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黑英雄，蜕变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建立起了自己的“黑色帝国”。然而，黑恶势力不论多么强大，最终还是会被人民的洪流粉碎。
（一）简要介绍
文强，1955年生，重庆市沙坪坝区人。1972年参加工作，197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1984年担任巴县县委副书记。1989年帮助陈明亮在巴南区成立重庆第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娱乐场所。1992年9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8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3年5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2009年8月，文强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2009年9月27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经重庆市纪委审查并移送司法机关，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
2010年4月1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文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5月21日重庆市高级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文强所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0年7月7日，文强在重庆歌乐山某刑场被执行死刑。
（二）案件回放
2007年9月20日晚上，解放碑附近生意火爆的蛇餐馆，来了一桌“贵客”。请客的主人是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和重庆今普食品公司的老板王天伦，陪客的是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今天饭局的名义是宴请市刑警总队某主要领导。
饭局开始10多分钟后，真正的嘉宾文强驾到。文强是从另一个饭局上过来的，在那里他已经喝了一些酒。推杯换盏间，文强、黄代强与王天伦很亲热。
趁着酒意，文强开始训斥刑警总队那位领导：“这个总队长，想让你当你就当，不想让你当你就当不成！”
当时，刑警总队的总队长空缺，这位领导正主持工作。这样的训斥，除了威胁还有什么？
“饭后，文强又与这位总队领导单独说了10多分钟。”民警说，这顿饭局是为了一桩命案的处置。命案背后，涉及的是垄断市场、祸害人民的“流氓经济”。
司法机关事后查明，1996年至2009年6月，王天伦以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和今普食品公司为掩护，有组织地进行杀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和行贿犯罪等，垄断和非法控制了我市合川区、铜梁县等地生猪收购市场，以及九龙坡区、高新区、大渡口区的猪肉销售市场，非法获利近亿元。
潘桂生是合川区双槐镇生猪经营户，因不屈从王天伦的强买强卖，王天伦团伙成员王东明便指示杨玉华安排手下“教训”潘桂生，多次密谋后，2003年12月15日凌晨4时许，唐友彬、彭刚、王洪伟在合川区渭溪镇“来龙桥”附近将潘桂生杀死。
一桩命案一拖就是3年多，其间死者家属多次实名举报，最终惊动了最高层，中央领导批示，公安部挂牌督办。2007年2月，警方对涉嫌故意伤害的王天伦团伙成员张应、王洪伟、唐玉亮、陈飞虎、刘光明刑事拘留，由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着手侦查。
王天伦急了，四处找人摆平。他首先找人请托基层办案民警，说情未果。接着他找到了劲力酒店老总李劲松，李劲松与时任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的黄代强关系密切。
王天伦的目标是文强———摆平命案，要找“文老大”。王天伦一次就拿出50万元给李劲松，供其行贿。法院审理后认定，这50万元，文强得了20万元，黄代强得了10万元。怎么摆平？三人达成默契，由文强出面，给刑警总队主要领导打招呼，把这个案子转到黄代强分管的刑警三支队，接下来的事，由黄代强来操作。
2007年9月20日晚上的饭局上，文强明确告诉刑警总队领导，“黄代强想上这个案子。”就这样，这桩命案转到黄代强分管的三支队。
黄代强上案子后，居然在一支队办案人员已突破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第二天就直接把人给放了。命案直接策划人王东明闻风逃跑，也给后来王天伦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
但就是对这样一个已完全浮出水面的黑社会老大的请托，文强却顶住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压力”，宴照赴、钱照收，帮助摆平了命案。在这把硕大的“黑伞”下，王天伦团伙继续大搞“流氓经济”，危害社会，“猪头帮”一时甚嚣尘上，强行在其非法控制的农贸市场销售“注水猪肉”，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他们还哄抬猪肉价格，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
据了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文强就曾用类似的“摆平”手法，多次使一些已“露头”的黑恶势力骨干分子外逃，证据链也随之消失。在文强的“黑伞”下，黄赌毒像脓疮一样在城市里生长。
文强好赌。投其所好，有求于他的人，会故意输钱给他，金额动辄上万元。警方后来在调查中了解到赌客们对文强的评价：“他总是爱瞟别人的牌。打这样的牌，文强赢得认真，其他人‘输’得也认真。”
文强好嫖。投其所好，有求于他的人，会为他找小姐，甚至强拉良家女子供其强奸。“亮点茶楼”是名声在外的一个卖淫场所，其最早的一个窝点，与文强从前的家仅隔一条马路。一位在那里被强迫卖淫的妇女走出魔窟后很惊讶：“轻轨都修好了呀。”多年前当她走进那里时，重庆的轻轨刚开始建设。司法机关后来认定，文强黑保护伞“三大金刚”之一的陈涛，曾经收受贿赂庇护“亮点茶楼”。警方多次出警，甚至异地调警，但由于内线的通风报信，每次都扑空。陈涛甚至还从“亮点”中带卖淫女出来供文强嫖宿。
自己都好这一口，文强还怎么去查禁黄、赌、毒？
文强专案组中，有一位民警来自开县。开县距离主城区数百公里，“但开县的赌客们都在说，谢才萍开的赌场安全，不会被查。”这位民警说，“谢才萍的赌场，因为文强才安全。”
谢才萍是文强的弟媳妇。她先后开设23个流动赌场，几乎遍及主城各区。法庭经审理查明，以谢才萍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2000年以来，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20余人，通过多次、有组织地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吸毒、行贿等违法犯罪，非法聚敛钱财，从中获利200余万元。更有甚者，自恃有“黑伞”罩着的谢才萍，竟然指使手下殴打前来查禁的办案民警，再装进麻袋丢到荒郊野外。
2005年11月28日，当谢才萍的赌博窝点被查获后，文强即打电话给渝中区分局办案领导过问此案，其用意显而易见。办案人员顶住压力，对谢才萍团伙中的9名人员，呈报市公安局批准劳动教养。
文强把负责案件审批的负责人喊到办公室，明确说：“不能批。”
文强一句话，9名应当被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人，就没有被劳教。经此事件，外界更广泛地知晓了“谢姐”的关系，“谢姐”的场子更“安全”了。
在文强的保护伞下，同样“安全”的还有组织卖淫的夜总会。
2005年1月，文强到白宫夜总会耍，其老板岳宁向文强诉苦说：“陈涛带队到‘白宫’搞治安检查，生意没法做了。”陈涛时任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一支队队长，负责查禁娱乐场所违法犯罪行为。文强答应了岳宁的请求，立即让市局指挥中心通知陈涛，“马上到‘白宫’来见我。”
陈涛来了。“敬杯酒！”文强介绍陈涛与岳宁相互认识，陈涛自然“懂得起”，从此，“白宫”安宁了。这次“打招呼”，岳宁向文强送上5000美元。当晚，岳宁还为文强安排了两名“包房公主”陪睡。
岳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经营的“白宫夜总会”，王小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经营的“豪诚国际商务会所”，陈明亮、马当、雷德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经营的“云梦阁”俱乐部，均开在解放碑广场的几家豪华酒店里。卖淫、吸毒、赌博，这些本应成为重庆窗口的地方，藏污纳垢，成为令人恶心的“牛皮癣”，败坏了重庆的形象。
据法院查明，帮助这些“黑老大”藏污纳垢的文强，也一次次笑纳了他们的“保护费”，共计近80万元。
2010年2月2日至7日，市五中院开庭审理文强案。庭审现场出现一幕：为一位派出所所长是否流泪，文强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头目马当先前的供述，为自己辩解了20多分钟。马当等人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及“云梦阁”俱乐部，实施涉黄、赌、毒违法犯罪攫取暴利。
2006年春节，文强在大世界酒店接受吃请，笑纳了马当奉上的10000元，当晚，还在云梦阁俱乐部接受了色情陪侍。吃了、喝了、拿了、玩了。马当趁文强高兴，向他告状：辖区内的派出所所长多次到俱乐部检查。文强当即打电话给这位所长：“马上赶到云梦阁包房。”这位所长已经回到家中，20分钟后赶到。“老子的兵，出警要3到5分钟赶到。你怎么现在才到？”文强破口大骂，要求这位所长给10多个坐台小姐逐一敬酒。这位所长因身体原因，本不能喝酒，在文强的淫威下，他不得不一次次端起酒杯。马当出具的书证说，那位派出所所长“当场掉泪”，而文强咬死说没有哭。哭与没哭其实与本案的量刑无大的关系，但却与重庆警方的尊严有关。不管那位派出所所长是否落泪，对于重庆警察队伍，这的确是一个既辛酸又屈辱的故事。
文强为了更方便地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在公安队伍不断培植自己的亲信。黄代强、赵利明、陈涛就曾把持了重庆公安刑警、治安、经侦、禁毒等多个要害岗位，最终形成一把“金字塔”式的大“黑伞”。而这几个曾风光无限的“金刚”，在窃居要位的过程中，也是花了大价钱的。“虽然私下我们以兄弟相称，但我深知文强是收钱才办事的人。”陈涛在供述中说。
据检方查实，每年春节和文强的生日，都是文家的“黄金”日子，各个层面的大员或赴宴或到文强的办公室“孝敬”，几乎成了惯例。审讯中，文强自己也供述，送钱的人多了，他也不知道谁送了多少，但谁没有送，他倒记得清清楚楚。
多行不义必自毙，文强帝国开始走到了尽头！“文强出事了！”从2008年一开年———甚至更早到无法考证的时间，传言就与文强如影随形。“我也听说我被双规了。”文强曾在公开场合得意地辟谣。其实，他只是在等待第二只靴子掉下来。
没有人知道文强是否听过这个故事：楼上的人晚上回家，总是习惯将两只靴子“咚咚”两声扔在地板上，后来有一天，楼上的人回家后，只扔了一只靴子就睡着了。楼下的人在煎熬中等待第二只靴子的落下……
文强专案组的警官们说，文强在等待这第二只靴子落下时，心里一直很煎熬，很长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
2008年4月的一天，文强曾接到一个会议通知，特别强调不要带任何东西。文强莫名地慌乱起来，告诉老婆周晓亚：“如果我下午5点后没回来，就是出事了，你就去桥上把钱都扔到长江里！”
虚惊一场。这天文强开完会早早回到了家。周晓亚在接受审查时说，长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文强，一年难得回家住个十次八次，这一周却几乎天天回家，“但过了之后他又放松了。”只是他开始不断叮嘱老婆：“如果我出事了，你就去找黄代强。”黄代强是他在警方的心腹之一。
最终，第二只靴子最终还是落了下来。
2009年8月7日凌晨1时，北京，正在参加全国司法行政工作会的文强，所住的宾馆房门被敲开了。进来的有关纪委和公安局的负责人，还有三位警察。他们对文强宣布：“文强，你被双规了。规矩你都知道，请你配合。”
文强没有反抗，只问了一句“异地吗？”回答也很干脆：“不，回重庆。”一个小时后，重庆，一队警察包围了文强位于南岸区海棠晓月的家。就这样，文强的黑暗帝国覆灭了！
文强一案中，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还有文强及其家人名下的多处房产。文强究竟有多少套房产？这些房产究竟值多少钱？
在办案人员出示的《文强涉案房屋明细表》中，载明了文强及其家人名下共有18处房产。这些房产既包括位于渝中、渝北、南岸、江北、沙坪坝、北部新区的多处楼盘，还有经媒体曝光后“名声远扬”的位于武隆仙女山的双子楼别墅。
据办案人员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其财产来源的认定，只能以其原始购入价计，实际支出为657万元，比如其自建的武隆仙女山别墅445平方米，文强实际支出153.86万元。
“房产自然升值部分，并未纳入文强的资产总额中，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办案严谨、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案审判人员说。
但其实际拥有的资产远不止这些。根据相关机构近期作出的市值评估，文强及其家人名下房产的市场价格达3000万元以上。其位于仙女山的双子楼别墅，整个院落占地近20亩，一楼外墙由深色的名贵石材造成，二楼和三楼均有超大露台，正好眺望连绵起伏的远山。别墅栅栏内，名贵花木、亭台水榭一应俱全，俨然一处世外桃源。在别墅右前方的密林深处，甚至还有个在建的篮球场！而这里，还仅仅是文强的一处闲来度假之地。
一个普通家庭，拥有一套住房都不容易，而文强的很多房子，却连一夜都没住过，其贪腐程度真是令人发指！
经过审查，文强批发官帽如下：
2004年至2009年之间为吴小洪、叶亨奎、冉从俭调动工作、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受贿169万元。
2003年为耿荣一调动工作、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受贿15万元。
2005年至2008年之间为罗力任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提供帮助，受贿40万元。
1998年至2007年之间为谢岗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副总队长提供帮助，受贿12.6万元。
2000年至2007年之间为赵利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副总队长、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政委、重庆市公安局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主任提供帮助，受贿27万元，另收受一幅价值364万的青绿山水画。
2003年至2008年之间为李大江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城管治安处政委、重庆市公安局反扒总队总队长提供帮助，受贿4.9万元。
2003年至2009年之间为任跃平、熊倩调动提供帮助以及为周婧航、罗菲菲就读重庆警官职业学院“打招呼”，受贿177万元。
2003年至2008年之间为黄代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副总队长提供帮助，受贿8.3万元和价值1.2万元手表一只。
2004至2009之间为汪道受职务晋升、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14.5万元及价值1万元石佛头。
2004至2008年之间为陈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提供帮助。受贿46.5万元。
2004至2007年之间为徐强担任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局长提供帮助，受贿37万元。
2008年为周刚竞争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含谷派出所副所长提供帮助，受贿20万元。
经过法院判决，宣判的文强罪行如下：
一、夫妻搭档受贿1625万余元。1996年至2009年，文强在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妻子周晓亚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25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
二、1062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文强被逮捕后，公安机关从文强家中查获的家庭财产共计折合人民币3094万余元。其中，文强犯罪所得的钱物有1625万余元，家庭成员能够说明来源的非犯罪所得406万元。文强对1062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三、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从1992年开始，文强长期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和副局长。此间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包庇、纵容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龚刚模、马当、王天伦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的违法活动，包括聚众赌博、组织卖淫等恶劣行径。为此，文强多次收受上述黑恶组织送与的钱财，共计78万余元。
四、强奸女大学生。涉嫌强奸案件一宗。
法院对文强手下的“三大金刚”黄代强、赵利明、陈涛作出判决，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高利转贷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五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罚金220万元；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原副总队长赵利明犯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贪污罪、介绍贿赂罪等五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6个月；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犯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等3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6个月。
法院还对文强的妻子周晓亚作出判决。周晓亚因利用配偶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文强共同非法收受财物449万余元，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将对文强犯罪所得2260万余元、黄代强犯罪所得256万余元、赵利明犯罪所得37万余元、陈涛犯罪所得37万余元继续予以追缴。
其他与文强案有牵连的有：
陈明亮：重庆江州实业集团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在江北枪案追捕过程中落网。
龚刚模：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摩托车行业誉为销售奇才。与黑恶势力头目共同成立万贯财务公司。
黎强：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巴南区第二富，重庆市人大代表。涉足从道路客运到房地产开发、汽车维修等诸多领域，以涉案涉黑手段进行争夺客运线路。
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展示的打黑成果展中，有一幅文强及其所保护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组织架构图。在这幅图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黑将”———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徐强。通过这“四大黑将”，文强为“六大黑帮”提供“保护伞”。这六大团伙是：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谢才萍团伙。
（三）案例评析
据报道，文强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重庆市民在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打出“处决文强是重庆市打击黑恶的重大胜利”的横幅，在重庆市委门前，打出“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的横幅。在重庆市检察院门前，有市民放起鞭炮以示庆祝。文强欺压一方百姓久矣，人们早就恨之入骨，但敢怒又不敢言。如今文强倒台了，放鞭炮自然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和一种感谢之情的表达，同时更是对公平正义的呐喊！
文强案发生以后，人们一直在反复地追问：文强案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
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强案确实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人们难以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一个主管社会治安的中级领导干部，竟然在他的“防地”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作歹，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卖官鬻爵，生活糜烂，建立起一个令人发指的“黑色帝国”，并且如此延续了10多年没人过问。这怎能不使人思考和追问？
文强也曾有过辉煌，他曾经是打黑英雄。他组织侦办的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劫运钞车案等。2000年中国头号悍匪张君被重庆警方擒获，文强因此更加声名大震。若没有这些成绩，文强也不会爬到高位，掌控警界10多年，在重庆呼风唤雨。
文强从基层民警到刑侦指挥员，再到主政一方治安，一路走来，也为社会作出过不少的贡献，然而，后来他为什么发展成了腐败分子呢？这自然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所致。
主观上，他没能坚持自我思想道德修养，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忘记了人民公仆的本分，开始追求享受，甚至发展到毫无法律和道德限制的欲望追求；在客观上，从文强的升迁路线看，职位越高就越没有监督。这里所谓的“没有监督”，并非是说没有监督制度，而是由于监督制度的设计缺陷而导致监督形同虚设。文强作恶多年，一些人大代表和群众多次反映情况，然而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重视，文强反而边腐边升。这反映出的也是用人机制的弊端。用人的不透明和缺乏监督正是产生如此“惊世腐败”的重要因素。
是人都是有弱点的，文强当然不能例外。文强的粗野和江湖习气，即便是提拔重用他的上级也是知道的。不能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就完事了，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监督、规范、制约机制。
这种监督与制衡应该是全面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事实证明，文强的无法无天，“在重庆没人敢动”，源于其对权力的绝对掌控。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何况，公安这种强势公权部门？
在文强的眼里，权力可以让派出所长给夜总会小组敬酒，权力可以让公交总队副总队长给他下跪，权力可以让有求于他的人一捆一捆地送钱，权力可以让文强觉得强奸女大学生“不算个事”。
在文强的心里，百姓不过是任他宰割的羔羊，民意不过是他耳边的一缕清风。完全颠倒了公仆与人民的位置，成为封建思想的殉道士。
利用文强这个反面教材，警示广大公务员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永做人民公仆的信念，谨防封建意识的侵袭，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永远把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永远把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