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到北京昌平回龙观的一个小区，拜访了北大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张先生九十六岁，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见识非凡，听其一席谈，有如沐春风之感。据那日在张先生处结识的书画评论家徐卫新介绍，张先生已九十六岁了，但身板硬朗，精神气色皆好，春节期间由次子驾车由北往南旅行至雁荡山，归来后又游张家口滑雪场等地。古云，仁者寿。曾有人统计，北大哲学系著名哲学家皆长寿。中国成语“明哲保身”，被视作贬义，徐卫新则说，由此现象看来，应当另有新意了。先生的客厅，颇有书卷气，沙发背面是一组大书柜，客厅的北墙也有一组书柜，书架上大多是哲学类书籍，还有不少德文哲学原版著作，其中的一套，几乎占据了一个书架，颇为壮观，可惜我不识德文。电视机旁的茶几上也摆满了新书，不少应是出版社、学术机构和朋友们的赠书赠刊，其中有一册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系回忆北大历史系“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生涯的；还有一册也比较特别，系内部印刷，为《青史记联中：湖北联中建校70周年纪念集》，先生早年即毕业于此校。
张先生与我们谈话，声音洪亮，思维极其敏锐，谈及兴奋处，几乎要手舞足蹈了，可能连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特别向我们解释说自己讲课从来都是不需要话筒的，因为嗓门一直都很大。与张先生的谈话，涉及内容很多，范围很广，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消化，但针对当前社会出现的“国学热”问题，张先生特别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张先生的讲话，我那天认真做了笔记，回去后又做了整理。对于先生的谈话，我与之前先生的文章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有不少新的阐发和论述。如谈及当前的国学热，张先生以为虽然调子唱得很高，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继承国学的精髓。先生郑重地指出，当前的国学热，实际上是被政治牵着走的。在他看来，能够代表国学的，必须是真正有国学功底，有士人气节、高雅风度和高风亮节的学人。很多研究国学的学者所写文章，让人感觉最没有国学，极枯燥。对北大的季羡林先生，他说其不少观点自己并不赞同，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因为文化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是轮流坐庄，但季先生有一句话，他甚是赞同，印象也很深。季先生说中国许多学者研究西方的文字比西方学者的文字还难读，还不如读原文轻松。
现在一提国学，必然谈儒学，一谈儒学，则必提孔子。对此，先生颇不以为然。他拿出一份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旧友重逢话孔孟之别》，此为他对于孔孟的最新认识。在此文中，他批评孔子，认为其精神“卑下”，而赞誉孟子，认为其境界高远。虽然孔子的言论中，也有不少是永恒的价值，诸如孔子宣扬的“仁”德之学，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施济众”“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等，但从以上言论，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已经达到了具有普遍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水平了呢？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而这里的“礼”，其具体含义则是周礼，也就是氏族贵族的贵贱等级之礼。“仁”者必须抑制自我的个体性、独立性以服从旧的贵贱等级之礼。否则，“不知礼，无以立”。如《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上朝的时候同小官谈话，和和乐乐；同大官谈话，恭敬小心。君王到了，恭谨而心中不安，做出行步安详的样子。再如，孔子还谈到：“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先生解释孔子的这些话：一进朝堂的门，就是谨慎而害怕的样子，好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门槛。走过国君的座位，连面色都端庄起来，脚步也加快，说话也好像气不足似的；提起衣服的下摆走向堂上，谨慎而害怕的样子，憋着气好像不能呼吸似的。一走出来，下了一级台阶，面色便放松了，怡然自得。等走完了台阶，就快步向前，好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座位，又恭谨而不安起来。对此，先生评价说：“如此形态和心态，只体现孔子深深崇奉以贵贱等级压制自我的独立自主性的思想，有何民主、自由、平等之可言！”在谈话现场，先生把这些内容边诵边讲，十分娴熟。
先生推崇孟子的思想，认为其与孔子相比，虽然也大谈“仁”学，但“他多有独立自我和平等的思想，与孔子的贵贱等级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他举例，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如，孟子在《尽心章句下》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之说；再如在《万章章句下》有言“君有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这些话张先生认为在古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再如，《离娄下》有言：“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为寇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如此等等。在先生看来，这些皆能“生动具体而又强烈地表达了孟子独立自我的气魄和不分贵贱的平等思想的形象”。故而先生认为，讲儒学，一定要把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严格区分开来。先生还特别强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经要把孟子的牌位移出文庙，后来因为一位大臣誓死捍卫，才不得不作罢。《光明日报》能够发表此文，删去了好几处言论。但他表示报纸能够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还是很有胆识的，连他的数位朋友读后都颇感惊讶。
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坦言，他对孔孟之看法，乃是“旧友重逢”，但认识却是“从零开始”。所谓“旧友重逢”，是他小时候就在父亲的教导下温习孔孟，又在西南联大哲学系选修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但他从一九四六年大学毕业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转为研究西方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而由此才“重新拾起青少年时期背诵过但并不理解而且忘却了几十年的孔孟古籍”。从这段论述不难看出，先生是以完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孔孟之道的，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又有几十年十分独特的人生阅历，他才能够产生这样的心得，而在他将近九十六岁的高龄时才将其写成文章予以刊发，由此也才可见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的心路历程。先生的这篇文章，原名为“超越尊孔 提倡尊孟”，可谓开门见山，简洁清爽；而报纸刊发时，改为《旧友重逢话孔孟》，则更显含蓄，也体现了思想发展的眼光。对于孔孟以及儒学的认识，先生的态度是世界的，也是辩证的，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文化老人周有光的言论，以为极有相同之处。周老认为，我们要站在世界来看中国，而不能站在中国来看世界。
不过，先生那天还特别对我们强调，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髓，虽然与西方文化在主题上有着相通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妄自尊大，在故纸堆中寻找精神资源。中西之间是相似而绝不相同的，故而绝不能发现一些思想碎片，就照搬传统。尽管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闪耀着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光芒的言论，但他认为这些并不足以概括整体，这种以点带面的做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中国文化缺乏自我意识，即使有强调个人主体的思想，也是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整体性；而西方文化的这种主体思想是整体性的。先生举例杨振宁，他说杨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但先生认为，杨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在于西方的环境土壤，否则难以成功，而当前杨振宁回国，有些人以为就可以把一流顶尖科技研究带回中国，简直就是妄谈。记得先生在《哲学的最高任务》一文中，就曾谈到：“我们不能片面地重国学而轻西学；在国学研究方面也不能拜倒或变相拜倒在传统脚下，而应当把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放到全人类思想与文化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在中外思想文化相互撞击的过程中，自然地淘汰那些无生命的东西，发扬那些有生命的东西。”
谈及当下十分热门的孔子学院，他说应该改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院，孔子的形象也不能代表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先生说他有位学生在某国的孔子学院任院长，某次告诉他，孔子学院主要教一些外国人学习“人、大、小”之类的东西，很难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现在一提传统文化，就是京剧、诗词、书画、武术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未来，先生表示自己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在即将告辞之际，我们几个来访者与张先生合影。先生笑言：“你们都是高个子。”先生的这番戏言，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电视机旁，我看到一张北大哲学系送给先生的纪念证书，内容由毛笔小楷抄录，非常文雅，经先生告知，此系他九十岁高龄时，北大哲学系专门赠送作为纪念的。我特意为这份纪念品拍摄了照片，现抄录内容如下，以表敬意：“张先生：天人之际，澄明之境；精神现象，惟吾德馨。通融中西，回复本然，建构真善美一体之希望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二〇一二年十月。”
二〇一七年三月五日
（原载《黄河》二〇一七年第三期“作家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