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等到下个星期，一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风暴就席卷了华夏大地。
一时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单位停止办公。满世界红旗招展，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人高举拳头，挥舞“红宝书”；个个发誓，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前提是必须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原本没有错误，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当权派，不管是各级政府、各企事业单位，还是学校厂矿，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在被打倒之列。打倒之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学校的老师似乎算不上当权派，但因为是知识分子，也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于是，斯文扫地，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天下大乱。
亿万人口的国家，人们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全被裹挟到了这场运动当中。
书是读不成了。到八九月份，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席卷全国。孔夫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于是，张其昌和同班的另三个同学古乐田、刘鹏飞、孙继伟策划，他们打算离开肥城，到外边去见见世面。
当时的红卫兵倡导重走长征路，四个人自然也是豪气干云。每个人草草准备了一副行囊，其实就是一床被褥，别无他物，匆匆上路了。
没有凄凄惨惨的送行，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当时他们背得最熟的语录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世界的主人要出门，毫无畏惧。
他们的长征路和过去红军的长征路可谓天地之差。既没有围追堵截，也不用吃树皮草根，他们离开肥城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只需要胳膊上缠一道红卫兵的红袖章，怀揣着一纸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就可以走遍华夏，通行无阻。
当时有一个口号，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客人。这可是给了红卫兵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到之处，吃饭、穿衣、交通，一概免费。无论城乡，只要到了该处地方的学校，就等于到了驿站，米饭、馒头随便吃，衣服短缺的还发军大衣，被褥更不在话下。
初时，四个人还算虔诚，坚持徒步，坚持体验旧时的长征，从肥城到济南，七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三天，到达了济南西郊的段店。
这一时期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各地的大专院校，学校设置的联络处、接待处所面向的也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像他们四个这样的十几岁的中学生，有关院校的接待单位未免就显出了轻视和冷眼。
看来，参加革命也并非易事，当初阿Q的革命热情在赵庄就受到了冷遇。豹子头林冲那么大的本领，要落草梁山，不也受到了白衣秀士王伦的排挤？
自此，四个人不再寻找接待单位，反正凭借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吃饭住宿不成问题，还是自主革命吧，于是，他们向着一个个的大学走过去，满校的大字报一路路地看过去。
即使没有监督，立场依然坚定，只去大专院校，只看大字报，从不去风景名胜景区，亦不去宗教庙宇寺院。
不几天，济南的主要大学已经踏遍，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犯下的“反革命罪行”，四个人已经耳熟能详。尤其是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千篇一律，没有新意，没有文气，比起当初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可差得远了。
四个人的心态有些落寞，革命的热情没有得到重视，日子过得又有些倦怠。商量之后，看来济南的革命用不着他们来拯救，那就将革命的火种撒到南方去。
南方的第一站设定了南京，如何往南京去，四个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了从肥城到济南的三天徒步，四个人对于徒步走到南京，均有些畏惧。
“体验并不等于照搬，体验长征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还要用脚步去丈量长征的路程。”
“重走长征路主要是学习长征的精神，而不是重复过去长征的每一个细节。”
“时过境迁，时势易也，我们的古人燧人氏曾经钻木取火，难道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还要钻木取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议论的结果，没有任何分歧，四个人的意见如出一辙，放弃徒步，改为乘火车。
既然乘车不用买票，自然也不指望环境的舒适，可真实的车厢现状依然让他们吃惊不小。平素三个人的座位可以挤上五个人，过道里全部站满，座位底下躺着人，头上方的行李架上也坐了人，将双腿悬在空中，几乎触到座位上人的脑袋。车一到站，基本上没有“君子”，大多从窗户上下。
四个人在济南上车的时候，就是先由两个人从窗户钻进车厢，占据了靠窗的位置，再将行李递进去，把剩下的两个人拽进去。安顿好之后，虽是深秋天气，四个人已经汗湿重衫。
车厢内如此拥挤不堪，从济南到南京的路途中，列车上居然提供过一次开水。实在令人想象不出，列车员是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提着一大壶水，穿过这一长串水泄不通的人墙。
一夜无话，黎明时分，列车到达南京。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六朝古都的南京，杜牧诗句中的南京。
北方已经一片萧索，江南还是绿意盎然。
到达南京后的第一天，四个人宿在了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初到济南时的兴奋与专注，但四个人又不知道以后的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下去。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人。
第二天，在南京理工学院的大字报专栏前，四个人随着人流一边挪动脚步，一边低声交谈。许是他们浓重的山东口音引来了关注，旁边路过的一位年轻人插话了：“你们是山东的？”
“对。”四个人回过头来，问话的人不到三十岁，男性，细高个，清秀和蔼，文质彬彬。
“山东哪儿的？”
“山东肥城。”
“老乡。我也是肥城。”
这位老乡姓魏，是本校的青年教师。一口绵软的普通话，没有任何山东口音，他的父辈很小就离开了肥城。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感到很亲切。
魏老师将他们四个人领到办公室，每个人面前放置了一杯茶水，这也是他们离开肥城后第一次喝上茶水。然后魏老师询问他们都到了哪儿，都做了些什么。
“到南京了，就好好看看。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有好多名胜古迹，都是中国的骄傲，瞻仰这些地方，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不要光盯着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字报只能热闹一时，不能持久，不能传世。停课也不能永远停下去，书还是要读的。”面对四个小老乡，魏老师这样说。
这些话，当时是极难听到的，好多年之后，张其昌才品味出其中的深意。
四个人正困惑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他们已经厌倦了每日到大学的赶场，但又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怕被人扣上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帽子，怕被人指责为出来游山玩水。魏老师的话，颇为清新，像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扉。
原来参观名胜古迹也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之后在南京的日子，四个人就有声有色多了，他们收拾起了原先的小心翼翼和假正经，心地坦荡地走向了南京古城。他们到过长江大桥的桥头，体会了火车呼啸而过的轰鸣和大桥的震颤。他们到过雨花台，凭吊了松柏苍郁的烈士陵园。
四个人还去了中山陵，中山陵岗峦沃野前列，碧峰屏障后峙。数百级台阶拾级而上，气势恢宏。只是整个中山陵景区空空落落，连工作人员都难得见到。
出了中山陵顶部的祭堂，放眼东望，绿树掩映中，一抹绿色琉璃瓦的檐角隐隐显露，似乎还有风铃响起。四个人正要找人询问，才发现，不知何时，四个人身后跟了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有十岁大小，晃荡着一双小辫，一双眼睛乌黑发亮，说话口齿清楚，声音甜美。她告诉四个人，他们看到的绿色琉璃瓦檐角，是南京最高的灵谷塔，并自告奋勇，说如果他们要去那儿的话，她愿意带路前行。
四个人自然很高兴。于是一行人离开石级，拨开竹丛，顺林间小径往东而行。林壑幽静，空谷清爽。
灵谷塔九层八面，每一层都有石砌栏杆相围，可以供人流连远眺。四人沿塔内的旋转扶梯依级而上，每至一层，必沿石栏逡巡一周。每一方有每一方的景致，每一层有每一层的视野，一层之差，眼底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正应了王之涣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四个人都爬到了顶层，时近傍晚，山间有雾岚升起，四人如在云端。一轮夕阳腾跃在林海的顶端，悬浮在城市的上方。往下看，塔下等待的小姑娘翘首仰望，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和小姑娘分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小姑娘并没有马上离开，欲语又止，众人问她还有什么事情，她指了指四个人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问能不能送给她一枚。
张其昌当即摘下了自己的，给了她，小姑娘喜形于色，连声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转身翩然离去。
四个人与小姑娘共处半天，均有些不舍。小姑娘是四个人到达南京之后深度相处的第二个人。这一段时间，他们见惯了大字报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见惯了人们游行的激愤和振臂声讨的仇恨，突然出现了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容，无异圣女临世。
他们深度相处的第一个人就是魏老师。几天来，四个人一直得到他的照拂，特别是他的指点，颇有些警世的味道。张其昌第一次品味乡土的文化意涵，仅凭一方水土的共同养育，仅凭一声“老乡”的称呼，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抛却隔阂与戒心，肝胆相照，直陈利害。魏老师对他们的劝告“书还是要读的”给他们懵懂无知的造反热情降了温。
之后好多年，张其昌和魏老师都有书信往来，互道别后情景和问询平安，后来张其昌离开安驾庄，丢失了魏老师的联系地址，不胜扼腕。
下一站的目的地是上海，可他们在南京的火车站待了大半天，也没有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夜已深，白天熙熙攘攘的站台冷清了许多，经过询问，下一列发往上海的火车要等到明天早晨了。他们目睹了白天的拥挤不堪，明天会不会又是一个今天，又有人告诉他们，南京是大站，不好上车，小站可能会好一些。于是，他们离开了车站，找了个地方住下来。
他们打算明天顺着铁路往前走，走着瞧，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晨光熹微，四个人踏上了路途，旁边就是平行的铁路线，不时有列车呼啸而过。路两边的田地大多种着绿色的蔬菜，空气清新湿润，几个人被城市里的大字报淹渍已久，陡然间来到野外，均感觉精神振奋。
然而，脚步渐渐沉重，前方的车站依然渺茫。
一直走到太阳落山，他们才来到一处火车站，看站台上的标牌，是句容站。他们不知道一天里走了多少公里，只感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他们决定在这里守株待兔，等待载运客人的列车停在他们的面前。
可惜不是每一株树前都能等到兔子，从这个小站经过的列车也是一样，大部分呼啸而过，并不停留。
夜幕降临，车站的灯亮了。由于人少，越显出车站的空旷和寂寥，这时候，他们反而怀念起南京站的拥挤和嘈杂，人虽然多，但车也多，不像这儿，只有四个人蜷在一起，与长长的影子相伴。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列车从这里路过，这些列车一遇车站，就会习惯性地减速，开始给他们带来不少希望，以为列车终于要停靠了，他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厢里的细节，看到小桌上的水杯冒出的热气，他们可以想象出车厢内的温暖。可是转瞬间，一骑绝尘，火车不见了踪影。
四个人不甘心坐以待毙，将眼睛离开了脚下停靠客车的铁轨，打量站内的其他地方。他们发现，站台另一侧的铁轨上，停放了一列货车，车厢上部凹陷，没有苫盖，不知道装载的是什么货物。
古乐田朝车站值班室走去。
他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以下消息——
这是一辆发往上海的煤车。
具体什么时间离开句容站，工作人员说不知道，但就在今天夜间。
这些信息足够他们做出决定，搭乘货车也总比在这里坐等强。
四个人马上付诸行动，刘鹏飞先爬上了货车车厢，将四个人的行李接过去，然后，另外三个人逐一翻了进去。
煤是经过加工的细碎颗粒，装满了车厢的三分之二，上部形成了一个平面，正好供人坐卧。刘鹏飞端详之后，立即又跳下了车。
当他从车站值班室的屋侧阴影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肩膀上多了两张草帘子，众人齐齐喊了一声好。铺垫好之后，四个人才坐上去。四周高出的车厢挡板正好可以挡避风寒。天气没有变化，四个人已经感到了温暖。至此，紧绷了一天的身心才松弛下来。
应了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交通工具的问题解决了，肚子饿的问题又出现了。
刘鹏飞说，他刚才寻找草帘子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有一间屋子的门口挂着红卫兵接待处的牌子，那儿肯定有吃的东西，他要去看看。
孙继伟自告奋勇，要陪他一块儿去。
两个人离开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车站里响起了汽笛的声音，表示有火车要启动了。到这时，车上的张其昌和古乐田还没有感到任何危机，张其昌只是奇怪，为什么站台边上的房子会缓缓地向后退去，瞬间，两个人明白了，是自己乘坐的火车开行了。
两个人大叫，叫喊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叫喊火车停下来，还是叫喊刘鹏飞和孙继伟赶快上来，不管是叫喊什么，都无济于事。面对火车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们两个人太渺小了。转眼间，句容站被抛到了后边。
星空灿烂，一弯上弦月挂在西天，北方的大熊星座粒粒可数。远处有灯火闪烁，那是城市，两片灯火之间则是广袤而深邃的原野。
张其昌和古乐田根本没有心情欣赏夜景，还在一叠声地叫苦。他们担心车下的两个同学，挂念他们的安危，不知他们能不能找到去往上海的交通工具，即使他们顺利到达了上海，两拨人又怎么会合？
真是数不清的担忧。
天下的事情竟有那么巧，这列火车一整个晚上都趴在车站里不动，偏偏就在刘鹏飞和孙继伟离开的几分钟时间里启动了。早知道这样，即使肚子再饿，也不会让他们两人下去的。
第二天黎明时分，火车到达上海站。
两个人灰头土脸，背着四副行李卷，迷惘地汇入了上海站的人流，茫茫人海，何处是归宿。
他们并不急着出站，希冀遇到奇迹，在站台上徘徊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块留言板，矗立在正对出口的醒目位置，两个人近前一看，几乎全是寻人启事，原来和他们遭际一样的大有人在。
两个人依葫芦画瓢，张其昌找了一张大字报纸，取其一半，饱蘸浓墨，写下了三行字：
肥城刘、孙
到复旦找我们。
张、古
三行字当中，最大号的是“肥城”两个字，最小号的是“到复旦找我们”。写完之后，贴到了留言板的右上部位置。
张其昌端详着这幅作品，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创意，尤其是措辞和版式的设计。两个人这才走出了上海火车站。
大上海，中国东部最大的城市。
早先，张其昌不知道从哪儿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的财政收入中，上海市贡献了其中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五元钱当中，就有上海人贡献的一元钱。
凭这一点，张其昌就为上海人骄傲。又有人议论上海人的毛病，说上海人自视甚高，看不起外地人，听到这些议论，张其昌独能秉持宽容态度，上海人是有资格骄傲的，不服气的话，也可以把国民经济做到和上海一样，也能赢得其他地区人们的尊敬。
在复旦安顿好之后，张其昌和古乐田一整天都在外边转。晚上回到住处后，两个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鹏飞和孙继伟赫然站在宿舍的床前。四个人拥在一起，喜极而泣。他们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在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又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居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重逢在一起，他们实在是大喜过望。
只要敢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刘鹏飞和孙继伟夸奖他们的留言写得好，第一眼就看到了“肥城”两个字，然后循迹来到复旦，到红卫兵接待处一查，就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四个人发誓，再也不分开了。
上海的活动依然是四个人的集体活动。
先是参观了几所大学，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他们来到了南京路。
铅灰色的天空，阴沉沉的，黄浦江岸有风吹过来，凉飕飕，似乎要把人的衣服穿透。四个人都已经穿上了军大衣。当地人的冬装大都是毛衣，再着一件薄呢外套，这样的天气，也显出了几分瑟索。
南京路靠近黄浦江的丁字路口，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四个人看到的景象，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巍峨，大理石基础的建筑物底层被贴满了大字报，附带也遮蔽了建筑的雄伟。这一带建筑之所以闻名遐迩，缘于历史的久远，而非建筑物的高度。不同的历史年代，外国人留下了不同风格的各色建筑，构成黄浦江外滩的文明。这需要历史知识和基本的建筑美学知识去品味，去鉴赏。
这一时期，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四个人在南京路看到的，不过是水泥丛林而已。
江水浑黄，全不理会两岸的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迁与动荡，千百年来亘古不变地流淌着。四个人在江边倚着石栏，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努力回味着陈子昂发思古之幽情的名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想挤出几句诗来，可惜意境萧索，诗意全无，只得作罢。
四个人回到肥城的时候，已经接近1966年的年底。张其昌的第一次“串联”，历时四个月，他最大的变化是身高蹿上去半个头，豆芽菜的体形也粗壮了许多，全拜四个月的大米馒头所赐。
这是张其昌第一次丈量祖国的河山，尽管这河山满目疮痍，遭受着人类的荼毒，但却掩不尽河山固有的壮丽与秀美，特别是江南，风雅到骨子里的柔媚与旖旎，更撩动了一个青年学子的魂梦。
四个人在上海重逢的时候，曾经发誓以后永远不再分开。回到肥城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肥城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浪潮冲击之下，四个人顿时作鸟兽散。
张其昌的第二次“串联”，已经是一年后的秋天，“串联”队伍还是四个人，换做了在肥城县中读书的四个张姓子弟，目的地是此时期的焦点城市——北京。
四人中，有两个人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所以，相较于张其昌的第一次“串联”，这次的北京之行少了些艰辛和困厄，多了些温情与照拂。来了以后才发现，北京竟有如此之多的安驾庄乡亲。仅安驾庄张姓一族，就不下十几家。
张其昌到北京的第一晚就宿在了张姓本家的家中，按辈分张其昌管老人叫二大爷，二大爷是一个退休的学校校工。老人看到安驾庄来的本家子弟，兴奋异常，吃饭时喝了几杯酒更增加了他的谈兴，凡是安驾庄的事情，事无巨细，他都再三盘诘，张家街上的哪一家添了几个孩子，他都一一问到。看得出，即使再过多少年，他也不会忘记安驾庄的乡土之情。
第二天上午，张其昌先来到红卫兵接待站，办理了住宿手续，下午就来到了北京大学，这是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地方。大学里的大字报张其昌已经看得多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其他大学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更加密密麻麻。
转来转去，张其昌逐渐走到了学校的北部校区，他顺着一条小路，来到了一处竹丛掩映的小院，尽管也有大字报，但小院幽雅僻静，极少有人来往，和人员川流不息的南校区有着天渊之别。小院位于土坡之上，对周围占据了俯瞰之势，建筑虽不巍峨，却使人敬畏。张其昌在此流连忘返。
出小院再往北，张其昌眼前倏地一亮，一方不大不小的湖泊静静地躺卧在土坡之下，夕阳照耀，湖面上波光粼粼，气象万千。湖中心有一座小岛，小岛中间亭子倾颓，旁有枯枝斜横。岛的东边拴着一座石舫，好像预备岛上的主人随时解缆。
张其昌感觉好贵气，好落寞。
过了好多年他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才知道他看到的这片湖泊叫作未名湖，是北京大学的智慧地。而他先前看到的小院，叫作临湖轩，是北京大学的灵魂地，曾经住过著名历史人物——担任过北大校长的司徒雷登，还住过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这里的枝枝蔓蔓都牵连着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条小径，每一片草地，都留下了伟人的足迹。
陈独秀曾经做过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李大钊曾经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毛泽东曾经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凭借这三个人与北大的渊源，在人文科学领域，足以决定了北大在中国无出其右的最高学府位置。
进入这里的校园读书，该是中国多少青年学子的梦，这个梦，又激励了多少寒家子弟。就好像我国的藏传佛教信徒一样，一步一叩首，徒步跋涉上千里，就为到拉萨的大昭寺瞻仰圣地，圆满功德。
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张其昌就没有看到如北大的临湖轩和未名湖这样的点睛之作。清华的建筑系独步中国，在世界上都屈指可数，唯独没有在自己的校园里留下珍品，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游览北京的天坛，由在京的张姓本家兄弟相陪，颇不寂寞。
路线是这样设定的，由天坛公园的东门进入，至中线北端的祈年殿，再顺丹陛桥往南，过皇穹宇，至圜丘台，最后返回丹陛桥往北，出西门结束游园。
天坛的建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气势宏大。作陪的兄弟说，所有的皇家园林建筑都有气势宏大的特点，天坛尤甚，因为这里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所以也是老天居住的地方，理应比人间的天子居住的地方要大，皇帝居住的故宫房间近万间，宏阔无比，但天坛比故宫还要大出好几倍。
祈年殿的建筑工艺，令人叹为观止，二十八根立柱和三十六根枋桷，无梁无檩，竟矗立起了这样一座宫殿。三重蓝色琉璃瓦顶与蓝天相衬，虽是不到四十米高的建筑，却给人以直接云天的感觉，丹陛桥由于高出地面近三米，漫步其上，犹在云中，让人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一处祭天的场所。
皇家建筑的气派，意在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震慑那些有反叛之心的臣民。实际上，像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辇威仪，发出“大丈夫不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的感慨、觊觎九五之尊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绝大部分国人看到宏伟的皇家建筑首先会为自己民族的瑰宝而自豪，并会随之产生为了保护这些瑰宝不受异族入侵者的蹂躏与掠夺的同仇敌忾之心。
张其昌听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的时候，英法联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天坛，令人唏嘘。
确实，就像南京的魏老师所说的，中国国土上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有消息传来，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了。
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1967年11月11日，下午2点45分，张其昌在东长安街的北侧，距离中心线第三排的位置，见到了毛主席。
当检阅的车队还只是个圆点从长安街的西向上出现的时候，长安街两侧的人群就沸腾起来，人们翘首以望，睁大了眼睛，唯恐错过。车队行驶得并不快，驶过面前时，却只有一瞬间。张其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最前方的车，他看到了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和前几次接见红卫兵一样的招手的标准姿势，面庞严峻而坚毅。
张其昌从小就无比景仰无限爱戴毛主席，现在在呼吸可闻、音容笑貌清晰可见的近距离见到了，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怀疑是在做梦。
张其昌自小就崇拜英雄，他崇拜管仲、乐毅，崇拜苏秦、张仪，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可是他们和毛主席相比，都成了沧海一粟。是毛主席，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毛主席，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两百年的积贫积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张其昌英雄崇拜情结和情绪的集中释放。
北京，使得一个自以为站得很高的人看到了更高更远的风景，给一个身在云里雾中不着边际的人隐约指出了一块实实在在的可以脚踩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