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嘉靖帝“移谕日本”的决策并招募两批赴日特使15世纪之初亦即永乐四年，由于日本国王源道义捕获对马、壹岐
基本关键在一个恶性循环：大明为了防阻倭寇，乃禁断中日两国一切往来；日本人急于购买中国货，急欲大明开放边禁，允许中日通商。正式通商不准，便成了倭寇。日本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因为倭寇曾经得逞于一时，于是“［日本］各岛相煽诱，争治兵舰，江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国召集四方，致兵御倭；倭往往遭损伤，有全岛无一人归者”！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鉴于倭寇之患日剧，为了进一步贯彻“备倭”的国策，“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抚浙江 ·兼管福建福［州府］、兴［化府］、建宁［府］、漳［州府］、泉［州府］海运地方 ·提督军务”；7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又将提督升格为总督，任命南京兵部尚书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经“总督南直隶、浙 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一应兵食俱听其便宜处分”。这样，沿海地区联合抗倭的最高指挥部就成为常设性机构了。
此外，随着对“倭寇”内情的进一步深入了解，为了在政治上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明朝政府在强化军事防御体系的同时，还由嘉靖皇帝亲自批准了“令抚按衙门，移谕日本国王”的决策。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四月十七日，时任巡按浙江御史的胡宗宪，为从根本上戢清倭寇祸源，向明廷提出了遣使“招谕”日本国王的建议：“往时日本入贡，多不及期。请待其复来，得以便宜谢遣，仍令有司移谕其王，问以岛夷入寇之状。”嘉靖帝命礼部议复，结局是：
疏下。礼部复言：“倭寇犯顺，穷凶无过今日……彼国僻居穷海，岛夷背其君长，藉口为寇，沿海奸民互相勾结。揆之理势，请因其入贡，即令抚按衙门，移谕日本国王：连年犯顺，何人倡乱？令于半年之间，立法钤制，号召还国，即见效顺忠款，虽使贡期未及，亦必速为奏请；如或不能钤服，则是阳为入贡，阴蓄异谋，仍禁遵例径自阻绝。 ”
上是其议。
礼部议复的“备倭”方案，对倭寇可谓釜底抽薪。其要旨在于：由中央政府所授权的地方抚按衙门出面，“移谕日本国王”，令其“立法钤制”为害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并且以其施行的实际效果作为恢复正常的随贡贸易的前提。这个方案，最终获得嘉靖皇帝的批准，并由职能部门将此方案的决策过程详细记录在案；嗣后于万历五年（1577年）由继任皇帝下诏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正式记入皇室档案《世宗实录》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官方文献。需加说明的是：胡宗宪疏中提出“仍令有司移谕其王”；礼部议复政府出面？自有其特殊原因在：
洪武七年，［日本］来贡无表文；九年，表贡语谩，诏诘责之。十三年，再贡皆无表，以其征夷将军源义满所奉丞相书来书倨甚，命锢其使。明年复贡，命礼臣为檄数而却之。已复纳兵贡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事发，上乃著《祖训》示后世绝不与通。亦即嘉靖时臣工所称，“臣惟祖宗制倭，绝其朝贡，至以勋臣出镇，海波始清，当时绝不言及市舶……”百余年来基本上断绝了同日本的正式外交往来，此时明廷自然不会降贵纡尊由中央出面，只消经由地方抚按衙门出面变通处理。
这个由礼部议复、皇帝首肯、授权抚按衙门“移谕日本国王”戢清倭寇乱源的最高决策，绝非一纸空文，而是完全付诸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当时既然不便通过两国间的正式外交渠道来解决问题，因而出使人选就不能从在职官员中物色，只得采取招募“布衣”中洞悉海外情况的平头百姓充此重任：“乃令布政司为檄致之，宣布朝廷德意，募能使者。 ”据现存有关史料零星记载，“移谕日本国王”的决策，至少通过两批使者实施：其一，是由兵部尚书移请浙直总督杨宜，派出了郑舜功及其从者沈孟纲、胡福宁等人；其二，是由稍后于杨宜的继任者胡宗宪，派出了陈可愿、蒋洲及其从者胡节忠、李御、陈柱等人。
正是这两批布衣身份的特殊使者，贯彻实施了嘉靖皇帝“移谕日本国王”使之约束倭寇的决策，并直接、间接地留下了有关钓鱼列屿弥足珍贵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