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我1999年的灵魂是扭曲的，我急功近利，梦想着发财致富。我忘却了很多，满脑子的利欲金钱，但又无所适从，在社会的夹缝中苦苦地寻找着发财的契机……
离婚后，我将房子留给了金子，我没要。我知道自己没钱养女儿，这房子就当是给金子的补偿。
我瞒着金子给银子随了二百元礼。银子没要，银子说：“姐夫，还是你自己留着花吧，我知道你很需要钱，当然我更希望你能挣到钱并很快与我姐复婚。”我一言地不发地把红包放回了自己的口袋。末了，银子还叫我不要怨恨她的母亲，母亲也是为了她姐的幸福。我点点头，憋着嘴想了一下，说：“我不会恨你妈的，我会成为富人给你妈妈看看，我要让你姐成为富人家的太太，过上好日子。”
我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无处可居，城里的家已经不属于我了，不再是我的家了。
好在我还有父母，好在已近年关，我有了过年这个借口回家居住。于是，我满目悲情、千疮百孔地回到了乡下。我明白自己将面临父亲的责骂、无尽的悲愤，以及亲人们对我无穷的失望。我的落魄似长江之水滔滔不绝，我的沮丧如秋后细雨绵绵无期。
一个让老婆丢弃的男人回家了！
一个让父母怨愤的儿子回家了！
从城里到乡下的家有20公里，我没有坐车，背着行囊一路步行，以此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失败与落魄。无人能解救我，生我养我的父母也无能为力。上帝是伟大而无所不能的虚幻者，而我是渺小、一无所能的存在者。
我一路走着，像个来自异乡的流浪汉。
到家时父亲还好没在家里，母亲看到我疲乏的身子时吃了一惊，她问我是怎么了。我说：“没事，中巴车坏在路上，我就走回来了。”
母亲又问：“前些天刚回来的，怎么又回来了，没事吧？”
我说：“这不是快过年了嘛，在城里也没事可干，就干脆回家等过年了。”
母亲“哦”了一声，说：“那你怎么不把孩子带回来？金子一个人上班又要带小孩不累啊？”
我说：“她姥姥带着呢，她姥姥不让我带回来，说乡下太脏了，不卫生。”
母亲没再说什么，半信半疑地忙做饭去了。我轻吐了一口气，第一关算是过去了。接下来还有第二道、第三道……不知道有多少道关等着我。我想，反正自己现在是死猪一头，还怕开水烫？
我随时准备着为我的离婚付出代价。我不知道这个代价将是多大，我是否能挑得起。
当天吃晚饭时，父亲居然也没问我为什么又回家了。我想是母亲已经告诉过他了。这第二道关也算顺利度过。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能包几时算几时，容我慢慢给他们解释。如果突然说出来，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八级大地震，到时地动山摇不可收拾。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唉！
在腊月，乡下人无农事可操劳，会聚在一起打麻将。以往我也是个喜欢玩牌的主儿，但眼下我没那个心思。我白天在楼上看小说，晚上早早入睡。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宅男，一个农村的土宅男。我感觉到有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我，使我羞于见人，偶尔走出家门也是去上厕所，低着头，见人都躲躲闪闪。
我早已习惯先前村民们同我打招呼时的话，“大勇，回家来过年了？城里的媳妇也回来了吧？”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城里人，我又回到了乡下。我一事无成，吃父母的，花父母的，连村里最没用的吴老实都比不过，人家吴老实还知道给别人放放牛，挣点儿钱给他妈妈贴补家用。
直到有一天，我上厕所时被村支书看见了，他喊我去他家打牌。村支书算是村里有身份的人了，同我父亲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不能不给他面子。于是，我就开戒了，没日没夜地从支书家玩到别人家，只要有赌局我都会去凑手。我沉浸在了麻将中，白天忘却了烦恼。可是到了夜里，我就想金子，想我的女儿，想我们的家，想那种贴心窝的温暖。我很担心即将爆发的家庭战争，因为父亲迟早会知道我离婚的事实。
父亲对我一天到晚不着家只顾玩牌很反感，他训斥我说：“虽然你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是做父亲的人了，但你还是我的儿子，如果你再继续这样赌下去，就给我滚回城里去！”
于是，我停了三天没有玩牌，但不玩牌，我又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有时一篇小说我看了三分之一还不知半点儿意思，心思全不在书上，也不知在哪里。我用双手发狠地掐自己的脖子，直至面色苍白才放手，我不是想自杀，只是虐待自己。
烦，真他妈烦！
有人借酒消愁，我借赌消愁。我不能不赌，只有赌才能让我过剩的精力不放在想“未来”上。我没有听父亲的话，又去赌了。
其间，我上师专的妹妹小梅放寒假回家了，她也劝我别再赌了，我却冲她吼，让她少管闲事。
我妹小梅虽然书比我读得多，上了大专院校，但在家里的地位始终不如我，就因为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她续不了家里的香火。但是小梅后来帮了我很大的忙，没有她，我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可能最多也就是个小打小闹的类似加工厂的小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