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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之前，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敢把国都放在北京。相对彼时的华夏版图而言，北京太远离中原腹地、鱼米之乡、文化中心这一类的地方，三面环山的地势又让它的周遭充满了不安定的未知。山的那一面，就是塞外，就是草原，就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危险的元素。因此，在早期的封建王朝，北京一直——并且只能充当着边塞、关卡、军事重镇这类的粗线条硬角色。
边塞就要有个边塞的样子，关卡总要有关卡的风范，直到今天，在北京的周边还散落着诸如居庸关、八达岭、沿河城这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地名，而历尽沧桑的古北口更是这个重镇中的重镇。人们在谈到古北口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选用了“京师锁钥”这个词，一旦这把镇守着京师北大门的大锁被打开，那便意味着通往京城的路门户大开，可长驱直入了。
三百年前，清朝词人纳兰容若路过古北口的时候写下了“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的诗句，这昏黄的画面影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散，不知道今天这座晚烟斜日下的古镇变成了什么模样。
从北京城里到古北口镇，坐上汽车快快慢慢地也要赶上三个多钟头的路程。车子过了密云城区，人烟便渐渐地少了，村庄亦渐渐地稀了，只有两侧的远山近石从车窗边飞逝退去。再往山道深处开去，开始看到两旁的山上出现了规模大大小小的烽火台，或者完整，或者残破，就像一双双漠然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
半路上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出了古北口，就是塞外了。只有短短十个字，略显矫情，却瞬间在我的心头抹上一层荒凉。尽管很清楚背后不远处还是那座繁华的大都市，但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却被群山和树木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楚。
那一刻，我顿时明白了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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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作河西村。一条潮河由南至北穿关而过，很自然地将古北口镇分成了河东和河西。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儿，甚至颇有些破落，但往远了说，这里是西汉时汉武帝建立的奚城，往近些说，这里是清朝军队曾经大肆驻扎兵马的柳林营。
当年唯一的官道在一场新雨后，还清晰地留着泥泞的车辙印，这里仍是河西村老少们每天都要踏过的路程。村中有几株老树，有几间老房，屋顶上开满了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映衬着道旁正金黄怒放的向日葵和青翠的玉米地。树下总有些老者在悠闲地乘凉交谈，或许是些前朝典故，或许只是些家长里短。望着眼前这一片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的情景，我们这些兴致勃勃而来的过客仿佛成了那个闯入桃花源、一脸新鲜的武陵渔人。
能写出《桃花源记》的陶渊明，他心中的田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而在古北口，抬头看到的却是长城。残旧的边墙在卧虎山和蟠龙山的山脊上延伸，像一段苍凉的历史的行板。没有了狼烟的墩台矗立在这段乐曲当中，似一个划破天际的强音，刺激着我们的直觉。
长城真是奇迹，不仅仅在于它建筑的难度和艺术，更在于它就像是一座雄伟的坐标轴——横向，自东至西将我们的疆土连成一片；纵向，从古到今又把我们的历史延续开来。
就眼前这段古北口长城而言，从春秋争霸时燕国夯土堆成的烟墩，到南北朝时北齐筑起的石砌边墙，再到大明王朝在徐达、戚继光、谭纶等一代一代的大将带领下修建成的固若金汤。时光在这里一点一滴地沉淀，智慧和劳动一砖一瓦地积累，古北口就仿佛从一个懵懂初成的少年蜕变成了雄姿英发的将军。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眼神、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目的，长城内外，他们交谈、交易、交战。长长的边墙仿佛围成一块雄壮的幕布，小小的古镇搭起了一座热闹的戏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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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河东的关帝庙里倒是真的有一座大戏台，正对着群峰怀抱的卧虎山长城。然而这却是一座九州内外大大小小的戏班最不愿来的戏台。因为这是一座国内为数不多的背南面北的戏台，每年一到冬春时节，戏子们一登台，便是尘沙扑面；一张嘴，便是一口西北风。然而对于戍边的兵士们而言，能看上一出折子戏几近于一场奢侈的盛宴。只有在听戏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他们才能不必面对寒风，才能享受一下阳光打在身上的温暖。
锣鼓声起，台上粉墨登场了，有时演的是三英战吕布，有时演的是虞姬别霸王，台下是热烈的鼓掌、疯狂的叫好甚至是放肆的口哨。但若是赶上哪个新来的戏班唱上一出全本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却是全场的寂静。人生如戏，戏又如人生，这个破旧的戏台承受着太多思念的重量。到了夜深人静时，不知从谁的营房里传来深沉的箫声，又不知是谁在低低地哭泣，两种呜咽纠结在一起，在如霜月色下的边墙上空盘旋不去。
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戍边的将士们风霜雨雪中，任时光染白了鬓角，他们当中，有的人最终回到了故乡，有的人把这里当作了故乡。一代一代随着逶迤蜿蜒的边墙传到今天，小小的河西村不到两千户的人口中竟然包含了七个不同的民族、一百二十四个不同的姓氏。他们的祖先，或许来自不同的时代，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穿越过时间和空间，都成了今天的古北口人，这一段宿缘，真是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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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要塞的古北口，战时为浴血厮杀的疆场，和时则为互通有无的集镇。就拿宋朝而言，同北方的辽、金打打和和，交好的时候两国互派使者互修友好，宋朝的政府高官诸如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都曾由古北口出关出使辽国，欧阳修还曾满怀诗意优哉游哉地在黄昏时候匹马盘桓登上边墙，留下了“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的诗句。只是这南北双方翻脸比翻书还快，转眼又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了。有宋一朝从古北口给我们传来的胜利的消息着实不多，好在还有一支让辽军闻风丧胆的杨家将为我们挽回颜面。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但关于杨家的庙宇在全国只有两座，一座在杨家镇守的山西雁门关下，另一座就是古北口镇上的这座杨令公庙，据说每年一到农历九月十三杨令公诞辰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杨氏后人们都会赶到这里聚会祭祀，把不大的小庙充得门庭若市。然而有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上，在古北口有史可查的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并没有出现过杨家将的身影，而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美丽错误，大概也能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杨家将的威名天下吧。
由于各种各样的浩劫，这座令公庙是目前古北口镇上年代最早的建筑了，建于公元1025年，当时的燕云十六州还掌握在辽国人的手里，正如苏辙后来在诗里写的“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在辽国的土地上，由辽国的皇帝为自己的对手立一座庙堂，这种气度和胸怀着实让我大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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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上文所说的，古北口从不缺乏浴血奋战的场面，在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那一年的初春，日本侵略军派出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团，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帮凶下，对古北口一线进行了攻击。负责守卫的中国革命军二十九军顽强反抗，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且战且退。最后只剩下了七名士兵，利用山头残破的边墙和烽火台进行阻击。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行使长城的功能，七个人守住日军的必经之路，挡住侵略者一拨又一拨的攻击，共歼敌一百多人。最终，日本人把手雷扔进了烽火台，转眼那里就成了废墟。
黄昏的古北口，没有意想中的残阳如血，只是暖暖地将裸露在外的砖墙镀上了一层金黄。当年横刀跃马的旧边城如今塞草霜风满地秋，如今的古北口就似一位解甲归田的老将军独自守着旧事的回忆，几分寂寥，几分落寞。
那一夜宿在河西村的农家，半夜迎来入夏之后最大的一场暴雨。雷声滚滚，风雨大作，仿佛诗人笔下的“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大概是寂寥的古北口对我们最真挚的倾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