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美子回到家时情绪蛮好，甚至可以说极好。我见罢加纳马耳他回到家已快六点了，没时间在久美子下班前充分准备晚餐，便用冷冻食品简单做了一顿，两人边喝啤酒边吃。她像平日高兴时那样谈起工作，如这天在办公室见了谁，做了什么，哪个同事有能力哪个相反等等。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耳他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耳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耳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趣，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耳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子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上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馆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十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了解得非常详细。”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他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本领十分高强，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耳他，”我说，“在马耳他岛修行过的加纳马耳他。”
“呃，是那么个加纳马耳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到这个，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那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那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了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了。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地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潟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挣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了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了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是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一起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3]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究——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了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错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之初，我们半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支付，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因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升装酒瓶去，他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是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的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吆喝。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加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4]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正试图通过人为地磨损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二十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彼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粗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了一会儿自己的痰，团起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彼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一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山一般排列着。山冈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二十五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张粗草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然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行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何况并非是“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的电影。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到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近乎一个童话，缺少真实感。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鏖战。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都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被苏军俘虏的士兵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之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了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那倒不坏。”本田先生说，“我如果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妻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在水面上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一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耳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耳他为研究水而在马耳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这点让我多少有点儿放不下。随即我在脑海中推出诺门坎战场。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了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耳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可以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都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