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看到对郑培凯先生采访的文章，内容是，他年轻的时候轻视传统文化，叛逆心很强。出国留学后渐渐意识到传统的意义，开始研究古代遗产的精义。他的结论是，你可以不喜欢传统，但不可无知。而我们的教育对传统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这使我感到，自从儒学式微，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摸索的阶段。新式的教育模式如何合理地处理心性与智性的关系，人们争论不休。早有人说，五四之后，中国的新教育破坏了文化秩序，把古老的遗风破坏了。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梁启超的家教如何成功，而鲁迅的那套则不行，他的方式，不及梁氏有效。新文化大师的后人中，几乎没有杰出的人物。
解玺璋兄近来编辑的《梁启超家书》，也涉及这个话题，其间的导读文字，别有深意。他是非学院派的学人，对梁氏其人其文的领会，都有新鲜的地方。为梁启超的尺牍作注，是还原历史的一个步骤，但归根结底是在为今人做一个人生观的说明，在功利主义教育盛行的时代，梁氏留下的遗产，倒可以反衬出我们教育模式的一些问题。
梁启超被持续关注，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和他子女的骄人业绩亦大有关系。他几个后人的成就，也显出其精神背影的特别。有人据此研究他家教的成功，写过许多有趣的文章。我读他的家书，感受到其家教特别的地方，儒家的意味固然多，现代性的理念也未尝没有。倘若作生平史料或个人心史来读，也是可以的。这在那个时代，也确乎是一个特例。
《梁启超家书》刊载了梁氏致九个子女的信件，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按时期编序，其中附有《三十自述》《双涛阁日记》等。梁氏与子女的对话，显得耐心、亲切，学问与趣味均在，个性和情怀都刻印在字里行间。新文化运动前后，流行的思想很多，但他似乎养成了一种定力，不以流行的思想培育后代，推荐给孩子的多是古书，“四书”《史记》《资治通鉴》均有，苏轼、韩愈的文章常被提及，其知识结构和趣味也让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梁启超与孩子谈读书，都是在世界背景下，不都是啃古老的骨头。即以现代人的思维发现古人。而且，一面警惕读书中的八股意识，另一面也防范新学中狭隘的专业视角。古今中外不是绝对隔膜的，天下有用的知识均可入法眼，且能以寻常之语道之。大量的尺牍，传达的是读书之乐、工作之乐和生活之乐。让孩子分享自己的精神愉悦，但也不掩饰人生的挫折，能把黑暗的现实呈现出来，如何应对、怎样克服，都一一交代，且以真挚传染后人。在表达读书之乐的同时，又能以危机意识加以提示，使孩子们不要忘记处于忧患之世。他偶尔也把自己的苦楚、不安告诉家人，人间世原也是大的苦海，有己身的本领，方可渡过劫难。而其办法，就是知识与修养、品德与境界的提升。
五四之后，新文人把旧式教育的弊端写得清清楚楚，而梁启超却没有选择完全抛弃传统的道路，而是以新方法激活古代的知识，用心性的自然去吸取营养，告诉孩子古代遗风，亦可增加暖意、强化意志、塑造精神。涵养于儒林之中，超乎世俗之外。但倘不知俗谛，则会迷失于文字之中，成为无用的呆人。梁启超深知其间的道理，能把读书与生活一体化起来。书中之人与人中之书，在他的视野里是立体的存在，较之同代的书生，是颇熟悉育人的内在逻辑的。
读梁氏的文字，能感到气魄的大，家教里没有酸腐的气味。从私的角度看公的世界，又在公的世界瞭望己身，构成了梁启超尺牍的一个话语逻辑。他和孩子交心，没有盛气凌人的资态，谈世道人心，能把自己摆进去。比如言及佛教所说的“业”和“报”，能以自身体验展开话题，告诉子女人的“自性”的重要性。他很少讲成功学，而是把应对困难作为话题的核心。在信中，他常常要求子女多接触域外的文化，到各国看看，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在谈天说地间，将认识世界的快乐，与衣食之乐并举，全无说教气，保全了儒家的美质，又能将现代观念引入青年人的生活，那效果，是与传统的儒学教育有别的。
解玺璋在导论里对比鲁迅与梁启超的家教，认为前者乌托邦的地方殊多，后者是切实可行的。今天的家长，倘舍梁氏而趋鲁迅，大概将得到失败的结局。其实我自己看来，鲁迅讲以幼年为本位，也未尝不对，梁氏不恰是如此么？鲁迅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针对的不是梁启超这样的人，而是还处在蒙昧中的人群。鲁迅和梁启超教育方法优劣，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窃以为在教育上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通往成才的路，总是无数的。
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既无鲁迅殉道般的悲壮，也不作梁启超式循循善诱之状，讲的是“散淡”的父子关系。精神的生长靠生活方式的传递，人性健康的因素和智性的因素在温情的氛围里是可以传染的。家教之道，真的不一。鲁迅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一境界也；梁启超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古涵今，二境界也；至于汪曾祺那种“无疾言厉色”“没大没小”的方式，可算是第三种境界吧。上述三人，都是古今皆通，又深味中外的作家。第一种境界逆环境而求生存，非常人可到，后两者则在适应环境中寻求自我的生长，也是逆俗的选择。梁启超的家教经验，看似古老的东西多，实则已经过现代“新民”思想的沐浴。因为知道域外文化的优劣，故能明国故的短长；也因为知道国故的短长，所以放孩子到更宽阔的舞台去，得到了东西方文明中最美的遗存。毕竟我们的教育回到儒教的老秩序中去，其实已不太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