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以至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诚然，要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阐述这个课题，应当由专门的著作来完成。这篇短文，只能从总的方面讲几点概括的认识；讲得对与不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目的在于探索和讨论。这里讲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等问题。我认为这几个方面在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的面貌上是很重要的。
一 关于多样性
所谓多样性，是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来说的。一般地说，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先从最直观的认识入手，即首先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之丰富，无疑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了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其实是纪、表、志、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典制体（旧称政书体）、纪事本末体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也是很重要的体裁。古代史家编著史书，对体裁的选择、要求和创新，一方面是从客观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启示，一方面也往往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关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从历代史家所撰史书的序论、凡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体裁的多样性的特点，乃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史家认识发展的结果。当然，这些体裁出现的时间或先或后，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但在中国史学的滔滔长河中，它们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各种体裁的相互补充和综合，又推动了有关体裁自身不断革新，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撰述上的多姿多彩的成就。这是我国史学遗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种情况，从7世纪中叶（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来看，已十分了然。《隋志》史部后序说：“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原注：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和补充，实际数目比这还要大一些。史学发展的这种盛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少见的。《隋志》史部分史书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是从内容和体裁的结合上来区分史书类别的。稍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以“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断代的纪传体、编年体）和十种“偏记小说”（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来总括群史。[1]刘知幾对史书种类和体裁的看法，虽不及《隋志》全面，但也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之多样性的丰姿。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大约十个世纪中历代官修、私撰的目录书、文献书里，都不断地有所反映、有所发展。18世纪后半叶（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状况。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已经走向近代化了，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学表现形式，恐怕也还是不多见的。《四库全书》史部分类，在体裁的区别上更加讲究，更加明显。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之多样性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史学所采用的这些体裁，都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反映。20世纪以来，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可以被今人所借鉴。恰恰相反，当代史学所借以表现的种种形式，一般说来，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譬如：现在通行的章节形式，就是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同西方近代史书体裁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形式；近年来关于人物传记的著作多了起来，其中尤以《中国哲学家评传》《中国文学家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军事家评传》《中国教育家评传》等，在读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评传无疑是对传统史学中的类传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对编年体的运用，更是不曾间断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学者正在探索着把古今史书体裁结合起来，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综合体，用以表现通史或断代史的演进过程及其丰富、复杂的侧面；有的学者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编旧的学案体史书。这就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跟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大小，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自觉的认识和实践的程度。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情况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传统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将有利于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这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之一。
二 关于社会性
中国传统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这个史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决定的。这里，就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了。
司马迁为自己的历史撰述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是他的撰述论纲。这个目标的实现和这个论纲的具体化，使《史记》一书不仅成为空前的通史杰作，而且成为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举例来说，《史记》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这从它的“八书”和类传中看得格外明显。《史记》的“八书”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统治者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等；类传则有循吏、儒林、酷吏、龟策日者、刺客、游侠、滑稽、货殖等，涉及社会各方面的许多人物。司马迁用他的神来之笔，活画出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纷繁画面和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种种风貌。《史记》在内容上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是极为突出的。
《史记》以下，历代“正史”多仿照《史记》，有的“正史”在某些方面也还有所发展。以“食货”而论，自《汉书》改《平准书》为《食货志》起，“二十四史”中的半数都有《食货志》。南朝萧齐建元二年（480年），史官与大臣讨论史书志目，左仆射王俭认为，“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3]，主张立《食货志》。元人所修《宋史·食货志》篇帙多达十四卷，内容涉及农田、方田、赋税、布帛、和籴、漕运、屯田、常平义仓、役法、振恤、会计、钱币、会子、盐、茶、酒、坑冶、矾、香、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等。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视。此外，“二十四史”中，三分之二有《天文志》和《地理志》，二分之一有《刑法志》和《职官志》；而《明史》的志，包括十五个志目，是“正史”中最多的。至于各史类传，有一点是特别应当受到重视的，即绝大多数“正史”都有少数民族的传记（有的则跟外国传合在一起）。这说明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不只限于中原民族即汉族，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本是由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古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历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虽然这种比较开阔的视野有时难免跟封建正统思想发生矛盾，但他们仍然不会忽视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记载。
以上所举的这些情况，都还只是历代“正史”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之社会性的某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在“正史”以外的许多史书中也都存在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书在记述某一方面的内容时，其重要和翔实的程度往往超过“正史”，因而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如杜佑《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包括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和有关“群士议论”，就远远超过它以前的历代“正史”。又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战国至五代的政治、军事史，其连贯性和准确性，也超过它所取材的历代“正史”。再如一些地理总志（以地理为主，兼记政治和经济），也比有关“正史”中的《地理志》来得翔实。他如乡贤传、方物志、族谱、家传等，也常常可补“正史”之不足。
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从历史记载本身来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如果从社会生活同史学的关系来考察的话，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可能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政治上看，正像汉初刘邦君臣重视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因而有陆贾撰述《新语》一样，唐初太宗君臣对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亦极重视，其君臣论政，无不论史，而魏徴撰写《隋书》序、论及梁、陈、齐、周四史总论，则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这跟贞观时期的各项政策有极大的关系。也正像唐太宗称赞荀悦《汉纪》“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4]一样，宋神宗认为司马光所撰的编年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5]，清帝乾隆也把杜佑《通典》看作是“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6]在这些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来看，史学对于政治来说竟如此重要。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按照这些史书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去做，固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能够认识到应当从史书中汲取经验教训，毕竟比无视历史的统治者要高明一些。唐太宗要求自观国史的事，历来为史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他专横和心虚的表现。这种看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唐太宗的整个一生来看，对于他说的“今欲自观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说；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7]，似亦不应完全视为饰词。
从经济上看，历代封建统治皇朝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是承袭前代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方面也因时制宜而对原来的经济政策有所损益。不论何种情况，通过史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历代皇朝的经济决策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的《论贵粟疏》提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这些都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来的，对于汉初确立“地著”的政策，即恢复和巩固以耕织相结合的个体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于有这种认识，他“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8]王安石实行变法前后，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再引证史事为变法大声疾呼、寻找历史根据。他上书宋仁宗，希望朝廷“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9]；又针对人们对新法的非议上书宋神宗，指出他推行的“免役之法”“保甲之法”“市易之法”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人们不是要“师古”吗？“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10]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运用历史经验为经济决策服务，在客观效果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但也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史学与民族关系、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家族历史等都有极密切的关联。即以科举制度而论，自唐代起，史学作为科举的一个科目而受到重视。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敕著作郎许敬宗为宏文馆学生“授以《史》《汉》”。[11]贞观八年（634年），诏“进士读一部经史”，经书主要是《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书）》《齐（书）》志，习《北史》者通《后魏（书）》《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12]这说明在唐玄宗时期，以上八史，均为科举所定选修科目。晚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殷侑奏称：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事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13]
殷侑的这些建议被穆宗采纳了。有唐一代的科举考试对史学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宋初，科举考试亦设“三史”科目，与“九经”“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并列，“三史”科要“对三百条”[14]。后来“三史”科有被轻视的趋势，于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奏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15]这是强调不仅重视对于历史知识的考试，而尤其要重视对于运用历史知识来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南宋半壁河山，人们强调对于三国、六朝、五代历史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是极自然的。这个建议也被宋孝宗所采纳。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皇朝，史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是受到相当的重视的。顾炎武赞叹唐代以史学取士的做法，认为：“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16]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中国传统史学，还常常成为激发思想家们的神思和文学家们的诗情的重要素材之一。正像先秦诸子中很少有人不论史一样，唐代以下的诗人也很少有不咏史的。“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17]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他的这两句诗揭示了思想家的沉思和文学家的激情都跟史学有极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不只是表现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这里，我想引用王夫之论《资治通鉴》的几句话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束。他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18]一部《资治通鉴》可作如是观，更何况全部传统史学呢！
三 关于时代性
时代性，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又一个特点。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和社会性是着重从它的形式和内容来考察的话；那么，它的鲜明的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字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9]如果这种说法大致不错的话，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跟现实有直接的关系。据说孔子著《春秋》，是因为当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他是要把《春秋》当作统一的王法，以服务于当时的“乱世”。跟孔子略有不同的是，西汉史官司马谈临终时说过这样的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其子司马迁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废明圣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0]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要以史学来反映历史的变化，特别是反映西汉的盛世。孔子跟司马父子所处的时代不同，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亦颇迥异，但他们在以史学服务于当时的时代之认识上和要求上，却是相通的。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史学家之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史学家对待史学工作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史学家的这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就表现得格外突出。上文所举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那些话，便是极明显的例证。处在隋唐之际统一局面的历史条件下的李大师，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因而萌发了这样的历史撰述思想：“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可惜的是，他终因未能撰成一部贯通南北的南北朝史而“以为没齿之恨”。[21]他死后，其子李延寿决意“追终先志”，以十几年的准备、十几年的撰述，写成了《南史》和《北史》。在这两部书中，李延寿摒弃了前史所谓“索虏”和“岛夷”的旧说，沟通了南朝史和北朝史的联系，反映了隋唐政治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时代精神。“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盛世结束了。杜佑是唐代中衰时期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批评前人的著述往往“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22]，申明他撰述的巨著《通典》，其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3]，要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通典》问世后，大传于时，时人谓“其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24]两宋史家，或出于“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5]，或震惊于“靖康之祸古未有也”[26]，或记述本朝“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27]，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顾炎武和顾祖禹，都深切地感触到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地理条件，对于国家政治安危、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前者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28]，而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后者因认识到“战争攻守、兴废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有一不本之方舆者耶”[29]，而撰《读史方舆纪要》。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文章家和史学家。他的诗、文、史论，饱含着时代的气息。他一方面为“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感到悲哀，一方面又期待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写过一篇叫作《尊史》的短文，认为：史职所以受到尊重，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记载史事、褒贬善恶的职能，而是尊重史学家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史学家没有思想和精神，不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人和事，那么他们所讲的、所写的“必有余呓”或“必有余喘”，即不是不着边际的梦呓，就是毫无生气的废话，于社会何益。龚自珍的这些话，把中国古代史家反映时代的意识和要求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阶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之，中国传统史学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一是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一是史学家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具有这种自觉的意识，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中国历史上一批最有影响的史学家来看，他们的撰述大多具有时代性，当是毫无疑义的。
四 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密切联系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史学，自应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它的时代性又总是跟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才对它们分别进行论述。我们在对中国传统史学作全面考察的时候，是应当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的。
正像任何事物都要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也极其自然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为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时，史学的发展大致只能局限在原有的框架里。反之，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当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出现时，史学的发展就会突破传统的格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外，史学的社会内容、表现形式、时代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而越来越明显。这个事实说明，传统史学的格局不是不变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定要被突破的，也是应当被突破的，否则，它就会停滞、枯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说明，当传统史学的格局被突破以后，它的有些部分被人们摒弃了，有些部分则被人们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本文所阐述的史学应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史学应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史学应研究并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要求等等，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有很大的区别，又有历史的联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以往的史学、发展今天的史学，是有意义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论在理论方面、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这种好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更非旧中国史学所能比拟的。目前，史学界中有一种“史学危机”的说法，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学危机”指的是传统史学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不确切的。传统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史学史上已经成为过去的、曾在许多个世纪里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于历史之思考的那些成果和积累。这些成果和积累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其自身当无“危机”与否可言，问题在于人们怎样评价它和对待它。这就涉及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了。
史学要创新，而创新的活力在于社会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创新也不是没有前提、没有条件就可以实现的。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30]是否可以认为，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史学，它的创新，还必须吸收外国史学中一切有用的因素。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当然，在这个吸收和清理过程中，他也不赞成“全盘西化”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主张和做法。[31]他的这些论点，在今天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四十多年来，我们不曾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来做这种吸收工作和清理工作，而现在则具备了这样的政治环境，这是令人鼓舞的。因此，热诚的和冷静的史学工作者在探索史学的创新之路的时候，自应十分重视这种创新工作的“前提”、“原料”和“必要条件”，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本文不是一篇全面评价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的论文，它不过是就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讲到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有关的一些问题，目的在于引起思考和讨论。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