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丹尼·麦卡洛正在斯坦福大学读大四时的事。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已经过了一半，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生日晚餐聚会，之后开车回到校园外的公寓。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了，毫无出奇之处，只不过是他这段时间唯一参加的一次社交活动。这几个星期他一直闷在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完成计算机系统课程的最后一份作业。出来到日本餐馆放放风，倒是很不错的一个放松方式。在回家的路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丹尼突然从后视镜中看到警车的警灯在闪烁，不知道是不是在警告他呢？安全起见，他把车靠边停了下来，结果碰上了个作威作福的浑蛋警察，判了他酒驾。
丹尼刚满21岁，第一次违法，非常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他会被学校开除吗？会被指派假释官吗？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不会教授司法程序的相关问题，丹尼身边也没有人告诉他在美国酒驾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底——那一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因酒驾被捕。他紧张地付了一大笔罚金，还参加了酒驾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是由一些卡车司机的寡妇来现身说法，一些青少年的父母伤心欲绝地控诉酒驾。那段时间，他便戒了酒，再也不参加聚会了，频繁地在健身房锻炼，晚上人少时在跑步机上跑数英里，慢慢地塑形。没有了酒精的麻醉，他发现有些熟人乖戾的性格让人忍无可忍，真奇怪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他的交际圈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酒驾前的样子了。他自己也脱胎换骨，更加健硕、更加成熟，却也更加悲观了。虽然他可能再也不会过那种令人兴奋的生活，但至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被捕了，再也不会沦落到警车后座上。这样看来，那次酒驾被捕，倒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经历。
当然，如果丹尼真的拥有他所认为的成熟的情感，他就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很短的阶段。很快，那些他现在避而不见的朋友，又会进入他的生活。实际上，才经过几个月，他就故态复萌，又一次在大学路的廉价日本餐馆中豪饮，投放米酒炸弹，为了掩盖满嘴的酒气，他还接连吞下了十个加利福尼亚寿司卷，然后深夜开车回家。但丹尼不知道的是，因为酒驾这个插曲，他回绝了在一家草创公司担任第九工程师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在思科工作。
“你想知道那家初创公司叫什么吗？一家小公司，叫谷歌。”
丹尼在给艾瑞卡绘声绘色地讲着这件往事，艾瑞卡是第一次听，弗雷德应该早就听过了，这一点，凯特很肯定。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可以完全逆转前面所有的铺陈。因为有外人在，尽管听过了无数次，凯特还是表现得兴致勃勃，可实际上她早就听腻了。
凯特觉得这只能怪自己，一听到黄祥益确诊为胰腺癌，就一时冲动，给弗雷德打了个电话，“咱们应该聚一下，”她说，“好好商量一下。”邀请弗雷德之后，她还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到了聚会的日子她又特别后悔。要是早几天查一下日历，想起来有这个安排的话，完全就可以取消了！要是取消了这次聚会，她现在早就到家了，脱下了难受的胸罩，换上了舒服的家居服。现在倒好，他们要待在一家弗雷德才喜欢的那种高级餐厅里，尽管灯光柔美，但半个小时才上一道菜。这种餐厅是没有孩子羁绊的人（像弗雷德）才爱光顾和预订的。吃过第七道菜后，她踢掉了右脚的鞋，那鞋挤得她大脚趾直疼。现在她又小心翼翼地抬着脚，悄悄地四处找那只鞋。
“真的吗？谷歌！你见过创始人吗？你认识他们吗？”艾瑞卡惊讶地吸了一口气，看得出丹尼的这件轶事真的打动了她，谷歌的名气在她身上引起的反应不亚于突然走进来一个名人所引起的轰动。
“是的。谢尔盖是面试官，我还和拉里握了手。”
“真的呀！太不可思议啦！”艾瑞卡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这样才能接受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知道谷歌排名第九位的员工身价多少吗？”
“他不是排名第九的员工，”弗雷德打断了她的话，“他是获邀成为第九位工程师。”
“在创业初期，大多数员工都是工程师，”丹尼愉快地说，“要到晚些时候，公司运营人员才加入。”
“那么身价是多少钱？”艾瑞卡又追问了一句。
“哇，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朋友，德夫林·罗斯，他是谷歌的第四十八位雇员。他刚在鹿谷买了一间价值八百万美元的度假屋，那只是间度假屋。所以排名第九？方便起见，咱们就说排名第二十的雇员吧，怎么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吧。”
“我的上帝，那么多钱，怎么可能！”
“可能的，”弗雷德一边说，一边使劲儿地抠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当然可能啦！”
凯特听出弗雷德的语气中夹着一丝恼怒，虽然比起黄祥益来稍微温和一些，但同样是情绪失控的一个征兆。“你上一次见爸爸是什么时候？”她低声问道。
“两周前。我们上星期三本来要见面的，但是他要去庙里参加什么素食研讨班，就没见成，真是一团糟！”
弗雷德发脾气了，凯特知道这时候只能慢慢来，急不得，“哎呀，别生气嘛。”
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压力很大。”
“我知道，咱们现在谁压力不大呢？”
他根本没理睬凯特，接着说：“我本来工作压力就很大，现在爸和妈两边都在逼我。”
“我能猜出爸爸想要什么，家庭聚餐？”
弗雷德哼了一声，“他一心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你、我、妈妈和他。可是，我只要一和妈妈提起这件事，她的反应就好像我要让她进行结肠镜检查一样。可爸爸却非要坚持，他不断提醒我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我知道。我想他认为离婚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吃饭。这样吧，我来做妈妈的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她应该可以一起吃一次晚饭的。那么，她还唠叨你什么啦？”
“当然是遗嘱啦，每次都提遗嘱，提那不存在的生前信托。我想她肯定也跟你提到过吧？”
“没有。”
“哦，”他喝了一大口酒，“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只是想确保我们得到应有的那份，就这样。”
“应有？要是没有呢？”
“我不知道，”弗雷德一下子警觉起来，“可能就会都归朱含香吧。”
“爸爸想把这一切都给朱含香吗？”凯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段记忆：一次吃饭时，黄祥益很有魄力地宣布要是丹尼的公司融资遇到麻烦的话，他可以提供资金援助。“不管怎样说，这总是要留给你的，”他说，“留给你和弗雷德的，当然可以提前给你。”那是差不多两年前，丹尼第一次辞职，他的闭环计划让她非常兴奋，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就是个天才。
“如果爸爸不立遗嘱的话，妈妈会很担心，”弗雷德说，“这样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怎么可能！再说，爸爸已经告诉过我，我们每人可以得到一百万。”
弗雷德吃了一惊，难道他不知道遗产的数额吗？数额刚刚出来吗？凯特也不用说出来吧？“对！”他说道，凯特松了一口气。“一百万！”他强调了一遍，凯特看了看丹尼，担心他听到了。当时黄祥益提出资助建议时，她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也就没告诉丹尼。对此，她感到有些内疚，私下心想：如果丹尼真的需要钱，她现在还会把一切都给他吗？会的，可能会吧。
服务生来到了桌旁，是个20多岁、活力四射的小伙子，留着络腮胡子，旧金山这里的人都留这种胡子，特别显老。晚餐开始时，他就宣布自己这个月要从艺术学校毕业了。大家祝贺他时，他还不见外地自己倒了一杯他们点的桑格利亚汽酒。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们会得到那杯酒的补偿吗？产生这样的疑问让凯特觉得自己怎么像妈妈一样小气了呢！
“嘿，你们想来点儿什么甜点呢？今晚有我最喜欢的甜点。花生露冰激凌，特别好吃！”他吮了吮指尖。
哦，机会来啦！她终于可以摆脱这顿冗长的晚餐了，还新增了两项和父母相关的麻烦事，她已经不堪重负了，真想早点儿回家，赶紧倒在床上，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明天早上六点钟还有个欧洲那边的电话要打。可还没等她说出那些神奇的字眼、那句可以结束这一切的话——请把账单给我，丹尼就插了一句。“能把常规菜单再拿过来一下吗？”他问道，“我想再加一个开胃菜，再来一份加了爱力沙司的鸡肉。”
丹尼想留下来，还要多逗留一会儿？他不知道她想赶紧离开吗？他们已经对视过几次，确认过眼神了呀。难道他不像她一样，觉得很累吗？凯特看到丹尼兴致勃勃，目光一直在艾瑞卡身上。艾瑞卡说话时声音沙哑低沉，凯特觉得她是装出来的。
“你想过吗？”艾瑞卡问道，“要是你当时选择了谷歌，那会怎么样？”
“哦，当然，”丹尼听起来很随意，凯特觉得他完全没有平时讲起这件事时的那种哀怨和敬畏，“想想本该发生什么，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我当时没选择谷歌真是个错误，但我也挺感谢这份经历的，这让我非常自信可以创业成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后悔一次了。”
“要是我知道曾经有机会成为像谷歌这样公司的元老级员工，却没有把握住，我可能会在床上躺一年，”艾瑞卡说道，“太遗憾啦！”
丹尼笑了，“你肯定不会的。”
凯特累得瘫倒在椅子上，她记起她还得赶紧找自己的那只鞋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也许吧。所以，我的下一个项目必须取得成功，这样我就不会永远后悔过去了。”
丹尼点了点头。“这个道理倒并不是人人都懂的。”他轻声说道，听起来十分惆怅。这句话让凯特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丹尼的强烈怜惜，不过这种柔情蜜意很快就转变成了愤怒。难道丹尼认为她不理解他吗？
凯特在很多方面比丹尼更了解他自己，这种了解源自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凯特知道，其实丹尼只是假装不在乎德夫林·罗斯，就是那个花了八百万美元买度假屋的同学。他私下里一直密切留意着德夫林·罗斯的职业发展动态。晚饭后，要是孩子们太闹的话，丹尼就会躲到楼上去看色情片，每周至少看三次。他还偷偷在网上搜索赌博论坛，津津有味地看一些赌徒倾家荡产的故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这么多年来，她记不清自己帮丹尼做过多少幻灯片、多少融资演讲、多少商业计划了，为避免他的尴尬，她总是说自己是自愿的，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的渴望。她坚持动用家里2.5万美元的积蓄，聘请了一位旧金山顶级的公关顾问，这位顾问带着雪儿·霍洛维茨的那种洛杉矶口音，在凯特的穷追猛打之下，他设法将丹尼和他的闭环计划列为《财富》杂志“45家45岁以下零售业新秀”之一。这样丹尼才有机会参与硅谷举行的各项如火如荼的宣传活动，可丹尼嘴上还说他痛恨这样的活动。
现在，他——《财富》榜单上的第38位新秀，坐在那儿，露出迷人的微笑对着一个陌生人，而不是凯特，似乎一直干枯的灵魂终于可以沐浴在一场百年一遇的甘露之中了。
丹尼在阁楼上搞什么鬼呢？她的丈夫整天在忙些什么呢？
他们社区附近的公园有一个官方的名字，可是附近有孩子的人都叫它翡翠山。它很大，有12英亩，停车位充足。因此，一到周末就人满为患，停车场满是装满运动器材的车辆，也有很多家长在这里为小孩子开生日会，占用了很多桌子。以前有谣传说这个公园会被夷为平地，一所学校要占用这块地，附近的很多家庭主妇都拥有法律学位，联合起来抗议，迫使市议会枪毙了这项动议。
翡翠山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公园的南面和北面有很多游乐设施，适合不同年龄的孩子。往东有一座人造的小山丘，山丘上有四个不同尺寸的滑道，直接从滑道上滑下来，会硌得屁股直疼。常来的人都自带压扁的纸壳箱，垫在下面当雪橇。小山丘上铺的是人造草坪，柔软结实，四季常绿，为公园赢得了“翡翠山”的绰号。
凯特有几个月没去翡翠山了，周末总要带孩子们去参加其他孩子的生日会，看到没有自己举办的那么奢华，她感到既骄傲又有一些羞愧。丹尼倒是每周都带艾拉去。周三艾拉的学前班放学早，凯特知道，丹尼的策略是在回家的路上，带艾拉去翡翠山的游乐场，可以打发时间和释放小家伙充沛的活力。他们通常都会把车远远地停下，然后多走一会儿到公共卫生间对面的幼儿游戏区。凯特一直讨厌这种粗糙的设计，即使它符合基本的卫生标准，她也无法忍受。真是难为她了，现在她正藏在卫生间后面的树丛里，闻着那股隐隐的厕所味儿，等待着丈夫和女儿出现。
凯特知道“拖鞋”项目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她每天都会检查录像内容，项目已经开始一个多星期了，罗恩·藤原团队的技术创新，每每都会让她感到惊艳。阁楼很宽敞，可“拖鞋”音质却非常保真。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镜头，拍摄效果非常出色，和她最初的判断完全一致——即使光线昏暗，画面也十分清晰。“拖鞋”内置了传感器，平时待机，只有声音和振动才会开启录像模式。用了一个多星期，电池还有一半的电量呢。
尽管“拖鞋”表现得很出色，可是也没拍到什么猛料，这让凯特很失望。她现在看完了大约八个小时的录像，大部分内容她都快进过去了，偷窥丹尼挖鼻孔或是挠挠他的私处，让凯特不时感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背叛。到目前为止，据她观察，丹尼大部分时间都窝在笔记本电脑前，或者玩手机。虽然确实闪现过几个可疑之处——一次，凯特发现了丹尼在玩一个联机游戏，凯特似乎听到电脑喇叭中传出一个性感的女性声音——可是都无伤大雅。后来丹尼再没玩过那个游戏，怎么能说沉迷其中呢？经过多次观察，凯特发现那个神秘的诱惑者原来是一个为丹尼工作的罗马尼亚工程师，她戴着时尚的眼镜，声音甜美，才显得那么年轻。
一无所获让凯特感到非常绝望。她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就好像潜伏在地平线的灾难，这快要把她逼疯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歇斯底里。翡翠山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需要提前计划什么。唯一的状况是她从后门偷偷溜出公司时，居然碰到了桑尼。桑尼喋喋不休地抱怨那些亚洲经理缺乏社交能力，耽搁了她差不多20分钟。她担心自己来迟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不过还好，不一会儿，艾拉推着她的娃娃婴儿车沿着小路走了过来。凯特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像陌生人一样细细打量着女儿的每一个细节，皮肤吹弹可破，活力四射，真是太可爱了，怎么看都看不够。
丹尼去哪儿啦？怎么看不见他呢？不过她现在的位置视野有限。凯特知道他经常让艾拉和伊森跑在前面，特别是在熟悉的地方。他可能停下来看电子邮件了吧，她想。他们过去曾经因为这个发生过争执：凯特觉得他总是不盯着孩子，老是看手机，和那些不称职的保姆一个样。
艾拉已经走到了沙池那里，迫不及待地开始挖沙子了。凯特往前探了一下身子，想看看沙池里有没有狗屎。公园附近有一个巴基斯坦老太太，和儿子、儿媳一起住，每天都来公园遛她的比熊犬。她不会说英语，以为这个沙池是小动物的厕所，虽然无法理解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奢侈，但只要狗要便便，她就带到这里来。凯特一个熟人的女儿叫桑德拉·梅斯，她也常来翡翠山玩。她恳求凯特和那个老太太谈一谈这个问题，潜台词是凯特是亚裔，那个老太太是巴基斯坦人，她们会比较容易沟通和达成共识；可是桑德拉作为白人，要是由她出面来批评这个老太太，很容易被视为种族歧视，那可就严重啦。
凯特眯起眼睛，想看清沙池里是否有那种块状的粪便。这时，忽然冒出一个穿着天鹅绒毛衣的黑发老女人。她左手拿着一个小塑料桶，右手拿着一个小筛子，用来筛鹅卵石。“艾拉，小心点儿，”她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咱们得小心点儿，别让沙子进到鞋里啦，要不咱们上车前还得清理鞋子。”凯特一下子目瞪口呆，这个女人居然认识女儿，还和女儿在一起。
艾拉抓着这个女人的手站了起来，指着前面的什么东西，喊道：“看呀，看呀！”
“嗯？”那女人弯下腰，收拾着散落的玩具。她是谁？丹尼有外遇了吗？可她年纪太大了，差不多和他妈妈一样大啦，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亲爱的，玩够了吗？那咱们把身上的沙子抖干净吧。抖一抖！抖一抖！”然后她唱起了一首熟悉的儿歌。
“这是我妈妈的包。”
“艾拉，咱们说过的，记得吗？不能动陌生人的东西。想去荡秋千吗？”
“这是我妈妈的包。”艾拉又说了一句。
凯特看了一眼，惊恐地发现自己把手提包放在了几码远的长椅上，真是愚蠢至极。提包把手上拴着钥匙链，还带着一个醒目的黄色绒球。凯特知道艾拉很固执，用不了一会儿，女儿和这个女人就会走过来的。要是丹尼突然出现，发现自己蹲在灌木丛中，那就糗大了。
凯特假装镇定，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慢慢踱到长椅边上，拿起了包里的手机。
“妈妈！”艾拉大叫了一声。
“嘿，宝贝儿！”凯特的声音很尖，听起来很假。她感到艾拉的胳膊搂住了自己的腿。凯特跪下来，亲了她一口：“你怎么在这儿？爸爸呢？”
“我不知道，”艾拉小声说，“他在这儿吗？”
“你好！”凯特冲着那个女人一笑，热情地打着招呼，希望能套出点儿信息来，“我是艾拉的母亲。”
那女人看起来很紧张。“艾拉，艾拉，”她小声嘟囔着，“你会唱那首刚学会的新歌吗？”
“你好！”凯特又打了一声招呼，“我是凯特。”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那个女人勉强和凯特握了一下手，“艾拉可乖啦！”
凯特等了一下，发现那个女人又不吱声了，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伊莎贝尔。”
“你是谁？你为我丈夫工作吗？”
“哦，不，不，不，当然不，”那女人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冒犯了她，“我是正规的儿童保育员！”
“你是保姆吗？”可自从丹尼从思科辞职、艾拉开始上学前班，她家就没再雇用保姆了呀。
“你为什么和我女儿在一起？丹尼在哪里？”
伊莎贝尔犹豫了一下。“他不在这儿，”她说，“我们自己来的。”
“那他在哪里？他允许你来这里吗？”凯特连珠炮似的盘问着，“你怎么到这里的？你开丹尼的车了吗？”
“我没……”这个女人斟酌了一下，“这不关我的事，我不想参与其中。”
凯特感到脸上一阵发热，“那可不行。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怎么会和我女儿单独待在公园里？”艾拉早就对两人的对话感到厌烦了，她还太小，也听不明白这些谈话的言外之意，就走回沙池去玩了。
凯特站在那个女人的对面，气势汹汹地和她对峙着。
伊莎贝尔嘟囔道：“我真的不能说！”她声音中夹杂着一丝痛苦，“听着，你女儿很安全，她认识我，你丈夫允许我们来这里。你应该自己和他谈谈。要不这样吧，你把艾拉接走吧，反正我也要带她回去了。”
“带她回哪里？我们家吗？我丈夫在家吗？他雇了你吗？”这似乎是最可能的解释，但是丹尼哪里来的钱呢？家里的钱一直由她保管，她一定会注意到雇保姆的这笔费用呀。
“我不能说。”
“你到底能说什么？”
伊莎贝尔举起了双手，好像在道歉：“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凯特晃了晃手里的电话，逼问着：“为什么一个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人会带着我的女儿单独在公园里？要是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的话，我就报警。”
伊莎贝尔态度软了下来。“求你了！”她说。
“好呀，不说是吧，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伊莎贝尔一看无计可施，一下子瘫坐在长椅上。“我为一个叫卡米拉·莫斯纳的女人工作，”她痛苦地说，“你丈夫认识她。拜托，我只知道这些。和我在一起，你女儿一直很安全。我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我开的是2014的丰田塞纳，汽车座椅通过了消防部门的审核！请你回家给你丈夫打个电话好吗？我得走了，真得回去了。”
“卡米拉·莫斯纳是谁？她是托儿代理吗？”问题一出口，凯特就知道自己这么问真傻。
“不是……她是一个普通人，”伊莎贝尔似乎认命了，“你丈夫和她在一起，所以他们让我照看孩子。”
“照看孩子？也包括伊森吗？”
“伊森？”伊莎贝尔看上去很困惑，“我不认识伊森。伊森是谁？我倒认识一个埃德加。”
凯特深吸了一口气，“你的雇主睡了多少人？”
伊莎贝尔喘着气说：“哦，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不想参与其中！我告诉过你，我是个好人，我爱孩子。埃德加是我的侄子！卡米拉是个好人，我永远不会为……”
“她睡别人的丈夫时，让你帮她照看孩子。”
“我是专业人士！”伊莎贝尔叫了起来，“看看这个！”
她把手伸向凯特，凯特向后一退，一张卡片掉到了地上。过了一会儿，凯特弯腰捡了起来，上面写着“伊莎贝尔·戈加斯专业保姆和家政”，底部印着电话号码，四周边框上镶着粉红和橙色的花。
“看到了吧？”伊莎贝尔追问了一句，她似乎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个专职服务人员，“这是我的工作，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不能再和你说话了。”凯特说。她感到血压升高，似乎马上就要晕倒了。
凯特小时候，有一个周末，梁玲安去南加州看望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梁玲安高中时就认识了，很有钱，凯特和弗雷德称她为“欢乐套餐女王”。她家在中国有家玩具厂，为全球最大的两家快餐巨头供应儿童套餐里面的玩具。她住在拉古纳海滩的一座豪宅里，开着一辆香槟色宾利欧陆。通常，梁玲安都会带着全家人去拜访这位朋友——路上她不停地嘱咐凯特和弗雷德做客时要举止得当，威逼利诱他们不要在六个小时的车程中胡闹——但这次梁玲安是自己去的，理由听起来非常美国式——“需要自己的时间”，冠冕堂皇但不堪一击。
弗雷德就利用这个机会逃了周五的课，整个周末都和朋友一起疯闹，家里只剩凯特和黄祥益。即使长大后，凯特也从来没有逃过课。虽然没有明说，但凯特知道，如果只有黄祥益在家，梁玲安是不喜欢凯特邀请同学来家里玩的。几年前发生过一件事，黄祥益正好撞到弗雷德的一个“学习伙伴”不小心把橘子汽水洒到了楼梯下面，就狠狠地说了那个女孩一顿，说得她哭了很长时间。凯特怀疑弗雷德当时在暗恋那个女孩呢。整个星期六凯特都待在房间里，边看电视，边吃日本小食品。快到晚上时黄祥益突然说他们要到奥克兰吃晚饭。
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他们才到。凯特一进餐厅，就看到一大堆泡菜坛子。“这里的老板是韩国人，但他们也供应中国菜，”黄祥益解释说，“你会喜欢的，这里的菜都很辣。”他们一坐下，他就要了一份菜单，还给了凯特一张信用卡。“在这儿等我，”他说，“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说完他就离开了餐馆。她看着他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一排房子。那里是商住混合区，孩子们在晾衣绳下面玩耍，窗户上挂着裁缝铺和典当行的霓虹灯广告牌。房子都是单调的统一样式，只有街道尽头最右侧的房子样式不同。那幢住宅是那种西班牙流行风格的大房子，入口处有许多摄像头，每扇窗户的深色百叶窗都关着。入口上方有一个白黑相间的牌子，上面写着“萨沙按摩和水疗”。黄祥益走进那扇门之后，过了两个半小时才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静静地开了一会儿车后，凯特才开始抱怨。她11岁了，已经懂得自己完全有权抗议，发泄自己的不满。黄祥益把她一个人丢在餐馆里，待了将近3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她吃完了一大碗海鲜面，一勺一勺地慢慢地舀着，以为等喝到碗底时，黄祥益就会回来了，可是他并没有回来；她就又点了一份猪肉饺子和洋葱薄煎饼，避开不满的服务员，傻傻地又等了90分钟。她想知道黄祥益这么长时间到底在那幢房子里干什么。黄祥益一边开车，一边涨红了脸。凯特知道他在开车，不会把自己怎么样，就继续质问他，不停地追问。黄祥益的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指关节直发白。
回到家里，黄祥益换上睡衣，刷了牙，漱了口，然后走进厨房，顺手操起一个东西——那是一台电话答录机，是那种带着盒式磁带的笨重型号，还连着电话呢——用力朝她砸去，一下子击中了她头部的侧面。凯特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旁放着打包盒。
她确定房间里没有别人、没有人屏住呼吸藏在某处之后，才慢慢地靠在冰箱上。在她昏过去时，她似乎听到了音乐，似乎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她调整了一下姿势，晕乎乎地看了看时间，发现才过了几分钟而已。她把身边装着饺子的打包盒放进冰箱，然后快速地收拾了一个小包，就跑到了邻居家。邻居是一对中国老夫妇，他们的独生子不知什么原因去世了。凯特以前也会跑到他们家避难，他们多少知道一点儿黄祥益的脾气。
在他们家门口，凯特红肿的脸把这对夫妇吓坏了。老太太拍了拍凯特的手，嘴里念叨着，凯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他们让她看了会儿电视，把他们孩子房间里的床铺好让她休息。房间里装饰着各种体育奖杯和球队的照片，她坐在小木桌旁，凝视着邻居家儿子的一幅镶框照片，他手里抱着足球。这是她第一次在那里过夜，当她爬到床上的时候，法兰绒床单让她感觉很陌生，也很冰凉。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按压了一下左眼和脸颊，再慢慢放开，这样来回反复，直到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凯特整理好房间，就一直趴在窗户上向外看，直到她看到梁玲安坐着出租车回家了。她离开时，向这对夫妇表达了谢意。他们的目光避开了她。起初她以为他们是不愿意看到她的脸，因为她的脸一边已经变紫了。后来，她才意识到他们是觉得尴尬，这种情况让他们不知所措。
凯特一回到家，就看到黄祥益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她以为父亲一定觉得自己这次真的伤害了她。但他一脸轻松地看着她，却没有丝毫愧疚，这让她再次感到怒火中烧。她直视着父亲的目光，心想：他到底是谁？不过是个老家伙，一个没用的恶霸，只会欺负女人，却又害怕女人。
黄祥益首先移开了目光。凯特告诉梁玲安自己跑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她母亲心疼得叫苦不迭，赶紧给她做了一碗鸡蛋枸杞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凯特的脸慢慢消肿了，瘀伤慢慢变成深紫色、红色、病态的黄色。当它完全消失时，凯特发现自己竟然挺想念它——她甚至希望能留下来一点儿疤，让她永远记住它。
凯特现在上了车，她强迫自己深呼吸。她把自己的一个旧平板电脑扔给了后座上的艾拉。这个平板电脑现在变成了艾拉的玩具，通常只有带她去餐厅时才让她看。“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她需要几分钟来平静一下，理一理混乱的思绪。
所以，丹尼现在没在做项目，可能已经放弃了那个项目，虽然这一点还不确定，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在偷情。她感到万分震惊，怒不可遏。他们结婚八年了，该吵的架都吵了，该生的气都生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现在回想起来，丹尼在思科工作时，曾经跟一个20多岁的立陶宛姑娘调过情。丹尼用“迷人的天真”描绘这个立陶宛人时，凯特就意识到这绝不是一句无关痛痒的简单评价，而是个危险的信号。丹尼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凯特也没有揪住不放。那时，她的很多朋友的丈夫都在面临这种中年危机，她不想草率行事，铸成大错，尤其是那时孩子们都很小，一个刚刚会走路，一个才三个月。
但现在呢？
这时艾拉在后座闹了起来，小孩子总是在你最需要静一静的时候，无情地打扰你。“妈妈！”她叫了起来，“放我的音乐，快点儿！”
“妈妈给你找呢。”凯特机械地回应着女儿。她摸索着手提包里的手机，找出音乐排行榜上的一些铃鼓的曲子。现在即使孩子们不在身边，她也一直自称“妈妈”。开始时这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后来却为此而骄傲，因为丹尼说做了妈妈的女人更加性感。成为妈妈，成为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过程中，女性始终在奉献着自身。她和卡米拉·莫斯纳一样。一想到卡米拉·莫斯纳，凯特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她翻动着手机，艾拉已经迫不及待地哼唱起来了。曲子开始之前，有几秒钟的噪声，凯特突然一下子平静下来，这是自20多年前与黄祥益对峙的那个早晨起就再没享受过的平静。她发觉脸上的热度消失了、头痛也减轻了，那是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一种久违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