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半分园
约在两年前，我第一次进北京，便去城西一片楼群的深处，拜访前辈诗人吕剑先生。
虽是初晤，但我并未感到陌生或忐忑，诗人也恰如平日的想象：完全是一位朴厚、慈蔼的温厚长者。柔和的面部轮廓，满含笑意的真诚的目光，只是黑发却已显得稀疏了……这使我想到岁月的艰辛。
诗人很高兴，引我去他小小的工作室（也是客室），叫来热情的宗珏先生向客人介绍，自己则忙着去沏茶：迈的是舒缓的老年人的步伐，脚上是一双老人们穿的中式黑棉鞋……
初识吕剑，当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吧。因为爱诗，我遂在三大册的《新诗选》中精选十数首，其中便有吕剑写于40年代的《创造》。但当时吸引我的乃是这首小诗的玲珑、新鲜和蕴含的生存哲理，对作者则是一无所知。随后即在《诗刊》读到了他复出后的诗作《一觉》《回答》和《笑容》，深深的激情和酣畅的节奏引发我心灵的震颤。在一种渴望交谈的冲动中，我发出了给诗人的第一封信。
现在坐在诗人的家里，柔和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洁净光亮的写字台上，一东一西两架书橱默默地陪着主人。四壁皆白，唯写字台左侧墙上悬一幅工整的小楷，是诗人自己的手笔。我想，诗人的书斋“半分园”虽小，却是一块绿洲，进入晚年之后，我们的诗人还能艰难而又快乐地耕耘、播种和收获吧？
诗人并没有讲述他个人的遭际，却满面微笑地提起了刚刚开过的一次作协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的气氛不错，似乎预示着文学事业或将开始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不由想到眼前这位老人青壮时期的风采，同时也想到他与祖国一起受难的岁月，想到他二十年间如何遭逢网罗、如何被发配塞上，又如何在狂热却又严寒的日子里被摔断了琴弦，默默地忍受着难言的孤独。从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上半年间，吕剑是兴奋而勤奋的，诗人前期任职于《人民文学》，1956年秋冬，又参与筹备《诗刊》。这期间他南下江汉，北上内蒙古，出版、编订了五本诗集。假若这种天朗气清的日子能保持得更为长久一些，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诗人又该会呈现出多少崭新的风貌！
然而正如诗人二十年后自己所说：“阳谋”既来，百花其萎。《诗刊》既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多事的地球，一个与民族共忧患的诗人又如何能超然物外？终于在愈喊愈高的“反右”声中，吕剑与艾青便一起被免去“编委”之职，然后“发配”。艾青去北大荒，吕剑去塞上……当我提到这些痛苦的往事时，内心是沉重的。这并非仅仅是替诗人抱不平，个人的荣辱得失是次要的，国家与民族的顿挫、伤痕却刻骨铭心。如何让我们多难的民族彻底挣脱旧的枷锁？如何让我们的人民满怀青春地走向世界？又如何让我们的诗真正成其为“诗”？正如诗人说的：“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并且不要再那么轻易地忘记！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诗的好名声。”我们多么需要诗人的勇敢和真诚啊！
相信二十年决没有白过，
不能只看经历了多少顿挫。
额上增添了几重沉思的皱纹，
因袭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几座。
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吕剑依然年轻，依然富有青春的活力。岁月转瞬即逝，生命之树常青。从北京归来，即在《人民日报》八版的一角读到了他的《夸父》。诗乃“有感而作”。吕剑将神话中的夸父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希望重新塑造，夸父并没有弃杖而死，而是追上了太阳，血肉化为新的太阳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我们伟大民族和人民的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象征。作者是富有社会感的，《夸父》当然也不是为诗而诗的产物，诗人后来反问：“倘不是活于今日，受到某种新的启示，我能出现这种构思吗？它也多少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了某种时代色彩吧？”
其实先此几年，吕剑就与艾青一起“归来”了。艾青把包括《光的赞歌》在内的几十首生命换来的诗编集为《归来的歌》；吕剑则在短短三年内写出了总数超过1949—1957年间的诗作，连同以前之作，编选出版了《吕剑诗集》，还写了许多颇有锋芒的杂文，与另外一些抒情散文一起汇成《一剑集》出版。吕剑并非武士，但这些杂文锋芒之利，议论之精深却可以振聋发聩。和他此时的诗一样，诗人由50年代“幻美”的抒情一转而为对现实和历史沉痛而深入的反思。我感到吕剑二十年的岁月的确没有“浪费”，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富有社会意义，对时代、对读者最富有反思价值的作品！
而且，就在这次倾谈之后，诗人飞越地球上最高的大山，来到了热情却又受着战争威胁的巴基斯坦，之后又去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在异国的土地上，诗人当然难免祖国之思，但一个胸襟阔大的诗人是能够爱祖国也爱人类的，吕剑又一次触发灵感，抒写了超越一己、更为广阔深厚的情怀：
四海皆属兄弟，
爱情无不相同，
纵然远隔千山万水，
人民总是命运相通。
在初稿于伊斯兰堡、定稿于加德满都的《邻居》一诗中，当叙述了村中人亲密、友好的往来之后，诗人写道：
地球应当像是一个村子
不过住着百多户人家，
家家都能鸡犬相闻，
彼此都应肝胆相照。
是啊，地球应当像是一个村子。
《邻居》表达了诗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这首诗正好可以献给“国际和平年”。
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诗人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从而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了呢？或者说，它本来就是诗人爱心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表现？
浓香的热茶温暖着身子，窗外的太阳渐渐当头，所喜并没有别人来打断我们的倾谈。吕剑先生出语温和、轻松，普通话里仍时时夹带某些莱芜口音。莱芜是古时齐鲁之间的缓冲地带，吕剑的家乡正在长勺之战的故地。记忆犹如扎在地下的草根，此时又吐出缕缕青绿，诗人谈起他儿时攀过齐长城之侧的青石关去博山读书的往事，语调里充满温馨。后来初中毕业，诗人终于走出贫瘠的故土，告别终年劳累辗转于泥色之梦的父母兄弟，来到济南当话务员。但当卢沟桥的枪声惊破了中国迷乱的梦境，翩翩少年便拔剑而起，踏上了流亡抗敌的人生大道。读着新老诗人讴歌神圣战争的诗章，吕剑也开始了自己的吟唱。一首《大队人马回来了》使众人频频注目这位青年诗人，正在流亡道上颠沛流离的李广田在《新华日报》上读了这首诗，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觉得“甚可读”。
从那以后，他或者以诗当剑，或者刻写故乡人的劳苦与坚毅，或者预言民族解放的欢欣，最后用诗迎来了共和国的建立。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足迹清晰而又沉重。当诗人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在起伏的该是一种怎样的波澜呢？
我还记得那天午餐时的情景。大家都坐下了，吕剑却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从客厅拿过客人带来的“莱芜煎饼”，一一分给在座的亲朋，自己更是嚼得津津有味，像朝晖一样温煦的脸上现出隐隐的幸福感。我想：小米煎饼的香甜，大概也只有赤子之心能够品味得出吧？
在恋恋不舍中离开“半分园”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但那天的阳光异常饱满，西北风也并不寒冽刺骨。我轻松地走在北京的大道上，心里设想着再度的造访也许并不遥远。
那正是牛年春节期间，大年初二，吕剑先生已满六十六岁了。
1987年9月于泰山
附记：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初访半分园》应当算是旧作了。
但是文中所述的初次拜访吕剑先生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清晰得很。那是1985年春节，我首次进京，心头洋溢的始终是有点近乎神秘的激动。在走街串巷，领略着早在梦里就觉得温馨的京华风情之余，我造访了已经六十六岁的吕剑先生。记得诗人听到故乡的消息时，似乎一时年轻了许多呢！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又一次拜望了吕老。而这次相见，却是在积水潭医院的病房里，我生怕过多的谈话使诗人疲劳，稍待片刻即匆匆告退。第二天与牛汉先生谈到吕剑，他颇多感慨，对吕剑的病况很为关切，说要抽时间去看看吕剑，并建议他写一点回忆录……
现在，诗人听说《探海石》创刊，深为故乡文学的发展高兴。《晨雾》是刚刚寄来的极富乡土情趣的抒情诗，诗人自己说：“这是一幅淡淡的素描，我是想讴歌春天的到来，以及对于生活的爱……”而今年吕剑将步入古稀高龄，让诗人的作品与故乡父老相见，应当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同时，我把这篇旧作拿出来遥祝老人家长寿，而七十岁的诗人吕剑先生，相信在新的春天里，一定会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章吧。“大雨大雾之后，必有一个好晴”，为此，我为诗人祈祷。
1989年4月5日补记于济南山东师大
半分园主人的友情诗
人在旅途，乐多嘉友。陶潜有诗：“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身先醉，不在接杯酒。”“嘉友”，当然既非浮云阵雨式的泛泛之交，更非四海奔驰的名利之徒，而应是可以鉴得失、去恶疾、知冷暖的莫逆。或者如当代诗人吕剑在《故人》一诗中所云，是在风雨如晦的逆境中“来扣我们的门，走进我们窄而霉的屋子，坐到我们的床沿上，把温暖的手递给我们，亲近我们幼小的一代，并饮上我们一杯开水”的刚正高洁之士。
的确，对于身寄京华，终年在小小“半分园”播种韭豆和诗章的吕剑先生来说，风雨中结下的友情是难得的、珍贵的。他感受过不少这样的友情，同时他自己又常给风雨中的友人送去灯盏一样的情谊。
癸酉正月，我又一次来到老诗人家中，又有了一次愉快的长谈。吕剑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你知道吗？艾青的文集印出来了，有五大卷呢！”说着从书柜里取出老朋友题赠的五大本书，一卷一卷地给我翻看书中的照片，其乐融融的表情里有对老朋友由衷的祝贺和关心。我不知吕剑和艾青何时相识，却知道他们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共同的遭遇和困境中成为知交的。当艾青在春寒料峭之季带着眼疾暂回北京治疗时，一些所谓的老友只以装聋作哑印证了“多病故人疏”那句老话，而另一些人却冒着许多难以逆料的风险登门造访。吕剑就是在此时和艾青“重逢”的，吕剑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有人说，‘久别重逢’，一定欢欣若狂。但奇怪，我这时的感情却并没有人们通常所应有的那么激动，我看艾青大概和我也差不多。或许，历尽沧桑，感情变得有些粗糙了吧？或许，人生若梦，重逢也不过如此吧。因此，我们一握一抱则有之，但热泪沾巾则未有。”不过，在这平静的相逢中，彼此的友情却暗暗地升华为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当艾青《归来的歌》即将出版时，吕剑欣然提笔，先有《艾青〈归来的歌〉书后》为诗集压卷，继而又撰文《写于〈艾青《归来的歌》书后〉之后》，对艾青一生作出了深情却又理性的评价。他说：“艾青没有虚掷年华，他的精神境界就是从这二十年的忧患、炼狱中得到升华的。他经受了考验，老而弥壮。”我想，若是没有彼此深厚的情谊作依托，又怎能发出这样的知音之论？后来吕剑还写过一首《寄艾青》的五言诗，表达对这位老友的祷祝：
长沙赋鵩鸟，世人重贾生。
迁客半为鬼，唯公尚崚嶒。
归来头犹在，两鬓半星星。
喜公如姜桂，文章老更成。
风骨何矫矫，诗坛推典型。
四凶今既灭，气运逐日兴。
合当重抖擞，振笔走雷霆。
也许是巧合，这次和吕剑先生所谈，大都围绕他与友人的交往。他说最近牛汉老友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通信，已抄出来寄给《随笔》杂志，同时又给《诗刊》寄去一首题为《雪访》的抒情诗。《雪访》底稿尚在，我有幸先睹。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复沓的调子，反复渲染一种相互交织着的心境：一方面诗人忧虑着那些因大雪压顶而可能倾折的竹林，另一方面则是访友不遇带来的惆怅和忧思。令人欣慰的是，大雪虽猛，坚韧的竹枝却依旧修然挺立，而且“青松挂雪，长枝低垂，雪朵徐坠，风来轻盈。突见雪光中一枝寒梅初绽，水晶世界中透出一点新红”。伴随着雪景的喜人，诗人也精神振作，寄语朋友：
我本来和你相约，和你相约，
明年远行，等到冰化雪消，
明年远行，等到柳绿花明。
不，且快打点行装，且快趁此兴浓，
向远山，向广原，向大海，
迢迢万里待征，首首新诗待成。
吕剑先生还向我“透露”了《雪访》一诗的“本事”：1980年冬天，他和老友、诗人陈次园结伴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宿舍寻访诗友邵燕祥。但人未找到，诗意却自心底萌发，两年之后，待到这友情已发酵成浓浓的酒浆时，《雪访》也遂告完工了。
像古代许多重视友情的诗人一样，吕剑写过不少赠答朋友的诗作。不过，他的友情诗并不是抽象地申述“友情”的哲理内涵，而只注重与知友相处相得的那种从容平淡的过程。陶潜另一句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想此中境界，大约就是半分园主人所殷殷以求的吧？
吕剑和牛汉的通信不久就发表了，牛汉在致吕剑的信中说：“我常常在心里祝愿你长寿”，“真希望你在体力可以支持的情况下，能写点散文、杂文之类，有时候写作也能强化人的精神，使生命得到解脱和升华，千万不能辜负了朋友们对你的期望……”其语谆谆，十分感人。在这次通信中，两人除互致慰问外，主要谈了散文写作的问题。由牛汉，吕剑又谈到了老诗人苏金伞。十年内乱结束后，苏金伞来到北京，特别造访了吕剑，二十多年不见，一见之下，其感慨可知。那次一同相见共饮的还有另一位老友荒芜，也是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他的“纸璧斋”和吕剑当时的东城寓所“小宜斋”相距很近，时相过从。而苏金伞曾向人表示，他“在北京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牛汉，一个是吕剑”。他们这种交谊，不仅在于艺术上的互相欣赏，恐怕主要还在于真理上的同道，而且命运与共、肝胆相照而又始终不渝吧？事后吕剑赠给苏金伞一诗，诗曰：“廿年断音问，传言频惊心。或云君已殁，或云祸相寻。欲访山风急，欲探河水深。孰料忽相逢，恍隔阳与阴。惊定更审视，欲语难为音。会面诚不易，良宵值万金。有杯莫停举，洒泪共沾襟。幸君尚善饭，气骨尤岑嵚。晨鸡催残夜，起舞动高吟。”
吕剑还有一首《感遇》，是写给新文学史家李何林的。此诗淋漓酣畅，感慨亦深：
我有同心友，结交三十春。
十春或一见，一见倍情亲。
不因某负俗，轻之如路尘。
不因某迍邅，避之以保身。
视彼下石者，感慨难具论。
谁谓鲍管交，于今无与伦。
吕剑还在给我的信中进一步申述过他与李的交情：“我与李公何林，1944年订交于昆明，情深谊厚，直至其去世，几十年如一日。不论分处两地，还是同居一城。当我带上右派帽子，下放塞上劳动改造，或在‘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挨批斗，他都不避风险和嫌疑，来北京东城看我的家，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故人》一诗就是写给他的，可惜当它发表时，他已去世，看不到了。”言下不胜怅惜。
我从吕剑这封信中，仿佛看到了人世间一种美丽情感的静静升华。
这次访谈，恰好是正月十五日，窗外春阳明媚，室内暖意融融。老诗人忆旧说新，谈兴甚高。在我要离开半分园时，吕剑先生突然对我说：“你也去见见邵燕祥吧！”
果然，第三天，我就来到了虎坊桥作协宿舍。不过和吕剑先生那次寻访不同，我很容易地找到了邵燕祥先生的家，敲开了他四层楼上的房门。
1995年2月2日于泰山
吴冠中：艺境与情怀
与几个即将毕业离校的学友道别，由喝茶说到了个人喜好，我恍惚记得初中有段时间迷上了绘画，常常用铅笔素描一些人头，或者用水彩涂抹“法家人物”秦始皇的赫赫威仪，有时几个同学也交流彼此的画作，以为乐事。可惜浅尝辄止，没有跟随美术老师一路学下去，乐事变成了憾事。
但我对线条、色彩、图案的兴趣不减，课余收集了不少美术杂志、报刊上的中外画作印刷品，做成了剪贴本时时翻看，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昨晚电视新闻和今天的报纸都报道了吴冠中先生谢世的消息，又勾起了我对这位前辈留存的印象。以我对当代美术完全外行的了解，自然无法全面、客观评价吴先生在绘画方面的造诣，但凭直觉却第一次就喜欢上了他的风格。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学美术的兄长留下的《吴冠中画集》教我认识了吴冠中，那些类似法国印象派而又不一样的斑斑点点、仿佛还在生长着的纤细树干以及空濛的江南天空，与那些流行的或一般意义上的西画、国画皆大不同，同时跟其他名家也不一样，我感觉吴冠中的魅力是独一无二的。
90年代，吴冠中的作品已经享有盛誉。记得那时央视《东方时空》节目有对他的采访，他讲话的态度、表情、声调令人过目不忘。之所以过目不忘，其实只在于“单纯”与“真挚”。画面中有他抱着一抱画轴乘坐汽车的镜头，一路上无论汽车怎么颠簸，他都紧紧抱着那些画轴，生怕它们有所破损，这个细节把吴先生对艺术的痴情表现得很是生动。这就是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个“画画儿的”。
可能是因为“隔行如隔山”吧，我没有试图近距离地去观察他，前几年他来杭州，到美院讲他的艺术观，我也只在后来的报纸上看过相关报道，其中“三百个齐白石也抵不过一个鲁迅”的说法又让我看到吴先生的另一种情怀。我猜想，大概吴先生心底有比绘事更重要的牵挂吧？他如此推重鲁迅精神性的、灵魂性的价值，应该与他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有关。
今天杭州的报纸都在说吴冠中，《钱江晚报》头版是一幅吴冠中演讲特写彩色照片，旁注是：“2007年10月16日下午，吴冠中走进本报主办的浙江人文大讲堂，漫话艺术与人生，时年88岁。当时本报记者问他，如果再给您80年，您最想做什么？他说：‘我要学政治，把国家和民族搞好！’”
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吴冠中，1919年8月29日（农历己未年闰七月初五日子时）出生于江苏宜兴，先后在杭州、巴黎学画，2010年6月25日夜半（农历庚寅年五月十四日子时）在北京医院辞世。
2010年6月27日于杭州午山
戊辰夏，初访牛汉
戊辰。1988年。
我是先通过书信与诗人联系的，联系的目的，是向诗人了解他本人以及另一位“七月”诗人朱健。那时候我除了“七月”“九叶”诗人，也重点关注山东籍诗人，李广田、吕剑、孙静轩、高平，还有“七月”派后期三位从山东走出去的艾漠、朱健、白莎。
诗人回了我一封较长的信，介绍了他写诗的近况，也回忆了朱健写作长诗《骆驼和星》的具体背景，又赠送我一本1986年12月三联书店版的新著《学诗手记》，扉页以蓝色圆珠笔题签：“张欣同志指正/牛汉八八年三月三日”。牛汉的字笔划遒劲、饱满有力，很像他这个人。
暑期，我去了北京，要去拜访诗人。不知道他的详细住址，行前也没有与诗人约好，结果直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不到，有人告诉我，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女儿史佳，我又懵了，不是姓“牛”吗？怎么会叫史佳？（当时不知道“牛汉”原名史成汉。）
史佳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去“十里堡”的路线图，并说她会把我的计划转告父亲。
这样，乘公交到十里堡，好像是农民日报社附近的一条北行的道儿，步行，终于找到了牛汉先生的家。
诗人高高、魁梧的个子震撼了我这个“山东小汉”。说实话，我在山东也没见过这么高个子的人，更不要说诗人了。那时候，我知道天津的冯骥才是打篮球的，个子有一米九，我不清楚一米九是个什么概念，我想牛汉先生大概就是一米九吧？
可是，站在这位高个子的前辈诗人跟前，我一点也没有压力感。因为他是那么亲切、谦和、爽直，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他有一副高人一头的身板，也毫不在乎他比我年长四十岁的资格。他让我坐下，端来一杯茶，就开始跟我谈。我把我要写写山东几位“七月”诗人的想法告诉他，他一再肯定、鼓励，并说：“你把贺敬之放在‘七月’诗人群里写，他会很高兴的。”
他跟我谈了“七月”诗人作品集《白色花》的编辑经过，当我提到序言的作者绿原时，诗人指指楼顶，告诉我：“绿原就住在我上面。”
那天的谈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中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主要是向他了解我当时比较关心、关注的现代作家、诗人，他也毫无保留地快速做出反应，给我的印象是不躲闪、不绕弯、直来直去。比如问到吴伯箫，他就说：这个人不错，很厚道。又问到北岛，他告诉我，北岛跟他儿子是中学同学，那时候常到他家里借书看，也常到冯亦代那里借书，如要了解北岛，可以找冯亦代谈谈。他也跟我谈到吕剑，认为吕剑这个人很正直，他们彼此很谈得来，还告诉我说他正准备请吕剑为《新文学史料》写点回忆录，因为当时他还担任着这个重要刊物的主编。印象中他还提到他和丁玲主编的另一本大型刊物《中国》，提到对青年诗人的重视，大概因为我没怎么注意这个刊物，脑子里缺少信息，也就印象不深。
在谈到“胡风集团”问题时，他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常常用“毫不含糊”这个词表达几位诗人历尽苦难而犹未改的人生态度，也表示出对这个案子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始终拖着一条尾巴的遗憾和愤慨。
我注意到诗人的房间里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书架上还有一个大镜框，镶嵌着大诗人歌德的铜板头像。可惜我几次欲张口，最终没有询问他喜欢歌德的缘由。不过在他送我的那本《学诗手记》小册子中，他曾多次谈及歌德并引述过歌德对诗歌的观点，可见他是曾经从歌德那里获得过诗的智慧的。
那次访谈之后，似乎对诗人开始熟悉起来。我想，假如我能写出关于朱健、北岛以及他本人的文章，一定会先寄给他看。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
谨以此文，悼念在这个秋天远走的诗人。
2013年10月25日于杭州德胜颐园客房
艾芜：久违了
收拾去年住客房时带去的一袋邮件，又看到了“艾芜110周年纪念与研究文集编委会”署名、邮戳标记“2014—01—16—17四川师大3”的大信封。去年收到时，曾奇怪组织者何以会寄给我、又怎样获悉我的准确地址。而之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则是因为觉得没有资格谈论艾芜这位新文学的前辈作家，无论是写馆名还是纪念文章。
这个信封所包含的纸质文件，实则为对折的《艾芜故居：恢复重建筹备委员会工作通讯》，一共五期，即2013年8月至12月，每月一期，下钤“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政府”公章。内容除了纪念文集征文函，还有关于艾芜的一些照片和史料，以及编者就恢复重建艾芜故居的不少设想。看得出，作为艾芜故乡人，他们想做件有意义的事。
虽然没有资格谈论艾芜，却也勾起了我关于艾芜先生的一些个人记忆。
最初知道艾芜，是在1979年考入大学后的“现代文学”课堂上，30年代“左翼文学”这个话题，“沙汀、艾芜、张天翼”在必讲之列，授课人是刘增人老师。1985年以后，我也回母校开讲新文学史，这就每年都要难免讲一点艾芜和他的《南行记》。何以说是“讲一点”呢？只缘艾芜从未列入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偏左翼的“一流”系列，后来也不曾列入沈张钱这个新的“一流”系列，甚至也没法与萧红、柔石、何其芳、卞之琳、废名、丰子恺、芦焚、路翎这些二线、三线作家并列，讲来讲去从没有超出左翼文学的“概述”范围，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编的教材目录上几乎已找不到沙汀、艾芜的名字了。
至于我自己的“讲一点”，往往也只限于《南行记》中的一两篇，读得较仔细的是《山峡中》《人生哲学的一课》，忘不了“野猫子”亦匪亦人而更偏于“人”的那份藏而不露也并不异于白素贞的人间情怀。我以为，因其对人性独辟蹊径的挖掘和发现，仅这一篇就也该在文学史中有个座位了。至于上述文学史目录，那实在只是个“简史”，换种编法，比如文学史长卷或多卷本现代小说史，我想艾芜先生总归找得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再退一步说，即便“国家文学史”不肯将艾芜纳入，四川的现代文学史甚而成都的现代文学史总不能也把艾芜摒除在门外吧？历史是多层面的，意义也是相对而言的，大海是水，小河小溪是水，就算眼里流出来的点点滴滴，那也都是水呀！
我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一定要把艾芜先生塑造成“不朽的大师”，不是的。艾芜写过人性的复杂，却也并非不折不扣地始终如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像不少所谓“与时俱进”的同时代作家一样，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自己。就从《艾芜故居》所载1951年7月15日他对刘盛亚小说《再生记》所说的一番话中，也能感受到艾芜的幼稚：“特务不可能有人性，有人性，他就不会做特务。”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表演？如果是真心话，你相信有心理学或人性学依据吗？
我记得自己似乎买过一册《南行记》，却遍翻橱柜无觅处，只找到一本1981年以特价（两角五分）购于济南市中区新华书店的《丰饶的原野》（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正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书前有艾芜新写《前言》一篇，其中有对农民刘老九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辩护，而认为“只有地主汪二爷之流，雇人种田，而又大搞工商业，才会由地主阶级，过渡到资产阶级去的。”这话拿到今天，可能连笑话的水准都不够了。
说到最后，我的意思就是：对艾芜，一要尊重，二要清醒，一是一，二是二，不忘其长，不护其短。果如此，庶几近乎历史真相以及对人的基本态度。
还记得90年代讲艾芜时，恰好王志文演的改编电影也刚从电视里播出，镜头里好像还出现过晚年艾芜的影像，我曾经把影片录制下来，也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过。那段时间，大概是艾芜先生最红火的时候吧？瞬已二十载矣。
2015年1月18日于杭州午山
长沙三老小记
我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去长沙的机会。
公务之外，夹杂一点私心：想面见读书圈里几位仰慕已久的前辈。近十年前，也曾有一次路过长沙的机会，可惜毕竟是路过，印象里只留下岳麓书院、博物馆淡淡的影子，连东西南北的大致方向也没搞清，为此怅惜不已。
这一次，多亏友人的鼓励和搭桥，使事情变得格外顺利，结果就在一天之内连访“三老”，几乎是以创造奇迹的节奏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朱健先生
“三老”之中，朱健先生是早有联系且一度书来信往颇多的山东老同乡。20世纪80年代，我因为热衷于搜罗鲁籍现代作家史料，由本单位晁岱华老师介绍开始与朱健通信，还为他当时所出诗集《骆驼和星》写了《一位曾被遗忘的诗人和他的诗》，一篇不够深入却带着感情的评论。后来也把他列入“七月”后期诗人和“归来者”诗人有所论及。2000年后，我卜居旧时钱塘，与朱健先生重新取得联系，此时其诗人身份更让位于散文家和“红学家”，已是读书圈里鼎鼎大名的文化老人了。
作为散文家，朱健第一本读书随笔集《潇园随笔》面世于1995年，随后又有《无霜斋札记》《往事知多少》《野坡散记》等等，其中《往事知多少》乃诗人寄到杭州的签名赠本。关于“潇园”，作者在《潇园随笔·序》中有交代，该书封底勒口处也有几句更为概括性的“广告语”，往往不为人注意，我乐而录之，喜其意味隽永：“水至清且深谓之潇，莳花艺果谓之园。虽赋得二字，然居处大杂院，市声盈耳，不得写处。只可意识其流，自拉自唱，自吹自擂，随笔所之耳。”
现在，我见识了这个前身为潇湘电影制片厂而今已改制改名的大杂院，也拉开一扇虚掩的房门见到了住在一楼东侧的杨竹剑（朱健本名）先生。因事先电话有约，一说就明白，也就没有太多客套，我和同去的易彬兄即跟老人穿过客厅，落座于朝南的卧室兼书斋了。令我惊讶的是，朱健先生个子既高，背又挺直，绝不像九十二岁高龄的老者。他自己也乐呵呵地说：“我就是耳朵听不见，其他都没什么毛病。”声音大，犹有浓浓的山东口音，而听力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不好，对话并不费力。
朱健先生的住房，是略显老旧的普通楼房，客厅居中，南面墙上挂着的大幅朱健画像，出自黄永玉之手。东面对着房门的墙上又有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老树着花无丑枝”，落款“竹剑方家正工柳”，朱健开心地介绍：“这是罗工柳写的，他的字可是不多见！”卧室兼书斋很小，却又被东西靠墙的大小书橱和南面临窗的书桌占了大半，贴北墙是床，墙上有一张故乡朋友送他的汉画像拓印件。在东墙小书橱上方还有镶在镜框里的一幅水墨画，朱健说画的是他战时在四川居住的地方，那房子现在居然还有。
我给朱健先生带来一本自己的《一些书一些人》，其中也有写他的一篇《过潇园而不入兮》，他则先从另一房间拿过两册精印的《骆驼和星》送给我们。原来这是根据扬之水小楷手写赠他的册页印制的，仅印了两百本，很是珍贵。我问：“最近在写什么？”老人答：“好几年不写东西了，白天看看书报，晚上看看电视而已。”我注意到书桌上一摞他自己的著作，却是读者寄来请他题签的，看来诗人并没有退出读书圈，还在为他的粉丝们忙着呢！
就这样，朱健先生坐在他宽大舒适的“专座”上，时而答，时而问，还坚持要留我们吃午饭。自然，考虑到老人不宜长时间谈话，我们还是有些不舍地告辞了——希望还有机会再次拜访。
朱先生与钟先生
我最早知道朱正先生，是因为他早年写的《鲁迅传略》。故在我心目中，他是资深的鲁迅研究学者，又和邵燕祥等人同属一代杂文名家。
朱正先生住在湖南美术出版社院内的高层住宅楼上，客厅很大，却完全是照书房的样子布置的。中间一组沙发，贴墙是长长一排大书橱，实际上临近卧室附近也全是书架。沙发对面墙上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镜框，分别是朱正先生和他夫人的大幅照片，其中有张大概是朱正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青春华年，十分帅气，我十分喜欢，就翻拍下来留作纪念。
话题从我对当初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好奇开始，又渐渐扩展开来。朱正先生很高兴，一边跟我们聊，一边介绍朱著“反右史”的若干版本。
当聊到《鲁迅传略》与《鲁迅回忆录正误》时，我笑言：“有了鲁迅研究和反右研究这两件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学者，已足可欣慰。”朱正先生也笑着说：“我个人更看重反右研究，把这一件事做好，也就够了。”
朱先生把他的新书《那时多少豪杰》送我们，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第一辑中的一册，朱先生说：“选的都是我自以为比较可以看看的文章，算是我的样品展览。”结果这本书成了我归途中的读物，车到杭州，书也差不多读完了，通过书末附录的《从鲁迅研究开始》，我对朱正先生的学术之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其实，这套书里还有邵燕祥的《〈找灵魂〉补遗》，去年9月去北京邵先生也送我一本，同样伴我一路回到杭州。
看看天色还早，朱先生一定要陪我们一起去见钟叔河先生。其情难却，最后只好答应（我原想另外安排时间专门拜访钟先生的）。于是很快赶到钟先生的住处：长沙城北之念楼。
念楼者，用钟先生自己的话说，“即廿楼，亦即二十楼也”。原来钟先生现在住的这栋高层住宅楼有二十八层，“户户外貌咸同”，客人来访常走错门，钟先生乃从周作人《儿童杂事诗》手迹中集得“念楼”二字，复请浙江桐乡友人叶瑜荪特制竹额，并将楼名刻上，一为满足“有楼望竹，可以读书”之心愿，二为来客识记方便，于是“念楼”就此诞生，算算已有十数年光景。
以上几句引文，出自《念楼的竹额》一文。我是从这次钟先生送我的《小西门集》里读到此文的，实则书中提及“念楼”的尚有《念楼说》《念楼自述》诸文，而后一篇中的“念楼”，已非特定意义上的室名，业已演变为书斋主人的代称。钟先生又有《念楼集》《念楼学短》诸书，可见到后来，室名与主人早已浑然一体、无分彼此了。
钟先生与朱正先生同龄，也已进入八四高龄，但看得出他年轻时一定有一副好身板，故并无多少老态。见我们来到，即忙着招呼，带我们到朝南书房落座，又让小保姆泡茶、剥柚子招待。书房很大，东西两面全被书橱占满，靠窗一张大书桌，钟先生就坐在书橱与书桌之间的椅子上跟我们说话，熏熏然，蔼蔼然，令来客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话当然说了不少，亦无他，皆为书人闲话。其中说到他对书籍装订的一种个人期待，令我印象深刻。钟先生说，出书人为读者计，要考虑书印出来如何阅读的问题，理想的书应该是可以平摊开来、慢慢翻页的那种，可惜如今线装变胶装，大都做不到了。这是个颇有趣的话题，其实可以细细讨论一番的。
闲话中，钟、朱先生也谈到他们二人书信集出版的事。钟先生解释说，当初朱先生借调到北京编辑《鲁迅全集》，才有机会通信，否则同住一城，哪里用得着写信。
我把带去的一册原版《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请钟先生签名，他似乎有点意外，随即在该书内封题曰：“此书印于二十余年前，坊间极少见矣。子张先生甲午岁末过长沙。相晤甚欢，出此索题，匆匆写此以为纪念。钟叔河2015.1.26。”又加盖了一枚篆刻阳文印章。
去长沙前我搜得不够仔细，总以为所存钟先生编著唯此一种，也就带上了这一本。回到杭州再次翻检，却又找到两种：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印刷、内部发行的《周作人回忆录》，一是中华书局1999年1月《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笺释》之初版本。查自己1985年日记，竟也有7月27日“粗读《周作人回忆录》毕”的记录，可见我与钟先生毕竟素有渊源。
无奈我在长沙，也只有这样一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来不及在三位前辈跟前细细讨教。不过我亦知足，杨先生之爽朗劲健，朱先生之缜密旷达，钟先生之温润蕴藉，由书及人，又由人而书，我是有所闻复有所知而又有所见了。这，岂不正是一个新的开始吗？
2015年3月10日于杭州午山
不一样的杜衡
许久以来，每当涉及民国时期上海“文坛三剑客”这一话题，我都会想到这“三剑客”之一杜衡的“下落”。可惜一般辞书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总不像介绍戴望舒、施蛰存那样有根有据。作为杜衡老友的施蛰存先生在长篇回忆录《〈现代〉杂忆》中一方面为杜衡当年的“第三种人”说法做了新的解释，一方面也用寥寥数语提及他的“以后”：“苏汶于1940年以后，走了另一条道路，加强了，或者说证实了，他的‘第三种人’的反动性。听说他早已下世，他的一切言论行动，已随生命而长逝。”可这“反动性”一词，虽说在80年代之初似有不得不用的苦衷，然在后世读者看来，颇有类似“政治结论”的阅读效果。如此一来，杜衡的“下落”就似乎毫无光荣可言了。
难得的是，蔡登山在新出版的《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中，竟有一篇长文专写杜衡，标题《杜衡：从“现代”派作家走向政论家》就已把这“下落”连同作者的“重看”态度清清爽爽地标示出来了。在绵绵梅雨中一气读完此文，后期杜衡形象的大致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照蔡先生记述，曾经的“文坛三剑客”虽因“杜衡被谣传依附汪伪”而“正式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而“1940年1月陶希圣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杜衡跟随着他于民族大义上是不曾有亏的”，结果就是文协香港分会又重新恢复了杜衡的会籍。
至于杜衡由文学家转为文论家，蔡先生引述路易士之语解释了种种可能的原因，也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杜衡自1943年冬开始出任《中央日报》主笔直至近十年之后“上书请辞”期间的政论写作成就。当时有同事评论：“至于他政论写作的逻辑谨严，有见地，文字技术的优美，清爽与动人，更在整个中国数一数二。……假若读台北报纸的社论文章，尤其是有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文章，使人觉得读了一遍还想再读第二遍第三遍，这篇文章大半皆出于杜衡兄之手。”仅从这一番或许带些个人偏爱色彩的话，已可想见后期杜衡的“正面”形象，哪里是一个“反动性”就可以说尽的呢？即如老友施蛰存后来旧话再提，评语也已改变，有了“因揭发大官贪污而被解职”“对6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这些更为积极的评价。可见在很长的时间里，杜衡留给大陆文学界、文化界的印象是不完整，乃至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蔡先生此文最后云：“在抗战军兴以迄逝世前，他尽弃文艺，从事政论工作，凌云健笔，举凡有关时局演变之动脉，政治兴替之缘由，及政府施政之成败，国家经济建设之方案，都作详尽之剖析与论衡，见解独到，议论精辟，让人见到另一个不一样的杜衡！”信然。
2015年6月10日于杭州午山
韩羽《读信札记》一则
近年常读北京画家许宏泉编的《边缘·艺术》杂志，其中有个“韩羽读信札记”专栏尤为我喜爱，每见必读。这里还有个缘故，很久以前，我就从已故前辈诗人吕剑那里知道了韩羽先生的大名。1987年年底，吕剑先生来信告知，《文艺报》有泰安籍画家韩羽的《半分园》画，不久又把此画的复印件也寄来了。原来是吕剑的一帧漫像，又配一段文，题作《半分园》，文曰：“吕剑兄获新居，房前有地半分，自成一院，因名之曰‘半分园’。园虽小，颇堪入诗，一时诸贤纷纷题咏。剑兄自谓‘虽不能滋兰九畹，但略可栽韭种豆’，我谓‘岂只种豆，更播得满园佳句珠玑也’。其‘园日涉以成趣’，当可想见之……”
再说画。但见豆棚瓜架之下，吕剑着中式衣装，笑眯眯地抄手坐于一矮凳上，看着“镜头”。盖“镜头”者，画家之眼睛也。画有题款，曰“一园韭豆一园诗韩羽”。
随这幅剪报寄来的，还有另一份剪报的复印件，乃吕剑的《半分园志》。诗人未标记何报，然由繁体版式看，似为港报。这篇《半分园志》有文有诗，略述“半分园”来历和朋辈称贺盛事，诗则以言志，有“心闲市声远，独善何忧哉！生性厌机巧，惟怜白菊开”诸佳句。
查《半分园吟草》，可知当初先后以“半分园”入诗的友人包括王以铸、孙玄常、陈次园、荒芜、聂绀弩、舒芜、陈迩冬、宋谋玚、林锴。韩羽在《半分园》里分别有所引述，兹再录引舒芜一首：“不辞鶗鴂变年芳，倾盖谈诗理旧狂。人海京城成大隐，半分园里看沧桑。”宋谋玚一首：“浪迹天涯万里行，鹪鹩巢树一毛轻。浓阴半卷飞霜远，难得人间露晚晴。”又一首：“衮衮京华噩梦频，曾无丘壑着闲身。安居怜趁桑榆晚，莫道榴花不及春。”都是好诗，包含着朋友们真挚的理解和祝福。
对于朋友们的这些题咏、慰问，吕剑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故有《半分园志》《半分园自题》《半分园偶成》之文之诗作为回应。诗人谓：“余一常人也。时遭多难，颠沛流离，年逾耳顺，始获居室三间，鹪鹩乃有一枝可栖，不可谓不幸矣。”此其一。其二：“夫人生在世，逆旅过客，富贵者于我如浮云，帝乡者于我未可期，无得失之患，绝车马之劳，虽身居闹市，犹僻处山林，晚境若斯，谁曰不宜！”
至于韩羽为吕剑所作漫像，吕剑也有一诗咏之：“半分园中寄此身，杯酒黄花共相亲。时人谁知布衣乐？小诗偶成还独吟。”
上半年，在校图书馆的新书架上，忽见韩羽先生精装本《读信札记》已到，亟不可待地取下翻读，诗书文画并茂，真当过瘾。及至翻到“吕剑的信”，才发现照片、手迹、文字之外，吕剑的那帧漫像却未见收入，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幅同题画：一园韭豆一园诗的豆棚花架之下，唯有一几一凳，几上一壶一碗，而凳上的故人已不见矣！
此画题曰《豆棚瓜架图》，韩羽“札记”有句：“半分小园，端为剑兄设。复作《豆棚瓜架图》，蔚然成荫，憩息其间，不亦快哉！”
不知当初那幅漫像的原作是在哪里。
2015年11月2日于杭州午山
蕾切尔·卡森
近日《中华读书报》有文辨析蕾切尔·卡森的身份，由卡森自己1941年的著作《在海风下：一名博物学家眼中的海洋生物》得到启示，认为此前对卡森“科学家”“生物学家”的身份表述有点勉强，准确的表述应当就是“博物学家”，这应该是卡森“最主要的身份”。
蕾切尔·卡森，以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名字，《寂静的春天》则成为一部改变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科学人文著作。为了准备新学期的生态批评课程，我终于从校图书馆借出并于年前翻完了这本与自己同龄的环保名著的中文译本。我注意到译本不止一种，另有英文本及导读本，我所借到的吕瑞兰、李长生合译本最早已在1972—1977年译出，并选载于当年的《环境地质与健康》杂志，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8年由译文出版社重版。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英文本序言中称这书就如同《汤姆叔叔的木屋》，是改变了美国历史和命运的书。读此书，看到的是半世纪前的美国，却也是当下的中国。联想到当代环境问题，深感中国读书界与社会现实的隔膜，我们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完全忘了头上的天空已然阴霾密布，脚下的土地与河里的流水也早已不复当初。《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卡森遭围攻、受污蔑，利益至上的美国化工企业老总和政客们，当然容不下这本书。而当时的中国也正在上演“人定胜天”的壮剧，以科学的名义反科学，当然也容不下这本书。故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要多少先驱的牺牲和艰辛付出。
卡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她的题献词“谨以本书呈献给申明‘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的艾伯特·施韦策”其实已经做出了回答。还可以参照她在《致谢》中的交代：“一九五八年元月，我收到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的信，信中谈及她自己经历了一个小的生活环境被弄得没有了生命的痛苦过程，这使我把注意力急转到多年来我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我意识到必须写这本书。”没错，对环境与生命病态关系问题的急切关注，正是蕾切尔·卡森要写这本书的动力。
2016年2月23于杭州午山
『总之来信必复』——叶圣陶1976年日记片断
近读《叶圣陶集》廿三卷日记之五，始知圣老日记也是时写时辍，并非每年、每月、每日必记，中间很有些完全空白之年如1958、1959、1960年，而1956、1957年也都只是不足一个月。晚年也有此类情况。故日记目录采用了“片段之一、之二、之三……”的形式，当不难理解了。
1976年的日记却又完整，且题为“可记的一年”，足见其重要。叶至善《编后记》云：“‘文革’开始后不久，教育部改组，作者不再担任任何公职，社会活动全部中断，连朋友，能维持交往的也只剩下不多的几位。这长长的十年，可不是‘闲愁最苦’四个字所能概括得尽的。一九七六年，大小事件层出不穷，终于急转直下，‘四人帮’彻底垮台，使作者又看到了新的希望。除夕晚上，作者记完了辞岁家宴，特地加一句：‘今年为变化极大之一年，而结果则举国欢畅，此可记也。’因而就把这三百六十六天的日记，题作《可记的一年》。”
可记，原是因为“变化极大”和“大小事件层出不穷”，这里且搁下，引起我注意的倒是两件小事。一是为他人写字，一是给人写回信。
5月18日日记云：“昨写篆书，一张中错一字，因重写之。写字颇觉厌倦，写不好，又吃力，希望他人少来嘱托。”
圣老对人，一向有求必应，长者之风，人尽知之，此处牢骚语，必为万分无奈中出之。再留心看，果然这类应酬实在不少。此前15日有记：“昨日士秋留纸一张嘱写字，今日上午写之。其纸为四尺宣，一裁为二，写两幅，一与士秋，一与其子谢白。字皆甚不佳，只得不管它。”又一段：“昨李芳远书来，为其友人托写字，且‘点戏’要篆字。下午为写之。芳远颇好事，将去信告以勿复为我揽生意。”16日又记：“傍晚陈次园来，又是托人代写字。”17日记：“上午写字，即昨日陈次园交来托写者。”
再回头检视整个5月份的日记，三十一天中有八天提到为人写字，一共写了至少十人次，而6月1日这一天就又写了五人次，其中有几处还有较详尽的记述。比如5月13日写道：“建老（周建人）之秘书欲余为写字，昨托周夫人向满子言之，不令建老知，意谓建老必不赞成烦余写字，致费精神。今日上午为书鲁翁‘曾经秋肃临天下’一律，作篆书。下午卷而寄与之。”又25日为俞平伯书联语“欣处即欣留客住，晚来非晚借明灯”，并云：“篆字写就，自观亦不甚佳，总之，余写字尚在自己并无把握之阶段也。姑寄与平伯，博其一笑而已。”6月1日“上下午皆写字，居然写成五张。……写书如还债，还出若干，总觉轻松些”。
若大致以这样的频率，则一年之中要还多少“债”呀！难怪一向宽厚待人的老人家也忍不住要倒倒苦水、发发牢骚。不过，苦水也罢，牢骚也罢，该写的还是要写，“该还的债”还是要“还”，尽管他实际上谁的债也不欠。叶老毕竟是叶老，也许这真是没办法改变的脾性。
除了写字，给人写回信似乎也在“还债”之列。仍以5月份计，三十一天中有十天提到写信、复信，总量在二十二通，其中回复他人信件十八通，可见复信之多。写信乃主动行为，需求使然，不稀奇；复信则是被动行为，虽然也可能必要，到底礼貌的成分更大。对德高望重的叶圣老而言，如同求字者一样，请教、问安、寻求帮助者自然也不少，如一一回复，那压力之巨大，着实可以想象。而本年8月3日的日记倒也真的印证了这点：“昨日开始写答复外来问安否之信，两日共写十一封，受信人为……总之来信必复。”
“总之来信必复”！一句话，蔼然长者之可钦可敬处就让我们感受到了。
丙申五月初一于杭州午山
送别杨绛先生
我与钱、杨两位先生都没有交往。不是不想，而是很早以前就晓得他们不喜被人打搅。我只是一个不聪明的读者，没有能力与他们对话，喜欢他们的睿智和从容，从他们的书里收获快乐，已经足够。
我不太确定，当年大学时期所读《堂吉诃德》是否杨先生的译本，毕竟那时还缺少对译本的选择意识。不过很久之后从某校处理旧书中所购《小籁子》的确为杨先生所译。所存杨著长篇《洗澡》，乃1988年第一版1990年第二印，购于1991年6月25日，当时我们几位现代文学同事一起从单位出来往家属院走，顺便走进院门口的新华书店小门市部，看到有新到的《洗澡》，遂每人购得一册，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买杨先生的书，《小籁子》稍迟些。《洗澡》与《围城》在写知识分子方面是同题材的，而时代、重点则不同，《围城》更哲学化一些，《洗澡》是写实更突出。而这“实”又因为是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显得很特别，却也没有疾言厉色，乃以平实蕴藉出之，不动声色而意味隽永。
最近杨绛先生离世，送别的话音未落地，追讨的声音却又起，一时沸沸扬扬，连带把钱锺书先生也晒出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由此想到了抗战初期左翼大佬们对梁实秋的那些“与抗战无关”的责难。“刻薄”“自私”“对‘文化大革命’不发声”“受胡乔木称赞”“有知识无思想”“没有解决问题”“袒护老公”……他们所责难的，其实无非都在基本的“人性”“个性”范围内，有什么一定要别人“悔过”的理由和权力呢？在我看来，这实在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浑浊之世，钱、杨既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对任何人落井下石，几乎没有任何超越道德底线的行为，洁身自好四字足以当之。况且，钱、杨反反复复表明了自己读书人的个人选择，为何一定要逼着他们做他们不喜欢、不擅长做的事呢！
而众人永远是盲目的，听了这边的，就忘了那边的，故浑水摸鱼者最后得利。钱、杨之短，乃人人之短，钱、杨之长，却并非人人之长，以人人之短衡其长，公平乎？
我要问的是：第一，为什么要向一个种稻谷的要求桃子呢？第二，为什么没看到稻谷里面还有热量、维他命、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
有人以陈寅恪比照钱锺书。我的理解则是：钱与陈二人性情不同，一个是铁蒺藜，一个是黄水仙，怎能以此比彼？
钱氏80年代受拥戴，有其特殊背景，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积极结果，不能从今天的历史高度上苛责彼时。再者，当时的拥戴完全与钱氏本人无关，他就是一介书生，对人生世事之势利看得极透，别人要抬举他，与他何干？本来，正常的批评、质疑甚至翻案，都在常识范围内，用不着争的。问题是当下一些文章，要么不尊重具体历史背景，以今日之是非衡昨日之是非；要么无视个体性情差异，一任个人想象而绑架他者；还有一种是明明没怎么看书，或者压根儿看不懂书，也来凑热闹起哄，尤不可解。余杰旧文也有此病，他就似乎没看懂《围城》，偏偏又引用《东藏》《南渡》中一些话来揶揄钱先生，却不顾及《东藏》《南渡》作者那些话背后的某些隐情。另几位学者说得靠谱些，毕竟读书稍多而眼光又敏锐些。
其实杨先生辞世，从她本人角度，正所谓“视死如归”；从读者反应角度，亦为“喜丧”。所喜者何？一是普及了文化，不少人不是第一次学会称呼“杨绛先生”么；二是提供了一次由随便说话和随意臧否人物而开始学着“自由发言”的机会；三是再次验证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心里喜欢什么人不喜欢什么人的界限还是清楚的，并不糊涂、悲观到极点。最后一点尤其令人感觉爽气。称赞也罢，质疑也罢，至少表明读书人都开始动脑筋了，不是一味地追星了，就算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离真相还差十万八千里，也比只有一个大喇叭好得多。争完了，吵完了，各自去重读一遍杨先生、钱先生的书，那才好呐。
丙申初夏陆续写成于杭州午山
乐读流沙河
早市买得萝卜菜，归途伫看木槿花。看完了木槿花，回到家里就又想起了前不久成都龚明德大兄转来的沙老赠书《流沙河短文》，便想趁今日之闲写点什么。
写点什么的念头早就有了，只是不知为什么，近年自己的写作习惯总有些不可思议，即越是觉得该写而又想写的文字，越是觉得不知怎么写起，于是就一直拖下去、拖下去，反而一些可写可不写的东西下笔无障碍，总能敷衍成文拿出去应差。
说来自己与流沙河先生是有些缘分的。所谓缘，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倾心于写诗，教学与研究中也就对新诗多有侧重。流沙河当时以“归来派”诗人身份，率先在《星星》杂志开辟专栏引介台湾现代诗，后来结集出版，是为《台湾诗人十二家》，我曾购得一册作为我接近台湾诗的入门书，后来我又开设“台湾现代诗”选修课，这本书遂成为主要参考书。此其一。其二，我个人研究重点在“归来派”诗人，为此结识不少“九叶”“七月”和“右派”诗人，对他们有一种发乎本心的亲切感，流沙河是他们中的一个，自然也就十分贴近，编教材、写文章皆屡屡涉及，只是一直没有碰上见面请益的机会就是了。
不过这种缘分当中又有几许遗憾掺杂其中，让我有时会有“缘分不够”之感，没有机会碰到是一方面，某次到成都开会却没能敲开沙老家的门则是另一方面。不过我倒从未对此觉得焦虑或不安，世间万事之间皆有关联，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某种戏剧性的交集，彼此各安其位、相安无事可能才是常态。就算是缘分不到，那也得虚心静气以待机缘，急不得的。反正只要有沙老的书看就是了。
说到书，也不多。除了《十二家》，尚有《隔海说诗》诗话集一种，《故园别》《流沙河诗集》两本诗集，再就是成都出版社一版三印的《庄子现代版》了。也曾在不同场合读过沙老另外一些诗文，比如有“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那句话的文章（实际上是演讲），就让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从具体的个人经验说，我绝对相信沙老此番肺腑之言，因为他所赖以做出判断的是他接触的一个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件一件日常的生活细事，这些跟国家、政府、政客之间的政治博弈是不同的。在我印象中，沙老的文章通常多出之以轻松幽默的语调，这篇演讲却似乎从头到尾氤氲着一份深沉的、温暖的情感，也让读过它的人深深感动。
如今我拜读这部沙老签赠的《流沙河短文》，又有一篇《笑读〈文坛登龙术〉》让我想说几句话。我到浙江后，曾买了上下两卷本的《章克标文集》，上卷就收入了章先生那本当初惹出不少闲话的《文坛登龙术》，其时章先生也还健在，可惜我忙于适应初来乍到的环境，竟没有好好利用机会弥补自己对章先生著作的认知盲区，脑子里还只留着那个百岁征婚老者的印象。现在读沙老此文，再找出章先生文集翻翻，才略略明白章先生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才略略感受到书中叫人忍俊不禁的那种揶揄笔调。而沙老的解读，不但一一例举书中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的文坛妙术，而又举重若轻地说出了几句公道话，也算是为章先生解解围。比如这段话：“三十年代文运左倾，文思严肃，文情激烈，文风僵硬，容不下章先生的滑稽（林语堂的幽默也容不下），自不足奇。其实此书不止讽刺左倾，非左倾的照讪不误，整个文坛被一个三十岁的青年作家扫了面子，显出丑陋真相，让人深思。”又比如：“正如李宗吾先生憎恨那些脸厚心黑之徒，才著了《厚黑学》一样，章克标先生瞧不起那些攀爬蟠踞之徒弄脏了圣洁的文坛，才著了《文坛登龙术》，以其表里春秋之笔，俳谐调笑之态，痛加针砭，实有益于世道人心，堪称善举。”以上两篇文章，一庄重，一诙谐，恰好让我看到了沙老人格与风格的两个侧面，这让我觉得自己与沙老的那份缘又的确是存在的。
早在读《十二家》《隔海说诗》的时候，我就每每为沙老文字的诙谐风格所迷，后来读《庄子现代版》，又觉得他简直重塑了一位幽默的、乐天派的智者。我们的文学里从来不缺少雄浑豪放，似乎也不太缺少冲淡自然，甚至也还有不少飘逸旷达，一部《二十四诗品》里唯独没有给诙谐有趣留点余地。直到民国时代也还是常常如此，这或许正是林语堂、章克标、梁实秋辈频遭误解的原因之一吧？迨至今日，似乎也还是一个缺少幽默和有趣的世界，俏皮话之不能说，或说了也白说，甚至有时还要得罪朋友，就是一例。故在这种时候，沙老的妙文就颇可令人解颐，因属文《乐读流沙河》，以酬众书友。
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于杭州午山
近志摩
对志摩先生，我和我的同代人差不多都是先入为主式的概念植入。什么概念？就是“资产阶级代表诗人”，也就是茅盾所谓“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也是末路的诗人”。我读大学的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的“正面人物”中没有徐志摩。
拨乱反正，“志摩热”以井喷之势出现了，周良沛编选的《徐志摩诗集》一印再印，供不应求。我购存的这部诗集是1982年8月第三次印刷本，印数已突破十万册。
因为概念植入得太深，对志摩的偏见就不是一本诗集能纠正过来的。当时某前辈诗人撰文谈闻一多与徐志摩，一个拼命地抬举，一个则拼命地贬斥。极端的话是：闻一多留学美国，日夜思念的是“祖国的花和如花的祖国”，徐志摩留学英国，却只愿“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愿做一条水草……”前辈诗人由此质问：这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外祖母是济南白马山人，她十八岁那年，听村里人纷纷议论有架飞机撞山摔下来了，她当然不知道摔死的是谁。我也不敢保证那架飞机就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但根据她的年龄推算，那一年的确就是1931年，除了徐志摩的“济南号”，似乎并没有别的飞机也撞到西大山上。济南号！济南号！志摩先生仿佛就是宿命般地奔着济南去的。
志摩先生殒命的11月19日，于我则有另一重意义，因为这天正是我公历的生日。这种缘分进一步拉近了我与志摩先生的感情。
这种感情促使我写过一首有关徐志摩的小诗，开头叫《白马山》，后来入集的时候改成了《徐志摩遇难处》。诗曰：
从天空飘下的片片雪花
而今在草叶上抽出诗意
曾经有蹄声响过又沉寂
农人的地头年年长新芽……
有惋惜，有慰问，只是过于简略，没能写出更丰富生动的志摩先生。不过，我的确又读了不少他的书和写他的书，我对志摩先生由隔膜而接近而理解，如今我不但确信他是一个最纯粹的人，也确信他是一束暖光、一份希望……
说到志摩先生的历史功过。在当初植入式概念的支配下，我也曾抱着满脑袋正气凛然的价值观去考察徐志摩一生究竟做了什么经世济国“有意义”的事，考察的结果是：一、志摩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大理想大志向，譬如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什么的；二、志摩最终真正有所成就的却只是他的诗，其他的理想全打了水漂，这让我慢慢意识到他唯一的身份或许就只是一个诗人！既然如此，我、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回头再看鲁迅先生对志摩的责备，似乎没错，可又似乎说不太通。谁说诗人必须都长着一张杜甫式的面孔来着？谁说诗人除了做牛做马，就不能做一只“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呢？责备志摩轻飘如鸟，那不就等于责备一只蝴蝶为什么不是一架战斗机么？
2016年11月19日
志摩先生罹难85周年
张爱玲：一轮瘦不下去的月亮
张爱玲是谁？是当年上海沦陷时期的当红才女作家，是台湾、香港和海外不少文学后进心目中的“祖师奶奶”，是20世纪80年代重返大陆持续发热发光迄今不衰落、不黯淡的文学恒星。
不过，回到20世纪50、60年代，从我出生、接受学校教育，包括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我都没听任何人提到过这位叫张爱玲的作家。
不是无缘，是无缘走近和了解。从这个角度说，做人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有些时代有些事，你就没办法穿越。
1986年，北京的出版机构第一次把这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作家请回来，重印了她的《传奇》，我有幸买到一册。这是我与张爱玲结缘的第一步。
第一篇《金锁记》，一下子轰毁了我先前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概念，那仿佛“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的三十年前的月亮，让我又熟悉、又陌生。
此后，张爱玲进入我的私享空间，而从职业角度，我也开始在公共空间向更多的学子推介张爱玲。
从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上说，《传奇》堪比《呐喊》《彷徨》《离婚》《边城》《围城》《结婚》这些民国以来产生的一流小说。我惊异于作者那种不动声色而又刀刀见血的刻画，《花凋》，那无异于一部现实版的卡夫卡《变形记》。至于《秧歌》和《赤地之恋》，虽有老者指认为“坏作品”，从我的阅读感受出发，倒觉得并不尽然。艺术的水准或有所失，生活的底片却似乎多出些什么，它们让我看到了流行的同类作品中看不到的一些东西，那沉陷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生活的另一面。
1995年的一个秋日，忽然就传来了张爱玲客死他乡的消息。当时，借着一次师生纪念晚会，我以一首小诗表达内心的怅惜、感慨：
当年海上花，一顾可倾城。
孤影窥秋月，闭门写心经。
曾经沧海恨，无奈百年情。
聪明一代女，遽尔成飘零。
若干年后，看了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才补读这篇据改了又改的后期之作，奇怪的是，我竟没找到原先那种张氏小说特有的强烈和尖锐。对照电影的斑斓画面，想到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诡异，禁不住手痒，又写出一段语体小诗：
粉红色的戒指
箍紧了女人心
忘了自己
也是一个陷阱
毁誉一念中
历史的车轮
滚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不消说，“先烈”云云，是我个人对人物的理解甚至改写，张爱玲关注的却不过只是一个未成熟女性左右摇摆的芳心。
张爱玲，一个有故事的上海女人，写了另一些置身在晦暗的时间角落里的女人、男人的故事。我想，三十年来，一拨又一拨的张迷之所以放不下张爱玲，或许大半是因为自己也有些张爱玲式的故事，或者说，没准儿自己就是张爱玲小说里那些得意着又哀怨着的女人和男人。
原来，看张，也是从镜子里看自己。
2016年11月19日于杭州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