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线待了三个星期后，英国独立工党派来了别动队，有二三十人，抵达阿尔库比尔；为了让前线的英国人凑在一块儿，我和威廉姆斯奉命去和他们会合。我们的新阵地位于西边几英里外的奥斯库罗山，萨拉戈萨就在视野之内。
阵地位于锯齿状的石灰岩上，掩体水平地挖进了崖壁里，就像崖砂燕的窝。掩体挖得很深，里面一片漆黑，而且挖得很矮，就算是跪着也无法钻进去，更别说站着。站在制高点，在我们的左边是另外两处马联工党的阵地，其中一处是前线每个男人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三个负责伙食的女民兵。她们谈不上漂亮，但这个阵地仍得禁止其他部队入内。在我们右方五百码处是加联社党的阵地，就座落在阿尔库比尔大道的拐弯处。就在这里这条路在不同的势力间易手。晚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后勤卡车亮着车灯从阿尔库比尔一路蜿蜒地开过来，与此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法西斯军队的后勤卡车从萨拉戈萨开出来。你可以看到西南边十二英里处的萨拉戈萨——一条细长的光带，就像一艘轮船亮了灯的舷窗。从1936年8月至今，政府军一直觊觎这个地方，但迟迟无法将其攻下。
我们队伍有三十名士兵，包括一个西班牙人（就是威廉姆斯的妻舅拉蒙），还有十二名西班牙机关枪手。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两个士兵惹人讨厌——众所周知，战争总会引来一些渣滓——但除此之外，英国人无论是从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上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士兵。或许最优秀的士兵是鲍勃·斯迈尔利——他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矿工领袖——后来他在瓦伦西亚蒙冤遇害。尽管语言上有障碍，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总是相处得很愉快，这就足以证明西班牙人的性格。我们发现所有西班牙人都会两句英语。一句是“OK，宝贝”，另一句是巴塞罗那的妓女们勾搭英国水手时说的一个词，恐怕排字师傅不会把这个词印出来。
这里的前线阵地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零星的枪声，偶尔法西斯军队会以迫击炮轰击我们阵地，大家都跑到最上面的战壕看迫击炮弹炸到了哪座山头。在这里敌人离我们要近一些，距离大约在三四百码左右。敌军最近的阵地正好在我们阵地对面，布设了机关枪射击孔，老是引诱我们浪费子弹瞎打一气。法西斯军队不屑于用步枪射击，只要他们看到这边有人暴露身影，就会以机关枪精准地进行扫射。但是大概过了十天我们才有一人负伤。对面的敌军是西班牙人，但根据逃兵提供的情报，里面有几个德国军士。以前还有摩尔人——可怜的家伙，他们一定感受到了严寒的滋味！[6]——因为在无人区有一具摩尔人的尸体，混在西班牙人的尸首里特别显眼。在我们左方一两英里处阵地就到头了，那里是一片低平的开阔地，树木长得很密，属于两不管地带。我军和法西斯军队经常白天到那里巡逻。我们巡逻时就像童子军巡逻一样，好玩得很。那些法西斯巡逻队总是在我的视野几百码之外。趴在地上匍匐前进一大段距离，你可以深入法西斯军队的阵线，甚至可以看到那座飘扬着君主制旗帜的农舍，那里就是这个战区法西斯军队的指挥部。时不时我们会朝房子开上几枪，然后赶在敌人的机关枪找到我们的位置之前就躲起来。我原本指望能打破几扇窗户，但房子大约距离我们有八百米之远，靠我们那几把破枪，你连房子都不一定能打到。
天气总是晴朗冷冽，有时中午会阳光普照，但总是冷得要命。在山坡上你会发现番红花或莺尾花的嫩芽破土而出。显然，春天来了，但来得非常慢。晚上比以前更冷。凌晨交班后我们总是把做饭后留下的火堆扒开，然后站在火红的余烬上。虽然这样很糟蹋靴子，但双脚很舒服。不过，黎明时分群山之巅的风景为彻夜未眠的人带来了些许补偿。我讨厌山，就算是看风景也不喜欢，但有时候黎明在我们身后的山峰上突然降临，第一缕金光如利剑般刺穿黑暗，然后金光和深红色的云海渐渐延展开去，直到不可思议的距离。虽然你一晚上没有睡觉，虽然你的双腿膝盖以下已经毫无知觉，虽然你闷闷不乐地想到还要再等上三个小时才有饭吃，但你仍觉得那一幕风景不容错过。在打仗的这段时间我见过的黎明比我除此之外的人生中见过的加起来都多——或许比我今后的余生中将要见到的也要多吧，希望是如此。
我们这里人手紧缺，这意味着站岗的时间更久，身体更加疲惫。虽然战事平静，但我开始苦于睡眠不足。除了守住岗位和巡逻之外，晚上总是会响起警报，需要等候命令。而且在地洞里你的双脚被冻得疼死了，根本无法安睡。在前线的头三四个月里，我想大概得有十几天我在二十四小时内没睡过觉，而能睡一整晚的机会不超过十次，一星期只睡二三十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缺睡的后果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变得非常迟钝，上山下山没有变简单，反而变难了，但我感觉还蛮好的，就是老是肚子饿——天哪，真的好饿！什么食物我都觉得好吃，连每个人在西班牙吃到一见就烦的扁豆我也觉得好吃极了。我们喝的水是用骡子或饱受折磨的毛驴从几英里外驮来的。不知道为什么，阿拉贡的农民对骡子很好，却对驴子极其恶劣。如果一头驴子不肯走了，他们会经常踢它的睾丸。蜡烛没得发了，火柴越来越紧缺。那些西班牙人教我们怎么用炼乳罐子、弹壳和破布做橄榄油灯。虽然橄榄油不多，但如果你有的话，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帮助点火。橄榄油灯总是半明半灭，而且老是冒烟，光亮只有蜡烛的四分之一，勉强可以借光找到你的步枪。
真正打起仗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我们离开波塞罗山时我清点了一下子弹，发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我只朝敌人开过三枪。他们说一千发子弹才能打死一个敌人，照这样算起来得等上二十年我才能杀死第一个法西斯分子。在奥斯库罗山敌我的阵地更加接近，我们开枪的频率更加频繁，但我确信没有打中任何一人。事实上，此时此地真正的武器不是步枪，而是高音喇叭。你杀不了敌人，你就只能朝他们喊话。这种作战方式匪夷所思，需要解释一下。
当敌我阵地的距离只有一嗓之隔时，双方的士兵总是躲在战壕里朝对方喊话。我们这边会喊：“法西斯势力都是纸老虎！”而法西斯军队那边会喊：“西班牙万岁！弗朗哥万岁！”——而当他们知道对面有英国人时，他们就会喊：“英国佬滚回去！我们这里不欢迎老外！”政府军这边，民兵们的宣传攻势是为了瓦解敌人的士气，这已经发展出一套固定的技巧。守在合适位置的士兵，通常都是那些机关枪手，会奉命执行喊话的任务，还配备了高音喇叭。基本上喊话的内容就是同样的话，都是在宣传革命理想，向法西斯士兵解释他们是在助纣为虐，为国际资本主义卖命，提醒他们自己正在与阶级同志为敌，等等等等，还规劝他们弃暗投明。这些话总是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换人，有时整整一个晚上喊话从不间断。毫无疑问，这么做是有效果的。有的法西斯逃兵就是听了我们的宣传而跑过来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某个可怜的家伙正在站岗——很有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被强行征召入伍——他正守在岗位上，快被冻僵了，而“不要与你的同志为敌”的口号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他一定会心有感触，或许让他在逃与不逃的两个选择间徘徊。当然，这种情况不符合英国式的战争理念。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宣传攻势时，我承认我是觉得非常诧异愤慨的。他们居然不去想怎么开枪打死敌人，而是怎么策反敌人！现在我觉得无论从什么方面考虑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策略。普通的战壕作战如果没有炮火支援，对敌人发动进攻只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如果你能让一部分敌人军心动摇，让他们当逃兵，那不是更好吗？逃兵可比尸体更有用，因为他们能提供情报。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赞成这一作战策略。这让我们觉得西班牙人视战争有如儿戏。在我们右边加联社党的阵地上喊口令的那个士兵喊话很有艺术。有时候他不会空喊革命口号，而是告诉那些法西斯士兵我们的伙食要比他们的好得多。他在讲述政府军的伙食时，总是会平添几分虚构。“面包加黄油哦！”——你会听到他的叫喊声在空荡荡的山谷间回荡——“我们正坐下来吃面包加黄油哦！多么美味可口的面包加黄油哦！”我相信和我们一样，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黄油了，但在严寒彻骨的夜晚听到有面包加黄油或许会让许多法西斯士兵垂涎三尺。连我都忍不住流口水了，虽然我知道他其实是在骗人。
二月份的一天，我们见到一架法西斯战机正朝我们飞来。和往常一样，我们的机关枪手在开阔地架设了一挺机关枪，枪口朝天，每个人都躺在那儿瞄准目标。我们这几座互不相连的阵地不值得轰炸，通常那几架法西斯的战机在飞越我们阵地时会绕开躲避机关枪的扫射。这一次那架战机径直飞了过来，但飞得很高，不值得开枪射击。它没有投下炸弹，而是洒下一些白色亮晶晶的东西，在空中不停地翻转着。有几份飘到我们的阵地上，那些是法西斯报纸《阿拉贡先驱报》，宣告马拉加失陷的消息。
当晚法西斯部队发动了进攻，但以失败告终。当时我正要回掩体里，已经半睡半醒了，这时头顶上掠过一梭梭子弹。有人朝掩体高喊着：“敌人进攻了！”我抓起步枪，匍匐着爬到阵地顶部自己的岗位那里，旁边就是机关枪。天色一片漆黑，枪声非常可怕。我想有五挺机关枪在对我们疯狂扫射，而且法西斯部队从自己的阵地上朝这边疯狂地投掷手榴弹，引发了沉重的爆炸。周围一片漆黑。在我们左方的山谷里，我看到几支步枪闪烁着绿光，有一小撮法西斯军队，或许是侦察队，正想从旁边包抄。在漆黑一片中，子弹嗖嗖嗖地从我们身边掠过。几颗炮弹呼啸而来，但并没有落在我们周围（这场仗老是这样），大部分炮弹都是哑弹。当我们后面山头又一门机关枪开火的时候，我真的吓得魂飞魄散——事实上，那挺机关枪是来支援我们的，但当时似乎我们被前后夹攻了。突然我们那挺机关枪卡壳了，原因是那些劣质的子弹堵住了枪管，漆黑中我们找不到推弹杆。显然，我们只能坐以待毙。那几个机枪手不屑于找掩护躲藏，事实上他们还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于是我只能学他们那样。虽然这只是一次小突袭，但整段经历非常有趣。那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与敌人交火。而让我觉得羞耻的是，我发现自己吓得快没命了。我发现人在密集火力之下感觉总是一样的——与其说你是在害怕会被打中，不如说你是因为不知道哪个部位会被打中而害怕。那一瞬间你心里充满了疑惑，不知道子弹会打中哪里，整个身体变得特别敏感和别扭。
过了一两个小时，火力减弱了下来，然后渐渐平息。我们只有一名战友中枪。法西斯军队在无人区架设了几挺机枪，但他们仍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并没有试图强攻我们的工事。事实上，他们没有发动进攻，只是在浪费子弹，发出点声响庆祝攻占马拉加。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我学会了不去相信报纸上宣传的战情报道。过了一两天，报纸和电台报道说敌人以骑兵和坦克（开上垂直的山坡！）发动了猛烈进攻，被勇敢的英国士兵击退了。
我们都认为法西斯军队所说的马拉加沦陷纯属谎言，但第二天传来了更加令人信服的传闻。一两天后，我军正式承认此事。整件事不光彩的真相渐渐揭晓——马拉加的守军在没有开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撤退了，意大利军队的怒火没能发泄到临阵脱逃的守军上，于是拿可怜的平民开刀，有的平民被追击上百英里，最后死在机关枪扫射下。消息令整个前线的将士感到心寒，无论真相到底是什么，民兵组织上上下下都认定马拉加的沦陷是因为有人叛变革命。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叛变革命或目标分歧。我开始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怀疑，而在此之前，是非对错似乎黑白分明，非常美妙。
二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奥斯库罗山，连同这一区全部马联工党的部队参加韦斯卡围城战。我们乘坐卡车在冬日的平原行驶了五十公里，葡萄藤还没有发芽，冬麦刚从地里破土而出。从我们的新战壕望去，四公里外的韦斯卡看上去就像一座闪烁着光亮的玩具城堡。几个月前攻下希塔莫的时候，指挥政府军的司令员夸下海口：“明天我们就在韦斯卡喝咖啡。”结果他错了。经过几波伤亡惨重的进攻，韦斯卡仍然无法拿下。“明天我们就在韦斯卡喝咖啡”成了全军上下盛传的一则笑话。如果我能再回西班牙，我一定会去韦斯卡喝一杯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