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良心说，她的父母是极其开明的父母。吕文维27了，父母从没催婚，从没安排过相亲，当然也是因为她常年在国外，没法安排。吕文维的妈有时和朋友开玩笑，说同在国际组，人家驻意大利，驻美国，驻瑞士的，还能找个老外谈场恋爱，又或者家里还能联系个留学生安排场相亲。她女儿可倒好，待的都是满目疮痍，炮火连天，每日提心吊胆的地方，别说相亲恋爱了，只要人身安全，做妈的就谢天谢地了。
吕文维在I国几年，父母就操心了几年，每天等着她报平安才能入睡。然而战地的网络信号并不稳定，哪怕是给新闻记者提供的酒店也一样。何况很多时候她并不在酒店里。
作为独生子女的吕文维，是多少有点抱歉的。从I国回来后，吕文维和她妈承诺过，再也不去战地了。
然而，领导打来电话的那一刻，她鬼使神差地就答应了。
她没有多勇敢，也不伟大，甚至当年读新闻系的时候想过将来转行，业余学了门外语——阿拉伯语。工作那年被分派到I国时，I战还没开打，I国那是还是个富得流油的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和文化不那么友好，但毕竟没有危险。作为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新人，吕文维就去了这个在国际新闻的大版图中可有可无的小国度。
她运气太好，或者说太差，去的第一年，I战爆发。最开始，她听到驻地大楼外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以为是听错了，然后劝说自己可能是在放鞭炮，直到她终于迈着软掉的两条腿走到落地窗前，看到了外面街道的景象。
平民们在不知何时就会到来的空袭威胁下四处逃散，发生过爆炸的地方冒着浓烈的黑烟，璀璨的城市一时间充满令人手脚惧凉的恐慌。
吕文维第一反应是逃。然而她双腿根本迈不开，她倚着墙角蹲下来，抱着头，在还没来得及做心理建设前已经掉下了眼泪。
又能逃哪里去呢？那时的吕文维用手掌握住膝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从前每天待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等着每个月总编办派给自己一条采访任务的她升起了一个念头，“我是记者啊。”
不是抱怨过在这里太闲吗？抱怨过这里没有新闻吗？现在，新闻来了，是全球最重要，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新闻。
吕文维去年回母校给新闻系学生做过两次讲座。学弟学妹们问，“学姐，没有新闻理想怎么办？”
吕文维当时说，“我也没有。我学了四年新闻，没有，到了I国半年也没有。空袭的那一刻，炸弹在我眼前炸死了两个人的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要把这些事写出来，发出去。这个想法非常坚定，它后来成了一种信念。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就是理想，我觉得，我的新闻理想是炮火轰出来的。”
所有战地记者都是反战的。他们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笔和镜头，让战争早日停止。虽然这十分渺茫。
吕文维还记得，她当时双手紧紧按住墙壁站起来，走去办公桌捞自己的手机，那上面已经发来了数条信息，领导给她打电话她没接，短信留言，“文维，X社只有你一个人在I国，请你在16点前发回详细报道，越详细越好。国内纸媒都在等我们出稿。”
那一瞬，吕文维心潮难平，几乎把自己想象成了玛丽科尔文，那个全球闻名的独眼龙战地女记者。肾上腺素冲上脑门，她扯起头巾，拿起录音笔朝外跑。
吕文维此后做了四年战地记者，直到战争宣告结束她才回国。其实中间她可以回国的，有记者愿意去换她，可她目睹了一场战争如何改变了繁华的都市、如何让所有人丧失了美好的生活，她对采访过的那些军人，女人，孩子们牵肠挂肚，一定要等到战争结束，看看他们会怎么样。
她不再是当年出去时的那个她。
战争给人带来的恐惧并不会随着习惯而消失，而会成为一种常态。比如永远不会熟睡，比如日常化的噩梦，比如当从战争里回来，看到天堂一样的祖国，美好的和平生活，却会陷入三不五时的抑郁之中。
才刚刚从抑郁里走出来，不止是答应她妈，吕文维自己也这样想，再也不去战地了。
但为什么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呢。吕文维把剩下那半杯水喝完，深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我犯贱吧。”
她从回忆里回过神来，低头一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香格里拉酒店离她家开车至少要两个小时，她还得挪出一点时间看看资料。
于是她点开外卖app随意下了个单，然后光着脚跑去卧房一旁小小的洗手间洗漱。她匆匆冲了个澡，摸了一点润发乳，吹干头发，用一条黑色发圈把毛躁的头发挽了个马尾，然后坐到电脑前开始看章立秋给她发的资料。
闻尔，并不是真名，是个艺名。娱乐圈邪门得很，好多人改个名字就红了。
闻名遐迩，这个名字改得不错。
照片章立秋也发过来了，吕文维看了一眼，无动于衷。果然仍然是她脑子里千篇一律的男明星长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