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亚太在世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之前，首先应对亚太地域与安全概念加以界定。
“亚太”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动态概念。在不同时期其概念内涵均不同。最初的形成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和殖民主义经济掠夺的结果，而后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及其发动战争的结果。直到战后东亚崛起，才正式形成亚太概念。因此，亚太概念绝非仅是地理概念，它更多是经济概念、政治概念、安全概念。同样，今日与未来亚太概念仍在变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亚洲意识”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增强，亚太概念将会有新的含义和不同的范围。
由于“亚太”概念本身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不可能用纯地理的界线划定亚太范围，也不能以固定的模式来看待其范围，必须结合冷战后该地区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实力对比和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在比较深的层次上界定“亚太”在当今时代的大体范围。“911”事件及后来的两次所谓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对美国亚太战略重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亚太概念产生重要影响。“9·11”事件无疑扩大了亚太安全区域。在“9·11”事件之前，一般认为亚太地区，主要是指西太平洋地区，它包括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而“9·11”事件后，美国战略中亚太地区的范围迅速扩大，不仅包括西太平洋地区，而且包括南亚、中亚乃至中东地区。随着美国战略地域的扩大，加上亚洲各地域的联系与互动，在安全上已很难将南亚、中亚，甚至西亚与整个亚洲和亚太分割开来。
但对亚太概念也要灵活运用，即在不同领域可指不同的范围，不可简单地只指一种范围。为此可将亚太分为“大亚太”、“中亚太”、“小亚太”。“大亚太”可以包括西亚以外的整个亚洲部分，大洋洲、北美洲和中南美洲西部地区，甚至亦可包括西亚地区。这种“大亚太”更多运用于亚太国际关系，特别是“9·11”以后的亚太安全和美俄中等大国的亚太战略；“中亚太”可以包括东北亚（含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大洋洲（主要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西部。这种“中亚太”更多地是在经济合作组织，特别是在APEC意义上或一般意义上使用。“小亚太”指东亚，即大、中亚太的核心部分。“小亚太”往往与“东亚”同时使用。它一般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区域，其中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支那和东盟各国，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0弱，经济总产值约占世界经济产值的1/5.这一概念与范围主要在论及该地区发展原因、道路、模式等问题时使用。本书亚太安全概念主要指“中亚太”这一范围，但在论及核扩散问题时以及“9·11”事件后的亚太安全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扩至南亚和中亚地区，即“大亚太”。
关于“安全”概念，同样难以界定。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安全”是最为常见的用语之一。但是，“安全”概念本身也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对象。近一二十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安全”概念的范围已被许多学者明显地扩大了。一方面，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安全”主要是国际女全。而在今天，有人指出，如不少国家内部发生的不同政治派别、军事集团或种族之间的武装冲突所表明的，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安全问题，而且由于一国内部的冲突常常具有国际影响或招致外来干预，“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是相互联系的。另一方面，传统上，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是军事意义上的，即是针对动用武力的情形而言的，如斯蒂芬。沃特所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相应地，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威胁性实际使用和控制的研究”。但是，在今天的许多学者眼中，安全不再仅仅在暴力冲突的范畴内得到理解。巴里。巴赞给“安全”下的定义是：“安全主要是关于人类群体的命运的……关于对免受威胁的自由的追求的。其底线是关于生存的，但它也包括对于安身立命的环境的广泛关注……安全为五个主要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相应地，经济环境和其他的非军事领域和军事领域一起成为了安全问题的所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也成为了时常出现的词汇。
尽管如此，本书的“安全”仍将主要是国际军事安全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研究应该以国家间的或其他跨国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当然，国内问题能够也有必要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但这需要以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为着眼点。在当今世界，武力依然是若干政治力量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跨国的武装冲突依然大量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内容。将经济环境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规定为独立的安全问题值得商榷。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强调这些问题对于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性。可是，实际上，不把这些问题定义为独立的安全问题，丝毫不会妨碍对于它们的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用语的出现，并未导致经济、环境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实质性改变，只不过增加了几个可以选用的词汇。更重要的是，传统上，安全研究是一个以国家间的军事安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和有着知识累积性的研究领域，如果将任何和人类的境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问题都冠以“安全问题”的名目，那么，如果安全研究还存在的话，它也很可能成为一个丧失了自我的肤浅的东西，最多不过是依然凭借对国家间军事安全的研究而保持一丝特点。甚至，这一根基也可能由于正在流行的对安全概念的现代解释和对军事安全研究的“狭隘性”的批判而被动摇。因此，本书的“安全”还主要是国家间军事安全意义上的。
但现今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并非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所危害的已不只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人们的安全，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而且它已成为各国军事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在论述亚太安全形势与战略中，也涉及了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
一、世界大国矛盾的焦点
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亚太地区恰恰处于世界各类矛盾的焦点和战略重心部位。
1.亚太地区是世界大国力量最集中的地区。
当代世界矛盾诸多，诸如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美国与日本、欧洲之间的矛盾，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诸多矛盾中，东亚或亚太地区则是这些矛盾最突出的地域。在该地区，除了欧洲大国外，美、俄、中、日四大国全部在这里。国际事务中虽有多种矛盾，但与大国利益无关的矛盾不会构成国际主要矛盾，只有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才能对世界范围的重大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本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上的特殊性，就使该地区成为世界矛盾冲突最为凸显的地带。
从经济层面上说，亚太地区经济规模占世界一半以上，新兴市场面积为世界之最，从而构成各发达国家争夺亚太新兴市场最广阔也是最激烈的地带；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个席位中亚太国家占有三席；在政治上，亚太地区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西方与东方两种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的较量、冲突最为典型与集中；
从国际政治格局层面说，多极化早在197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冷战后则发展迅速，除四大国外，东盟作为整体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新的一极活跃在亚太舞台上，从而构成亚太五极格局互相制衡、又相互冲突的特殊局面，形成十个双边〔美日、美中、美俄、中日、中俄、美东（盟）、日俄、日东（盟）、俄东（盟）、中东（盟）〕和十个三边（美日中、美俄中、日俄中、美日俄、美日东、俄日东、中日东、中美东、俄美东、中俄东）以及四个四边（美日中俄、美中日东、美俄日东、中日俄东）矛盾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文化层面上说，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在此地区不仅齐全，而且除基督教文化外，其他三种文化在世界人口比例中几乎占绝对优势各类文化无论融合还是冲突，均比其他地区凸显。
2.中美矛盾是各大国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美国布什政府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认为：亚洲政治和军事环境的变化向美国提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要应付这些挑战，“美国就必须着手制定一种战略，用以实现远期的重要目标，即防止亚洲安全形势的恶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就是必须防止一个地区性或洲一级霸权国家的产生。”他认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其一，在世界重要的地区，防止美国被剥夺经济、政治和军事参与权；其二，防止资源的集中，这些资源能确保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针对美国的全球性挑战。目前，亚洲尚无国家能马上成为地区性或洲一级霸权国家，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威胁不会产生。事实上，亚洲的一个主要大国或有其参加的联盟，能迅速地做出决定，不遗余力地发展武装力量，以期在该地区挑战美国。目前，虽然这还是遥遥无期的可能，但这种建设的结果，会对美国确保优势的利益十分不利美国所寻找的新的全球竞争对手自然就是中国。美国官方发表的许多文件都一再暗示甚至明示。在2001年9月底出台的《四年防务审査报告》和《2025年的亚洲》这两份重要文件中，已确定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按照《国防战略审查报告》的表述，“尽管美国在近期不会面对势均力敌的对手，但地区强国仍有可能发展足以威胁地区稳定的能力，而在这些地区，美国也有重要利益。”美国判断地区威胁时，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亚洲正在成为一个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地区，“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9·11”事件虽使美国把现实威胁指向恐怖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美国对华的军事压力，但却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
中美两国既存在着巨大共同利益，也存在着诸多现实与未来的矛盾。但不论何者对世界和亚太地区均至关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俄日地位与作用有限。由于俄罗斯仍处于战略收缩期，又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它对亚太安全的影响虽大但却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日本虽是第二经济大国，但在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以前不可能在亚太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重要性则胜于俄日，因此，中美两国是维护亚太安全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二是中美矛盾是全面而且是战略性的矛盾，不同于其他大国与美国只有部分战略矛盾。根据阎学通教授的研究：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三个方面都有战略矛盾，而日本、欧洲和俄国只分别在经济或安全一个方面与美国有战略性的矛盾。“中美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2倍，是日美的6倍，是欧美的4～6倍。”“北京越来越把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联盟体系看成是台湾回归以及获得自认为对维护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纵深的障碍”。“9·11”事件后美国亚太战略虽然进行了若干调整，中美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了合作，其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但美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根本意图并不会因此而轻易动摇。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审査报告》对亚太地区极其担忧已讲得再明白不过：“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滨海区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地区。亚洲战区范围辽阔，美国在这一战区的基地和途中设施的密度低于他重要地区，在这一战区获得设施使用权的把握也较低。这就要求签订更多的进入和设施使用协议，发展基本不需要战区基地支援、能在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系统。”该“报告”明确宣称，为适应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调整，国防部已决定增加在西太平洋的航母战斗群，研究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平洋沿海的作战训练。美国传媒对此称：“美国加强太平洋军力，实际上是借打击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防御，来增加美国的火力，同时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太平洋，以抑制野心勃勃的中国。”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已更加重要；同时也表明，美中矛盾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非比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高于美日、美俄、中日等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影响21世纪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世界矛盾焦点在亚太，尤其在美国与中国关系上。
二、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百年间，世界政治乃至军事舞台的重心均在欧洲，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舞台均以西欧为中心展开；二战后至苏联解体之前，虽然由于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使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但世界政治军事的重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主要阵地和战略重心也一直在欧洲。尽管美国因越南战争曾一度乱了战略重点阵脚，但尼克松上台后很快作了调整。然而，随着亚太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战略重心正在发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重大变化。美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表明：美国战略已从以欧洲为重点逐渐转变为欧亚并重，并有在21世纪上半期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的趋势。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早在1990年代初就曾强调，美国政府今后将把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放在其对外政策的首位，在其长期安全和经济计划中，美国对东亚的重视将高于欧洲。外国报刊也评论说，“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不再放在俄国或者从前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欧洲伙伴身上，而是放在本国和亚洲。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兴趣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当然首先是经济因素。亚洲经济重要性日趋增加，使美国愈益重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与亚太地区贸易总额早在1990年代初就比欧洲的贸易总额多1/3.
但更重要的则是安全因素。美国认为，亚太地区安危直接关系到美国未来的安全命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一份题为《2020年联合展望》的文件中对21世纪美国军事战略进行了构想，该报告认为，10年前美国将大部分力量集中于欧洲的军事冲突，而今天则是欧、亚两洲平分秋色，今后则应更多地向亚洲個倾斜，将美国的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美国另一份报告《亚洲。2025年》也说，今后对美国的威胁将发生在亚洲，欧洲则并无可以预见的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威胁。事实上美国已开始增大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投入，包括加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据报道，美国几年前有60%的潜艇部署在大西洋，现在大西洋与太平洋舰队部署潜艇的数量是一半对一半，而且在不久之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潜艇数量将超过大西洋，“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更加明显。“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对美国全球势力的重大挑战很可能出现在亚洲，因此亚洲注定要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焦点。”
美国全球战略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变化，并非欧洲对美国不重要，也非美国对欧洲不重视，而是因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比较放心。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已不再有一个强劲的全球竞争对手，俄罗斯已不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而且美国一直控制着欧洲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通过北约组织主导着欧洲。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不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构成严重现实挑战的问题。尽管有巴尔干前南地区的动荡问题，但却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安全。与此相比，美国对亚太地区却更为担忧。该地区存在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现实挑战的若干问题，诸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热点问题的矛盾激化，都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都将会把美国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与此同时，在亚太地区美国尚没有建立“北约式的亚洲”或“亚洲式的北约”，它与日、韩、澳缔结的仅只是双边军事同盟，与其他多数亚太国家没有条约式的军事关系。
三、世界安全的危险地带
亚太地区一向是地区热点比较集中和冲突多发地区。在冷战时期40余年局部战争就一直连绵不断，与欧洲长期处于相对稳定局面形成鲜明对照；冷战后最初10年中“转战为和”，亚太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与欧洲战火纷飞局面又形成另一种鲜明对照。但从未来发展趋势上分析，该地区国际关系旧有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同时又出现一系列新的复杂因素，地区安全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在迅速增加，因而有可能取代前10年欧洲的地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数量较少而国际关系又比较简单的地区，如北美，发生较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几率相对比较少。而当一个区域国家众多，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又是大国地缘战略交汇点，如欧洲，则往往成为动荡或战乱的中心地带。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400余年间，欧洲就一直是大规模国际战争的主要舞台，直到1945年后欧洲才走向合作发展道路。当今，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恰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又是除欧盟外的全球主要战略力量的地缘战略交汇区。大国在这里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一些军事专家分析：“亚太具备1945年以前欧洲的特征太多，而具备1945年以后欧洲的特征太少。人们有理由担心1945年以前欧洲战乱的历史在亚太重演。”这种历史重演局面除上述诸多因素外，还应注意下面两个特殊因素。
1.亚洲地区南部构成矛盾与冲突集中地带。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撰写的《跨世纪全球战略评估》报告中认为，在冷战及冷战后最初几年，美国战略向“北方”倾斜，主要集中在从欧洲开始，横跨俄罗斯，直到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弧线上。相反，“当前的危险开始出现在南部弧线上的广大地区：起自巴尔干半岛，横跨中东和波斯湾，穿过南亚，沿着东南亚到日本的亚洲半月形区。这一弧线上的危险是多样的、互动的、增长的。如果不加制止，它们会引起全球范围的不稳定，使西方利益遭受严重破坏。”这一地带除巴尔干部分外，大部分是在亚洲的南部和东部，有诸多危险的爆发点，“这些固有的矛盾和现存热点，使亚太的局部安全形势有随时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朝鲜半岛与台湾一直被舆论认为可能成为世界安全的两大焦点。但“9·11”事件使美国在亚太战略重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从东部扩大到南部，重心也由北向南倾斜。“9·11”事件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侧重点主要是在东亚地区，重点防范中国；“9·11”事件后，美国虽然没有放弃从东部对中国防范，但其在亚太地区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顺利实施反恐战争，并通过反恐战争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战略企图。美国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恐怖活动，而恐怖活动产生的温床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得手，使美国在亚洲南部和西南部扩大了新的政治与军事安全领地。中亚和东南亚则成为重中之重。而且这两个地区民族、宗教矛盾复杂，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大国争夺激烈，关系微妙。在东南亚地区，还存在着南海海域和岛礁之争，台湾海峡也有潜在的军事冲突危险，被美国看做是不稳定因素较多的地区。据美国国防部一些高级官员透露，美军在亚太的军事调整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是美从日韩缩减兵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驻韩美军的作战能力。其二是增加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目前，驻亚太地区10万美军中，超过75%的兵力部署在韩国和日本，同时，绝大多数美后勤部队驻扎在新加坡。根据新的设想，美军将进一步加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力量，还将争取海军舰只重返越南水域停泊，陆军进驻菲律宾。其三是增强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美军高级官员明确表示，在西太平洋建立一条连贯的美军基地链，目的是帮助亚太地区的美军加快转型为一支规模更小而机动性更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新的挑战。
2.亚太地区是军备增长和核武装发展最快的地区。
亚太地区不仅是世界主要军事大国最密集地区，也是军事力量增长速度最快地区。美国200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高达3799亿美元，至2009年，美军费将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美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5%，超过在美国之后军费开支前8个国家（地区）军费的总和。日本是迄今为止太平洋西部沿岸地区头号军事强国。2002年军费高达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仅次于美国，实际兵力已超过英国。1990年代以来，借口所谓“朝鲜威胁”，日本进一步加强已相当精良的海上力量，并正式决定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本政府2003年6月21日决定，在2008年3月底之前，建立起一套耗资2000亿日元（约合16.6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套系统将由爱国者一3型导弹系统（PAC-3）和标准一3型导弹系统（SM-3）两部分组成。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日本国会又通过“有事三法案”，标志日本向军事大国又迈进了一大步。
亚洲其他国家出现“逆裁军”倾向。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军费开支和进口武器最多最快的地区。亚洲国家武器进口总额占全球总额的57%。其中东亚地区尤甚，已经取代中东成为常规武器的最大买主，占全球销售的34%（中东占21%）。此外，该地区除美中俄等原有核武器国家外，又增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使该地区成为核武器国家数量最多和核竞赛最激烈地区，从而增加了该地区冲突的变数。朝鲜2003年核危机时期也宣布有了核武器，这无疑更增加了东北亚地区的核竞赛趋势。为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撰文的美国亚洲战略家认为：“一旦全球经济衰退停止，环太平洋地区将普遍实行”9·11“事件后的军事现代化”。该周刊还认为西方国家的武器出口将急剧提升亚洲的军事力量。该地区国防工业的崛起和竞争心理将进一步加强该趋势。“亚洲将不得不应付欧洲曾在20世纪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那种武器竞赛问题。欧洲的武器竞赛导致在25年之内爆发两场世界大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加强军事同盟和美日对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和部署，将对亚太特别是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军事专家认为，美日军事同盟“恶化了中美、中日之间的信任关系，动摇了三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此两项政策不根本改变，亚太的军事扩展局面也就不会有，改变。倘若台湾被纳入这一防御体系，无疑会更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它必然要加快亚洲的导弹扩散，促使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最终寻求导弹防御，即使只是为了战区防御和力量平衡。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如果美国到2010年大规模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会使包括亚洲大国在内的强国卷入外层空间军事化。“新一轮的太空军备竞赛正在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