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落户”
2006年10月，我第三次到绍兴。此行是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鲁迅：跨世纪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了“鲁迅祖居”，石板路、旧木窗、石库门……一幅清末民初时的画卷展现在面前。
这“鲁迅祖居”实际上是一条街，堂皇阔气，与我第一次见到的鲁迅故居的景象大相径庭，与我印象中的鲁迅早年生活的世界大相径庭，甚至与鲁迅所描述的故乡大相径庭。虽不好说进了大观园，但它的气派与大观园也相差无几，说它是宰相府，应该也不过分。
1.老台门
我要了一份导游读物，上面大致的描述是这样的：
穿过东昌坊口老街，来到了鲁迅祖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周家老台门。老台门坐北朝南，前临都昌坊口，后通咸欢河，青瓦粉墙，砖木结构。
周家老台门距今已有250年的历史，是绍兴目前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建筑之一。整个台门占地近300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官宦人家住宅，主题建筑分四进，前面第一进，称台门斗。仪门上方悬挂着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翰林”匾。周氏家族在绍兴400年的历史中，属周福清获得的官位最显赫，因此当时在三个台门的门楣上都挂有“翰林”匾，它像三张巨大的名片，向游客展示了主人尊贵的身份。
第二进为德寿堂，是周氏族人的公共活动场所，以作喜庆、祝福和宴会宾客之用。德寿堂原名宁寿堂，为了避清朝道光皇帝的年号“宁”之讳，改为德寿堂。“德寿”取积善有德、福禄长寿之意。鲁迅平时很少来祖居，只有家里祭祖或操办大事时才过来。
说起这周家老台门还颇有历史。鲁迅祖上是湖南道州人，一世祖在明朝正德年间搬迁到绍兴城内竹园桥。据鲁迅二弟周作人推测，周氏祖上或许是务农，搬到绍兴城后，弃农经商，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由于在城市的便利，周家子弟开始走进学、读书、赶考之路，六世祖终于考上了举人（乾隆年间），为周家挣得了第一块“文魁”匾。这意味着周家从此挤进了士林，不光经济地位上升，政治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此，周家开始购地建屋，广置田产。鲁迅的七世祖周绍鹏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购得了此屋，经过大规模的修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周家老台门。
来到第三进——香火堂，香火堂是祭祖和办丧事的场所。中央上方设一神龛，放有历代祖宗牌位。现挂有“德祉永馨”匾，意指德行和福气源远流长。中间挂有一张鲁迅祖父和两位祖母的神像，两壁上挂着的就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的治家格言《恒训》，现在这些是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手抄的。《恒训》的内容是祖父对自己一生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总结。大到读书之法，为官之道，小到日常生活常识，无所不有。现在老台门就是依照周家鼎盛时期为背景，融合其他大户人家有代表性的生活场面作实景布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大户人家的生活场景。
第四进是座楼，前有廊、后有披，是周氏家族主要的生活区，布置为小姐的书房、绣房、闺房和沐浴房。由于子孙的繁衍，家族的扩充，祖居的房屋已不敷使用。所以周氏家族在清朝嘉庆年间又购置了两个台门，即过桥台门和新台门。从第九世开始，周家已开始分家，长子住新台门，二儿子住过桥台门，小儿子和父母住老台门。
2.新台门
出了周家老台门，沿着街道信步向前，便到了周家新台门。
从外观来看，新台门与老台门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黑漆漆的大门，气派的门环，整块的小瓦片，在这现代化的都市里，保留了一丝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但它比老台门要小得多，一问之下，才知道其占地为1800平方米，近乎老台门的一半大小。
推门而进，来到鲁迅生活的地方。
一块镶金的匾额便落入眼帘——德寿堂，这是台门的第二进。和老台门一样，这里也作为各房公共活动的地方，用来举行红白大事和接待贵宾。步入大厅，顺着一排红木太师椅，一眼就看到了两幅醒目的抱对：虚能引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持其志无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在这一道一儒的两幅字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庄重、大气，颇显大户人家气魄。
1881年9月25日，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就诞生在这座台门内，并在这里生活到了18岁。此台门修于清朝嘉庆年间。此时周家正处于鼎盛时期。在这18年里，鲁迅亲身感受到了整个家族从显赫走向小康，再从小康走向彻底没落的全过程。鲁迅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台门对他的影响。而辛酸往事的点点滴滴，也为鲁迅日后的文学创作积淀了广泛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鲁迅曾说过：“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如此看来，周家新台门对于鲁迅日后的创作的确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进“香火堂”为辅助陈列，内容分为“周氏房族兴衰”、“鲁迅与周作人”和“鲁迅与周建人”三部分，资料翔实、图文并茂。
转过侧门，穿过一条短弄堂，便进入了一个亮堂的小天井。一株茂盛的桂花树像一把大伞般撑在这里，占了足有一半的空间，为背面的一间小屋遮住了阳光。据导游介绍，这里名叫“桂花明堂”，明堂就是俗称的天井。原先这里种着两棵很茂盛的桂花树，天井因此而得名。这里充满了鲁迅童年时的记忆。夏夜，躺在桂花树下的小饭桌上，听继祖母在这里讲述“猫是老虎的师傅”、“水漫金山”等民间传说，都是鲁迅童年时最难忘怀的故事。后来，鲁迅在文学作品《狗·猫·鼠》、《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对这些童年时听过的民间故事，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几间平房出现在我们眼前。左手一间现在被锁得严严实实，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房内的摆设大致能看个清楚。一张大床、一张椅子、一个茶几、一张书桌形成了房内的主要结构。据介绍，这间房间是鲁迅在绍兴任教期间的书房兼卧室。鲁迅常常在这里备课、写作到深夜，他的第一篇文言文小说《怀旧》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房间里的铁梨木床仍是鲁迅当年睡过的原物。右手的一间是鲁迅母亲的房间，这里陈列着鲁迅母亲做针线用的物品。
转个弯，来到了鲁迅家的厨房，绍兴俗称“灶间”，是鲁迅家烧菜做饭的地方。据导游介绍，这间厨房并没有被改建过，这里的一个“三眼大灶”，是根据当事人回忆复原的。里面一共有三只锅，两小一大。外面两只锅是烧饭做菜用的，里面那只是逢年过节时才用的。外面的两只小锅俗称“汤锅”，它具有节能的功效，充分利用做饭时的余火，当饭煮熟了，汤锅内的水也就烧热了，可以用来盥洗和温酒。墙边还有一只小灶，是给客人烧点心和煎药用的。墙上挂着几个竹制的大大的菜罩，据介绍，这些菜罩就是当年鲁迅家的季节工（当时称“忙月”）章福庆制作的原物。章福庆有时将儿子运水带来帮忙。运水与鲁迅结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间厨房里。运水使鲁迅认识了一个书本上见不到的陌生世界。之后，鲁迅在他的小说《故乡》里，以运水作为原型，塑造了“闰土”这个为众人所熟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3.百草园
百草园，最值得纪念的地方。
走过厨房，跨过几个门槛，打开一扇古老的小台门，眼前郁郁葱葱，一片亮堂。一个清新的园子展现在我们面前，原来，精致的篱笆把园子围了一圈，中间是一片碧绿的菜畦，旁边一棵参天的皂荚树格外显眼，角落里一段连接紧密的矮泥墙，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各种植物。对百草园如此向往，是因为读了鲁迅那篇文笔优美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他无限深情地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虽然现在这里的石井栏、皂荚树、桑树都已不是原物，但经过精心的设计，依然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这边一段有着无限趣味的泥墙根，仍然是当年的原物。童年的鲁迅经常在这里捉蟋蟀，找蜈蚣，摘覆盆子，拔何首乌藤……
4.“吃鲁迅”
导游说，浙江省花了十几亿人民币，根据周作人、周建人描述以及其他鲁迅族人的回忆等，复原了“鲁迅祖居”，使其成为真正的“绍兴名片”。不过，因其太过走样，我对这“修旧如旧”的一切不以为然。我对身边的一位“鲁研”专家说：“走样。没有原来的味道。这是花钱买走样。”这位老师说：“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必太当真，这还不是为了旅游。”这么一说，我勉强表示同意。鲁迅是一个资源，如果地方政府不晓得开发、利用这个资源，那不是“呆鸟”吗？有一句挖苦“鲁研”专家的话叫“吃鲁迅”。我所知道的“鲁研”专家，多是皓首穷经，花一天两天，写两三千字，每千字卖五六十元，用插队知青的话说，这叫“吃硬工”；目前的“鲁迅祖居”、“咸亨酒店”之类，才是名副其实的“吃鲁迅”，而且是“吃软工”。
我找出了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从中倒真可以看出，鲁迅祖上确实阔极一时。
5.科场舞弊案
然而，我们更要知道的是鲁迅祖家的败落。
鲁迅作品中的描述，自然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所有鲁迅传记中，在谈到鲁迅的少年生活时，都离不开这样几件事实：一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二是鲁迅寄居安桥头；三是鲁迅父亲的病。
1893年秋天，鲁迅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1892年的除夕，鲁迅曾祖母戴氏病逝。在京城的周福清得讯后，报了丁忧，奔丧回到绍兴。
1893年9月，正逢浙江乡试，主考官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殷如璋，算是熟人。除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之外，还有几家周家的亲戚参加这届考试，认为机会难得，便再三恳请周福清从中通关节，贿赂主考官。亲友中有人出主意，召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报酬。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面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写到这，我可要捎带一枪了，同一家族中人，有相近的性情，周作人当了汉奸，还振振有词，说他当汉奸当得有理，如果他不当汉奸，有比他更坏的人当汉奸。鲁迅死之将至，仍要说：一个也不宽恕。都是倔脾气，硬骨头，虽然承载的内涵不同，但大约都是基因起的作用）。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事情败露后，应试的周伯宜在考场上被拘禁起来，革去功名，一直关押到第二年的春天。周福清先逃避一阵，后来催逼得紧，便投案自首，被押到省城杭州监禁起来。这事情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光绪皇帝谕旨判为“斩监候”（就是说等到这年的秋后处决）的重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钦案”。后来虽未被斩，却也饱受8年牢狱之苦。狱中祖父的生活需要供养，为免受虐待，还需上下打点，家中只得变卖家产，勉力支撑。
6.从小康进入困顿
祖父入狱，给周家带来不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周家从小康进入困顿的转折点。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骤然败落。鲁迅在《集外集·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里说的亲戚家，是指祖父出事以后，鲁迅随着母亲和弟弟到皇甫庄大舅父家去避难。在这里住到年末，又随着鲁宅迁移，搬到小皋埠，到第二年夏天才回到家里。避难期间，鲁迅兄弟再也不是从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儿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大约很遭了些势利的白眼，这使鲁迅过早地感受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从很多年后鲁迅还提起这件事来看，当时对他的刺激是相当深的。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可谓祸不单行。祖父一下狱，鲁迅的父亲又患了重病，吐血，肚子胀，病了三四年，终于在1896年秋天死去了。在这三年中，祖父关在杭州狱中要用钱，给父亲医病也要用钱。
先是变卖田地，田地卖完后，母亲就叫他拿衣服或首饰到当铺典当。身为长子尚未成年的鲁迅就承担了许多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几乎是每天，鲁迅上当铺去，在轻蔑里接过用衣物抵押来的钱，又忙着给父亲买药。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二、长子·孝子
1.母亲与长子苦撑风雨飘摇的家
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取母亲鲁瑞的姓氏，寄托着鲁迅对仁慈而善良的母亲深深的热爱和尊敬。
鲁瑞于1858年生于浙江绍兴安桥头，1943年在北京去世。这位一生操劳、性格坚强的女性，养育了三个儿子：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人均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而其中以鲁迅为最杰出。鲁迅已活在千千万万后来人的心里，鲁瑞也必将随着“鲁迅”这一不朽的名字而永生。
安桥头离曹娥江不远，山清水秀，环境幽雅而僻静。鲁瑞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6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与朱安女士为伴，婆媳相依为命。
当时的中国像是一潭死水。乡村女子多被禁锢在家中，很少有人能够识字，鲁瑞也未曾进过学堂。鲁瑞十分好学，年幼的时候，老师给她弟弟上课，她就站在旁边听讲，遇到不认识的字便向别人请教。就这样，靠自学鲁瑞渐渐能够断文识字，读《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等小说了，还经常有声有色地把书中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书读得多，使鲁瑞不同于旧时代一般的女子。她思想开通，不守旧。有这样一件事情：清末天足运动兴起时，鲁瑞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一个绰号叫“金鱼”的顽固人物四处扬言说：“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鬼子了。”鲁瑞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论理，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并不畏惧这些流言及陈腐的传统偏见。这一点，鲁迅酷似其母，继承了母亲的性情。
另一件小事也反映鲁瑞这种有胆有识的性格。宣统三年（1911年），进步的人都自动地剪辫子，鲁迅家里的长工也想剪，鲁瑞十分支持。这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鲁瑞一生勤劳，双手总是闲不住。家里的长工曾经回忆说，鲁瑞除了为自己的儿子做针线外，还为下人们做鞋补袜，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平等。在鲁迅祖父被投入牢狱、父亲病重的危难时期，这个平凡的女性像一棵坚强的大树一样，与少年鲁迅一起苦苦撑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强忍着极度的悲痛，四处张罗家用，常常拿出首饰去当铺换钱。为了家庭的生活与孩子们的成长，鲁瑞饱尝了人生之苦。
鲁瑞对自己的孩子又有着温柔的母爱。在鲁迅小时候，父亲命令他背书时，鲁瑞总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暗暗捏一把汗。儿子背完了书，她的心才算放下来，脸上露出笑容。
每年夏天都有一些日子是少年鲁迅的“节日”，因为鲁瑞总在这时带他回娘家小住。鲁瑞与安桥头农民相处融洽，每次回去，农民总互相传告：“瑞姑太太，回娘家了！”他们对鲁迅也十分友好。正是在安桥头鲁瑞的家乡，鲁迅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获得无穷快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在他的《社戏》、《女吊》中都满怀深情与饶有趣味地提到。此外，鲁迅还接触到许多生计艰难的农民，使他了解了农民们所受的压迫与苦痛，并在以后的许多文章中作了种种描述。
1898年5月，家道中落的鲁迅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远走求学。尽管家境十分困难，鲁瑞仍积极支持鲁迅的人生选择。她变卖自己的首饰，换得8元盘缠，送16岁的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从此，鲁迅告别了故乡。慈母挥泪为他送行的难舍情景永远叠印在他的脑海。
多年后，鲁瑞又送儿子东渡扶桑。
2.委屈自己
如上所述，鲁迅少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衰，几十年来，他把供养母亲和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压在自己肩上。他时常对人说：“我娘是受过苦的，自己应当担负起一切做儿子的责任。”他曾多次对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另一方面，他母亲也对人说鲁迅孝顺：“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从来不吐半句怨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使鲁迅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使他在日后更为清醒更为坚强地面对种种磨难，更使他对母亲充满了尊敬和热爱。
鲁迅一生对母亲至爱至孝，体现了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
1902年至1909年，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加入了光复会，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临行前，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增田涉回忆说：“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之译，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如果鲁迅不为母亲担心，直接去参加暗杀活动，这则是他作为革命家应该承担的任务。然而，现实中的鲁迅却为了母亲而拒绝了暗杀的命令。吕晓英评论说：“作为长子的鲁迅并非贪生怕死，实在是为了支撑日趋败落的周家。”（吕晓英：《点点滴滴在心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只要结合考虑鲁迅家庭的变故和他的长子地位，只要我们持平常心解读鲁迅，我们就会对鲁迅的拒绝表示理解，同时，我们就能更切实地感受到鲁迅的至孝。
为了尽长子的义务，为了尽孝，鲁迅不得不做了整整14年的官员。他在1925年写给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中叙说了心中的苦闷：“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鲁迅在日本时，就因为厌恶于留学生的无聊，到了偏远的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去学医（详见本书关于《藤野先生》一节）。按鲁迅的个性，应该避免与无聊无耻的旧官僚共事才是。然而，从1912年至1926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为了有一个较稳定的职业，为了得到一份较丰厚的收入，鲁迅只得压抑自己，委屈自己。
3.通俗小说与点心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安排好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客居绍兴会馆。
1919年，鲁迅买了八道湾的住宅，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60岁了。据长期在周家帮忙的佣工王鹤照说，北上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铺，自己坐二等座。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
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殷的时期。此前，或是年幼，或因求学，或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胡同。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接母亲到阜成门家中后，鲁迅曲尽孝道，将最好的大房子让母亲住，自己则将屋后一间简陋的小房充当书房兼卧室。
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的母亲非常爱看通俗小说。鲁迅或自购或托人代买，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等，源源不断地送到母亲手中。鲁迅曾对好友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便从上海买了邮寄到北京。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为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
鲁迅那时已经40余岁，但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外出上班，必去母亲处说声：“阿娘，我出去哉！”回家时必要向母亲说声：“阿娘，我回来哉！”领了薪水之后，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每天晚饭后，鲁迅都要到母亲房间里闲谈一阵。那把大的藤躺椅，是他每天晚上必坐的地方，他拿着茶碗和烟卷在藤椅上坐下或者躺着。老太太那时候已快70岁，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报纸，朱安则坐在靠老太太床边的一个单人藤椅上抽水烟，许羡苏则坐在靠老太太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凳上打毛线。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
4.情牵京沪
1926年，鲁迅经历了“女师大风潮”，被章士钊解职；又因了“三一八惨案”遭到军阀政府通缉；当然，也为了自己的爱情寻找出路，只得南下谋生。
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北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鲁迅成长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思想是先行的，但受当时礼数影响也是很深的。鲁迅最后十年中，写给母亲的信多达220余封，平均一个月两封，收入《鲁迅全集》的近50封。鲁迅给母亲写的信也是很有趣味的，从行文的口气到格式，都是按照传统文化的要求。从这些信的影印件中可以看出，字迹异常工整（这一点与给其他人的字迹相较更明显），格式也很讲究。例如自称时，总将“男”写偏一点，并小于其他字；行文时，偶然还用点亲昵语，叫人感到在母亲面前，孩儿心情的不自觉流露。这些，可以清楚看出，鲁迅对母亲十分爱戴、尊重。
有一次，母亲为修绍兴祖坟之事写信给鲁迅。信中说，这笔钱应该三个兄弟共同分担。鲁迅立即回信说，这笔费用他早已汇到了绍兴，要她不必向二弟周作人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鲁迅情愿自己节省，也不愿使母亲淘气。他母亲看到此信后，对人说：“他处处想得周到，处处体谅我这老人。”
1936年10月，鲁迅因病不幸逝世。鲁瑞老太太接到报告这一消息的电报时，心如刀割。她没想到自己一生最疼爱、最牵挂的儿子竟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悲痛欲绝，但见送电报的宋先生仍在身旁，便极力克制着自己，镇静如常地送走了宋先生，才放声大哭，宣泄哀痛。她说：“我不能累宋先生难受。”巨大不幸的来临，鲁瑞依然为他人着想，表现出顽强的克制。
5.湿棉袄
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老人方面，鲁迅亦是常人的表率。
然而，虽然在生活上对母亲十分关照，但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十分认同，事实上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鲁迅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
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作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作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母亲直接干涉了鲁迅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不幸。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接受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做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在结识许广平以前约20多年，鲁迅对母亲虽有不满，但从没有责怪她。鲁迅把苦楚埋在心底，默默承受，是为了换得母亲的安心。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鲁迅全集·书信·250411致赵其文》）他还说过：“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华盖集·杂感》）迅晚年还对冯雪峰说过：“母爱是可怕的。”这些话多少都包含了对母亲的抱怨。这些抱怨，鲁迅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母亲。
对于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自己的儿子，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膜并不能使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这是后话，下节再表。
三、“母亲的礼物”
知道了鲁迅有这样一个家，知道了身为长子的鲁迅与母亲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就可以展开解读，弄清楚鲁迅何以接受了“母亲的礼物”——朱安。
描述这一切，是为了让读者更切实地了解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
鲁迅极大程度上是为了许广平而去了厦门，也可以说是为了爱情而去了厦门。
倘若留在北京，行吗？鲁迅有这么一个家，家中有一个原配夫人朱安，还有他的母亲，在这样的家庭氛围或是背景之下，他与许广平是很难“将爱情进行到底”的。
经济也是一个问题。在八道湾，为了安家，为了日常的开销，为了周作人的病，作为长子，作为一家之长的鲁迅，不时举债。被逐出八道湾后，鲁迅在阜成门新购置了房产（即现在北京鲁迅纪念馆所在地），也花了不少的钱。阮郎羞涩，鲁迅才去北京若干高校兼课。他的南下，既为他们的爱情寻找可以生长的土地，也为他们的爱情结果作准备——他与许广平约定，出去干两年的活，有一些积蓄，以安排将来。
在对鲁迅的爱情展开描述之前，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他的婚姻。如果他有一个有爱情的婚姻，那么，他后来的爱情就是不道德的了；换言之，了解了他的婚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爱情。
1.“娶了日本太太”
鲁迅生长在清朝末年，经常的情况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主宰着男女的婚姻大事。鲁迅在那个时代，早已经算是个大龄青年了，因此，母亲包办他的婚姻也是情有可原。
鲁迅去南京求学时，母亲给他定了亲。女方叫朱安，是个没有文化的缠足姑娘，大鲁迅3岁。鲁迅请求退聘，但母亲坚决不同意，说退聘有损两家名声，会给女方造成嫁不出去的痛苦。退而求其次，鲁迅要求朱安放足、读书，但对方都没有做到，也做不到。
当年，鲁迅已在日本留学。有一次，走在日本街头，看到一个妇女领着几个孩子，鲁迅觉得她很辛苦，就帮她抱了一段路，恰巧被一个同乡看见了。于是，话传回绍兴来，说周树人在日本已经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正在街上逛呢。鲁迅母亲一听，又气又急：“这叫我怎么向朱家交代？”遂给鲁迅拍去了急电：“母病速归。”孝顺的鲁迅赶紧把身边的事情处理一下，回到绍兴。
2.奉命完婚
他一回家，母亲没有患病，笑盈盈地来迎接他。家里张灯结彩，中间贴了张大红喜字。多少年了，家里难得有这样的喜气！一切都明白了，为了不使母亲伤心，鲁迅默默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奉命完婚。
1906年7月26日，鲁迅行礼如仪，经过拜祖先、迎花轿的仪式与朱安结为夫妻。
揭开盖头后，发现朱安两眼深陷，皮肤黝黑，长脸大面，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鲁迅对着新娘一言不语。第二天早晨，他母亲和周围的人发现，鲁迅的眼睛是浮肿的，脸色是青的，枕巾是湿的——青年鲁迅在新婚之夜以泪洗面。
第二天他搬到书房去睡，第四天就回日本去了。
3.“没有爱”和“无所可爱”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爱”和“无所可爱”。“母命难违”，面对寡母，鲁迅万般无奈，只能唯命是从。他曾对许寿裳说，把朱安迎进周家，是“母亲娶媳妇”，“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其实，鲁迅何尝不知道爱情，他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不愿让母亲为难，宁肯牺牲自己，吞下了“无爱结婚”的苦果。
“母亲娶媳妇”几成谶语。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和婆婆生活了一辈子，等于是成了他母亲的一个助手——这是她绝没有想到的。她天天做针线、料理家务、侍候婆婆，终日盼着先生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实际上，他们是挂名夫妻。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他们虽然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
4.沉湎于拓片残书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后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刚刚30岁。
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他是为了逃避，逃避朱安，逃避无爱的婚姻。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走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后，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他曾对郁达夫等人说过，他大冷天是不穿棉裤的，为什么呢？据说是为了抑制性欲。鲁迅盖的棉被也是比较单薄的。
5.朱安也曾努力
朱安也曾抱着感化鲁迅的幻想，但由于两人在文化、思想、性格等方面差距太大，努力都归于徒然。1919年12月，鲁迅已从日本回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他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朱安也被接来了，但两人仍分居。孙伏园曾谈到这样一件关乎朱安的事：“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3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了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他扔出朱安所做的棉裤，与他对郁达夫所言，他愿意受冻，是为了抑制性欲，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何况，这棉裤又是朱安所做。如果是鲁迅母亲做的，如果是许羡苏做的，如果是许广平做的，大约不会如此。鲁迅不愿意接受朱安的照拂，内中的淡漠和厌烦情绪清晰可见。
朱安当然对鲁迅也有所不满。这应该是还没到北京之前的事。据孙伏园说，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朱安备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当着亲友指责鲁迅种种不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因此平安无事。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胡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6.砖塔胡同的两只箱子
1923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同胞兄弟成了仇人，从此不再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段日子，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据鲁迅当年的房东俞芳回忆，鲁迅虽同朱安同桌吃饭，但很少说话。有一次俞芳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小孩吗？你们怎么不生个小孩？”朱安说：“大先生连话都不愿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小孩？”不过朱安并不气馁，她曾对俞芳说：“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都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在砖塔胡同近10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什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将来”终于没有特别好起来。
孙伏园、许钦文等人得知鲁迅不幸的婚姻后，曾建议鲁迅和朱安离婚，结束这种双方都苦恼的挂名夫妻的生活，但鲁迅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鲁迅深知，性格软弱的朱安一旦被“休”回娘家，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很可能逼朱安走上绝路，后果不堪设想。况且，造成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责任也不在朱安，她也是受害者。鲁迅宁愿好好供养朱安，陪她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
7.蜗牛落地
当得到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后，朱安彻底绝望了。她当时对俞芳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朱安感到了蜗牛落地的伤痛。
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由于旧时代早有纳妾传统，老太太对鲁迅与许广平的事并不感到吃惊，反而因马上就能抱上小孙子而喜上眉梢。她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十分无助的。
当然，这对朱安而言，也只是一时的闪念。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1914年11月，她回娘家探视时，让自己的兄弟给在北京的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属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鲁迅接信，在日记中写了“颇谬”二字，并无回音。现在，真有了许广平了，朱安从传统的道德出发，很快就想开了，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8.服侍娘娘
朱安对鲁迅的人品充满了信心。她说：“看来我这辈子只能服侍娘娘（指鲁迅的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来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鲁迅也确如朱安所说，一直供养着朱安。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总是雇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鲁迅对朱安的弟弟朱可铭很好，常寄钱给他，还帮他的儿子找工作。逢年过节，朱可铭也会将绍兴的土特产送给鲁迅。到上海以后，鲁迅是按月给母亲和朱安寄生活费的。查鲁迅1932年4月19日日记：“下午寄紫佩信，内附奉母亲信，并由中国银行汇泉二百，为五、六两月家用。”据此可知，鲁迅大约每月给北京家中的家用生活费为100元。另据俞芳回忆，鲁迅每月还给母亲零用钱20元，朱安女士零用钱15元。
由此种种可以看出，鲁迅与朱安一面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一面又都肯替对方着想。鲁迅尊重朱安的人格，朱安信赖鲁迅的为人。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维持了30年。
9.哀悼陌生的丈夫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她身披重孝，在住处的南屋陶元庆画的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无言地表达了对这个陌生丈夫的哀悼。
10.“鲁迅遗物”要葬在大先生墓旁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1947年6月29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对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板井寺柏树林中，没有墓碑。她像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四、北京时期的爱情
1.“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在北京，鲁迅的正式职业是教育部的官员，写小说、杂感只能算业余工作。自1920年起，鲁迅的社会角色又多了一种：大学教师。这年的8月，鲁迅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以此为开端，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8所大中学兼课。
1923年10月起，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次年5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在女师大，鲁迅与许广平从相识到相爱，他们一起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爱情在女师大萌芽，命运从这里开始改变。
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女师大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由于鲁迅课讲得好，很多学生都喜欢鲁迅，而许广平尤甚，在每周30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许广平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学生。鲁迅提问，她常常率先举手作答。这样，鲁迅对这位身材高大、言辞激烈的女学生也就自然而然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种感情只是一种朴素的师生之谊，而促使这种感情“升温”的则是“女师大风潮”。
1924年2月，杨荫榆继许寿裳出任女师大校长。上任后，她推行极富封建色彩的奴化教育，搞家长式统治，把她和学生的关系看成婆媳关系，禁止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该校师生对她深为不满。
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预科三名学生退学，并辱骂为三名学生交涉的学生代表，激起全校公愤，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爆发了。许广平回忆说：“风潮最初发动，是因为去年江浙战后回南的同学受战事影响迟到，后来杨氏整顿校规，把迟到的从严处治。按章是改为特别旁听的，而杨氏连座位也不给她们设立，自然更不给她们补考。按法律，规则成立在事情之后，自然不能约束以前发生的事，而况同是迟回的人，而对于她的同乡，她的同乡的好友，就一点也不妨碍，别人就严格对待，这如何能服众？于是风潮勃起……”（《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三个因战事交通阻隔而未能按时返校的学生，被勒令退学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对于同乡之类的“不妨碍”，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老子说了算”的风格。
女师大风潮扩大的又一原因，是公祭孙中山的活动引起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北京各界人士将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参加公祭，但杨荫榆突然跳出来阻挠。她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这显然是有违民心的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冲破了她设置的障碍，不仅前往中央公园参加了孙中山的追悼会，而且公推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向杨荫榆提出关于要求她立即去职的决定，发起了“驱杨运动”。
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鉴于当时的学潮此起彼伏，便颁布训令，严禁各学校的学生集会游行。正在被女师大学生驱逐出校的杨荫榆见有机可乘，便决定1925年5月7日在女师大举行一次演讲会，并准备亲自主持这个会议，以便让学生承认她校长的地位，如果学生反抗，即以“扰乱秩序”的罪名加以惩罚。不料当学生看见杨荫榆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哗然，坚持要求杨退场。杨荫榆则声称要派警察来镇压学生，杨指使的党羽也准备对学生大打出手。后经教员调解，以杨荫榆退场而告终。但杨荫榆不甘心失败，贴出告示，说许广平等六人“鼓动风潮，扰乱秩序，即令出校，以免害群”。这6人均是学生自治会成员，于是学生自治会也贴出告示，要杨荫榆“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
事情形成僵局以后，杨荫榆一面把开除学生的决定上报北洋军阀教育部备案，一面则发表《致学生家长函》，并打电报给外地的学生家长，要他们把被开除的学生领回家中。
在这声震北京、波及全国的学潮中，鲁迅毅然站在学生的一边。他两次为学生代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呈教育部文，历数杨荫榆“溺职滥罚”，“心术叵测，败坏学校”的劣迹，“恳即明令迅予撤换”。当杨荫榆在报纸上发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致全体学生公启》、《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之后，鲁迅邀集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7人联名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说明事实真相，揭露杨荫榆的欺骗行径。《宣言》中说：
……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有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按：当时女师大国文系主任为马裕藻，由黎锦熙暂代，故曰“两主任”）何至事前并未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现，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盖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鲁迅等人的《宣言》保住了许广平等6名学生。杨荫榆并不善罢甘休，于7月29日借口校舍需在暑假中大修，强令学生搬出学校，目的是使学生不能聚集在校内反对她。7月31日夜间贴出布告，宣布解散学生自治会。7月31日杨荫榆去教育部与章士钊面商，要求解散反对她最坚决的四个班：预科甲、乙部，国文系三年级，教育预科一年级，章即表示同意。杨知道她这措施必遭学生反对，因而当天又致函警察厅：“敝校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8月1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警察厅得到执政府默许，同意派人。8月1日晨，杨荫榆在数十名警察的簇拥下，带了少量办事人员来到女师大，强令学生离校。学生不从，于是发生军警与学生扭打，哭声、喊声震天，校门前马路交通阻塞。学校大门被紧锁，校内已断电断水。
当杨荫榆制造事端，破坏学校，迫害学生的时候，教育总长章士钊在8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被通过，10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随后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派他的亲信、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负责筹备。8月22日，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拽女师大学生出校，摧毁学校，致使学生流离失所。
女师大学生闻讯，坚决反对教育部停办女师大的命令，开会决定由学生公举11人，教员公举9人（包括鲁迅在内），组成维持会，在《京报》上刊出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维持会成立启事》。鲁迅等向女师大全体教员发出成立女师大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倡议信，并且和一些教员组成了校务维持会，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义务给被赶出学校的学生授课，表示支持。
许广平后来在给一友人写信时曾谈及此事：“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关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女师大风潮”如果没有鲁迅以及一些文化名人的介入，如果只是局限于女师大而没有使之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事件，许广平等学生领袖很可能就被开除了。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许广平，心中是十分有数的。她对鲁迅有崇敬，有感激，有爱，可以说五味杂陈，故而萌生了“舍身相报”的念头。对于这一点，张恩和先生说：“许广平所说的要对鲁迅‘舍身相报’，决不是一种所谓的‘报恩’思想。‘报恩’思想即使化作了感情，也不能成其为爱情。真正的爱情是相互平等的，是不杂有其他考虑的；即使最初或有一点杂质，随着感情的发展它也应该净化和必然净化。从鲁迅和许广平的发展情况看，也正如许广平这封信中所说的，他们已经‘相处’过一段时间，彼此已有较深的感情基础，现在，突发的事变，外部情况的变化，更促进（或曰‘促成’）了他们感情的飞跃，这实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理解。”（张恩和：《鲁迅与许广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中国人对“三一八惨案”并不陌生。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内予以答复。北京各界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死47人，伤150余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赶到鲁迅家里，告诉了惨案发生和刘和珍、杨德群牺牲的事。鲁迅和许广平立刻赶到学校。许寿裳将自己目睹刘和珍、杨德群遭枪杀的惨状告诉鲁迅，鲁迅悲愤交加。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鲁迅接连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字，痛斥屠杀者的血腥罪行和帮闲者的无耻嘴脸。
于是，鲁迅上了北洋军阀政府要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女师大风潮”之前，风潮发生后，他们并肩战斗，感情也随着风潮逐渐走向“高潮”。“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觉得，北京是让人窒息的地方，他们的感情也要有一个相对好的归宿。也就是这前后吧，他们下了南下的决心。
2.“害马”来信，“嫩弟”响应
“女师大风潮”正在进行中，有张有弛，此时，许广平开始了与鲁迅的通信。
许广平对鲁迅的人格和学识十分仰慕。1925年3月11日，鲁迅收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来信。同在一个学校，又是师生之间，沟通的方式可以很多，选择通信，就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信中，许广平以一个受了“快要两年的教训”的小学生身份，向鲁迅倾诉了对学潮中有关人和事的怀疑和愤懑不平，以“惶急待命之至”的心情，希望鲁迅“加以指示教导”。信中，许广平向她尊敬的鲁迅先生求教，“求救”：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
信的最后一段话在收入《两地书》时被删去。这段话是：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
从信中看，许广平是一个蛮有激情的青年学生，也有青春的惶恐和忧郁，苦闷与彷徨，甚至，还有一些无助。编《两地书》时删去，我觉得有许广平的因素，重读此信，相对成熟以后的许广平，或许觉得此信有点虚幻的绝望，或是稚嫩？
接着，她简约地介绍了自己：
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
写了这些，许广平觉得意犹未尽，潜意识驱使她在已经署名并注明日期后，又特意加了一小段表明自己性别的话：
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今天看来，许广平的“蛇尾”，或许在弗洛伊德那里可以找到答案，但这不是我们所要探究的，这里略去不表。
鲁迅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许广平写了回信。有人对鲁迅在收到信后就回信这一点十分注意，认为似乎从中可以窥伺出一些什么端倪。对此，张恩和先生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其实，这恐怕完全是一个偶然。也许这一天正好鲁迅有点时间，没有别的事情；也许这一天恰好鲁迅心情有些抑郁，正想和人谈论谈论，抒发自己的一腔苦闷。证据无他，只要看鲁迅的回信就可以这么认为。因为鲁迅的回信完全是谈论些十分严肃的人生问题，除了表露了一些自己对黑暗现实的看法，此外并没有说一些别的什么话，流露出丝毫别的什么意思和感情。”鲁迅第一次回许广平信，自然只能是这样，倘若这封信就谈一些非严肃的话题，比如，来一点以后才写到的“害马”、“小刺猬”之类，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了，鲁迅这封信，要比他写给一般学生的信都要长，甚至以“我”为例，谈了很多切实的感受。他有与别的人第一次通信就写这样长、说这么多的话的先例吗？
我相信鲁迅是有预感的，预感到他与许广平之间将发生什么。我也相信，这是一种宿命，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鲁迅一向认为，自己不是什么青年“导师”，也指导不了什么人。此时，对许广平他也是老调重弹。他说：“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鲁迅说的是大实话。然而，又毕竟是许广平，说是指导不了，还是诚恳地指导了：
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界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里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吧。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鲁迅这封信的内容相当丰富。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许广平给鲁迅写信，从鲁迅一向的为人看，她相信鲁迅一定会回信的。但是，鲁迅是在收到她的信的当夜就给她回信，鲁迅回信之快，内容之丰富，恐怕是她始料不及的。
自此，两人通信频频。查阅《两地书》和鲁迅日记，到7月底，即开始通信以后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许广平写了27封信，鲁迅写了19封，两人之间平均三天就有一封信，可见他们感情发展之快。在信中，他们谈学校、社会、人生、思想……无所不谈。
杨荫榆在开除许广平等6人的布告中称：“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这“害群”系由“害群之马”而来。
此后，鲁迅不时逗许广平，称其为“害马”。许广平到鲁迅家去，鲁迅母亲也叫她“害马”，连平时少言寡语的“师母”朱安，也会称她为“害马姑娘”。
随着通信的频繁，彼此称呼的语气逐渐亲近起来。许广平从自称“小学生”变成了“小鬼许广平”；到了5月份，许广平即称鲁迅为“嫩弟”，而鲁迅亦以“少爷”谑称来给许广平复信；到7月，鲁迅在信中称许广平为“仁兄大人阁下”，而许广平的回信居然自称“愚兄”，称鲁迅为“嫩棣棣”，下署“愚兄手泐”。“泐”是“铭刻”的意思，手泐即手书之意。此外，《两地书》中，鲁迅还有称许广平为“小刺猬”的，许广平则称鲁迅为“小白象”等。这些称呼，可见他们情意深长。显然，这时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一般的师生关系了。
3.“你战胜了”
随着鲁迅与许广平间感情的升温，鲁迅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冲突愈加激烈。
用世俗的眼光看，两人间确有不少“不相配”、不和谐之处：许广平二十七八，亭亭玉立，风华正茂，大学尚未毕业；鲁迅四十五六，身材矮小；鲁迅尊为先生，誉满文坛，许广平是学生，自然无所谓名气；论经济状况，鲁迅既不是家资殷实，也不是腰缠万贯，相反，倒因为北洋军阀政府欠薪和被章士钊革职，已是四处借贷。此外，还有家室之累。鲁迅说：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如何安排朱安，也令他万分为难。朱安与世隔绝，目不识丁，没有在社会上独立谋生的能力，又受着“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束缚，不愿意也不会接受与鲁迅离婚。况且，在鲁迅看来，她本人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旧式婚姻的受害者。鲁迅的内心是复杂的，面对传统观念和世俗眼光，鲁迅显得有些犹豫；面对许广平的青春风采、炽热的情感，也曾有过迟疑乃至自卑。
鲁迅一时难以挣脱旧式婚姻的枷锁，内心孤寂寥落。许广平炽热的爱情，使鲁迅痛苦、寂寞的心得到许多慰藉。在许广平的鼓励下，终于有一天，鲁迅认为：“我可以爱！”尽管这句话，他是到了厦门以后才用文字写出来的。然而，何时，用何种方式走出封建婚姻的樊笼，鲁迅在思索着，等待着。
许广平毕竟不是凡俗之辈。李允经说：“她自有独特的眼光和新的观念。她的择偶标准不是金钱、地位这些庸俗的东西，她所追求的是革命的同道和心灵的契合。她由衷地热爱鲁迅，崇拜鲁迅，她所倾倒的是鲁迅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杰出的才华和崇高的品德。在她的心目中，鲁迅是严师、是战士，又是有着共同语言的朋友和可以以身相许的伴侣。”（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热恋中的许广平写下了《风子是我的爱》一文，（署名平林，据手稿发表，《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她写道：
淡漠寡情的风子，时时攀起脸孔，呼呼的刮叫起来，是深山的虎声，还是狮吼呢？胆小而抖擞的，个个都躲避开了！穿插在躲避了的空洞洞呼号而无应的是我的爱的风子呀！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了！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风子”的本意是“风神”，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风姨，是一个女神形象。这是许广平有意反其性别来比喻鲁迅。“风子是我的爱”，就是“鲁迅是我的爱”。散文所描写的风子与“我”的爱情，与现实中的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是一模一样的。文中真实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由于“风子”（现实中的鲁迅）“淡漠寡情”，“时时攀起脸孔，呼呼地刮叫起来”，它像“深山的狮吼”，而使“胆小而抖搂的”向“风子”的求爱者“个个都躲避开了”！文中还直率地表白了“我”向“风子”吐露爱情和他们热烈相爱的经过：“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我”竟不敢相信这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当“我”清醒地悟到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我”充满着无限的喜悦说：
“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了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我胜了吧！”“风子”接受了“我”给予的真挚的、炽热的爱，此时此刻的“风子”，真像现实生活中被许广平称为“嫩弟”的鲁迅一样，此时此刻的“我”，也真像现实生活中被鲁迅称为“小鬼”的许广平一样，他们都怕失去对方而紧紧拥抱着，彼此都听到了对方急促的火热的心跳。
这是一曲爱情的颂歌。它记述了许广平和鲁迅由亲密的友谊闯入甜蜜的爱情天地。他们没有说什么海誓山盟之类的话，也没有表示什么要死要活的情，一切都朴素无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他们定情于1925年的夏秋交替之际。许广平有一次告诉于蓝：两人明确相爱，或叫定情，是她首先提出的。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
在《风子是我的爱》一文中，许广平把所爱的人比作风，是解冻的春风，是人们汗流浃背时的熏风，是梧桐叶落的秋风，是狂风怒号有似刀割的冬风。“有谁能够禁止我不爱风子，为了我的藐小，否认我的资格呢？”倪墨炎先生认为，此文“是一篇爱情的宣言书，也是对于世俗偏见的檄文”。（《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版）此后，两个有情人义无反顾，“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面奔驰”。
五、摆脱黑暗，奔向希望
鲁迅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归纳起来，无非三个原因：一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在南方，所以鲁迅到南方投奔革命去了；
二是因为“三一八惨案”后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三是纯粹为了爱情。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了“神化”鲁迅，鲁迅研究极力向“左”靠。鲁迅的南下，大多的时候被描述成是投奔革命（朱正的《鲁迅传略》是个难得的例外）；90年代以来，为了让鲁迅走下圣坛，学者多主张鲁迅南下纯粹是私人行为，只是为了爱情。
我想，我们应该要有最切近鲁迅事实的解答。
1.革命的旁边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鲁迅到厦门是为了投奔革命吗？“文革”中编写的鲁迅故事、鲁迅传记，都是持这样的看法。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搞学问，是搞宣传。学问是一是一，二是二，一切要拿证据来；宣传是只选择他需要的，立了一个他需要的观点，先入为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去找证据，没有铁证，那就采用模糊的办法，大而笼之的就行了。
当时，中国的革命在南方，厦门是南方，鲁迅去了厦门，所以他是投奔到革命的中心去了。他们就是这样推论的。这样的文章，如果写了骗骗外国人，特别是离中国远的非洲人，也许还说得过去，因为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地理”不是了解得那么仔细。当年，中国的革命中心固然是在南方，但那是具体到了广州这样一块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南方都是革命的中心。同样是南方的厦门，绝对不是革命的中心，只能是革命的旁边。是一个孤岛，甚至是死岛。不是吗？鲁迅感受到的厦门，除了自然景观尚可（因为鲁迅在日本时，也在海边生活过，所以没有特别的稀奇），诸如郑成功的遗址等某些人文景观让他有一些感想外，其他的，基本上可以说鲁迅的观感是不佳的。
2.北京的压迫
第二个问题，既然鲁迅不是为了投奔革命才去了厦门，那么，他的南下，有没有受北洋军阀等北京黑暗势力压迫的因素呢？
我认为是有的。鲁迅一生，有着深刻的逃避、躲避意识。当年在日本，他要学医，东京可以，东京的周边也可以，但是，他要躲避到没有中国人在的偏远的仙台去。在北京待久了，又经历了那么多黑暗的压迫，鲁迅自然会有“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打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关于这一点，应是鲁迅研究界的较为常见的说法。罗常培在《从厦门解放引起的感想——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作》一文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鲁迅先生和我们一班人，从‘三一八’惨案以后，实在忍不住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压迫，很想找一块清静的地方，暂时躲避起来做学问，于是就接受了林语堂的邀请结伴儿到了厦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6日）因为“忍不住”黑暗势力的压迫，所以去了厦门；同时，也为了“做学问”。
关于离开北京，论者经常引用鲁迅自己的一段话，或是作为证据，或是加以奚落。在《集外集拾遗补编·自传》一文中，鲁迅是这么说的：
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
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自传》中，鲁迅是这样说的：
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
以上两段话，内容大同小异。对鲁迅的话持肯定观点的人，将其引用，作为鲁迅受迫害从而南下的根据。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记作品中较为多见。持否定意见的人，经过考证，认为鲁迅的话有不够准确之处。朱正就曾对鲁迅的话提出质疑（朱正《鲁迅论集·鲁迅传记资料中的真伪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鲁迅为什么要到厦门去呢？鲁迅在他的《自叙传略》里做过解释：写杂文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到段执政那里告我，段祺瑞要抓我，我就逃到厦门来了。还有比自传更权威的资料吗！总的说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不太好，使他想要离开，这是不错的。可是具体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到了4月份，冯玉祥队伍退出北京前后，段祺瑞的执政府就倒台了。鲁迅是8月份离开北京的，那时段祺瑞已经倒台4个月了。如果说离京是为了避开张作霖的迫害恐怕还符合当时政治形势一些。
此后，有若干人根据朱正的考据，作了一些带情绪化的发挥，说鲁迅南下，除了为了许广平，没有别的考量。因为这些观点没有超出朱正的见解，就不引用了。
我得承认，鲁迅这段话确实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基本的事实是不错的。
鲁迅曾经上了“黑名单”，这不是空穴来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政府发布秘密通缉令，据1926年3月26日《京报》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50人之多，如……
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均包括在内，闻所开50人中之学界部分，系（教长）马君武亲笔开列”。连林语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上了“黑名单”，名单上有鲁迅，有什么奇怪呢？
以下事实也不是我们所能忽略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正在写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已经写了三节，当他听到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后，立即在原题下连着写了六节关于大屠杀的内容，语言之愤懑激烈，足见他当时的沉痛心情：
4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5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6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7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8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此文发表于1926年3月29日《语丝》周刊第72期。鲁迅把“三一八”看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时，段政府还没垮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像鲁迅这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此后几天，鲁迅又写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等文章，内容都与“三一八惨案”有关，不停顿地揭露和抨击段政府和一些帮凶。特别是，鲁迅写了不朽名文《记念刘和珍君》。这是鲁迅在3月25日参加了女师大及北京各界代表公祭和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的大会之后，经过几天痛苦沉思后于4月1日写的一篇文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沉痛地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他愤怒地喊道：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是否有危险的问题上，韩石山是有独立见解的。韩石山说，“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上了被通缉名单，但没有危险：“因为这期间，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垮台了，张作霖的奉军开进北京了。要说生命危险的话，段祺瑞、章士钊们，比鲁迅还要危险。毕竟段祺瑞是下台政府的首领，章士钊是下台政府的秘书长。”韩石山又说：“‘三一八惨案’期间，鲁迅从没有上街游行，不过是事后写了几篇文章，骂的还主要是陈西滢之流的人，怎么会有人想着逮捕他呢，太不可思议了。”韩石山挖苦鲁迅说：“先有通缉名单，再找下临时避居的地方，一到紧要关头，就躲了起来。合情合理，严丝合缝。”（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总之，韩石山认为，当时鲁迅是没有危险的，鲁迅因为受迫害而南下的理由不能成立。
我要问的是，鲁迅的这些文章主要是骂陈西滢的吗？还不够激烈吗？加上“女师大风潮”时的鲁迅与章士钊们的斗争，不说鲁迅有相当大的可能遭到军阀的杀害，遭到逮捕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鲁迅有足够的理由自保，有足够的理由去躲一躲。倘若鲁迅不躲，没事则罢，如果有事，不是在等死吗？不是送死吗？
韩石山又说：“不能说‘三一八’惨案后，报上说段祺瑞政府要逮捕48个人，4月17日奉军入主北京后，奉军就开始实行这个逮捕。”他的意思是，段祺瑞的逮捕计划，张作霖没有义务去执行。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军阀和军阀是有区别的。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忘了，军阀就是军阀，这是个带普遍性的共性化的存在。韩石山又说：“鲁迅既非共产党人亦非国民党人，并未从事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也就谈不上受反动当局的迫害。”事实是，不管段祺瑞还是张作霖，在对付革命党上是一致的，也不论这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他们还可以把不是革命党的、只要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成革命党，给一锅煮了，一锅端了。不是吗？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京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我查了相关资料，邵飘萍和林白水倒真的“既非共产党人亦非国民党人”。韩石山自己也提到：“4月17日奉直联军开进北京后，确曾有杀害记者、逮捕教授之恶行，北京城内大起恐慌。”（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邵飘萍、林白水，都死于军阀之手。当时，“较有名之记者，均暂时退避”；“蒋梦麟等八校长，均暂避”……鲁迅的名气不会在“名记者”之下吧？鲁迅的言辞不会比他们更温和吧？“一到紧要关头，就躲了起来”，有什么不合情合理呢？
韩石山可以不喜欢鲁迅，但不能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一味地贬损鲁迅。
张恩和先生说：“这时的鲁迅，真是悲愤到了极点，又的确如他自己所说，已经‘出离了愤怒’。他真切地感到当时的北京实在‘并非人间’。他遥望南天，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浮起：走吧，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否则不被迫害致死，也会被窒息而亡，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能呼吸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呢？”（张恩和：《鲁迅与许广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鲁迅长期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黑暗了然于胸，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的4月前后，动了离开北京的念头，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到了鲁迅南下时的8月，可能环境有所改变，鲁迅的处境没有那么危险了，可是，鲁迅在4月前后定下的决心也不想改变了。事实是：环境的黑暗、环境的压迫，是促成鲁迅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注意，我是说原因之一，不是说是唯一的原因！
鲁迅前后写了几个自传或传略之类的东西，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相隔的时间还比较长。比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写于1925年；《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自传》写于1934年，此文没有发表，是应美国人伊罗生之托，为其选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而写的入选作者的小传。两篇小传，主要是提供给外国人看的，目的是为了揭露中国的黑暗，北京的黑暗，正是黑暗的北边，让鲁迅无法待下去了，所以南下。其中有一些带宣传性的语言，考虑到是给老外看的这个因素，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南下有多种原因，北京的黑暗，绝对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北京虽然黑暗，鲁迅毕竟在这里生活了14年，自然有他留恋的东西，还有不少他的牵挂。就是说，从前十几年的生活状态看，从鲁迅的承受能力看，北京的黑暗，如果要鲁迅继续承受下去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的。我要说的是，鲁迅的南下，主要是为了开辟新生活，主要是为了许广平。但是，即便是这样，鲁迅在自叙传略和自传中，有必要言明他是为了许广平而南下的吗？这毕竟是私人生活问题。我们将心比心，假设我们处在鲁迅的位置，我们有必要把自己的事捅到报刊上去吗？有必要对读者叫喊：我是为了许广平，所以到厦门去了！倘真这样，也属非理性嘛。既然不好言明南下的直接动因，随便说一个或突出一个还算交代得过去的理由，特别是针对外国读者，说的话带一点宣传色彩，冠冕堂皇一些，这有什么特别不能容忍、不可理解呢？
3.周作人带来的“黑暗”
当然，鲁迅除了逃脱政治的黑暗，社会的黑暗，我以为，还有家庭的“黑暗”。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周作人带来的“黑暗”。鲁迅是长子，在父亲早逝的家庭，长子如父。其实，鲁迅本来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三兄弟永不分家。所以，他省吃俭用，下苦力，卖了绍兴的老屋，买了北京八道湾的房子。房子装修，事无巨细，一律鲁迅操办。鲁迅看周作人、周建人，因为父亲不在了，如同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让周作人劳心费神，在房子装修期间，他甚至让周作人回日本探亲，房子装修好了，才让他回来。鲁迅赚的钱多，又是独身一人，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当家人”、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对这个家，鲁迅只知道维持，只知道奉献，他用黄包车拖回来，羽太信子却用小轿车拉出去。鲁迅还是维持。可是，这样一个鲁迅，却被昏头昏脑、自私自利的周作人赶出了八道湾！为此，鲁迅大病一场。亲人的决绝，让鲁迅绝望。可以说，从周作人的反目到许广平出现之前，鲁迅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绝望当中。以我个人对鲁迅的理解，以我对生活的体验，我认为，如果没有许广平的出现，孤独的鲁迅，天天面对着无爱的朱安，他有极大的可能，很快抑郁而亡。兄弟反目，一团黑云压着他的心窝，这是他心灵的黑暗。
4.母亲的“黑暗”
二是母亲的“黑暗”。因为观念、文化素养等等因素的影响，鲁迅的母亲不可能了解鲁迅，更谈不上理解鲁迅。出于血缘、出于鲁迅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因为家庭衰败，作为长子的鲁迅对母亲非常孝顺。但是，孝顺不等于思想上观念上的认同，而不认同的孝顺事实上包含着深刻的痛苦。我们在鲁迅与他的母亲的有关章节中已经看到，鲁迅对母亲唯命是从，甚至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同时，鲁迅对母亲多有责言。孝顺、爱与观念的冲突，构成了一团乌云，也是鲁迅灵魂深处的阴影。走，是解脱，可是，却拖着沉重的历史牵挂。当然，在这一点上，鲁迅终于挣脱了母亲的“黑暗”。鲁老太太，也许因了她派定的朱安，给鲁迅造成了一生的不幸，虽然她还想用母爱罩住鲁迅，但终于还是放他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了。
5.朱安的“黑暗”
第三自然是朱安了。如果鲁迅没有离开北京而与许广平结合，朱安客观上要代表整个旧社会，将鲁迅，将鲁迅的爱人，死死地罩住。然后，可以预见的事实是，三人一起走向灭亡。面对如此家的“黑暗”，鲁迅能不走吗？不走，他就是懦弱，他就是不爱许广平。
事实上，鲁迅别无选择。
我以为，在北京时期，鲁迅与许广平已经确定了关系，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安排以后的生活了。如果他们要结合，留在北京有诸多的不合适。鲁迅是孝子，他应该要考虑母亲的态度。朱安长久服侍鲁瑞，与婆婆的关系尚可，如果鲁瑞要维护朱安，鲁迅就要陷入为难尴尬的境地。
鲁迅也要考虑朱安的感受。我们可以说，鲁迅没有太把朱安当回事，但对朱安的人格还是尊重的。在朱安的眼皮下与许广平结合，很难预料朱安会折腾出什么事来。
鲁迅还要为许广平考虑。假设许广平住进了鲁迅原来的家，家中有老母，有原配，那许广平无疑是处于“妾”的地位，许广平愿意与否尚且不论，鲁迅爱许广平，是不会让许广平落入这样的境地的。
如果离开北京，拉开距离，各位亲人的为难也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6.经济上的考量
此外，经济上也应该有所考量。许广平刚刚走入社会，说身无分文，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退一步说，假设许广平有钱——这是假设——作为大男人的鲁迅，怎么可能去用一个小女生的钱呢？鲁迅购置八道湾房子的旧债未清，又新买阜成门的房子，再添新债；还要赡养母亲和朱安，手头不算宽裕。他们相约苦干两年，也不是只是说说而已。鲁迅要安排一个新家，还要照顾旧家，确实需要钱。
说来也巧，林语堂邀请鲁迅去厦大，一个月400大洋，这不是小数目。林语堂是真绅士，对鸡零狗碎的东西不会太留意。他不知道鲁迅有一个许广平，如果知道，或许会一并邀请许广平同赴厦门的。鲁迅呢，虽为新文化运动的大人物，但也不像当今所谓名教授，当被当作“人才”“引进”时，会提很多附加条件，给位子，调妻子，分房子，加票子，安排儿子，五子登科。鲁迅不吭气，大约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默默地与自己的爱人在上海分手。
此外，当时广州也没人邀请鲁迅去工作，如果有，我估计他自然会与许广平一起去了羊城。倘若那样，革命的文学史家倒真可以说鲁迅是奔向革命中心了。
7.有洁癖的真爱追求者
不过，我倒认为，他们一个去广州，一个去厦门，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试想，如果他们同去厦门或广州，看他们感情的炽烈程度，我估计30天内必定同居，那也太快地从“城堡”外走进了“城堡”内，除了他们的爱情早日结出了果实外，那现代文学史或许将少了《两地书》这奇葩，至少，《两地书》没有现在这样光彩照人。眉头紧锁，“一”字形的胡须又粗又硬——这是鲁迅留给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然而，在厦门的日子里，鲁迅却留下了最柔软的一面。鲁迅倘和许广平一起去了厦门，我们对鲁迅的解读，将永远只能看到他的酷状，而看不到他的含蓄的深沉的热烈的温情。也正因为他们分手了100多天，命运让他们备受煎熬，让他们的爱情之花开得格外鲜艳，甚至可以说格外娇艳。鲁迅是真爱的追求者。
胡适如果讨厌一个人，或者说不喜欢一个人，还会和他打交道，胡适声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想，从精神结构看，从思想气质看，胡适是不会喜欢章士钊的，但他与章士钊也有过从。鲁迅不时挖苦胡适，胡适也不会太喜欢鲁迅，但在鲁迅生前，他基本上没有与鲁迅翻脸。胡适肯定是不满意江冬秀的，所以他在家外才不止与一个女人有感情上的纠葛。到了晚年，他甚至叫秘书在外面另寻住房，因为他无法容忍江冬秀没完没了的麻将声。然而，胡适还是可以与江冬秀在无所谓爱情的婚姻中，过无爱的性生活，生孩子。对比之下，鲁迅不仅在精神上有洁癖，在性爱上也有洁癖。他与朱安无爱，同在一个屋檐下，也不会受欲望的诱惑。他宁可大冷天不穿棉裤，只穿单裤，甚至在生理上进行自虐。
没有爱情，鲁迅绝对不会苟且。
8.从尿尿问题看同居
鲁研界曾经有鲁迅与许广平什么时候同居的争论，据说双方都很较真，还伤了和气。因为，是在某一时期某一地方同居，还是在另一时期另一地方同居，关乎是不是勾引女学生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了，结为夫妻了，生了孩子了，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走了十年，这就是最大的事实。在这最大的事实面前，他们具体到什么时候同居，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最大的事实面前，在《两地书》面前，他们什么时候同居，都是爱的自然结果。
不过，具体说到同居，凭我的生活经验，凭我的直觉，我认为他们南下之前就已经走得很远，远到托付终身的程度了。证据是，在《两地书》中，鲁迅有两次对许广平谈了在厦门的小解即尿尿问题。一次是1926年9月30日。鲁迅说了晚上如何“小解”，“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两地书·四八》）另一次则是同年的10月28日，鲁迅写道：“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着，颚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两地书·六十二》）此时，鲁迅甚至可以和许广平谈小解事，细加琢磨，以平常心推论，用老百姓的眼光看，他们的关系应是不同寻常了。难道不是吗？！
9.南下，南下，奔向希望
有了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鲁迅的离开北京，虽然有表面的原因，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为了许广平，为了爱情。他们的爱情如果要有结果，只能离开北京。换言之，鲁迅离开北京是为了躲避在京的母亲和朱安。作为一个至孝的长子和甘愿陪着无辜者做一世牺牲的受难者，他没有勇气在母亲和朱安面前接纳许广平的恋情，或者说他不愿面对面地伤害年老的母亲和那位不幸的女人，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说过，来厦门之前，他们相约，暂时分开，各自为社会服务两年，同时也为日后的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鲁迅后来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两地书·一〇二》）鲁迅和许广平说得很清楚，之所以南下，一是因为社会的黑暗，二是为了自己的考虑，分头工作两年，然后再安排一切。
我们读鲁迅，应该读鲁迅原著，看鲁迅怎么说，从鲁迅本身寻找鲁迅，探究鲁迅，而不是从政治观念出发，从时代背景出发，从主观感受出发……不是的，我们应该从鲁迅出发，才能回到鲁迅那里。从他离京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他准备告别往日的生活而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在鲁迅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在厦门时那样仔细思考过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
我的结论是：鲁迅去厦门，不是为了投奔革命。北京黑暗势力的压迫，家庭“黑暗”的压迫，使他有了躲避黑暗的想法。有了许广平的爱情，促使他将这一想法变成了客观事实——他主要是为了爱情而南下的。
离开北京前，即1926年8月22日，女师大为纪念毁校一周年召开的集会上，鲁迅发表告别讲演，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这段话也正是他离开厦门时的心情写照，他正是怀着希望，怀着掀开新生活的希望，踏上南下的旅程。黑暗给了鲁迅黑眼睛，他却用之来寻找光明、爱和希望。4天以后，即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乘一趟列车南下，向着希望，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