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也指在某个阶级范围内，依照少数服从多数与平等的原则来共同管理事务的制度组织范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历来是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依持。然而，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其所标榜的民主理念与民主制度就不断受到经济发展与政治衰败引发的挑战，甚至遭遇致命危机（最典型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政治上则是随之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肆虐），导致其不断调整、修正，甚至变异。
第一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所言，“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民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西式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危机
（一）金钱左右
目前，西式民主的现状就是金钱与政治密不可分。不论是奥巴马还是共和党提名者均不接受联邦对等资金交换对竞选支出的严格限制。这样，对于民主而言，总统竞选变得过于高昂，以至于无法“单边缴械”，同意限制其支出，而国会40多年来从未更新过这一程序。然而，即使公共筹款制度赋予普通公民权利，可是它并非治愈政治腐败的灵丹妙药。当然有人要反驳，金钱的作用也许没有这么大。
（二）运转失灵
首先，党派对抗导致民主政治运行低效。现如今，美国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既缺乏稳健派又缺乏两党合作，民主党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刺激、失业救济以及对富人征税，而共和党则大力呼吁削减政府的规模和费用。党派对抗导致美国在挽救救济问题上根本无法高效进行：促进救济增长的法案要么没有通过，要么被明显打折以致没有效果。
另外，西方国家正在遭受直接民主被频频滥用的苦恼。理论上说，听从多数人的意愿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会导致意见过于分散，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无法见效。
除国内政治方面失灵以外，西式民主在面临全球化的诸多国际事务上也多有阻滞。全球化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作出迅速反应，但现今的西式民主政治却很难快速作出调整。而面对经济胁迫、社会混乱和政治分歧，选民则指望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能提供帮助，这就使得选民的愿景与政治现实出现巨大矛盾。
由此可见，西式民主在现阶段运转失灵是明显的。因为政府的权威面临极大的挑战，而美国政府数次因为财政问题的“停摆”即是明证。西方国家选民要求政府去解决的许多问题超出了其水平。有效行动不再主要依赖于志同道合的合作。相反，它依赖于范围更大的和更加多样的群体间的合作。另外，在国际事务中，政府间的合作更加低效。只有当选民感到满足并就不断提升的期望达成共识时，西方国家才可以实现反应灵活与迅捷，不过当公民情绪低落和分裂时，它们则是动作笨拙和反应缓慢的。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种吊诡的前景，即推行可能削弱自身选举诉求的政策。
（三）民粹盛行
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强调平民的价值和诉求，反对精英统治。从理论上说，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而民粹主义总是一种“反体制”、反精英统治的威胁，因此获得许多诟病。事实上，当下“民粹主义”的用法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中间与相反的两极是相对立的。同一种民粹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是右翼的，在另一些方面也可以是左翼的，既可以是反动的，也可以是进步的。当下，大多数政府在经济、财政、开支、保障以及社会方面的政策已不容大众置喙，民主决策的范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于是民粹主义才得以再次兴起。
二、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西式民主在本土面临种种危机，当它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更是低效、对抗和混乱。因为除了本土遭遇的种种危机外，在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民主的不适应症。
（一）发展受限
在整个拉美，政治民主化使得原本政治单一化变为政治多元化，但也加剧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竞争，右翼与左翼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国家发展上无法形成合力，导致“失去的十年”后仍然没有起色。
（二）阶层对抗
发展中国家移植民主后更易于出现阶层对抗。表现之一是贫弱的经济基础导致在民主框架下的迅速分层，加剧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表现之二是发展中国家还远未形成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甚至形成中的中产阶级也迅速分层。但中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冲突根源绝非仅仅基于公共服务的差异，冲突是多方面的，这必然导致他们为了争夺政治经济话语权而加剧纷争。
（三）国家解体
简单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相混合的选举机制在西方一些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的确能很好地保护地方利益，但在地域冲突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国家。
可见，所谓的西式民主实践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繁荣，相反导致了更多动荡、冲突和灾难。
第二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根源
当前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遭遇危机，追根究源，其背后原因主要在于大众民主时代到来、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利益集团影响和过于注重民主形式而忽略实质四个方面。
一、大众民主导致民粹盛行和民主精神衰退
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的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从平民社会出发，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在精英民主时代，参与互动的精英是少数，选票作用不太大，精英之间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然而，在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讲，过度民主就是民粹，民主与民粹之间的矛盾内含于西式普选民主制度，其实质是，精英既要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甚至特权，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此两方面致使“民主”被扭曲成了“民粹”。
西方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与普选制后民粹主义的高涨有着必然关联。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缺陷导致它必然要借助于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平民化的不彻底性、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民粹，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与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获得财富、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价值观表面上能使精英和大众共同接受，但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
二、治理能力低下导致发展受限和国家解体
现代国家发展与民主制度发展常常出现不同步、不平衡情况。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一旦其治理能力建设未能达到公民对民主建设的期望，就有可能直接导致其民主合法性的丧失。
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合法性降低或无存，轻则会导致发展受限，重则会导致国家解体。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
三、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在西式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能够以合法的方式阻碍迫切需要的变革，致使整个体制趋于腐朽，而此种腐朽则又使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等政策，又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增大自身利益的法案，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更为关键的是，没有政治人物和组织致力于消除利益集团对民主制的操纵。
四、过于注重民主形式导致社会失序和民主崩溃
民主制度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使其同阿拉伯或其他文化难以兼容。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形式亦即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在选民民主素养较高、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虽也会引发政治纷争，但却不至于形成激烈的政治对抗，特别是暴力相向。然而，若将此种政治模式移植到一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极有可能放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撕裂社会群体，从而引发重大的社会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物和多数民众将西式民主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倾向于将转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结为不民主，并进而要求更多的民主形式以解决问题。简单化的票决民主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巩固，反而，社会分裂、内战可能成为常态。
第三节 西式民主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及其在当下的衰减
西式民主的危机充分暴露了其内在缺陷，只有克服这些缺陷，西式民主才能健康、有效运转起来。换句话说，西式民主要想有效运转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前提。
一、成熟的公民社会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民主需要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承认对共同参与议事过程的忠诚必须胜过对自己政治派别的忠诚，一个缺乏真正公民的国家实行民主是很危险的，极容易处于崩溃甚至内战的边缘。其二，民主需要诚实的看守。看守人占有政府、法律或军队高位，此种高位不是用来为自己谋取福利，而是用以做符合客观准则或增进大众福祉的事情。其三，民主需要运转正常的市场。正常的市场通过维系经济繁荣和降低繁荣与权力之间紧张的关系，为稳定的民主提供关键的基础。其四，民众需要公正的法律。按照认可的程序制定并实施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有助于塑造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游戏规则，而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永远处于混乱和独裁的边缘。
二、妥协的精神文化与刚性的零和博弈
与专制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无疑是一种文明政治，斗争和冲突是其常态，但其精神却是妥协。如果只有斗争和冲突而无妥协和合作，民主就无法正常运转。只有坚持妥协精神，民主才会实现双赢和多赢。然而，西式民主原本具有的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后发生了变化。在郑永年看来，参政政治群体剧增和社会被高度政治动员，各政党都有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导致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成为多党政治的常态。民主妥协性的缺乏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演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呈现出泛政治动员的特点。最为危险的是，此种泛政治动员常将对抗“外敌”的方式用于对付与其政见不同的政党及其支持者。一些高喊民主口号的人士实则“唯我独尊”，常将自己狭隘的民主见解或“一家之言”的政纲和政治观点视为不容他人否定的绝对正确，强行将“一己之私”加诸众人，丝毫不尊重不同意见。在他们的认知中，民主不是公众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我的价值的实现”未能达到预期时，他们就往往诉诸“反民主”的手段来争取，纯粹是为反对而反对，民主从而成为反对和否决的代名词。然而，事实上，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亦欠缺民主的妥协性。
三、权威高效的政府及其功能的缺失
观察世界各国历史，若社会多数成员未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理性精神就会被湮没，政治共识单靠辩论是无法达成的。如此时引进西式民主机制，激烈社会冲突和社会群体撕裂在所难免。在福山看来，民主与现代国家建立的先后顺序决定着政府的质量。如果现代国家政权的巩固早于选举权的推广，国家通常能在现代继续存活；相反，如果民主早于国家改革，则往往会招致裙带关系的泛滥。
同时，权威高效的政府亦即适当的国家能力也是民主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一国民主化进程开启之后，只见民众政治参与、党派政治竞争、宪政约束与权力制衡，而不见政府权威与效能，那么，其民主机制将无法健康运转。其负面影响至少会有两点：其一，政府陷入瘫痪，政治竞争异化为政治恶斗，“否决政治”一再上演。其二，政府无法就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最终将阻碍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绩合法性。政绩合法性一旦减弱，程序合法性的要求就会增强，政治恶斗遂形成循环。仍以乌克兰为例，其独立后虽宣称实行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但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由于未能建立一个权威高效的政府，乌克兰一直深陷于腐败盛行、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的泥潭之中。亚洲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则深谙其道，取得了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四节 在危机中思考西式民主的未来走向
西式民主将走向何方，未来的命运如何？对此，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
一、提升现有民主国家治理能力
有些国家深为腐败和暴政所影响，如果不推行重大政治改革，它们的民主政体将很难持续下去。
这里需要指出的有两点：第一，福山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对其前期观点的修正。第二，福山虽然对美国政治体制极度失望，但并未对民主本身失去希望。美国民主固然问题多多，但美国文明依然优秀，其文明并未衰落。即便美国的民主样式出了问题，发达国家中民主运转良好的国家，如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依然具有示范性意义。
二、平衡上层全球化和下层微观权力
上层冲击改变了一国政治的根基，民族国家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国际组织影响力日渐增强，导致各国政治家不能向选民兑现承诺。下层冲击是指ＮＧＯ和说客等“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的政治结构。得益于互联网，“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便捷，网民轻点鼠标便可发布联名信。同“微观权力”相比，几年一次的政治选举与时代发展愈显脱节。
三、重在品质的民主体系的更新升级
因此，当前有必要反思“公民（民主）素养”以及此种素养的衡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