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时，我适逢在天津，因为已经开始翻译《战争与和平》，便决定暂时不走，继续译书。我想，这部书写的是拿破仑进攻俄国，遭到坚决抵抗，终于失败溃退的事，对于我国抗战还有点鼓舞作用，作品又很有艺术价值，放弃了不免可惜。
1938年秋，美德天主教会在北平合办的辅仁大学增设女生部，还未受日本帝国主义干扰，我便应约去教书，同时还可以译书。1942年12月，辅仁大学有几个教授被捕，除夕我的一位朋友也失踪了，我自己又受过几次警告，便于1月5日出走，第二天便逃出了敌占区。在安徽界首镇听说故乡再度沦陷，便经洛阳到重庆。我当时写了一首绝句，可以作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概括：
既伤国破群奸误，
复叹家亡音信无。
入蜀道难惊绝巘，
妖氛窒息放狂呼。
1944年3月，我到了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十分幽静，在战争的年月，可以算是一个“世外桃源”了。旧友新交，相处得也极为融洽，友谊给我很大的安慰，生活是愉快的。遗憾的是妻稚远离，深以为苦。但在几个月的变乱之后，我恢复了以前那样的教书兼译作的生活。
师友间的关系很亲切，谈话无什么拘束，什么问题都随便谈，只是避免时局和政治。在到女师院教课之前，我为看朋友到白沙，作过一次讲演。来教课后，人熟些了，那时毫无文娱或学术活动，学生们就偶然找我去为她们作一次讲演。我只略想一想，草草写个大纲，像平时同她们谈话一样随便讲个一点来钟。
那时候当然是个大动荡的时代，同日本战争关系到民族存亡，在国共统一抗战的大同中，我们知道其间不仅有小异，还有激烈的对抗和斗争。对于这些大问题，我们绝不是漠不关心，但总保持沉默，只在极相熟的朋友中，偶然发些无用的牢骚罢了。所以这六篇讲演，除了措词有意含含糊糊的最后一篇外，似乎都很脱离现实。
但是我相信，当时绝大多数青年都很关心祖国前途，热爱祖国，并且对于祖国的将来充满信心，人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也是绝大多数人所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上师范学院的人应该有所认识。恋爱问题有切身关系，随之而来的有子女的教育问题。学校附近发生的一件悲剧和学校里的有些现象，使我想到就这方面谈一谈。这些都是些常识而已，我想谈谈也就罢了。不料如我在旧序中所说，不少同学希望我把讲稿写出来，并有同学为我用蝇头小楷抄写，我对她们十分感谢。
承亡友章靳以关心，把六篇讲演集为一个小册子，于解放前夕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大概只印了千多册，看的人或者更要少些。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初次见到李健吾同志，他说看过这个小册子，并推荐给他的成年女儿阅读，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1980年起，我想用还可以工作的几年时间，修改过去的译著，将少数几本书重印一下，奉献给新的读者。于是，我将《给少男少女》重新阅读一回，记起前面提到的这两个朋友，并引起白沙一段生活的愉快回忆，我想作为一个小小纪念，这本小书也似可重印。我征求妻的意见，她又细心看了一次，同意我的想法，并认为还有更大一点的意义。
我们觉得，十年动乱对于青年一代造成的损害实在可悲。许多人的精神状态，既不像五四时代，也不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他们有悲观而无颓废，悲观可以成为推动人前进的力。那时候，他们对于祖国的前途是关心的，总想法对此有所贡献，为此作出任何牺牲均所不惜。那时候，他们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努力探求，并力求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两个时期的青年都在祖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动乱后的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祖国的前途悲观失望，对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既无崇高的人生理想，也没有纯洁高尚的情操。当然优秀的青年、奋发的青年还是很多的，他们使我们满怀希望和信心。我们认为那些迷失方向的青年也不是不可救药，其中绝大多数若是得到正确引导和教育，是完全可以转变、进步、有为的。这使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我想自己在哪些方面尽一点微力才好。妻已经因病老退休了，但除了照顾孙儿女外，还可以帮助我做点工作，例如看看这本小书，提出修改意见。修改不多，我只删去一二小段，因为那些意见可能引起无益的争议。增加了两首诗，可以将意思说得更充分一些。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列主义不便明谈，但我在讲演中一再提到的新思想，实际指的就是马列主义，这是从全文容易看出的。针对国民党的暴政，限于形势和自己的水平，我也只能谈谈泛泛的民主自由而已。这些都是很不足的地方，我想是会得到读者谅解的。
有些问题虽然只是常识，我谈得也很浅薄，比如读书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恋爱与子女的教育等等，尽管如此，我想对于当代青年也还有点参考价值。因此，我乐意将这本小书重新印行，奉献给祖国的希望—新时期的少男少女。愿在你们的心中永远闪耀着诗人雪莱诗句的光辉：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82年7月27日
写于太原迎泽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