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在保障性住房上落下的功课太多了，还得从基础补起，首先照顾到社会的最底层，改造棚户区、工矿区等。这也意味着从现在到2012年前政府房地产工作的重心，还是解决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2010年1月7日，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特别强调在2012年前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可以想象，到了2012年，中国政府在基本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后，才有能力考虑社会夹心层。再过三四年的时间，政府手中才有庞大的资源，才可能在房价调控中变得游刃有余。
在大片大片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起来，大批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搬进去之后，人们才能真正感觉到保障性住房的好处，才能体会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不然老百姓和开发商都会以为政府是在忽悠他们。
到了2012年，政府的基础课补完了，就可以腾出手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夹心层”问题上，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旦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夹心层”，将不再是任志强口中所说的政府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目标没有丝毫的交叉，置业观念将有大幅的转变，商品房不再是普通工薪阶层唯一的选择，这也将成为2012年中国房价大降的最大推动力。
人口红利，退去的光环
2008年和2009年两个春节让珠三角的工厂老板们都过得不甚开心。2008年春节，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海外订单大幅减少，大批工厂在危机面前应声倒地，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只好返乡；而到了2009年春节，由于经济的复苏，海外订单猛增，工厂老板这时却发现人手不够，有了订单也不敢接。
至此，“民工荒”正式摆上台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以前拥挤不堪的招聘场面一夜间消失了，各企业都嚷着缺人。到了2010年年底，“民工荒”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为缓解招工难、减少运营成本，同时也为了解决用工荒，富士康开始大举内迁。为了赢得富士康的落户，内地各省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时间谣言满天飞。然而与地方政府准备丰厚嫁妆“迎娶”富士康不同，富士康并没有受到普通工人的热情欢迎。
富士康的武汉厂区，准备招收11万名鄂籍员工。除了在武汉本地招工外，富士康把招聘现场拉到了襄樊，共计投放2000个工作岗位。
2010年8月12日，富士康进驻襄樊，但半个月过去了，只招到40个人。
襄樊人不买账的原因很简单，襄樊本地普工月薪基本上都在1200多元，富士康只给950元的底薪。除此之外，还要远赴武汉生活，这个吸引力确实不够大。
2010年8月中旬，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宝安多个街道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招聘，拟招聘5万余人，陆续推出118场专场招聘会。但与年初火爆的招聘现场相比，此次招聘现场却门庭冷落。
在没有出现用工荒以前，深圳各大工厂里招工，搞得像选美一样，只招女工，而且对年龄、身高、学历、经历等都有严格要求，只有通过苛刻的标准才可能把多余的人筛选掉。
富士康也把标准大大降低，要求年龄为16～35岁，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裸眼视力不低于06，只要能干活就行。
要是放在以前，富士康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是大多数普通工人的最佳选择。然而，现在却成了另外一番景象，说来让人深感疑惑。
以前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中国的就业形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这其实也引来一个热闹的话题——“人口红利”。
在统计学上，我们一般会关注一个重要数据，那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它是指在16岁以上6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这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
因此，我们统计社会的经济潜力时，将主要关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如果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之为“人口红利”。
翻开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人口红利”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的崛起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成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英国人口（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从1500年的400万，增加到1600年的600万，1800年的1630万，1900年的4160万。
工业革命与不断增加的人口结合，创造出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在英荷争霸中，荷兰弱小的人口，显然是它最大的硬伤。
但同样因为人口的因素，英国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之后，不得不茫然地接受衰落的事实，永远地失去了争霸世界的机会。
在经济上赶超英国的德国，因为庞大的人口而占据了发展的优势。
德国曾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后，人口又开始减少。
但德国的好运气终于在1814年之后来临。
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稳定地增加。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了4110万，成为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人口大国，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德国因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显现出不甘于以前势力范围的划分，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俄国的崛起也少不了分享人口红利。16世纪的俄国曾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
但随着沙俄领土的扩张，1800年人口增加到3550万，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大大超过同期的法国、德国、英国，这为俄罗斯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强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1860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其时人口已达7410万，但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到1900年人口增加到133亿。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已达185亿。
对于中国的再次崛起而言，庞大的人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7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小学毕业的王仲贞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马寅初与两位妻子恩爱和谐，共生育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美满家庭，已经可以开两桌麻将了。
1957年老马发布《新人口论》。在他看来，控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办法只有晚婚和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争论中，马寅初最后败下阵来，中国人口开始飞速增长。马寅初所担心的粮食、资源的短缺还是到来了，但中国人也凭借强大的人口，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化基本上为零的情况下，中国人凭借人海战术，大规模兴修水利、铁路、公路，靠辛苦的劳动换取了紧缺的外汇，购置了大型的机器设备，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因为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不断缩小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人口红利似乎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中国经济取得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红利面临枯竭的可能。
大多数人口学家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结束于2030年前后。到201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而据联合国预测，202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从1995年的61%上升至115%，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结束。
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2016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适龄劳动人口的净增长很可能在这一年变为零，稳定几年后开始变为负值。
这意味着，在2012年左右，推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的人口红利因素届时将开始消失。而自2009年开始的“用工荒”是中国“人口红利”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点的重要证据。
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但中国以前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也将正式宣告结束。
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就业难”。在此大背景下出现的“用工荒”，其实质就是“民工荒”，更确切地说是“廉价劳动力荒”。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长期以来沿用的掠夺式的劳动力使用模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人口红利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巨大。经济史就是人口史，而房地产史更是人口史。过去10年中，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房价大涨，其人口总体也是上涨，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移民。而过去10年，德国、日本、韩国的房价一直走低，正好与人口增长速度的显著放缓同时发生。现在在韩国，纯正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基本上已消失。
以前人们曾乐观地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将成为房地产发展恒久的动力。20世纪以来持续的以年轻人口为主、向沿海地区迁徙的趋势，将使得沿海城市带的人口红利延续得更为持久。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1946年～1964年间有7580万婴儿出生，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生育高潮，美国将其称为“婴儿潮”。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也步入了令人炫目的成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