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之魂。战国时代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特殊时代。井田制被破坏，郡县制形成，宗法制日益衰落。这些重大变化都要求各国的统治者必须面对“改革法律”的问题。
亲疏贵贱一断于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道家、法家在治国立法上都有自己的观点。儒家要求“以德治国，尊先王之法”，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强调“依法治国”。而在诸国争霸的大环境影响下，极具功利性质的法家备受推崇。在法家看来，国家必须用法律去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因为专注于追逐个人利益而破坏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治国者就需要将成文的法律——“法”、控制臣子的权术——“术”以及牢固而不容置疑的统治权——“势”，综合运用。这就意味着，“法”要为君主的统治利益服务，要成为君主控制臣子的一种工具，如果“亲疏贵贱”都能“一断于法”，那么国家的秩序也就有了保障。与此同时，强调法是“成文法”，就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当权者随性制法扰乱国家的情况。
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诞生在春秋时代的郑国。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者子产“铸刑书于鼎”，让法律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下来。尽管这种做法在当时由于有破坏旧传统之嫌，遭到了叔向等老臣的非议，认为百姓一旦知道了有确实存在的法律条文，就会以此为依据有了“争心”，“不忌于上”。但子产还是坚持自己的所谓“吾以救世也”。而子产刑书的内容——新开垦荒地为开垦者私有，不准他人任意侵占等——则有力地推进了井田制的消亡过程。
时间证明了子产铸刑书多么有远见，郑国并没有因子产“铸刑书”发生大乱，到子产去世时，郑国已经享受到“刑书”的成果：“都鄙有章，上下有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实际上，就算百姓会因成文法而萌生“争心”，只要他们的行动被法律严格圈定，也不用担心会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很少有哪个国君会感叹成文法破坏旧俗。各国纷纷将法编纂成图籍，放在官府之中，发告示公布于百姓，要他们人人知法，人人以法为依。秦国的商鞅在变法时，就非常注重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传统的“秘密法”被完全否定。
在立法的轻重上，战国的统治者一般遵循“乱世用重典”的观点，认为“行刑，重其轻者”，对轻罪的刑罚也十分严厉。这种“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刑罚已经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肉刑泛滥
“杀人者死，伤人者创”。肉刑是指伤害人形体的刑罚，早在夏朝就已出现，但春秋战国却堪称酷刑最盛的时期。当时常见的肉刑有黥、劓、刖、宫、大辟等。其中，黥刑就是刺面并着墨，劓是割掉鼻子，刖是指砍掉单只脚或双脚，宫又称腐刑、淫刑，大辟则是死刑。
在战国，刑罚的使用十分频繁。首先，一些鸡鸣狗盗的小罪就会被以肉刑处置。在魏国的《法经》中就规定侵犯他人财产情节严重的要被处以死刑，窥视宫殿和捡拾他人遗失之物的要被处以刖刑或膑刑（挖去膝盖）。秦国则把战争中被俘虏的军士和百姓施以劓刑，待其灭掉六国后，没有鼻子的人竟然比有鼻子的还要多，以至于人们开始以无鼻为美、有鼻为丑。
在战国时期，生活一不小心就会身犯重罪。在秦国，如果臣子所推荐的人犯了罪，作为推荐者也要和犯罪者承担一样的刑责。秦昭襄王围攻邯郸，丞相范雎推荐郑安平出战，后郑安平出战不利，不得不投降敌军，郑安平犯了降军之罪理当处死，株连三族，范雎于法也当被施以死刑并株连三族——“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幸好秦昭襄王对范雎一向赏识并信赖有加，严禁他人议论郑安平之事，范雎这才逃过一劫。
其次，就算法家提倡“依法治国”，统治者也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可以随意对臣下百姓施加刑罚，并不一定需要参考法律条文。在《战国策》中就有这样的故事，楚王的一个美人总担心自己鼻子长得不好看，所以见到楚王时就用袖子把鼻子遮住。楚王以为美人遮鼻是“恶闻君王之臭”，一怒之下，不等问清原委，就下令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此外，战国诸国多有连坐族诛的传统，一人获罪，全家、全族甚至邻里都要遭罪。人们即使小心翼翼遵纪守法，也无法预测哪天灾祸会突然降临。商鞅变法时曾对连坐的范围做了细致的划分，竟有邻里连坐、职务连坐、军事连坐、同居连坐等四种之多。如果旅店老板接纳了没有证件的客人，客犯法，老板也要被连坐。
死难得全尸
肉刑中的大辟，即是死刑。纵览战国时代的死刑，不禁让人感叹古人那丰富的想象力。死刑在战国不仅仅是“夺走犯人的生命”，还有震慑民众、宣泄愤怒的意味，所以极尽残忍之能事。如果一个人能够死得全尸，那他真应该感到庆幸。
战国时期的死刑种类非常多，有的是法律中规定的，比如磔、斩首、绞，有的则是当权者灵感突现自创的。翻阅当时的一些史书典籍，尽可见让人毛骨悚然的死刑：
烹刑，把人放在巨大的容器中活活煮死。烹人用的容器通常是用铜铸就，三足的为“鼎”，无足的为“镬”。战国时的很多大臣士人都动辄把“就鼎镬”放在嘴边，可见该刑的盛行程度。不过，在一些时候“就鼎镬”却是人臣忠义的象征。名医文挚为了让齐闵王“大发雷霆治疗恶疾”，故意激怒齐闵王，被盛怒的齐闵王丢进烧滚的大镬中，烹了三天三夜才死。其“就鼎镬以救王”的事迹让后人感慨万千。
磔刑，据《史记》的描述是：“裂其肢体而杀之。”被判该刑的人要被人用刀刃等利器碎烂身体而死。据说这一刑罚就是后来“凌迟”之刑的前身。也有人认为磔刑就是车裂。在战国，遭受车裂之刑的豪杰志士中最著名的就是商鞅。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四肢——有时还有人的头——分别绑在几辆不同的车子上，再在上面套上牲畜，一般为马或牛。行刑时，刽子手赶着这些牲畜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让人的肢体在这种生拉硬拽中四分五裂。这种刑罚十分残忍，受刑人不会立即死掉，要忍受肢体被生生分裂开来的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因此，受刑人不是犯了滔天大罪，就是为当权者深深忌恨。值得一提的是，车裂有时也会施加在死者身上，苏秦、吴起都是在死后遭受车裂的。
戮刑，戮刑有生戮和死戮之分，在战国时代，比较常见的是生戮。就是用刀具残虐受刑者直至其痛苦死去的刑罚。今天的人经常讲“杀戮”，认为戮和杀同义，但在战国，杀与戮的意思并不相同，杀通常指用刀将人简单地处死，比如斩首。戮比杀多了更多凌虐的意味，被判戮刑的人在死亡前后都会被刻意侮辱。待秦朝建立之后，戮刑渐渐变成一种死后刑，即常说的“戮尸”，后世朝代在使用戮刑时，大多也是指“戮尸”。
腰斩，就是将人剥光衣服，使腰部裸露，趴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用刀或斧切为两截。这也是战国时期非常常见的一种死刑。在《战国策》中，张仪曾对秦王说：“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此中的“斧质”即指“腰斩”之刑的刑具。商鞅在变法时则有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被腰斩的人往往不会马上死去，如果斩人的刀斧不够锋利，受刑人的痛苦就更为深重。清代《野史大观》卷五的《腰斩之惨》曾对这一刑罚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俞君既斩为两段，在地乱滚，且以手自染其血连书七‘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
和这些死刑相比，斩首、绞都称得上温和。而就算被行刑人已经气绝身亡，对他的“死刑”也有可能仍未结束，尸体的头颅被砍下来挂在木桩上示众，是为“枭首”；尸体被随便扔到大街上任人凌虐，是为“弃市”。在当权者这里，尸体是教化民众遵纪守法的有效道具，是发泄愤怒的出口。魏国大将乐羊带兵攻打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就把正在自己国中的乐羊的儿子烹死，制成肉羹，还把其作为“礼物”送给乐羊。乐羊在得知该肉羹乃自己儿子的肉所制后，为显示毫不屈服的决心，竟将肉羹一口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