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做学问的人而言，史料的搜集整理最难，一般人望而却步。我自己就不敢泡在其中，耐不得寂寞还是主要的。日前得到郑志良先生新作《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见到许多鲜见的资料，颇受启发。郑先生治学，有乾嘉学派遗风，又多晚清民俗学的余绪，我觉得这是学界难得的真学问。我看这本著作，多了一种好奇心，书中的许多考辨恰是民初学人苦苦要做的工作，五四那代学人提倡的从野史与民间史料寻找文化脉息的劳作，被我们的作者很好地继承下来，且能引出诸多话题。
传统的读书人看不起梨园文字，觉得俗气缭绕，未见真谛。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自是别有深意。晚清的学人章太炎产生的影响甚广，他的弟子中喜欢戏曲的寥寥无几。黄侃讥讽曲学为小道，那是因为有雅正文学的庞大系统在，他不能领会戏曲的妙谛也是自然的了。
章太炎的另几个弟子却学会了走不正宗的文化之路的样子，有的是新文学的发动者、参与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后来都与章太炎有点距离。他们看出旧文学的问题，从白话文里寻找表达的可能，但没有将古代的戏曲资源作为思考问题的凭借，实在也是那时候的一个盲点。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周作人关于旧戏的讨论，不免有些独断，未能让人信服，而鲁迅对于京剧的讽刺，只可作一家之说来看，作为对艺术整体的思考，这类判断尚需做思想的厘清。
周氏兄弟关于正宗诗文的批评，从他们的爱好里可以看到一二。鲁迅关注小说，周作人探讨民俗，兴趣点都不合旧式文人的主流。可是对戏曲的若即若离，影响了他们对艺术史整体性存在的把握。因为意见性的因素多，而表述不够系统，以致带来误解。
其实，周氏兄弟对戏曲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人类学与民俗学层面上。他们藏品中的戏剧资料，被研究者一笔带过，仔细分析者有限。鲁迅说自己喜欢社戏，晚年回忆绍剧的《女吊》，赞佩的地方很多。较之于被宫廷化与士大夫化的京剧，未失原始意味的绍剧，确是弥足珍贵的存在。那里野性的和冲荡的气韵，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可以想见的。
但鲁迅很少分神凝视戏曲里的资源，与翻译、创作的趣味关系很大，吸引他的更多是小说里的智性。他对音乐与戏剧某种程度上的隔膜，使其判断艺术问题时，有了旧文人没有的东西。民国旧文人是喜欢泡在梨园里的，鲁迅总觉得那里病态的东西多。他讽刺梅兰芳是“扭扭的样子”，原因是没有阳刚的气质。可是我们细细分析他小说里的对白与结构，旧戏的因素未尝没有。在《故事新编》里，传统戏剧的形式是暗含在其中的。得形而忘意，是其精神特点，古老的艺术在他那里不是被整体迁移过来的。
在一些文章里，鲁迅偶然以戏曲的符号为自己的表达添彩，比如《二丑艺术》。但那不是说戏剧本身，而是借此讨论社会的问题。使中国文人浸泡在戏剧里的那种温和、惬意的意蕴被其扬弃。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冷静，倒透视出古老戏剧里本质的问题。他觉得，戏曲提供的察世观人的资源，也是不能忽视的。
但周氏兄弟关注的明代文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与戏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戏剧谈晚明的士大夫生活，似乎就缺少了些什么。
我们现在看晚明文人的书，常常感叹那一代文章之好，背后有戏剧的元素。像张岱这类文人，词章没有道学气，就那么自然地游走于山水、城乡之间，点画出优美的心绪。文章的轻巧，令今人只能叹息。不过，我们看他们的文章，知其得到民间资源之助无疑。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写到山阴一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就提到其非正统的艺术喜好。张岱对于梨园票友彭天锡的描述，颇见神采。绍兴的戏剧舞台与文人关系，在此有颇多意味。浙东的文化风气，于此可见一二。
郑志良发现了周作人藏书里的难得资料，山阴文人潘素心《不栉吟》《不栉吟续刻》里，有许多关于戏剧的文字，都是“正经”的文人所没有的东西。郑先生在《山阴曲家周大榜与花部戏曲》中言及周大榜的戏曲理念，是在传奇里保持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则体现出文人思想深处之特别。周氏兄弟对于浙东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少有些关注，但没有细细研究，或只是注意文本而少精神共鸣，这可能与他们的审美走向有关。
在山阴文人中，周氏兄弟言及最多的是王思任与张岱。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戏曲之关系，也颇值得一思。《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谈到王思任批点戏剧文本，以及张岱家族与梨园的几十年缘分，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精神在诗文之外，自有另类寄托之所。他们的文章能够颇多神采，和戏曲的关系一定是深的。张岱兄弟刊刻《牡丹亭》，王思任为之评点，都是文坛趣事。那种从旧文人的精神旁溢出的灵动的思想，是从戏曲中得到的启示也未可知。
王思任那句有名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其实也带着绍剧的朗然之气。但中国后来的艺术缺少了这些，鲁迅不再深谈京剧与戏曲，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而另一方面，旧剧里说忠说孝的儒家色彩过浓，鲁迅的考虑是颇有道理的。戏剧中离经叛道的元素，真的不可小视，因了这些存在，文人与百姓，都有了借以表达自己意愿的通道。在小说之外，旧戏的存在，的确敲开了审美的另一扇窗。
郑志良治学，有些超功利的倾向。他跑了许多图书馆，常年搜集珍贵的资料，且耐得住寂寞。他喜欢以新的史料说话，不空谈，戒虚妄，论从史出，又多奇思。我喜欢此书的原因，是作者提供了一个视角，为我了解浙东文人传统提供了资源。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文化，可探究的话题颇多，然而兼有新的眼光和扎实的学术功底的人毕竟太少，成果亦不甚可观。我向来觉得治国学的要懂一点西学，或有点五四的新文化理念。以现代的眼光观照那些沉睡的资料，则可以带来思想的愉悦。郑志良写明清的戏曲文学，衔接了诸多五四的传统，将此书与那时学人的著作对读，似乎可以看到一种现代学术思想的延伸。对于我这个门外汉而言，于中所得颇多，也进一步确信，鲁迅所说边缘文人的资料，对我们理解历史，真的异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