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塞弗尔特
星期天，魏尔伦上街去给患病的妻子玛蒂尔达买药，药店就在附近。在短短的路程中，他不幸遇上了兰波。兰波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魏尔伦弃家出走，同他一起去比利时旅行，魏尔伦于是未去药店，却和兰波径直到火车站。玛蒂尔达徒然满巴黎找了他三天，走遍朋友家，甚至停尸间都去找过了。后来才知道丈夫同《醉舟》的作者一起，到邻国比利时去了。
上街买药——我这里要记述的一件往事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诗人魏尔伦。看来，有些作家的妻子假如病了，是不宜打发出去买药的。
不过，我得从另一处讲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住在日什科夫区胡斯大街一栋简陋楼房的一套简陋住所里。这栋破旧房屋地处转弯角上，我们那套住所有个莫大的也是唯一的可取之处：阳台和厨房的窗户都对着维特科夫山开阔的山坡。山坡上，从铁路边缘起，长着成片成片的金链花，春天开出浓密艳丽的黄色花朵，虽然不香，但波浪似的满山都是，景色绝美。弗拉尼亚·什拉麦克曾写过一首优美的咏金链花的诗。金链花谢了以后，铁路两侧洋槐花的甜香便涌进了我家的窗户。整栋房屋、阳台和晦暗的小院子都弥漫着这股甜香。一堵高墙把小院子同铁路的路基隔开。高墙已断裂，墙边建了一些堆煤的木棚屋。春天的芳香在这里很需要。院子又小又阴暗。战争期间，房客们在这儿养了一群母鸡，它们徒劳无益地用小爪子刨着石头地面，啄食墙上的灰泥。在这里，大白天也不时有耗子跑出来同母鸡分食房客们从阳台上扔下的残羹剩菜。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母鸡便一只只奔到院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谁走来给它们开门，然后一窝蜂拥向楼梯，惹人发笑地一级一级蹦上楼去，准确无误地找到各自的楼层和家门。即使快要下蛋了，母鸡也一级一级地蹦，然后慌慌张张钻进家里，接着整座房子便回响着它那欢乐的母性的歌声，歌唱它创造了奇迹：一个小小的、但在战时却非常珍贵的宝贝儿。
若问母鸡养在哪儿？或者在厨房里，或者绝大多数都在那间狭小、幽暗的食品储藏室里。这里的一扇窗户对着臭烘烘的天窗，无法储存食物。不过，战争期间谈得上什么食物啊我家一间小屋的窗子朝着嘈杂的街道，正同金天使饭馆隔街相望。饭馆的镀金浮雕挂在它的门额上。那座房子里住着弗朗基谢克·绍埃尔，日什科夫区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和善的人，晚年还写过一本书，记叙他不平凡的一生。
战争结束了，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回国后不久，就同他从俄国带回来的第二个妻子搬进了绍埃尔家。有个从来都喜欢故弄玄虚的人说她是公爵夫人。她看上去不像。我们两家的窗户遥遥相对，我们能看到他们家左面的后屋和舒拉太太——日什科夫的街坊们都这样称呼她，总见她蛮有兴致地瞧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捷克人的生活。
隔了一座房子住着我的同学和朋友伊万·苏克。我只要站在阳台上吹一声口哨，苏克就会出现在他家的阳台上。我们两个常常一块儿玩台球。苏克住的那座楼里有一家小饭馆。不知为什么，大伙儿管它叫“顽石饭店”。那里的一位房客是个玩台球的行家，待人和蔼，他教会了我们玩台球的门道。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有时也上这家饭馆里来。他呆不长久，这里离他的妻子太近了。妻子总是徒劳无益地想把哈谢克留在家里。一次，有人问哈谢克为什么不上金天使饭馆，他不以为然地说那里要爬楼。实际上，金天使饭馆只有三级台阶。
一个夏天的晚上，哈谢克衣冠不整地走进了饭馆。他只穿了件衬衫，趿着拖鞋，用手提着裤。他坦率地告诉大家，说妻子舒拉把他的皮鞋、背带和外套全都锁起来了。他这是上药房去买药，妻子患病，医生开了药方。他随身带了个酒瓶，说是顺便捎瓶酒回去。没等店主人把酒瓶灌满，也没等站着把一杯啤酒喝尽，他就同我们玩起台球来了。他玩得非常糟糕。喝完第三杯啤酒之后，他下了决心，说非要买药不可了，舒拉在等着哩，酒瓶嘛先放在这儿，等他买药回来时取走。他没有回来。
两天后，有人果断地在敲我们家的大门。门外站着面有愠色的舒拉，她气冲冲地问道：
“雅娄谢克（雅罗斯拉夫的昵称）在哪儿？”
后来她对着我的母亲哭了一会儿，抹抹眼泪走了。
不，哈谢克并没有遇上什么兰波，也没有跑到国外去。一个星期之后他回家了。带回一瓶啤酒，可是没有药。反正药也不需要了。他的妻子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健康得过头啰！他大笑着补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里，哈谢克趿着拖鞋、没穿外套，在夏天的布拉格久久地游荡，当然去了所有可能去的饭馆，在朋友和伙伴们中间——他们丝毫没看重他的创作——写了满满一练习本的《好兵帅克》。他伏在桌子一角写稿，写完几页就由伙伴中的某一个送去给出版商西内克。出版商按交稿数量，付给他相应的稿酬。当然一个克朗也不会多给。哈谢克以此打发一天或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若不愿意对着空杯枯坐，就得提笔再写。
这等样的创作条件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假如哈谢克有个清静的环境，坐在书桌前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这部作品可能会是什么样呢？然而，这是永远无法解答的、致命的“假如”。有可能假如哈谢克不是在泼洒着啤酒的桌面上、在酒肆饭馆的喧闹声中、在一群贪杯的朋友之间为了挣几十个克朗买啤酒而从事写作的话，这部作品也许不会问世，哈谢克就不会是誉满欧洲的哈谢克了。
大家知道，哈谢克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舒拉太太也去世了。哈谢克的忠心耿耿的朋友、很有耐性的弗朗基谢克·绍埃尔也去世了。唯有帅克，这个胖乎乎、性格外向、绝对不懂得粉饰现实的循环性精神病患者——正如封·德拉切克教授给帅克作的诊断中所说的一切活在人间，快活地不仅朝着普津姆（捷克布杰约维采附近的一个小镇）前进，而且几乎远行全世界，走向他从来没有打算要去的地方。
华老师，你在哪儿
文／王蒙
在我快要满七周岁的时候，升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二年级，那是一九四一年，日伪统治时期。
我至今还记得“北师附小”的校歌：
北师附小是乐园，汉清百岁传，向前，向前，携手同登最高巅。
第二句“汉清”两个字恐怕有误，如果这个学校是从汉朝办起的，那就不是“百岁传”，而是一千几百年了，大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古老的学校。
在小学一年级，我们的级任老师姓葛，葛老师对学生是采取放羊政策的，不大管，一遇到天气冷，学校又没有经费买煤生火炉，以至有的小同学冻得尿了裤子（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并不觉得不光荣的经历），葛老师便干脆宣布提前散学。
二年级换了一位老师叫华霞菱，女，刚从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毕业，二十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她是“北师”的高材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级任老师。
她口齿清楚，态度严肃，教学认真，与葛老师那股松垮垮的劲头完全相反。首先是语音她用当时的“国语注音符号”（即勹、夂、冂、匚）一个字一个字地校正我们的发音，一丝不苟。我至今说话的发音，还是遵循华老师所教授的，因此，有些字读的与当代普通话有别。例如“伯伯”，我读“bebe”，而不肯读“bobo”，“侦察”的“侦”，我读为“蒸”，教室的室，我读上声而不肯读去声等等。为“伯”“磨”之类的字的读法我还请教过王力教授，他对我的读音表示惊异。其实我出生就在北京，如果和真正的老北京在一起，我也会说一些油腔滑调的北京的土话的，但只要一认真发言，就一切按照华老师四十多年前的教导了，这童年的教育可真重要。
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经常对一些“坏学生”训诫体罚（站壁角、不准回家吃饭），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考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比葛老师强百倍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作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注音符号拼的。那句子是：
“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欣赏”。
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希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
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是“写字”课时，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回家再取已经不可能。
我心乱跳，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了笔墨纸了吗？”
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
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她问：“你们说怎么办？”
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啊。我完了。
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去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
听了这个话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喊道：“同意！”
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
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问道：“当×××（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
又有一次考“修身”课，其中一道答题需有一个“育”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次这个“育”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悄悄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育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我一下子又两眼漆黑了。又是一次促膝谈心，个别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十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布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有一次带我去先农坛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还带我去一个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了，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我借用了写到《青春万岁》里苏君和杨蔷云身上了。
运动会开完，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到了东四，仍然下不来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站……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从此，我反而与华老师更亲了。
我们上学时候的小学，每逢升级，级任老师就要换的，因此，一九四二年以后，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此后也有许多好老师，但没有一个像华老师那样细致地教育过我。
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从北平号召一部分教师去台湾任教以推广“国语”，华老师自愿报名去了，据说从此她一直在台北。
目前我得知北京师大附小的特级教师关敏卿是当年北师附小的“唱游”教师，教过我的，我去看望了关老师。我与关老师谈了很多华老师的事。关老师在北师时便与华老师同学。后来，关老师还找出了华老师的照片寄给我。
华老师，你能得知我这篇文章的一点信息吗？你现在可好？您还记得我的第一次造句（这是我的“写作”的开始呀）吗？您还记得我的两次犯错误么？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珠市口一带吧？对不对？我真想念您，真想见一见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