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批查运动中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改组甘肃省委，随后各级领导班子相应进行了大调整。省委派窦述同志担任天水地委书记，张可夫同志任副书记兼专员。他们到任后，地委以投票的方式，搞了一次对干部的民意测验，投票结果，桐树苞同志和我的票数最多，经过进一步考察了解后，报经省委审批，桐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我任地委常委、秘书长。在此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还被任命为天水地区揭批查运动办公室主任，王普、霍居恒、丁枫同志为副主任，李虎林、王德全等同志为主办骨干，并主要从事文字工作。
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引和省、地委的领导下，天水地区揭批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工作进展基本顺利，取得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还较为满意的结果。当时的局面是复杂的，人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把握运动的方向、进程和政策界限有一定的难度，经历了曲折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
揭批周昌举同志和年继荣同志是省上直接授意的，省委两次派员从兰州护送周来天水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都是我首先接待并组织安排的；揭批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年继荣同志，也是指派我领其到礼县各公社接受轮回批判的。我负责组织协调，并未直接参与批判，只对周的军方秘书杨秀松搞我们61人的黑名单一事，同周当场作了对质。年在礼县接受批斗中有了病，我当即决断批判休止，将其领回天水疗养。
在地、县揭批查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时期的一套做法，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干部路线等方面所形成的诸多问题感到义愤，言词激烈，甚至有夸大其词之情，这在运动中往往是难免的；但我在主持“运动办”工作的过程中，尽自己所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说过头话，不干过头事，不搞人人过关，不株连无辜，在对人的处理问题上更持慎重态度，重调查研究，不随便拔高。这样，一些同志当时也许对自己有“好人主义”之类的看法，感到“不过瘾”，对“冷处理”则误认为是优柔寡断，认为“快刀斩乱麻”才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当人们冷静下来，特别是运动过了几年之后，便会普遍感到天水对揭批查运动的把握是稳妥的，没有怎么伤害人，没有留下后遗症。当然，整个运动是由省委、地委领导的，重大举措由各级党委决策，我不过是从具体办事的角度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为以后的工作较少留下遗憾罢了。
当天水揭批查运动进入后半段时也遇到了一点风波。如有人印发传单式的材料，指责天水揭批查运动是什么“假批真保”、“帮派之争”，一时把事情搅得复杂化起来。对此，地委经过认真研究并报告省委，一致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完全是一种莫须有的想当然。他们对我们夜以继日的揭批查工作如此非议，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地委召开了几百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我和李虎林、王德全同志起草了地委向会议的长篇报告，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在报告中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言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摆事实。讲道理，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使我们大家都很受教育。
秘书工作班子
我在1977年至1978年所从事的地委秘书长的工作，好像医院的护士长，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管，相当繁琐。这是我最不擅长也不乐意干的事情。正好，副秘书长郭志高同志却乐于此道，也很会搞这一套。此人曾在1958年当过文县县委书记，独当一面，很不愿意别人插手他所管的机关事务性工作。这样我们两个恰好为上佳搭配，合作默契。他分管的事情我较少过问，我可以腾出手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务工作上。
当时天水地委的秘书班子很强，秘书科长李虎林，副科长王松龄，以及各位书记的秘书郝玉萍、卢双双、陈启珍、杨武宇、何顺德、蒋本德、官加珍等，再加上政策研究室主任丁万昌和副主任张骥等同志，他们都是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同志，地委一些大型文件的出台，包括报告、总结、意见、通报等，都是他们分工拟稿，由我最后串连合成。有了这些同志的辛勤工作，我就比较轻松了。他们德才兼备，进步很快，后来都成为县级、地级干部了，有的还被提拔到了省级领导岗位。
在这一段工作中，领导上对我是十分信任和器重的，我全身心地参与着地委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决策，并且无所顾忌地表达着自己对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的意见和建议。
1978年夏末，我曾与天水军分区政委邢昆山同志带领70多名农业战线的同志到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大寨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同志介绍大寨的“海绵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带领我们参观大寨农民的聚居新村等等，都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给人以极大的感染。返回西安时到处找不到住处，令人沮丧。陕西省政府接待处缺乏热情，让我们自己到晚上12点以后去找澡堂营业后的空床位去住，真是“大煞风景”。最后还是邢政委通过陕西省军区才把我们安排到部队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火车返回了。
接受农业管理培训
1979年初我被任命为天水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当时的地委书记刘公泰，副书记张可夫、贾长明、姚知一和桐树苞等，全是红军时代或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我是最年轻的。在此之前的1977年初，省上曾调我担任省委组织部一处处长，搞干部任免，担任过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的穆永吉同志同时也调来担任二处处长，搞调配。他到任了。组织部多次督促我也尽快到岗，但当时的地委书记窦述同志找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建议把我留在天水，说是天水班子中就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请求不必调走了。宋平同志尊重地委意见，同意了。这样，我这个“壮丁”分管农业，跑农村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以自己年轻力壮的优势，在天水地区管辖的12个县、市到处奔波，时而抓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安排，时而抓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调整和建设，尤其是漳县每年夏季的冰雹灾害，发放救济粮款，组织灾区群众生产自救，都少不了我。该县1978年罕见的大冰雹造成几个公社的农业颗粒无收，人畜伤亡，成熟的麦子、青稞、胡麻等农作物全被打得埋入地下，连秸秆也找不到了，惨不忍睹，农民哭天叫地。省委书记宋平同志也亲临现场视察，随后拨发了救灾粮款，安抚灾民，给我们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我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激发了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稳定了局面。
为了提高农业管理领导水平，我于1979年9月至1980年1月参加了中央农业部在西北农学院举办的全国首期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参加这次学习班的学员来自陕、甘、宁、新、青五省（区），共47人，其中甘肃13人，除我和省农牧局副局长张兴同志外，其他同志都是定西、榆中、正宁、天水、张掖、泾川、临夏、武威、成县、酒泉和张掖等县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为我们授课的西北农学院教授、副教授有33人。四个多月我们共学习了14门课程，包括农业经济管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肥料学、作物栽培学、作物遗传育种学、耕作学，以及农业气象、植物保护、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农田水利和林果知识等。
学习班的管理很得体、很得力，教师备课讲课十分认真，我们听讲、记笔记、习作、考试都相当用心，时间不长，收益匪浅。
学习结业前我写了一篇题为《农业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的论文。这篇论文被中央农业部选中了，并且指定我于1980年3月参加了国家农委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农业经验交流会。会上印发了我的论文，并让我在大会上发了言。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都是农业方面的教授、专家，培训班学员全国只我一个，我受宠若惊，大会发言底气不足，只好“照本宣科”，不敢班门弄斧，随意发挥。尽管如此，光明日报还是摘要发表了我的文章。返回甘肃以后，省委组织部向全省批转了我的这篇论文，并两次受到宋平同志在干部大会作报告时的表扬鼓励。他号召干部适应新的形势，增长专业化知识。此后在天水分管农业的工作中，信心倍增，在农业科技研讨中感到有了发言权，还多次为天水地、县农业干部培训班讲课。天水县委书记张国兴同志也参加了西农培训班学习，他虽没有写过什么论文，但他是基层上来的同志，比我更有农业管理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使知识系统化以后，他便如鱼得水，能够更好地学以致用，我们两个都受到天水广大干部的好评。
同小平同志握手留影
1980年秋，我们欣喜地接到通知：小平同志一行从首都乘坐火车专列到甘肃视察，中途在天水短暂停留，要去看看麦积山。于是我们在食宿、交通、警卫和游览路线等各方面都做了周详的部署和安排。然而天公不作美，天水连续几天大雨不断，山洪爆发，交通受阻，去麦积山的道路安全系数偏低，陪同小平同志的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司令员杜义德，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和省长李登瀛等同志决定不必贸然前往。
人们都有亲眼见见小平同志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小平同志得知后十分理解基层同志的心情。列车到达天水站后，他毅然下车，健步走到站台上，面带微笑。他和蔼可亲地与前来迎接的我们天水地区的20几位同志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随即站成两排，请小平等同志与我们合影，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永久的纪念。时间虽然短促，但大家无不兴高采烈。当时，我确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满足感和自豪感，终生难以忘怀。
难忘的耀邦同志
1982年夏初，胡耀邦同志和杨静仁同志一起到天水视察工作。当桐树苞同志代表天水地委汇报工作时，耀邦同志不时插话，汇报结束后耀邦同志作了长篇讲话。在前后视察的几天时间里，我们随同他们一起活动，又聆听了耀邦同志的一系列教诲，特别是关于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铭刻下了永久的印记。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奔放，十分看重和关怀基层的同志，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很快便同大家拉近了距离，我们毫不感到拘束。他挨个问及与会地委、行署同志的姓名、籍贯、年龄和文化程度。当问到我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他立即说出“皇甫”为复姓，古代出过高士。可见他对百家姓了如指掌，通晓我国历史。我们几次合影留念时，他都让当地的领导同志在前排就座，使我们感到格外温暖。
杨静仁同志祖籍兰州，他对甘肃有特殊的感情。当我们汇报到张家川县回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时，他主人般地插话，回顾了当年的历史，又指点现实工作，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到麦积山风景区游览时，应请为展览馆题了“杨静仁到此一游”的条幅，别具一格。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耀邦同志不辞辛劳、深入基层的风范令人钦佩。据我所知，他基本上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地、州、市。他曾先后三次到甘肃巡视，不仅足迹遍及全省各个地区，而且走访了许多县、乡和农户。
耀邦同志拨乱反正、改造山河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有口皆碑，永垂不朽。我们崇敬他，怀念他。1998年我到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瞻仰时，在其墓前情不自禁地为耀邦同志深深地三鞠躬。
西和抢险救灾
1982年夏末秋初，天水地区南部县份阴雨连绵，特别是西和、礼县一带，中雨、大雨、暴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大面积山体滑坡，泥石流爆发，毁掉了上百万亩土地与农民的房屋、牲畜和财物，五万余人露宿野外，无家可归，哭天喊地，一片惨象。平地的道路也被暴雨冲断，山地公路上的泥沙堆积如山，有些路面堆垒的淤泥高达10米以上。石峡镇西半面街道及其铺面、住宅，竟被当地两条河流汇集而决堤的洪水所席卷，所有房屋和财物被洗劫一空，数人被洪峰冲走丧生。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省办、县办的公路中断了，社办公路和乡村道路被毁了，不要说汽车不能通行，连步行也成了问题；救灾物资无法运送，通讯受阻，省、地领导机关与之无法联络，西和、礼县全体干部和全县人民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其恐慌和焦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天水地委、行署当机立断，除在本地大力筹集救灾物资外，立即通过省委、省政府向兰州军区、兰州空军部队求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愧于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部队首长慷慨应允，迅速派出数架飞机和舟桥部队，全力投入抗灾抢险斗争。
我率领地区救灾组最早赶赴灾区。我同地委副书记赵建基、行署副专员郑荣祖以及我的秘书何顺德等同志，乘坐兰空部队的直升飞机直飞灾情最重的西和县。当飞机降落在县城郊区的一个点燃火堆标志的空旷地面时，县委正副书记，政府正副县长和部门的领导同志迎上前来。县委书记李茂才、县长严尔温等同志饱含热泪，有些同志竟至泣不成声，他们无法掩饰疲惫的面容、得救的激动和苦愁中的喜悦，连声说道“我们可把领导盼来了”，“这下我们有主心骨了”。的确，我们的到来对西和的同志是个激励，而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更是莫大的鞭策。在这个抢险救灾的节骨眼上，广大干部特别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第二天，我们就同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召开了全县抢险救灾总动员干部大会，县委书记李茂才主持，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县人民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经受考验，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胜利属于人民，属于强者。
抢险斗争检验人格，磨练意志，凝聚力量。这场抢险救灾斗争，把全县30多万人民和几千名干部、职工团结起来了。如果说过去在干部中还存在着某些组织涣散、干劲不足、情绪消沉和上下左右之间关系不大协调等问题的话，那么现在那些恩恩怨怨的东西全部退位了，代之以不畏艰险、齐心协力、勇往直前，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奔赴救灾第一线，吃大苦，耐大劳，立大功。
县级机关、厂矿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援救大军出发了。每人背着20斤、30斤、40斤不等的粮食、衣物、帐篷、药品等救灾物资，跋山涉水，奔向各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