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挑起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无数人陷入困境的72岁“金融大鳄”索罗斯，因为行善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得奖的原因是他献出巨款，给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在战后重建生活，并成立量子基金会支持慈善活动。索罗斯在许多地方都有捐款，他曾表示，在80岁之前，会将所有财富全数捐出。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怎么可能和面目可憎的金融大鳄联系在一起呢?
所以中国有记者问他，这是你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说，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学生提出了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索罗斯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还是坏人?童年的黑白影片会通过银幕形象做出简单的判断。可是现实不是黑白影片，没有大忠大勇，也没有大奸大滑，都是寻常的面孔、充满矛盾的人生。对于身边的人，我们都想一一做出判断，可是终究又很茫然，到底是好是坏，谁也说不准。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的开篇就写道，英雄并非就没有卑劣的情操，只不过他们没有被卑劣的情操所俘虏罢了。
蒙田这样认识自己，“从我的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的矛盾羞怯，蛮横；贞节，淫荡；健谈，寡言；坚强，纤弱；聪明，愚鲁；暴戾，和蔼；撒谎，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又奢侈。所有这些，我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就看我偏向哪方。”
绝大多数人，都在人性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在不同的时间显露不同的品质，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面相。对于善与恶的选择，往往会因一念之差有所偏向，这正像一枚硬币投掷到地上，露出正面还是反面，可能取决于偶然。而我们的行为毕竟不像投掷的硬币那样无以支配，基本的品性筑守成我们做人的基准。有位母亲靠诈骗所得供女儿上大学，即使这种出于善良愿望的错误行为，也该在良知的劝诫下加以避免。
童年时，有一阵子从苏北涌来灾民。我母亲掏空了米缸里的米来接济他们。一家人都不理解，就是接济也用不着尽其所有啊?母亲说，这群人你对他们好，他们会露出好的一面，是好人；如果对他们不好，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到那时损失更大。
暗夜中，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经历中，可能被人欺骗过也在欺骗别人，心存善良也面露凶恶，在好与坏中摇摆不定。红尘中奔走，为了达到那点小小的目的，而想穷尽一切手段。平凡的大众，在苦难中挣扎，命运像风筝一样摇摆，只有心存敬畏，才不至于滑向邪恶的深渊。
人生多迷离，只要能够心存善念，灵魂自有偏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治浪潮席卷着文化人。胡风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据牛汉回忆，五十年代初，他和胡风见过几次面。那时胡风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牛汉不止一次看见他在房间里急速地走动。有一次，牛汉止不住问：“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胡风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它何。”
“神经有缆绳那么粗”，这是一种心灵的力量，是战胜风暴的唯一凭借。历史的洪流里，有暗礁，有漩涡，命运的舵往往不能把握方向，唯有内心的定力，才能铸造神经的缆绳；唯有像缆绳一样粗砺坚韧的神经，才可以在风雨飘摇中让生命之帆高扬。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与领袖开展了那场著名的争论。领袖大怒，公开点名批评，此后此公命运多舛，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搬开压在头顶的巨石。晚年的梁漱溟，美国艾恺教授在采访他时问他，是否是那场历史大游戏中失败的一方？梁回答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梁漱溟活到95岁才离世。艾恺教授不得不感慨：“总的来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的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正如梁漱溟自己说的：“生命是心，是心表现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在这“无数次”和“无数步”中，被征服的，是心外的物。不被征服的，是非常“自我”的心。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批判，被革职。有人把革职的消息告诉他，他正坐在藤椅上对一个问题作形而上的思考，听到消息，他轻轻的“嗯”了一声。几十年后，有人把平反的消息告诉他，他同样坐在那张藤椅上，同样是轻轻地“嗯”了一声。这就是宠辱不惊的马寅初，活了101岁的马寅初。
唤起内心潜在的力量，在心灵的深处找到另外一个比现实中更强大的“自我”，来抵御现实中的狂风恶暴，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和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和本领。”这是一种现实姿态、心灵智慧和精神气质，为自己的人生赢得身后多少嘉许和景仰。多少年后，忆陈年旧事，提其名，人们忍不住要赞，嚯，那人！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
伏尔泰无疑是深邃的。一本《哲学通信》，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内容娓娓道来，赢得了整个法国的敬重。这位思想启蒙的泰斗，当他在1778年2月10日，以84岁的高龄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时，群众对他欢呼致敬，远远超过对帝王形式上的礼遇。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出于敬意，于1791年两次发表公告，决定把他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
然而一七二五年末的一天，他却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春风得意、终日沉湎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伏尔泰在剧场以傲慢的口吻回答了门第显赫的贵族德?罗昂骑士的侮辱与挑战。伏尔泰天真地以为，仅凭口舌之劳让对方瞠目结舌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但几天之后，他却被罗昂的仆人当街杖责，而罗昂则坐在马车上哈哈大笑，使伏尔泰蒙受奇耻。不甘就此受辱的伏尔泰报告警察总监和上诉法庭来伸张正义，却遭拒绝。于是刻苦习剑，本以为可以公平对决，决斗雪耻。不曾想罗昂却恶人先告状。结果伏尔泰反于一七二六年三月末被当局以“暴烈行为威胁国家安全罪”投入巴士底狱。虽然此前也曾有过写讽刺诗被流放和投入巴士底狱的经历，但这次的“二进宫”，让出狱后的伏尔泰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流亡生活。
在杯弓蛇影、颠沛流离的境况之下，他被路易十五称为“疯子”，而普鲁士国王则把他看成是挤干了汁的桔子皮。伏尔泰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篇名叫《老实人》，事实上，尽管这位法兰西思想界的泰斗声名显赫，却有着“老实人”的单纯与天真。他不知道知识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一直到那场鸡蛋碰石头的游戏结束。道德激情、善良意志和知识智慧只是虚无的精神光环，而政治则是强大的世俗权力，二者相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贵族便可将思想巨擎轻松拿下。将政治视为权术泥沼的人实际上对政治的理解太过简单，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遭遇政治的伤害。
陈寅恪有言“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所谓不自由，何曾不是知识运用所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现实空间是有限的，由反差而生“局促感”。清朝的纪晓岚，备受生前“恩宠”和死后“哀荣”，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无人几可幸逢。但据《清鉴》所载，乾隆皇帝一再南巡，民间怨声载道，纪晓岚一时间犯了天真，斗胆建言“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不料惹得乾隆龙心震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幸亏纪晓岚与汉朝的东方朔一脉相承，是皇帝专职的滑稽“小品演员”，弄臣都深谙生存的智慧与技巧，少些硬气与风骨。否则，一句刻毒阴损的“倡优蓄之”，足可以让他汗出如浆，羞愤而自杀。
在乾隆皇帝看来，知识与政治是两套系统之下的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知识行使的是插科打诨、逗闷解乐的娱乐功能，和润色鸿业、点缀升平的美化功能。
时至当今，知识的价值和作用也还是更多地停留在技术领域。柏拉图在《理想国》曾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正义的国家需要体现智慧的哲学家用知识来统治，正义完美的国家需要智慧理性的统领。“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还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其实，伏尔泰的“天真”正是出于“知”，而罗昂骑士之“恶”是出于无知。“知”与“无知”谁占上风，正是测量一种制度正义与完美的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