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密布，东边的红太阳同西边的绿月亮一齐在空中闪闪发光。一排排黑色的旗帜迎风飘扬，一只紫色的甲虫在宽阔无边的土地上蠕动。走近去，甲虫原来是一台推土机，嗷嗷吼叫着，在陡斜的河堤上如飞檐走壁一般，发疯地兜着圈子。她看见萝卜头一只手握操纵杆，一只手抓着一本书在看。她对他摆手，他看不见。她喊他下来，他只是听不见。她想，余福年明明是说不让修堤让挖渠，这水利大会战不是成了大混战吗？她的报道怎么写？
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她看见车里坐着余主任和郭爱军。吉普车开进了堤上的一个黑洞，水从洞里哗哗淌出来。她想去堵，却看见洞里有两只脚，一只穿尼龙袜，一只穿丝袜。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紧走开去。她跳上那辆推土机，推土机颠簸起来，开得像汽车一样快，嘟嘟地叫。她抓住圆圆的方向盘，发现这根本是一辆吉普车，有草绿色的座垫和车门。萝卜头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起草一个知识青年扎根公开信吧，管局要搞个典型。她听声音不像萝卜头，抬头一看，却是余福年，正同她坐在一辆吉普车里。她说：去哪儿？余主任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他们走进一个大会场。会场里坐满了年轻人。胸口都别着大红花。奇怪的是每个人的鞋底都长着长长的根须。郭春莓穿了一双大红色的绣花鞋，鞋底的根须像水草一样浮在地面上，她走到哪里，那些根须就跟到哪里，忽然吹来一阵风，把那些根须像风筝飘带一样吹上了天空。郭爱军去抓那飘带，却重重地摔在地上，变成了一颗花生。她剥开花生壳，又剥开一层白色的花生皮，再剥开一层红色的花生衣，才看见郭爱军蜷在里头，正在做眼保健操。做完了正面，又做反面。她大吃一惊，发现郭爱军竟有两张面孔，一张黑红黑红的，笑容可掬，而另一张却黄白黄白，阴险奸诈。她感到很可怕，却看见座位四周的那些知青都是两面人，只要这一面在讲话，另一面就闭紧了嘴；这一面说行，另一面就说不行。她惊骇得缩成一团，问道：你们都是什么人呀？一个东北口音很重的人回答：都是先进典型呗，只有两面人才能当典型，明白不？她又问：那你发言时假如两面嘴讲得不一样，咋办？那人摇着头，说：哪能呢，一面儿嘴专在这疙用，另一面儿回家用，各有各的用处呗。她想起自己是一面人，松了口气。
这年入了冬，也还是旱。过了冬至才下一场刚盖地的雪。
那雪干松干松的，粉笔灰一般，落在衣服上也不沾，一抖落，便掉个干净。那雪又是粗粗拉拉的，沙子一般，落在脸上，生疼；踩在脚下，嚓嚓响。像是不甘碎裂的瓷片，即便炸成齑粉也依然挺着那决不融化的铮铮筋骨。带着北方汉子豪放又爽朗的气概，几乎蛮横却又真挚地包揽了一切，来做这黑土地漫长的冬天忠实的卫士。它不像江南的雪，唏嘘哀叹自己的命运，在抽泣中化作一摊泪水。它是坚硬柔韧的，在高空寒冷的涡流中将自己旋转成粒粒珍珠。
肖潇在收工的路上，凝视自己掌心上几粒晶莹的雪末，停了脚步——
这是真正的北国的雪性。
她欢喜又感慨，感慨又惆怅。她还是喜欢北大荒。不喜欢北大荒又为什么喜欢北大荒的雪？南方的雪暖，北国的雪冷；南方的雪轻柔，北国的雪刚劲；南方的雪素朴，北国的雪绚丽；南方的雪一落下就融化，像个虚妄的梦；北国的雪留到春天，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况且，南方的雪平淡，北国的雪强烈，强烈得刺眼，刺得眼要得雪盲症……她不知道哪一种雪更适合自己。她望着忽明忽暗的雪地，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晒盐场或是医院……她不由满腹狐疑。她常喜欢收工时一个人走在最后，默默地想些什么。想到后来，总是这样心烦意乱。
她走近宿舍。昏暗的屋檐下，来回走动着一个人，抄着袖筒，帽带歪搭在肩上，不时地跺着脚，她放下肩上修水利用的铁锹，揉揉眼。他找谁？人似乎总有预感，身影有些熟识。老鼠又不要紧，你吃吃看就晓得好吃了。这只鸡养到六月里，就会生蛋了，大家庆祝庆祝。这张小炕桌……
“泡泡儿——”她叫他。她听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慌乱。他来干什么？是他派他来的？会不会有信？千万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拿出来。他过得怎样？也许泡泡儿只是路过……她尽可能笑了笑，说，“寻我？”
“嗯。”他摸出一包烟来。
“进去吧，外头冷。”她说。顶好别进去。
“不冷不冷……”他缩着脖子，不看她，把火柴盒抽出一半，划一根火柴，飞快塞进那一半空当里，燃着了，猛吸一口，半天，说：
“这地方蛮好。”
“还好的。”
“离水库近，有鱼吃。”
“今年旱，鱼死了好些。”
“弄匹马骑骑？”
“就骑过一回，是放牧人的老实马，打它也不跑，没啥骑头。”
“你不放马？”
“我在科研班，培育良种什么的……”
她发现他对她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
他不吭气，大口大口地抽烟，抽到头，扔在雪地里，听见哧的一声，烟头灭了。他看看她，舔舔嘴唇，似有什么话，难以出口，欲言又止。
“吃过饭了吗？”她问。除了这句话，她不能够问别的。她什么也不想打听。那一切都过去了。
“吃了。”他瓮声瓮气说。重又把手抄在袖筒里，看看天，又看看地，并无走的意思。天黑下来，雪地还有薄薄一层亮光，照见他的踌躇。
“陈旭的被褥全烧坏了。炕漏烟。”他突然很快说，“‘小女工’倒说他烧炕烧过了头，要他写张检讨，才补助十块钱……他再过几天，就要到鹤岗小煤窑去干活儿了。”
“为啥到那种地方去？”
“工资高呀。下一天煤窑就有一块钱补贴。”
雪地上溜过来的风，绞扭着她的十根手指。
泡泡儿变得结巴起来。
“陈旭说，他才不写检讨……他也不想再编造话去弄钱……所，所以，他叫我来……同你借，借二十块，去买条棉絮，做被。过几个月，就还你……”
他又摸出烟来。风好大，连划几根火柴，没点着。
她让风噎了一口，半天说不出话。风过去，她背过脸，问：
“现在就要？”
“顶好是。”
她走进屋里去，走到门口，又停了脚步，想了想，回身对泡泡儿说：
“我这里，只剩五块钱了……要么，等开了支，你再来拿好不好？反正还有五六天就开支了……要么，你先拿这五块去？”
泡泡儿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再来一趟好了。反正路蛮近的。”
他对她的答复似乎很满意。他相信她真的只有五块钱了。她真的只有五块钱。他也相信她等开了支是一定会借钱给陈旭的。她是会借给他的。他不是真的遇到了困难，一定不会向她伸手。他转身走了，走几步，回头问：
“开支那天，啥辰光来呢？”
“吃过夜饭好了。”她回答。
她也很满意，为着他至今为止对她的信任。
泡泡儿走了，雪地里一个小小的人影远去。她吐一口长气。她发现自己听着关于陈旭的消息，就像听着一个普通朋友的事那么淡然、那么平静。她确实已经不爱他了，是的。
那场小雪断断续续淅淅沥沥下了两天。雪晴后的第三天上午，通讯员从邮局扛回来一只面口袋，里面装满了被这场雪耽误了几日的信件和报纸。
肖潇一下子收到了好几封信。她从中首先挑出那只浅黄色的牛皮纸信封，只有妈妈爱用这样的信封，她要先看妈妈的信。
跳跃的、奔跑的目光，如一只饿急的小兔子，寸草不漏地搜寻它的食物。它快乐，它期待。遍地是松针，松针下是喷香的蘑菇；遍地是白雪，雪地下是通红的大萝卜。树洞子豁然明亮，是小松鼠送松明子来了；树林子里鲜花盛开，是温暖的四月提前来临……她的眼睛扑朔又迷离，她的额头闪光又闪亮，她的心快乐得透不过气——一个机会，从远方扬鞭而来。就看她，能不能翻身跃上去了。
她反复读着这几行字：
……其维叔身边无子女，也是我们一直牵挂的心事。前些时接他的信，才知他已从干校回到北京，仍在历史研究所工作。玛沙婶婶回石油部等待分配。他们说京郊区在兴建一座大型石油化工厂，极需青工。婶婶已托人联系，想设法将你调去。一旦有了眉目，即打电报通知你去京洽谈有关手续。你如接到由京发出婶病危的电报，立即请假赴京，万勿耽搁，切切，切切！
爸爸妈妈
再没有其他的注释、说明，没有任何废话。就好像他们早就同肖潇有过契约——以前所有的那些关于革命、关于理想、关于建设边疆的豪言壮语，通通可以一家伙掷入炼油厂的大熔炉中，干净利落地一笔勾销。就好像他们从来也没有教育过她把一切献给农村；就好像肖潇是必须、必然、必定会离开农场似的。
她在突如其来的兴奋之余，忽然感到了吃惊，惊讶一向恪守本分的父母，居然也在岩石中凿出了一条通道，学到了一点曲线返城之术。也惊讶自己连半分钟的迟疑也没有，就在心里痛痛快快、毫无抵御地接受了这个安排。一只救生圈漂来了。她当然选择走。她感到脸上微微地发热。她肯定会走的。她不能够拒绝这样的机会。她连一点儿克服这种诱惑的力量也没有。她抓着信纸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当然，因为陈旭在这里，两个人早晚应该彻底分开，永不见面。她跑到宿舍外面去。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进步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踩着新鲜的雪地，脚印儿歪歪斜斜。叔叔婶婶从小把她当女儿，她要不去，他们会伤心死。她蹲下来，用手指头在雪地上画着符号。她不知自己写的是什么，站起来的时候，她看出那是几个乱七八糟的字：离离离……她根本没打算说服自己。
她开始等电报，盼电报，考虑怎么请假。
没有人察觉她心里的秘密，就连大康也不知道。心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真正属于你自己所有。无论酸甜苦辣忧愁快活，通通由你自己承受品尝。它常常将真相和真实对你的朋友和敌人隐瞒，它只忠实你一人而欺骗其他所有人。而那其他人的心，也欺骗你，谁也看不见谁。她终日神思不定，憧憬、焦虑，隐隐不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萦绕她，时时来叩击她心室的门。她不得不又在上头加了一把锁，可它们依然固执地从门缝里钻进来，咬噬她，纠缠她。她审视自己的内心，越是剖析它便越是觉得它难以理喻。这真是难挨难熬的日子。她从没有这样地同自己过不去。
电报很快来了。电文好长一串：
婶病重家无人急需照料万望来京叔。
吃了中饭，她拿着电报就去找郭春莓。郭春莓每天中午都不休息，在队部办公室看材料或找人谈话。
队部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桌上也放着一份电报：
肖潇婶病重恳求领导准事假两周回京照料肖其维。
肖潇哭丧着脸，把自己那份电报递给正一边咬着馒头一边看报的郭春莓。她吸吸鼻子，掏出手绢擦眼睛。她觉得自己确实很悲伤，很焦急。很可笑。
郭春莓反复看着那两份电报，沉吟不答。
徐主任披着棉袄进来，瞅一眼，说：“谁家人没个病了灾了唔的，走呗。”
肖潇赶紧说：“能用一九七四年的探亲假吗？”
“那可不行。”郭春莓很坚决地答复她，“第一，离元旦还有两天；第二，新年一开头就放探亲假，别人会有意见。”
肖潇咬咬嘴唇，说：“那我请事假好了。”
“事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郭春莓看了她一眼，“春节前一定要回来。”
“嗯。”肖潇含混地哼了一声。
徐主任说：“你上北京看见有好的皮筒子，给我淘弄一件，回头给你拿钱。”
郭春莓拉开抽屉，拿出印戳，给她开介绍信。一边写一边说：
“余主任又来电话问了。”
“问什么？
“那封信呗。”
“什么信？”
“你忘了？扎根公开信呀。”她抬起头，眼睛里很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怪她竟会忘记这样重要的事……
肖潇笑笑说：“如果来不及，你写好了，我本来也不行。”她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逃避起草这封信的最好理由。她并不那么愿意起草这封信。她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扎根的事。
郭春莓把介绍信撕下来，又看一遍，说：
“我看咱们分场，噢，不，咱们半截河农场的知青，就你写最行。上次那篇百日大变样的报道，写得挺生动的，观点又鲜明。余主任表扬你了，他说这次这封公开信，一定要写出水平来……”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只要了一只木盒，你真蠢！木盒可有多少财宝？滚，蠢货，回到金鱼那儿去，向它行个礼！向它要一座木房子。
“你要带什么东西吗？”肖潇打断她。
“给分场买些批儒评法的书吧。”郭春莓果断地说，又叮嘱，“你能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公开信还要你来起草。这段时间，我正好再找几个典型议一议，准备得充分些。你出去，要多关心形势的发展，回来好给我们讲讲……”
肖潇连连点着头，把介绍信小心叠好放进衣袋，告辞出来。她忍不住想笑。踩着路边上那未经践踏的雪地走，扑哧——扑哧，好像踩实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她心里似有一种恶意的快感。不知在什么地方狠狠地报复了郭春莓。
当天晚上连队开支（为元旦提前一天），是肖潇的运气。三十一元五角，够她买一张去北京的硬座车票，还可以到佳木斯车站给叔婶买两盒酒心糖。晚上她收拾行装，又有不少人托买东西的，忙得不亦乐乎。换下的脏衣服，大康通通包下了。肖潇一直紧紧皱着眉头，好把兴奋藏在额头的皱纹里，免得别人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