都市武侯区享有的自由。
让我感动的，还有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吴正宪老师，在这个“大师”称呼泛滥的时代，我却认为吴正宪老师是真正的大师级的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本来，她在小学，我在中学，她教数学，我教语文，似乎互不关联，但是因为我们都崇敬苏霍姆林斯基，我们便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吴老师在发言中，称我为“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践行者”，对此我认可，但我想，吴老师何尝不是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践行者呢？她对孩子的爱，她充满人性的课堂，无不让人想到苏霍姆林斯基。去年12月在哈尔滨，我听了吴老师一堂数学课，下课时许多孩子都流泪了，都舍不得吴老师。今天，吴老师拿来了她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她翻开其中一页，里面引用了我在《爱心与教育》中的一段话。这让我惊讶，十多年前，我和吴老师对教育就有着许多共同的理解，这也是我们都热爱并愿意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重要原因。
湖北教育专家蒋自立的发言，也对我予以高度的评价，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而来自蒋老师的这种鼓励，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已经是名满四方的名师了。我读到他不少教育文章，便给他写信求教各种教育难题。蒋老师给我一封封回信，鼓励我不懈努力。后来，正是在蒋老师的帮助下，有了我的第一次面向全国的讲学。今天看到蒋老师谈到我的成长时激情依然，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大会发言的还有我校教师代表刘朝升老师，我的徒弟代表郭文红老师以及我25年前教毕业的学生荣建。我知道，为了这次会议，他们也付出了很多。我感谢他们！
我还要发自内心地感谢来参会的北京老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赵福江社长说这是我的“号召力”，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和所有前来开会老师都有着共同的教育情怀，是理想把我们聚到了一起。“李镇西教育研究会”的老师们专程为我写了两首诗，他们本来打算在我发言完毕后上台朗诵的，但我觉得这样太张扬，便谢绝了。我实在不希望这次研讨会有一丝“个人崇拜”的色彩。但是，当他们向我献上鲜花时，我接受了，因为我接过的是他们对我真诚的尊敬。会议期间，不断有老师请我签名，请我合影，我都一一满足。那时候，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我何德何能，能够享受这明星般的待遇？我很清醒，李镇西个人算不了什么，老师们对我的尊重，其实是对我教育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理想与情感的尊重，是对教育的致敬。
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表达我的崇敬，那就是贺延光先生。开会前一天，这位我大学时代就特别崇敬的“四五运动”的英雄到我酒店来看我，我真是受宠若惊。我冒昧地提出请他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他拍人物从不摆拍，也不拍静止的肖像，说明天上午我做报告时他到会场来拍。于是，开会那一天我在台上激情发言，他在下面不停地给我拍照，一直忙了半天。赵社长说：“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家专程来给你拍照，全国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呢！你太牛啦！”
第二天的小型座谈会，北京部分优秀班主任和我交流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真正的沙龙，因为有坦诚的碰撞。围绕“这个时代是不是产生教育家的时代”，我和在座的一位博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感谢北京的老师们，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富有思想魅力的沙龙。
要感谢的人太多。那天我的发言特别提到我成长路上的许多“贵人”。其实，这次与会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我的“贵人”。我感到这次研讨会的分寸把握得比较好，没有对我过分地拔高，更没有无聊的吹捧，更多的是探索班主任如何成长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但是，毕竟大家是为我而来的，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鼓舞。这份鼓励和鼓舞，将激励着我继续自己的教育之旅，但愿我还能够有更多的成长与收获，以报答三十年来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人！
——我向你们深深地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