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昆明，从上海的《周报》上，读到黄裳先生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章，顿时吸引住了我。从文章里知道作者是翻译官，一个翻译官而写出如此情趣、如此风调的文章，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二十多岁。老实说，在昆明看够了，也听够了翻译官的故事，对之是并不“肃然”，也不肯“起敬”的，一直到读了《关于美国兵》之后，才“肃然”了一下。
不久，又读到《昆明杂记》，作者特别对于南明史事关怀，惭愧得很，自己在昆明前后住了将近十年，原是抱着搜集南明史料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虽然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却不曾写过关于昆明、关于南明一个字，不但“此愿竟成虚”，到头来连书和拓本一塌括子都拿去换米了，发了“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之叹。看看一个过路游客，在百忙中还上昆明和贵阳的图书馆作研究，不能不脸红，也不能不起敬。
接着又在《文汇报》上读到作者的南京通讯，犀利的文笔，翔实的报道，熟识的风格，读了如见故人。
不久，作者回沪编报，开始和我通信，要我替报纸续写《旧史新谈》，为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当然是乐于从命。
于是，奇怪的事情来了，《浮世绘》上连续发表《旧戏新谈》，署名是“旧史”，谈皮簧、谈昆曲极当行，屡次提到十几年前看此戏，又对京朝名角一个个如数家珍，甚至会说起是某年某月在某地听过某角唱某戏，如话开天遗事，似乎作者是上了年纪的行家。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文中还谈及服装的美、脸谱的美、表情的美，作者决不是一个庸俗的旧戏行家，而是对旧形式的艺术具有高度的欣赏和批评能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作者对当代史事极熟识，《新安天会》这一篇好极了，张奚若先生曾经好几次和我谈起此文；第二，作者对旧史也如其对旧戏之当行，没有一句外行话；第三，他说的是旧戏，读的人读的却是新戏，他对旧戏史事的批评，公平而有分寸、有分量；第四，文章清新流丽，相当熟练。
每次得到《文汇报》，总习惯地先读“旧史”的文章，虽然我对旧戏一无所知，却对《新谈》抱极大兴趣。作者有几次提到火判，说到某角（大概是侯益隆吧？）演火判，脸谱、服装、表情美极了，美极了，这个美极了的印象，隔了一年多，到今天我还在时时想着。
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是从《新谈》里发现，还是作者自己告诉我的，证实《新谈》确是黄裳先生的著作。
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别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我最初自以为是的推测全错了。
作者似乎对南明史事还在继续探寻，为了吴昌时，还特地访问了鸳湖，写出了明代覆亡前夕，政争幕后人一生的《鸳湖记》。
几个月前，作者来信说，《旧戏新谈》的稿子选出了五十几篇，预备结集，并且说明是取意于《旧史新谈》的，有义务作一篇小序。这一义务的实践，由于我已说过一无所知的困难，拖延了好久，实在谈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就所知道的说了一点，不能算是序，就算一个读者对于作者的介绍，学学作者惯用的题目，题记为《关于黄裳先生》吧。
我能向读者说的话，老老实实地说，我是喜欢读作者文章的一个读者，尤其喜欢读这一本书，我不懂旧戏而喜欢作者所欣赏的旧戏，我写过《新谈》，却更倾倒作者的《新谈》。
吴晗
3月12日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