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
讲座已经结束，我还无法走下讲台，有几名听众上来索要签名。讲座的大厅是个小型的剧场，平时会偶尔有一些演出。今天是周末的上午。人流稀稀拉拉地向外走，像是一出散场的戏剧。风穿堂而过，刚才讲课时没感觉到冷，因为我脚下有一个电暖气吹着，现在才发现，剧场里根本没有暖气。真不知道，台下的那些人是怎么坚持听我讲完的。我微笑着签名，照相。最后看到了她。她一直躲在其他人背后，直到讲台上只剩下我，她才挪过来，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用眼角扫了一下她，长头发，一个约莫二十多岁的姑娘。她递过来一张白纸，一支笔，轻声说：“老师，请给我签个名。”
这是冬天，在城东的绿岛剧场。她特别补充了一句：“请您给我写一句话。”我不假思索，随手在白纸上写了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签上我的姓名和日期，把纸递给她时，才发现，她是个盲人。她脸色微红，腼腆地说：“谢谢老师。我还有个问题，能不能问？”
一旁开发区文联的李主席根本没把这个盲人姑娘放在眼里，他已经在催促我去吃饭了。我示意他稍等一会儿，耐心地对姑娘说：“你尽管问吧。”
姑娘说话的声音很柔很慢，“老师，您今天讲座里，提到了水浒英雄李逵，您说黑旋风是个大恶人是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姑娘，你理解错了，我没有说李逵是个恶人，我只是说，在《水浒传》这部小说里，施耐庵给我们呈现的李逵，是一个充分展示内心恶的形象。我并没有说他是恶人。”
她攥着那张纸，腮边微红，陷入了沉思。
这时，区工会的李主席一把抓住了我，用力拽着我向外走，“走吧，我们区委黄书记已经到酒店了。”
我匆匆走下讲台。这个时候，剧场已经人去屋空。讲座好像真的是一场集市。由我这样的人来兜售自己的想法，其他人照单全收，完全是卖方市场。李主席快步地向前走，行色匆匆，充满了因为冷落领导的内疚。我回头看了看讲台之上，那个姑娘还在那里，像个雕像，一动不动。
今天我讲的什么题目？那姑娘的问题稍稍让我的思维出现了停顿。是的，《善与恶——文学中的角色扮演》。我讲到了李逵。此时，在我几乎是被李主席推进汽车里时，我仿佛看到，在李逵打打杀杀的场面中，有一张疑虑重重的姑娘的面孔若隐若现。李逵那把闪闪发亮的斧子四处飞舞，那个姑娘像片弱小的叶子一样，瞬间就被砍得粉身碎骨。
冬天给了我们有关温暖的记忆。这个季节里，竟然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被文字和文学所照耀，我像一只火把，一只由文学缠绕在一起的火把，不知疲倦地穿梭于礼堂、大学、工厂、社区，把文学的暖意留在冬天里。每一次，我都面对的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对温暖充满期待的人群。我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或者两个三个题目的讲座，而每一次，我都讲得热血沸腾，仿佛都是第一次讲给自己听。可意想不到的是，在时隔一周之后，我又一次碰到了盲人姑娘。
第二次是在师大的讲座。夜晚，文学是这个北方城市罕见的星光。这一次，她不是最后一个映入我视线中的听众，而是我从讲台上走下来，就看到了她，她从后面向前走，还不时被退场的学生碰到，险些摔倒。我等着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她上次最后的提问内容，只是觉得她是个执着的爱好者，也许，她在写诗或者散文。我对仍然跋涉在这条路上的人心存敬意。我说：“慢一点。”
她说了一句话，吓了我一跳，她说：“老师，您在讲座里说，李逵是个时代英雄。”她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对自己今天的讲座有些怀疑，我没有讲到李逵吧？我含糊其词，在想着怎么回答她。我们一前一后向外走。师大的校园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让寒意稍稍地减弱。我谢绝了郭老师要请我去消夜的美意，我看着他开着黑色桑塔纳消失在图书馆后面，然后转头看了看站在暗处的盲人姑娘，我问她：“你怎么回家？”
“黑暗即是我家。”她轻描淡写地说道，却如此诗意。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揣测，她是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对诗歌执着的人。
我肃然起敬，我说：“我送你吧。反正我也要穿越黑暗回家。”
她没有拒绝，上车后我问她去哪儿。她反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她去东二环。她说：“那你就把我放到万达广场吧。”
路上我说：“姑娘，你是第二次听我的课了。”
她说：“老师，您记错了。不是第二次。”
我暗自吃惊。我说：“我想不起来……”
她提醒我说：“在残联那次。您忘记了吗老师？”
“残联？”这个词离我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与残联打过交道，我矢口否定：“没有。我从来没去残联讲过课。”
姑娘斩钉截铁地说：“没错。是您，董老师，董仙生老师。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眼睛，它用听觉来看这个世界。我相信我的耳朵，比你们正常人的眼睛还诚实。那是个雨天，您讲的题目叫《文学的面孔》。”
我一惊，思想一下子就抛了锚，汽车轮胎打了滑，险些蹿到其他车道上。我定定神，汽车平稳下来，说：“这个题目我确实讲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残联那地方，打死我也没去过。我根本不知道残联在哪儿。”
“就是在那个雨天，那次讲座上，您讲到了李逵，讲他是一个时代英雄，时代造就了他，他也顺应了时代。您的话我都记在脑子里，我的脑子就是个笔记本，毫厘不差。”姑娘的语气极为自信，仿佛这就是在残联的讲座之上，而我正在向众人描绘着一个叫作李逵的大汉，讲他在时代的旋涡中披荆斩棘，讲他英雄的故事。
“那不是我。”我的辩解那么苍白无力。她的脸始终面向前方，脸露微笑。那是一张意志坚定的面孔。她的表情让我感觉自己真的做了亏心事，内心有愧。
“而您在城东的绿岛剧场讲座时，又说李逵是一个恶人。您竟然会把一个人说成两个人，就像你在讲座里提到的那个分成两半的子爵，那个叫梅达尔多的子爵，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我一直都心里不安，不知道该相信雨天的那个董老师，还是剧场那个董老师。”不时闪过的车灯照在她疑虑重重的脸上。
好在，她看不到我，这让我稍感心安。而且，万达广场已经到了，我解脱了。我停在路边，告诉她，她已经到了。她打开车门，下了车，回头冲我说：“董老师，我还会去听您的课的。”
我赶紧逃离了她，过了路口向后看了看，在摇曳的霓虹、不时闪过的车灯、不离不弃的路灯光的交相辉映中，那个路口，早已没了那个姑娘的身影。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做什么的，为什么总是去听文学讲座，而又为什么去听我的讲座。
第二天，鬼使神差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在拥挤的车流之中，七拐八拐，来到了残联门口。残联在桥西偏北的地方，合作路上，离我上班的社科院已经超出了三公里。我从车窗里看着那个灰头土脸的大楼，看着从那个大门出出进进的人，他们几乎和我一样，我仿佛看到自己在社科院门口出出进进的情景。我疑惑地问自己，我真的来过这里？
在这个城市里，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彼此并不矛盾，我们互相友好地演好自己，共同上演着一出人生的戏剧。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演员，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一个文化名人，一个用自己的思想来塑造自己，并影响别人的精神抚慰者。有时候，我是靠惯性在行动，比如讲座，就像是打了吗啡，它在我的生命中是永远无法停止下来的。它是我人生角色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次是在省图书馆。我走上讲台的第一眼就看到了她。她坐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微笑着面对我。她眼睛看不到，但是一定能听到我的窘迫，在她面前，我总觉得被一道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是真的不想看到她。不过，我到底已经锻炼成了职业的讲座家。一讲起来，便忘记了她给我制造的一点点麻烦。除了偶尔能看到她那张凝神听讲的脸，让我稍感不适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我自己强大的内心掌握的，面对如此情景，我游刃有余。
讲座结束后，她紧紧地跟着我，没有提任何问题，让我略感轻松。省图的宋主任注意到她，问我她是谁，是不是跟我一起来的，要不要一起用午餐。我还没有回答，姑娘却抢先说：“我是跟董老师一起来的。”
吃饭的时候，她紧挨着我坐下来。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她却不吃一桌子丰盛的饭菜，而是从自己的包里摸出一袋饼干，一瓶矿泉水，独自吃起来。她身边的小杨替她把菜夹到面前的盘子里，她说：“谢谢。我只吃饼干。”他们都诧异地看着她，然后再看看我。我解释说，我们吃我们的，她这是习惯。其实我哪里知道她有这样的习惯，我不过是才见过她三次，况且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顿饭吃得寡淡无味。匆匆吃完，在停车场告别宋主任一行，我上了车，姑娘也跟着上了车。我挥手告别宋主任，车开出拥挤的停车场，我对姑娘说：“课讲完了。”
盲人姑娘说：“董老师，您不是说好了要送我吗？”
我想了想，没记得什么时候承诺要送她了。我只好说：“你去哪儿？”
姑娘想都没想，“长安公园西门。”
我专心开车，姑娘先开了口：“董老师，我感觉到您闷闷不乐。”
我说：“没有啊。”
姑娘说：“您骗不了我。我看不到，我能听到。听到您在想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想。”
姑娘说：“可是那些人在说呀，他们一直在想啊。他们一直在说，都是说些您不爱听的，可您还得附和着他们，装作您很认同他们。他们对您毕恭毕敬，但也只是场面上表现出的热情，心里不定怎么想的。那个叫宋主任的，其实一点也不喜欢您，从骨子里不喜欢您。他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而打着官腔。那个杨经理，不过是想利用您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给他们读书俱乐部涨涨人气。那个小黄，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他只想着和您套套近乎，好让您在文学的道路上帮他一把，给他的书写篇评论，推荐评奖。”
我暗吃一惊，她看不到，却能感觉到我在想什么，其他人在想什么。我停下车。“你到了。”我说。
姑娘没有下车，她说：“董老师，还没到。我说的是长安公园西门，不是南门。”她看不到外面的景色，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感觉到的。
她继续着她对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探寻。她说：“董老师，您六月六日那天，在燕赵讲堂讲课，讲座的题目是《四大发明与中国历史》……”
她还没有把问题抛出来，我就有些发毛，她的想法，远远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思维方式。我立即制止了她，“那不是我。姑娘，我没有讲过四大发明。我是个文学工作者，对历史没有太多的研究。没有研究过的内容我从来不会讲的。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不管我如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她是个认死理的姑娘，一旦她认定那个讲四大发明的人是我，那肯定就是我。我无法按照她的想法与她沟通对话，只好沉默不语。但是表面上安静的她却思路大开，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以前是个闷葫芦，几天都说不了一句话。我父母都以为我变哑巴了，他们害怕极了，一个瞎子，再变成一个哑巴，你说他们得有多倒霉，他们的人生该多么失败。我也替他们发愁，可我就是什么也不想说。越不想说话，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说不出来。那些话像是结成了一个疙瘩，窝在我心口里。可是有一天，我去父亲单位，偶然听到他们礼堂里有人在讲课，那是您，董老师，您在红星机械厂的礼堂里讲孔子，正讲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一下子就被那内容吸引住了，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辽阔的世界。您那天的声音现在还回响在我耳边，您就是我的大救星，给我解开了心口的疙瘩。我停在那里，完全融入了您带给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如此美好。”
我听着听着，竟以为自己到过那个叫作红星机械厂的礼堂，在那里讲过一堂论语课，讲过君子之道。而红星机械厂，据我所知，早在二十年前就倒闭了，现在那个位置，耸立着一个已经濒临绝境的商场。
长安公园的西门已经到了。这一次，我没有感觉到那么漫长和无聊，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些享受她的虚构。
她下车时，我突然想起来，“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
她摸着车门，笑着说：“董老师，我叫莫慧兰。”
我一下子蒙了，莫慧兰，不是90年代的体操明星吗？“你确定你叫莫慧兰？那个跳体操的？”我万分惊讶地问道。
“是叫莫慧兰。我以前不叫这个名字，是后来我爸给我改的，他希望我像那个体操明星一样，能自由地跳来跳去。”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她，一个叫莫慧兰的盲人姑娘，几乎是见面最频繁的两个朋友，好像我们早已有约，早已心有灵犀。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有足够的定力进入她的世界，进入她内心看到的那个我，那个到处去讲座，到处去展示自己才华的董仙生。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去寻找她提到的曾经有过的那些地方。我站在红星机械厂的旧址前，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红星机械厂红火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干什么，只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那个时候，我没有到处去给别人上课。
我们的谈话基本都是在我的车里。我成了她的专用司机。讲座之后我开车，她坐在我的身边。她提到了许多地方，都是二十年前的地方，一次，她竟然说我在解放路商场讲过如何在北方种植樱桃。她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她按照我的讲座，在自己家里做了努力和尝试，就在她家的院子里。结果，没有结出一颗樱桃。她自责地说：“我反复过多次，都没有成功。我就反思自己，一定是那次讲座我没有听得那么仔细，漏掉了什么。”她还用陈景润的例子来安慰自己，说明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次，她说我在展览馆讲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发，讲原子弹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万幸，她没有去尝试原子弹。在她的世界里，那个她看不到的世界里，那个被她叫作董仙生的讲述者不断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评论家，一会儿是历史学家，然后又变成了生物学家、育种专家、航天英雄……五花八门，她把我想象成任何一个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一个高大伟岸的人。实际上，我的名字成了一个她心中的符号。从冬天到夏天，我不断地面对一个陌生的姑娘，对她重复着一句话：“那不是我。”这句话如此苍白，如此软弱。而我，在不断地否定她的同时，也已经习惯了跟随着她跳跃的思想，一会儿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会儿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某个地方，在自己与他者之间，在现实与过去之间不停地转换。我发现，与她一样，她在黑暗中摸索着现实，而我在她的想象中，竟然也感到了某种不太明晰的感觉，开始审视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动摇。为什么我要怀疑自己？这让我有些隐隐的担忧。
不仅是我，就连她自己，也在不断的想象之中，对我的身份认同有了不同的见解。那一天，她竟然破天荒地要求我领她去看华北五省的美术联展。当她提出这个要求时，我愣了一下，半天没缓过神来。她怎么去欣赏那些美术作品？她敏锐地感觉到了我的犹疑，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也看不到，感觉不到任何艺术之美，我去那里纯粹是耽误您的时间？”
我急忙辩解道：“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么想。”
她说：“我看得到。”
我附和说：“是的，你看得到。”
美术联展的地点是中山路上的省博物馆，在闹市区。她早早地就在博物馆门口等着我，心情很迫切。这不是开展第一天，展馆里人并不多，稀稀落落，很安静，与馆外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慢慢地走着，每到一幅画作前，她都站在那里，停留数分钟，仰着头面对着那幅画陷入沉思。我没有再提出任何的疑问，我配合着她，站在她身旁，也仰头端详着那些画，国画、油画、工笔画……花鸟、人物、静物……或细致入微涓涓细流，或气势磅礴惊涛骇浪，或引人入胜曲径通幽。
参观到一半时，她突然低下了头，“我能看到，水在流动，鸟儿在鸣叫，骏马在奔跑，山峰高耸入云，晴空万里。”
我说：“我知道。”
“这幅画上是一个忧伤的姑娘。”
我说：“是的。”
然后是沉默，我们能听得到展厅里非常轻的脚步声，有个人从我们身后经过。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扭头看她时，她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抽泣着说：“董老师，您嘴上不说，但您心里肯定在笑话我，笑话我无知。”
我连连否认。
她接着说：“我知道我什么也看不到。我面前就是黑暗，就是万丈深渊。这是我的世界，我熟悉的世界。这就是我的全部。我不知道你们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黑暗与光明的区别。但是我能感觉到我父母的忧伤。他们每天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哀伤的世界。我想改变，让我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相通相连。但是上个星期，最爱我的父亲去世了。我能够看到他，他现在和我在一个世界里，黑暗的世界里。但是我看到的父亲，仍然没有微笑。”她说不下去了，身体颤抖着。
我把她抱住，轻轻拍着她的肩头。我们就像是这个美术展厅里的一个行为艺术雕像，引得其他人驻足观看。等她慢慢地平复了情绪，平静下来，然后我拥着她，继续我们的参观。只是，我成为她的一双眼睛，我轻声地给她讲述每一幅画，讲构图、色彩，讲作品的内容与想象，讲作品的艺术冲击力，我是把自己对于美术的所有理解都滔滔不绝地讲给她。她边听边向往地点着头，似乎已经完全被感染。
等我们向外走时，我已经口干舌燥了，嗓子眼儿里直冒火。而莫慧兰似乎已经忘记了父亲逝去的忧伤，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她挽着我的胳膊，脚步轻快。走出博物馆，我急着去找一个小超市去买瓶水喝，她却突然问我：“董老师，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我一时语塞，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面前，给她描述我个人的世界面貌。
“是四处去讲课吗？”她小心地问。
“这怎么可能？”我反驳她，“我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去做，搞研究，做课题，教学生，写论文，开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纪念会、追思会，帮学生找工作，给领导写讲话……你说我有多忙。怎么就成了一个专门搞讲座的江湖骗子了。”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莫慧兰嗫嚅着，“我是说，您看上去那么享受，每次我听完您的讲座，我觉得您都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世界。我坐在下面，心潮澎湃，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坐在众人之中，屋子里只有您构建的那个世界在回响，我觉得，我和您的世界接通了。我跟着您的声音，去了虚拟的文学世界，去了能够闻到味道的果园，去了辽阔而湛蓝的天空，去了枯燥的哲学天地……”
我小声说：“那不是我……”
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辩驳，继续说：“董老师，您就没有对自己的世界有过什么怀疑吗？您的世界生来就是如此，还是和我一样，是您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您也和我一样内心有个黑暗的世界？”
“这个……”我竟被她问住了。我感觉像是捂在自己身上的被子被别人掀开了，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是借故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仓皇地与她匆匆告别。我连回头看看站在博物馆台阶上的她的勇气都没有了。
那次美术展，于我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多少天，我都觉得是自己在看一次画展，我恍惚觉得，自己迷失在那间不大的展厅中，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墙上的画。失明的那个人不是莫慧兰，而是我。
那次画展之后，我们彼此的内心世界好像发生了某些变化，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开始反省自己，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的，一个喜欢被别人捧在天上的人的，一个喜欢到处去兜售自己廉价思想的人的？于是，从那个夏天开始，我不再有求必应，不再频繁地去四处讲学。而她，仿佛也改变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离世给了她巨大的打击，还是因为对那些经过她想象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在讲座中我很少再能碰到她，最后一次碰到她是竟然是在外地，在三百公里以外的廊坊学院。
我根本不会意识到她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当讲座结束，当人流散去，她站在我面前时，我惊讶着看着她，半天才问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她说，她来送父亲回家。她父亲老家是这里的。在吃晚饭前，我陪她在校园里边走边聊。她抱着父亲的骨灰盒，试探着问我，想不想听听她父亲的故事。
我默许了。
“我父亲是个徘徊在现实与想象之中的人，”她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矛盾的人。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告诫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能面对自己内心的人，一个无愧于自己内心的人。可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做到。我不是从出生就是个瞎子，我两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从此就失明了，但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一开始我的世界就是黑暗的，所以对我来说，并没有突然坠入黑暗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而父亲不一样。我的失明就像是他自己失明一样。我相信，从我两岁起，他也失去了他熟悉的世界，和我一起坠入黑暗之中。是他在黑暗中非要寻找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他几乎是我的眼睛，他每天都会让我去认识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告诉我。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累了，无法自圆其说了，在他的叙述中，那个真实的光明的世界有些前后不一致，有些混乱，所以他开始带着我去听讲座。”
“你是说，都是你父亲带着你去听各式各样的讲座？”我问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父亲，这让我有些疑惑。
莫慧兰说：“是的。就是这样。他开着车，把我带到各个能听讲座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哪里有讲座的。他把我送到那里，自己从来不进去，只是躲在车里，等我听完，然后再带我回家。”
“不是我带你回家？……”我疑惑地说。
莫慧兰解释说：“我坐你车里的时候，我父亲都开车在后面跟着。直到我从你车里下来，再上他的车。”
我看着她怀里的骨灰盒，感觉有双眼睛在看着我。我问她：“以后还去听讲座吗？”
她抚摩了一下骨灰盒，“会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出现。她的缺席，不影响任何一次照常进行的讲座，但是却影响了我的心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心情会越来越坏，我常常在讲座中间感到某种空虚和无助，有那么一分钟，所有的思想好像突然被一个虚无的人带走了，那个人明明就在讲台下的人群之中，我似乎看到了她，看到她从他们当中抽身而出，飘飘然向外走去。
甚至还有些淡淡的忧伤。我仿佛一下子看清了自己，看清了那个在现实中的我。就像莫慧兰说的，我真的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吗？我越来越没有自信，也没有了作讲座的心情，直到慢慢地推掉了所有的讲座，连我妻子都说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催着我去医院看医生。
几天之前，一个阴雨天，我开车从煤机街经过，突然看到路边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匆匆行走，是莫慧兰，我喊了一声。她没有听到。我急忙停在路边，跟着她。她已经拐进一个门洞里不见了，我也进了门洞，是个很暗的地方，然后顺着一个狭窄的楼梯向上走，来到二楼。二楼有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里也光线昏暗。没有看到她的身影。我听到了响亮而熟悉的声音。顺着声音走过去，踏进去的是一个大大的房间，类似于一个社区的活动室，里面挤满了人，年轻人居多。有一个讲台，讲台上一个人正在亢奋地高声讲话，正是莫慧兰。她讲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你有了钱，你会让你的父母过上最好的生活，让你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下面的人脸上都洋溢着狂热的表情，人群不时地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讲台像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在屋子里形成一个气流，旋转着，越来越快，聚到讲台上。每个人都被气流牵引着，忘我地狂呼着，兴奋着。我竟也不自觉地被吸引了，挤在他们之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与他们一起鼓掌，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我浑身燥热，血向头顶涌。正当我忘乎所以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那只手凉凉的，一下子就给我降了温。我回过头来，是莫慧兰，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讲台上走下来的，她拉了拉我，我被她拉着向外走，走到外面，走下楼梯，走到大街上。已经下雨了。我们没有打伞，她的头发湿了。
她说：“老师，我记得您给我说过，刚才那个人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