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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君臣鉴戒第六——提请臣子以史为鉴

【原典】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①,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②,卒令不闻其过,遂③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④!”

【注释】

①合契:默契。②钳口:不敢进言。③遂:于是。④嗤:耻笑,嗤之以鼻。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国家无论是安定还是混乱,是危险还是安全,君与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君主如果能够接受忠直的建议,作为臣子也能够直言相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但是臣子却不能在一旁匡正辅佐,不想国家灭亡是不可能的事情。帝王一旦失去了江山,那么臣子的家同样也不能保全。像隋炀帝,他做事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样他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导致国家灭亡,不久大臣虞世基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我与其他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原典】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①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②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③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④,苟求悦誉⑤?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⑥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注释】

①於士澄:原为隋将,后降唐。②大理丞:大理,大理寺,即最高法院。大理丞,隋时大理寺的副职。③逗遛:地址不明,形迹可疑。④谄佞:奉承,谄媚。⑤悦誉:得到君上的欢心和称誉。⑥囹圄:监狱。

【译文】

贞观四年,当太宗谈论起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征对答说:“过去在隋朝,我听闻有盗窃案发生,炀帝于是就派於士澄追捕,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便抓起来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是偷盗凶手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就将他们在同一天全部处决。大理丞张元济觉得其中有蹊跷,就查阅相关的文书,发现在盗窃案发生的当天有六七个人原先就关在别的地方,偷盗案件发生之后才被放出来,面对严刑拷打受不了痛苦,才被迫承认行盗。因此张元济进一步调查推究,当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的行踪不清楚。官吏当中有人认识这些人,能够证明九个人里有四个不是盗贼。相关部门认为炀帝已经下命令将其斩决,就没有将事情的真相上奏,最后将这两千人全部斩杀。”太宗说:“这不仅仅只是隋炀帝的暴虐无道,他的臣下们也没有尽忠职守,他们应该将实情上报,因为怕惹来杀身之祸,岂能够谄媚奉迎,讨皇上欢心?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败亡?现如今我依靠你们一同匡正辅佐,狱中才能够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原典】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①,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②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③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④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⑤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注释】

①惟善是务:凡是好事,就认真去做。②福祚:江山基业。③桀、纣:桀,夏末代国王。纣,商末代国王。④颜闵:指孔子的弟子颜回、闵损,二人以德行著称。⑤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名蒋。公元前477年秋,鲁哀公被鲁大夫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贵族)赶出国外。不久回国,死于有山氏。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我听闻周、秦两朝在刚刚平定天下的时候,其治理国家的方法是相同的。周朝推行的是仁政,积累功德,因此可以将其大业保持八百年。但是秦朝却胡作非为,荒淫无道,因此历经两代帝王后就灭亡了。难道这不是所谓的行善可以福祚绵延,作恶就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闻桀、纣是帝王,他们的行为就连凡夫俗子都感到羞愧,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是君主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同时这也是帝王应深感羞惭的事。我常常以这些史例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并且时常告诫自己,担心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被人耻笑。”魏征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一个人十分健忘,他换了住所就将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原典】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①平②,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③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④,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⑤,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⑥,今又平殄⑦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⑧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⑨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⑩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注释】

①高昌:西域国名。②平:征讨平定的意思。③忠謇:正直的言论。④张子房:即汉初大臣张良。⑤废嫡立庶:这里指汉高祖刘邦打算废掉妻生的太子盈,立妾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⑥圣德光被:君王的恩德像阳光一样普照天下。⑦平殄:平定消灭。⑧管仲、鲍叔牙、宁戚:三人都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⑨寡人:古时帝王、诸侯的自称,意谓寡德之人。⑩公:对人的尊称。

【译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于是就在两仪殿招待满朝文武。席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说:“如果高昌没有丧失臣子应有的礼节,又怎么会遭受灭亡呢?每当我平定一个地方之后,都会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千万不可骄奢淫逸,接纳忠言以纠正自己的过失。国家的治理就需要任用贤能的人,远离阴险谄媚的小人,不能听信小人的谣言而误解了正人君子,做事情谨慎,国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征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最初他们在创业时都有所警惕,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建议。等到天下太平后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听不进逆耳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要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后来,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更何况如今陛下功德卓越,高祖怎么能够和您相提并论。您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泛传播,如今又平定了高昌,时刻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这真的是国家幸事啊。以前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同喝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鲍叔牙站立举起酒杯说:‘希望主公不要忘记当初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也不会忘记自己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当初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宁戚也不会忘记。’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如果我和管仲、宁戚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太宗皇帝听后对魏征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原典】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①,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②。”《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③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④,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⑤,外竭股肱,和若盐梅⑥,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⑦,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⑧,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⑨,古欤⑩?’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注释】

①元首:这里指人的头。②容敬:容仪端庄。③丛脞:细碎,无雄才大略。④以石投水:把石头投到水中,遇不到什么阻逆。借喻君臣关系协调。⑤心膂:聪明才智和浑身力气的统称。⑥盐梅:盐味咸,梅味酸,皆为调味所需。比喻国家需要各种人才。也用来赞美做宰相的人。⑦俊乂:有才德的人。⑧伊尹:商初大臣。⑨反服:穿丧服。⑩欤:疑问词。?诈忠:虚假的忠心。?安:疑问词,相当于“怎么能”。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书说:

微臣听闻君主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头脑,臣子就好比一个人的四肢,只有一起同心协力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个体。头脑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虽然君主圣明,想要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大臣的辅佐。《礼记》上说:“百姓将君主当做是自己的心,君主将百姓看作是自己的身体,内心端正才能够身心健康舒畅,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书经》上说:“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君主无能,臣子懒惰,万事不成!”因此,君主将大臣抛之脑后,自己一个人能将国家治理好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自古以来,君与臣之间想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好比将一块石头抛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但是让水顺应石头流动却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所有贤能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内国君尽心尽力,在外大臣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当,就好比汤中有盐的咸味和杨梅的酸味,坚固得就如同石头一般,能够有这般境界,不是依靠高官厚禄,而是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在凤凰台游玩的时候,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供使唤,于是就自己将带子系好。难道周文王朝中全是贤能的人,而如今开明的时候就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君臣间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项羽曾经从韩信的手中逃亡。商汤给伊尹以礼遇,于是在伊尹的帮助之下成就了霸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之战立下立帝功业。夏桀如果当初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一位贤良的大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对他的仁德加以称赞,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之前的朝臣被放逐后,依旧为原来的君主服丧,这样的情况在古代有过吗?’子思说:‘古代帝王在任用贤能的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因此量不在朝,依旧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而现如今的君主,用人的时候恨不得将其搂在怀里,辞退的时候就恨不能推下深渊。不起兵讨伐就算不错的了,谈何服丧之礼呢?’”齐景公问晏子:“一个忠心的臣子对待君主是什么样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分封给臣子土地,加官晋爵,臣子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能为谁去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忠言如果不被接受,最后有难而死,这是妄死;臣子如果不直言相谏,等到君主死了才去相送,这是一种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了,晏子站在崔府的大门外面,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就只有君主一个人死了吗?我同样也会去死。’那人又问:‘是过来送别的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君主为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君主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死,不是他的亲友,又有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将门推开进去之后,抱着齐庄公的遗体失声痛哭,之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将臣子视为手足,臣子就会将君主视为心腹;君主将臣子当做犬马,臣子就会将君主看做陌路人;君主将臣子视为粪土,臣子就会将君主视为敌人。”臣子虽然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但是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待臣下无礼呢?

【原典】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①,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②,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③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④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注释】

①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也指政治才能。②衡轴:这里指中枢岗位。③乱庶:作乱的民众。④日慎:谨慎。

【译文】

我私下观察朝中身任要职的大臣,有的曾经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重要的职务,还有的是参与朝政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建立卓越的功绩,在当时都是优秀的人才。他们身居重要的地位,责任重大。虽然朝廷交予的任务繁重,但是对他们不够信任,这样有时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疑虑,有疑虑,就很容易让人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忠君报国的节义就树立不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能振兴纲常名教,如此一来想要巩固太平基业,将大唐七百年的国运保住,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之前贤明的君主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陛下对大事处理宽厚,反而对微小的事情处理严格,有的时候甚至还大发脾气训斥人,难免会带有偏见。这样做的话朝中的事务是不会处理好的。君主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况且刚即位就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好比河水将堤坝冲垮,泛滥成灾,一定会有不少人受到伤害,那么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君主一旦将不好的事情开了头,下面就会不断出现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会大乱。《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应该要了解他的优点。”如果因为讨厌一个人就将他的优点抹杀了,那么做善事的人定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包庇他所有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如果君主发起火来,作乱的人很快就会收敛。”古人发怒是为了惩罚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像尧、舜这种圣明君王的本意,也不是禹、汤这样贤明的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因此孔子说:“鱼一旦失去了水就会死亡,但是水中没有了鱼依旧是水。”所以,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总是小心翼翼,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国家的治理怎么能够不深思熟虑呢?

【原典】

夫委大臣以大体①,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②,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③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注释】

①大体:重要的,关系大局的。②辜:罪。③矫伪:骗人的事。

【译文】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理国家最普遍的道理,同时也是处理政事的正确法则。如今在委派任务的时候,对大臣格外重视却忽视了小臣;在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又怀疑大臣而轻信小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样的做法,想要天下大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另外,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如今有的时候命令小臣办大事情,有的时候又委派大臣去办细微的小事情,小臣身处在他不该管理事务的范围内,而大臣又失去了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大臣或许会由于小事情而受到惩罚,小臣或者因为大事而受罚。身处的职位和要承担的责任不相符,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又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这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吗?小臣不能让他们处理重要的事情,大臣也不能因为细小的事务就将其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极力为自己辩解,就误以为他是不肯服罪;不为自己辩解,就认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

【原典】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①,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②,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注释】

①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杼,织布的梭子。借喻流言经多次重复就会令人相信。②稷、契:古代主管农事的官。

【译文】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但是大臣们却有所避讳将嘴巴紧闭,这就是没有尽全力。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如果得当,即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选拔的官员如果不得当,即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能够做到充分地信任别人,又如何去要求别人忠心呢?虽然有时臣子会犯错误,但是君主这般对待也不算得当!君主对臣下既然不信任,就会认为臣下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君主就一定会有让人觉得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说话让人琢磨不透,君主就不会放心。”君臣之间互相不信任,何天谈下大治。现在各位大臣天各一方,距离遥远,对于那些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相信的人,就我所知道的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难道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什么人不能任用;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这难道仅仅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是普通人结交为朋友,必要时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即使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是如同鱼和水关系的君臣之间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遇到小的事情怎么会改变志向,遇到小利益的诱惑就变心的道理呢?这或许是因为臣下不够忠心,也或许是因为君主时常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刻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以陛下的智慧和如今的成就,如果能够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实现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原典】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①,仰企前烈②。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③,肤皆庶几④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⑤,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注释】

①克己为政:克制自己的私欲,努力治理朝政。②仰企前烈:仰慕效法前代圣贤。③称首:作为首要之务。④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⑤戎狄: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问特进魏征:“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常常将他们放在首要位置,以此来激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道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呢?”魏征回禀道:“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如今都在做。在我看来,对内陛下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所有的功劳都是陛下的。安抚百姓让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些方面来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希望陛下在德与仁这两方面自强不息,一定可以做得到。”

【原典】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①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②,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③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④。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⑤,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注释】

①司空:唐时司空为大臣崇高的虚衔。②才行:才能德义。③化及:即宇文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为右屯卫将军。④弑逆:杀君,反叛。⑤玄感:即杨玄感。隋相杨素之子,曾为大将。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皇帝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至今君主在开创基业之后,往往都是到子孙的手里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由于幼主小的时候生长在深宫,一直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假,治理国家的安危。因此当政期间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将所有的过错都推之于君主,我觉得应该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依靠祖父、父亲就能够做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年幼,下面的官员又没有才能,国家危亡的时候不能够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着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到高官显位,但是宇文化及没有考虑应该怎样报答,反而叛逆弑君。难道这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想要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让他们不要犯下严重的过错,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二人都是在隋朝大臣中蒙受天恩厚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了,这又是为何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懂得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因此古人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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