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加深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喜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源于1994年中国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1994年的分税制多少有替中央政府解困的意味，中央政府的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但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明显减少，1993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和78%，而到了1994年，这一比重分别变为了557%和443%。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30%。
但在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并没有相应减少，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患上了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这像一个大家庭，儿子努力赚钱孝敬父母，刚开始父母要求不多，儿子日子也过得还舒坦，但随着父母开支越来越大，只能让儿子孝敬多些。儿子怎么办呢，只好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深圳土地改革无疑开了一道口子。以前土地都是国有，统一划拨，但现在却成了地方政府的超级“钱袋子”。
不过，分税制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不再是以前的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而可以用心思好好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经过分税制后，央企归中央管，和地方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但地方政府却可以甩开膀子搞自己的省企、市企、乡企、集体企业等，自己搞好了就可以有更多的税收，小日子想多舒服就多舒服。
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大企业。企业最重要的特点是自负盈亏。经营得好的地方政府，城市环境及形象将有极大的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相应提高，各级官员在进行相互对比时，也是倍有面子。更重要的是经济才是最大的政绩，GDP可是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难得看到一番热火朝天的场面，各个政府都自己办了卷烟厂、酒厂、发电站、汽车厂、电子厂等，恨不得把能赚钱的都给占了。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例子似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窝蜂从日本引进数十条彩电生产线，中国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彩电品牌，当时社会舆论都集中在国有资产浪费、产能过剩、不正当竞争。
殊不知，正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彩电企业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各施神通，培养了长虹、康佳、TCL、创维等彩电巨头，在CRT时代扬眉吐气了一把，日本的彩电被搞得没有一点脾气。
国有企业被人诟病的地方主要是缺乏竞争，没有活力。这在欧洲等国家确实较为普遍，国有企业数量少，在法律的保护下，旱涝保收，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却较好地解决了积极性和效率，央企、省企、市企分属不同利益主体的企业在市场中捉对厮杀，保持了经济的活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改革开放的习习春风中，中国国有企业找到了最好舞台，一方面保证了国家经济命脉不被外资控制，这使中国经济避免了“拉美化”，一方面也保持了经济的勃勃生机。
虽然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效率等仍有较多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除少数天然垄断企业之外，多数企业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后来兴起了城市运营。城市运营说白了就是把城市当成企业来运作，在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资源——土地上下工夫，土地变成地方政府最大的钱罐子。
各地纷纷成立土地运营公司，从居民或企业中征收土地，进行拆迁整理，将土地性质由以前的工业用地等变成居住用地，最后转手出卖。
难以抑制的卖地冲动，卖完陆地卖海岛，想从土地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无人的海岛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视线。
长乐市，福建省会福州的门户，和其他所有城市一样，对土地的依赖达到一种饥渴的程度。经过多年大量的批发，能卖的地基本上被卖光了，于是地方政府打起了东洛岛的主意。
经过一番考察，长乐市政府将东洛岛这个无居民岛屿定性为国土，那就入了可转让土地的范围。2010年1月21日，东洛岛出现在2010年第3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中。据土地出让公告，东洛岛出让土地面积103317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准入产业类型为农副食品加工业，最终东洛岛让长乐市获利1亿多元。
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长乐市出卖海岛是违法的。东洛岛是一个无居民海岛，其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职责属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长乐市根本不沾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审批权属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长乐市作为一个县级市，明显越权。
虽然可以获得“最具创意卖地奖”，这场闹剧经媒体曝光后，最终以退地收场。
房地产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中央政府要进行打压时，地方政府难免举棋不定，怕自残手脚。但由于中央政府强大的压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暧昧，有些左右为难。
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检查中，首先看的当然是数据，这也使很多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数据上下足了工夫，无论如何也要把数据做得漂漂亮亮的。
假摔，一般都发生在足球场上，在身体对抗中假意摔倒，以骗取判罚，有时一记假摔很有可能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在房地产调控中，地方政府也经常玩一些假摔的游戏，把房价刻意报低一些。
想要在数字上玩些花招，对地方政府而言，并不是难事，这也导致经常出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和普通置业者的真实感觉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统计学意义上，环比只能说明短期的价格变动，而同比才能比较长期的变化趋势，而在房地产统计中环比却成为流行语。同比都是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这个是不能拿出手来的，但一采用了环比，那就妙笔生花了，看，房价不是没有涨那么多。
地方政府还有一手，在统计中将高端的别墅等抛开，只论普通住宅，涨也是豪宅在涨，普通住宅变动并不大啊，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不大呢。
穷循环与富循环
90/70政策堪称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国家的初衷是为了增加普通住宅的供应。档次越高的产品越赚钱，开发商都去盖别墅去了，中小户型成为鸡肋，那工薪阶层的需求又如何解决呢？如果社会上供应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豪宅，楼市崩盘的可能性会非常大，有钱人毕竟是少数。
但90/70政策也带来一个后遗症。90/70政策要求90平方米以下必须占到70%的份额，这在最后执行过程中变成了一刀切。这样导致新建的住宅小区大部分是中小户型，而一旦小户型当家的小区的档次就难以提升了。
早在2003年，国土资源部出台通知，首次提出“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在2006年5月、2008年1月及2010年3月国土资源部及国务院都一再发表强硬声明。
这两条政策导致豪宅、大户型成为稀缺产品，这就给有钱人出了一个难题。混杂的小区实在体现不出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去哪里寻找适合他们居住的社区呢？
于是，在2006年以前批准的大户型社区，或者纯别墅社区，就成了市场上的稀有品种，有钱人趋之若鹜。住进去一方面把自己有钱人的身份问题解决了，一方面它还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因为市场上很难再有同类的产品，这使豪宅社区变得像古董一样珍贵。
有了“豪宅”这个金字招牌，就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指引有钱人来到跟前的一盏明灯。这也使得各路开发商展开了一场“豪宅标准”的争夺战，最后位置、面积、总价等成为最重要的标准。
2006年国家采取多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来，中国房价升升跌跌，但豪宅却是节节攀升，根本不受市场大势的影响。开发商奇货可居，不愁人不买，有钱人拼命投资，豪宅越升越买，越买越升，很多没有及时下手的，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高档豪宅似乎已经成为和黄金一样的保值产品，每年的供应就那么多，但需求却是无限的。
但“新国十条”出台后，豪宅“抗跌”和“保值”的光环似乎开始变得有些黯淡。中央的调控政策一直没有松动的迹象，这似乎使豪宅的炒家有些坐不住了。以往不食人间烟火、冷艳高贵的千金之躯只有放下身段。
2010年6月，曾经热得发烫的深圳后海豪宅片区传来不同寻常的信息，豪宅投资客有人按捺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