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子直把自己的婚讯告诉了弟兄们。邀请他们前去赴宴是次要的，邀请他们帮忙娶媳妇是首要的。娶媳妇本来用不着别人帮忙，亲力亲为足以应付；但风俗使然，不在女方家历经千辛万苦，这个媳妇是娶不成的。以前闹洞房，现如今不在洞房里闹了，提前到迎亲的环节。在编辑部这伙人当中，除了卢鄯其他人都未婚，也就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伴郎的角色；卢鄯虽不是伴郎，但也积极响应领导号召，为娶媳妇的事业提供方方面面的帮助。
五点钟不到，令家已是人满为患，面积超过两百平米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这些人一半是令家的亲戚，另一半是专程前来帮忙的热心人，既有左邻右舍，也有同事朋友，其中就包括李义山的母亲。李义山少孤，由母亲一个人抚养长大，其中的辛酸自不必言。其父李嗣生前是日报的记者，与当时同为记者的令子直之父令壳士相善，过从甚密。李嗣福薄，不幸早逝，撇下孤儿寡母艰难过活。令壳士惦念亡友情谊，不时接济，幸不冻馁。李母刚烈，不肯再嫁，心中惦念的只有儿子一人，完全不去考虑自身的得失。若干年后，李义山大学毕业，考虑到母亲多年来一直和自己相依为命，便打算回乡就业，颐养寡母天年。李母早就为儿子的工作筹措上了，思前想后，还是要拜托如今已贵为副社长的令壳士，赏他干儿子一口饭吃。令壳士心里有数，知道李母为了儿子工作的事早晚要领着李义山登门造访，这种事情他经手得多了，流程早已轻车熟路。只不过这个略微有些不同，因为义不容辞，所以是免费的。李家母子拿不出钱，心意多少还是有的，但令壳士一概不收。他说，凭两家这种交情，什么多余的话都不用说，这是他分内的事情。不仅这件事他包办了，就连李义山的婚事，他也包办了。李母感动不已，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她含着泪说，谢谢恩公，从今往后，李义山就是令壳士的义子，养老送终都包在他身上。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李义山才会对令子直那样亲热，让其他人看着不舒服；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令子直才会对李义山那样器重，让其他人看着不痛快。所以，在令子直大喜的这一天，李母就像是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一样高兴，狠心买了一身价格不菲的装束，早早地就来到了令家。头天晚上办宵夜酒，负责招呼客人的她直忙到夜里一点才歇下，可是累坏了；但为了报答令家的恩德，第二天早起不到四点她就起来了，洗漱毕梳妆罢，匆匆忙忙地就往令家赶，结果发现还是来晚了。五点不到，屋里已是人头攒动，吸烟的发呆的洗菜的做饭的喊叫的以及不知道干什么的都在忙活着，可在几个重要岗位上，事先布置好的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做，亦或是有人做却比没人做也强不到哪去。几天前令母给所有人——来帮忙的女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吴妈熬汤，孙婆婆炸糕，马姐洗碗，其余诸人各司其职，若哪里人手不够了就补充一下。天一亮吃早点的人们陆续就到了，在此之前短暂的两小时当中这帮人要预备好一百个人的吃食，保证大伙吃饱了能上路、能爬楼、能扛能顶、能把媳妇娶回来。可当李母进入厨房的时候却发现，吴妈的汤没熬好，孙婆婆的糕没炸好，马姐在剥蒜，张婶在洗菜，邓阿姨在切豆腐，令母则不知在和谁发脾气，现场一片混乱。
李母一直相信令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像所有达官显贵的内人一样，令母虚荣、势力、爱摆架子、自命不凡，但心肠是好的。儿子大喜的日子，跟别人怄气是不吉利的。如果不是特别气愤，她一定会避免的。想到这里，李母朝四周望了望，试图通过观察发现让令母如此气苦的是什么，却一无所获。见没人说话，她也不好发问，便默默地系了一条围裙，帮着张婶洗起了菜。
“那点破菜洗不完吗，你去那干什么，过这来！”令母见李母不来帮自己却跑到别人那边，不高兴的样子溢于言表，用威严的命令的口吻说道。
李母被她反常的言行吓了一大跳，连忙顺从地朝她那边去了。女眷们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你们看看这都几点了？”李母的顺从没有浇灭令母的怒火，她对所有人呵斥道：“那天说得好好的，四点来家里干活，你们也都答应了，结果五点才来……五点来能干什么，给大家烩一锅西北风吗？”说着，她不依不饶地扫视着众人，就像是想看看她们当中谁胆子大到敢“顶嘴”。
也许是入戏太深了，令母真把自己当成太太、把其他人当成丫鬟了。她有她的道理。她觉得，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热心地来帮忙，是因为她们都欠令家的；即使她们本人不欠，她们的丈夫儿子终归是欠的。令家出了个令壳士，虽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但也是威风八面的人物，走到哪都前呼后拥的有人抬举，就比她们那些一事无成的丈夫儿子强得多。这些人，不是跟令壳士借过钱，就是跟他张过嘴，求着办件这个事，求着引荐下那个人，总之是仗着令壳士的颜面而得到了实惠。从这个角度讲，让她们四点来炸糕熬汤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不是情谊在驱动她们，而是利益在驱动她们。所以，她们为她做点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她们就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也难怪上苍匹配给她们的丈夫儿子是那么无能了。
令母的心思并没有错。熬汤的吴妈，是令母表亲的妯娌，她儿子开饭馆，营业执照办不下来，是在令壳士“过问”后办下来的；炸糕的孙婆婆，是令壳士的姨姥姥，她儿媳妇生孩子，想请妇产科主任主刀而不得，是在令壳士“协调”后得的；洗菜的张婶，是令母的奶妈，她孙子被重点中学拒收，是在令壳士“疏通”后录取的；切豆腐的邓阿姨，是令家的保姆，她丈夫受工伤索赔无果，是在令壳士“伸张”后有果的。唯独剥蒜的马姐，是令母在退休干部舞蹈队认识的，住在一个小区，两人又很投缘，这才主动请缨前来帮忙的。正是这位和令家并没有什么恩怨的马姐，此时不乐意了，说道：“那天说好五点，你记错了吧？”马姐有心多数落她两句，转念一想今天是她儿子大喜的日子，又觉得于心不忍，硬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说好的时间确实是五点而不是四点。令家头一回办喜事，谁会想到“热心肠”的宾客们来得比厨娘们还早？纵使如此，令母也犯不上跟老姐妹们发脾气。一生当中，吴妈熬了上百锅汤，绝不会在最重要的这一锅身上栽跟头；耄耋之年的孙婆婆，炸过的糕没有一万个也有五千个，就是闭着眼睛也炸不糊；至于张婶，这辈子洗过的菜摞起来比北海的白塔还要高，怎么会失手；邓阿姨纵横家政行业几十年，切出来的豆腐比火柴盒还要棱角分明，哪里就能耽误了令家的喜宴呢？其实令母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约好五点到家里来开火灶饭，只是出于某种对无理取闹习以为常的心理，而说出了之前那样指鹿为马的话。被马姐拆穿以后，她意识到自己理亏，纯粹是因为眼前的局面在她这样的“干活不能手”看来无法应付，才会心急，以至于把邪火发泄到这些不相干的人身上。虽然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因为意识到了而赧颜，但仍旧不肯承认是自己错了，依然声称约好的时间是四点。
“亲亲呀，真的是五点。”在所有七嘴八舌的声音当中，孙婆婆的这一句令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笑了。令母也笑了，这句话为她铺垫好了最得劲的台阶，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尴尬的太太这个角色身上逃脱，回归到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身份上来。她不好意思地看看其他人，嘴角挂着特别想要掩饰起来的笑意，眉眼间全是如同二十来岁时候跟同伴争辩时输了的狡狯神情。李母虽然也笑了，但给人的感觉却很不自然。就像其他人一样，她也能体谅令母的心情，但在受到那样粗暴的对待之后，她没有办法迅速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她不是一只闹钟，不是拧拧发条就又能正常运作的那种东西。她当然不是怀恨在心，不会因为这个小插曲而动摇了她对令家感恩戴德的初心，但终究还是心生芥蒂了，毕竟她受到她语言暴力的伤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厨房里发生的风波，在客厅里边忙碌的或是无聊的那些人都听到了。有的从头到尾听到了完整的经过，有的一知半解，听到了掐头去尾的一部分。没有人关心女眷们在争论什么，不管令家的亲戚还是不相干的旁人，对这种事情的态度都是置若罔闻。但作为“受害者”的儿子，李义山的想法却和别人不同。也因为不同，在侧耳倾听的过程中，他好几次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