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市场的崩塌也消散了一些支持运动的工具，例如“创新性”的融资工具，以及宽松的信贷标准，但即便是实实在在的全国性危机也没能够终结通过政府许可以实现“经济适用房”这一政治目标，而非通过个人依据自己的收入水平来购买和租赁房产。就像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项目没能动摇建造这些项目的基本理念一样，因此，哪怕“经济适用房”运动导致更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也仅仅会导致政府寻求其他的方式来继续推行类似的运动，同样不变的，仍然是令人质疑的理念，以及对后果的同样无视。
众议院民主党曾提议暂停放弃抵押品赎回权，又提议允许司法部门变动抵押贷款合同的条款，参议院共和党也曾提议“向任何良好信用的贷款人提供由政府担保的、4%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所有这些来自两党的提议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严重地缺乏对于政府强制性限制在各个方面引发的后果的慎重考虑。
对任何政党抱以期望，希望其绝大多数成员慎重考虑上述后果的任何人，都难免看到痛心失望的结局。理所当然的，两党中鲜有政客去质疑，房地产市场中政客们的记录是否与其他市场中的记录一致。事实上，许多人正渴望着向接受政府“激励计划”或资金援助的行业扩展政治干预。
新政理想
不论政府将来更合理的政策的长期前景如何，当前的危机已经压到我们的肩上，对此，当局如何应对，是当今最重大的课题。
许多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政策不禁让人回想起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当局应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各项举措。诚然，当今许多政策的倡议书已都在引用新政时作为政府干预引领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榜样。举个例子，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曾说过，“我们正是效仿罗斯福的做法……拯救资本主义于无度之中。”《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专栏报道了题为“超越新政的魄力时代”的文章，并宣称新政“刺激得不够”。不过，在引用新政作为榜样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仔细地审视历史。
股票市场崩盘
1929年的股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缘由。那个时代的悲剧无可置疑。不仅失业率飙升至1933年的25%，而且年平均失业率从1932年到1935年连续4年持续高于20%。实实在在地讲，遍及全国的数千家银行倒闭。股票价格与1929年峰值时相比，所剩无几，美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连续两年负债经营。大量的房屋和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人们不得不搬入临时住宅，其中便包括隐喻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而命名为“胡佛村”（Hoovervilles）的棚户区。胡佛总统因入主白宫期间造成的这一大灾难而饱受普遍的指责。
胡佛总统的继任者罗斯福引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观点一度广为流传，迄今仍然在观点制造者中拥有足够的支持。2009年，华盛顿新一届政府援引罗斯福及其新政作为应对当今金融危机的样板。更本质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大萧条一直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失败，需要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罗斯福也一直被盛赞为美国历史上理解联邦介入应对萧条需求的第一人。
然而，这样的基调却在近年来逐渐遭到学者的挑战，尤其是经济学家，同时也包括一些历史学家。
尽管大萧条时期联邦干预经济确实规模空前，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干预其实始于赫伯特·胡佛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只是大规模地放大了胡佛总统已经开始的种种做法。即便是在当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已经于1935年的报纸专栏中指出：
胡佛总统于1929年秋天发起的各种政策堪称美国历史的创举。由国家政府掌管打造整个经济秩序，使之繁荣运转……罗斯福的举措则属于胡佛举措的延续和发展。
胡佛总统也意识到，自己为了拯救国家于萧条之中而介入经济的种种举措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在我的前任总统中，没有一个相信这样的事情会成为政府的职责，”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甚至罗斯福总统政府的前任成员们也在多年后承认胡佛总统的许多创举被罗斯福采纳和发扬光大，尽管胡佛总统的政治形象和媒体形象在他卸任总统之后的很多年中，都被引用为“无所作为的总统先生”。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谁应该获得第一个发起联邦干预的美誉，而在于干预本身是否真的值得称赞。当今，在面对衰退和萧条时联邦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的论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与此同时，政府干预的实际结果却没有得到媒体以及政坛足够的详细核查。
创造就业
由于巨大的失业是大萧条最显现、最痛人心的一个方面，因此，罗斯福政府最主要的一把利刃，如同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样，便是创造就业。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政府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那时，民间资源保护组织中的年轻人甚至多于军队，但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头7年中，失业率却从未跌落到两位数以下。在罗斯福政府执政的头21个月中，失业率更是从未跌落到20%以下。那些视政府制造就业为拯救失业的灵丹妙药的谬误之处在于，其单纯地将政府创造的就业视为就业的净增长。支付给政府制造的就业岗位的资金来自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的就业需求便因此下降。政府制造得大幅就业增长，在巨大的失业面前，贡献微小，或者干脆无法取得净增长。
理论上讲，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打造就业的净增长。但这种说法貌似同更好的监管可以阻止金融市场的危机一样苍白无力。在抽象的概念里，这个论断可以为真，但现实世界中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可能的作为是否有可能提高就业率的净增长。新政的记录无法支持这样的结论。
不论经济上存在怎样的缺陷，政府制造就业的项目从政治上来说，造就了一大批对政府感恩戴德的阶层，他们很有可能在艰难时期投出支持政府的一票。新政的政治成功不容辩驳。罗斯福能够于1936年以压倒性的胜利成功连任，又于1940年再次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当选总统，尽管在他的前两个任期内，失业率从未到达过个位数，这或许暗示着奥巴马总统也同样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即便他的政策被证明对整个国家而言无异于一场经济灾难。
当今政府与20世纪30年代胡佛政府、罗斯福政府一起无私分享的一项政策是这样一个理念，即政府需要阻止房价回落到自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作用下能够到达的位置。如今的重点是利用政府补贴维持房价，而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则致力于维持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以及劳动力的价格。1934年，沃尔特·利普曼指出了政府做法的问题，他谈到，“在萧条时期，人们无法以萧条之前的价格成功售出产品或服务。如果他们坚持萧条之前的货品价格，他们将彻底无法售出产品。同样，如果人们坚持要求萧条之前的薪水，那么，他们只能失业。”
当今，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在几年前房屋购买价格的基础上的巨大折扣来销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它们已经意识到了现实经济的残酷。但是，政客完全没有依葫芦画瓢的动机，相反，他们却用全部的动力去维持现有的房价，而不是任由房价通过需求与供给关系的作用而自然地回落。这是因为，拯救已购房者以及借款人而获得的政治支持，不能够弥补可能损失掉的纳税人和选民的支持。
市场与政府
一个与之相关的更大的问题是：究竟是自由市场导致了持续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的失业潮，还是大萧条恰恰由于政府以缩短萧条时间为目标的干预反而招致拖延？
两项事实从开始便确凿无疑：①1929年10月股市的大崩盘标志着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重大的回落，失业率就此上升；②纵观美国历史，只要联邦政府放手任由经济自行从低谷中复原，没有一次萧条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猛烈和持久。总之，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即市场和政府都应对大萧条的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负责。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超越这样的说法，更加仔细地盘查各项事实。
由于股票市场崩盘在前，政府大规模干预在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比较始于胡佛政府并被罗斯福政府继承和发扬的政府干预之前和之后的情形。由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加洛韦（Lowell Gallawy）于20世纪末整理编纂的逐月失业率统计，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当年的诸多细节。
股市于1929年10月崩盘之后两个月，失业率迅速攀升并达到最高的9%，此后几个月，失业率总体向下运动，并于1930年6月回落到6.3%的水平。尽管这一失业率仍然高于股市崩盘之前，同时也不失为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合情合理的因素，但是，这一数字仍然达不到联邦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前，持续多年的失业率的一半。
政府的全面干预始于1930年6月，其标志为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s），该法案规定的各项关税为近百年来最高，其目的是减少进口，保护美国国内的就业，希望过去的进口产品能够转移到国内生产。来自全国顶尖学府的一千名经济学家签署了公开请愿书，警告施实《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后果，但是，这些警告被当作了耳旁风，一如我们当今许多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警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失业率此时已然站稳在6.3%。《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后5个月，1930年10月失业率达到20世纪以来的首个两位数——11.6%。
换句话说，失业率直到股票市场崩盘1年后，才达到两位数。
而旨在减少失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仅仅5个月后，失业率便火速攀升至两位数。不仅如此，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失业率开始出现的上升态势在两个月达到峰值之后便戛然而止，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5个月之后达到的两位数的失业率却始终贯穿于之后整个30年代的每一个月。
一切罪责并不都在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于胡佛政府时期，它仅仅是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系列措施中的第一步，而政府的全面干预在罗斯福政府的引领下一直贯穿于整个30年代。最大的新政干预举措当属1933年颁布的控制行业价格和薪资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同年颁布的《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建立了联邦政府对于农业价格和产量的控制。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强制要求雇主与员工工会商谈薪资与工作条件。罗斯福还带领美国脱离了金本位货币体系，颁布了数千项总统的行政命令，超过了他之后20世纪内继任的历届总统的总和。
新政治理不仅设定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问题的政策，还创立了永固的机构，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转的模式。正因为此，身处21世纪的我们，还在因为大萧条时期一项旨在帮助小农场主度过艰难时光的政府措施而一直向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们支付着农业补贴。事实再一次地证明，一旦打开闸门，你将无法判断水的流向。帮助某部分选民解决某个问题而设立的项目，俘获了新的选民并走向了新的方向。即便原发性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并不意味着项目结束，甚至也不意味着项目不会继续扩张。
罗斯福政府对经济彻底的、难以预测的干预所获得的迅速成功，这其间穿插着对企业的敌视，甚至导致自由人士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产生了这样的质疑：某些新政变革，包括某些凯恩斯自己认为是“明智而必要”的改革，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因为它们有可能“扰乱了企业界的信心，削弱了它们采取行动的动机”。
事实上，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政时代，企业投资始终保持着反常的低水平，就像其他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一样，投资趋向于低水平，按照一位金融历史学家的说法，整个20世纪30年代，“银行每一美元储备信贷的总量一直保持20年代大约一半的水平”。与此同时，失业率在罗斯福总统当政的前两届任期内从未降落到两位数之内。不论如何想象，这都是个难以逾越的记录。2004年，一项发表于主流学术杂志的经济统计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使得经济的萧条期延长了数年之久。
大萧条的终结
究竟是什么终结了大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人还在坚持一度普遍流行的信念，即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终结了大萧条。一个很有力的解释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大萧条。很显然，战争期间，失业实实在在地消失了，而制造业则蓬勃兴旺。不过，说战争终结了萧条仍然会留下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战争的哪些具体方面降低了失业，提升了产出？
今天，政府在一项庞大开支计划的倡议书（所谓的“刺激包”）中宣称，正是联邦政府在战争中增加开支，提供了制造业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准备投下实实在在数万亿美元的赌注在政府当今开支计划的言之有理之上，而不必事先详细审查这个言之有理的解释用于以往类似的政策之上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