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停下来以后，我跟信徒说：
“我们可以走草丛，一起上去看看啊！”
虽然我有这个热心，但一开始，
信徒们可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他们看看四周之后，接着有人就说了：
“这个地方连鬼都不会来，买来做什么？”
我听了以后，并没有和他们辩论，
我一路从现在的放生池走到女众学部，
再走到大悲殿后面，印象中那里有一棵树、一块石头，
于是我就在那里坐了一下，觉得通身凉快。
下山的途中，我心里想：
“你们说这地方连鬼都不来，
鬼不来有什么关系，佛来就好了！
将来我一定把佛请来这里！”
检查我的一生，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说要复兴佛教、福利天下，我不敢承担这许多慈心悲愿。但是，自我出家以后，念念于心的，确实就是“为了佛教”。
为了佛教，我应该本分地做好一个出家人；为了佛教，弘法上的辛苦，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佛教，我要注意己身的威仪，行立坐卧要庄严；为了佛教，我要自我充实，不可以让人轻视出家人；为了佛教，我讲话要诚恳，不能任意乱说；为了佛教，有人批评佛教，我要写文章护法；为了佛教，即使佛教里有一些不当的事情，我也要仗义执言；为了佛教，我要办教育、办文化、办慈善事业等等。
其实，这一点小小的事业，也谈不上自己对佛教有多大的贡献。不过总想，我在基层为大众服务，就要尽我的本分。虽然这一生，我没有多大的本领条件，也没有发大心、立大愿，但是在心灵深处，念兹在兹的一个根本念头就是“为了佛教”。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创建佛光山？”这当然是各种因缘的撮合；也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佛光山后来展开了世界性的传播？”这也是因缘的推动。若要归纳来说，一切都是“为了佛教”。
虽然我知道“为了佛教”，教育最为重要。但是，从小我就没有受过正规的社会教育，我生于抗战年间，跑空袭、躲兵灾，每天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加上家庭贫穷，父母哪有能力供我上学？就是到了十二岁出家，在丛林寺院里生活，每天也都是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少有老师上课。偶尔，听到上课的钟声响了，还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要打钟？”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当然也就没能打好佛学的基础教育。
到了二十多岁，我随着“僧侣救护队”到了台湾，在动荡的日子里，也谈不上什么雄心万丈，或有什么前途未来。即使后来“僧侣救护队”解散了，也没有想过我能做什么，尤其是我的五音不全，音感不好，在佛门里生存，若要靠念经、梵呗弘法来过生活，几乎是不可能。很自然地，我心中生起一个念头：教书。我想，我可以做一名佛教的教师。
虽然我的佛学不是很好，不过我喜爱读书，尤其是读了很多文学类的书籍，从古代小说读到现代小说，从中国小说读到外国小说，不但阅读能力因此而加强，对于梁启超、胡适之等学者的文学、哲学作品，也多少有了些概念。为了训练自己，我经常以一对一的方式，把阅读到的好文章讲给道友听。时间久了，感到自己也有所进步而能讲一些课。
因此，二十五岁那一年，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缺少师资的时候，我勇敢地接下教务主任一职。当然，这与我二十一岁时，在宜兴祖庭大觉寺附近担任一间小学的校长多少也有关系。我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哪里能做校长呢？但是机缘来了，我直下承担，从“做中学”累积经验，不也一样做得有声有色？就这样，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做了一年半的教务主任。
后来，到了宜兰弘法，信徒中有更多的青年，甚至更多的老师、中学教员等，我自忖要能讲经论道，要能和他们有所应对，自觉应该要走上佛教教育的舞台，因此，心里也准备好随时可以披挂上阵。但是机缘不好，原本屏东东山佛学院邀请我前去上课，也谈妥了日期，却在中途被炒了鱿鱼。尽管如此，我并不气馁，下定决心自己办佛学院。
购地建寺
不过，凡事都要因缘具足，如同佛陀讲经要“六成就”，而我的因缘、我的六成就在哪里呢？在诸多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我的心愿并没有减半，先是在高雄寿山公园里建了一间寿山寺，虽然只有五层楼高，一百一十余坪大小，我还是这么办起寿山佛学院来了。
一九六四年开学，学生闻风而至；隔年第二期招生，人数更是超出名额；到了第三期，实在没有容纳师生的地方了，功德堂、纳骨堂也都用来作为教室。但是寿山寺毕竟不是维摩丈室，没有容天容地的能量，想到还要办第四期、第五期……如果把空间全都让给了学生使用，那么当初信徒护持建寺，用以拜佛修行的希望不就落空了？何况当初要办佛学院时，信徒们就已不太赞成，在他们的理想，只是想有个修持礼拜的地方而已，这么一做，不就更让他们难以接受了？
于是我商之于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青年，他们四人基于办文化的地方容易找，而办教育必须要有大片土地，就将一间价值不小、辗转从台北三重埔移到位于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号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给卖了，以便将所得费用再买一块大一点的土地办教育。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想找一块合适的地方，从左营的军区到达澄清湖的湖边，从圆山饭店到现在长庚医院的所在，高雄的土地就因为我这样每天找，市价上升，有人还因此告诉我不要帮忙抬高地价。后来想，决定就以圆山饭店这一块地作为佛教学院的院址。但是地主来寿山寺签约的时候，一位学生从楼上走下来，在楼梯口就告诉别人，我们的院长今天要买澄清湖的土地，以后蒋中正先生到澄清湖来，必然也会到我们的学院来参观了。
我一听，心想：难道佛学院一定要沾澄清湖的光才能发展吗？心念一转，我立刻改变主意，决定要由自己创造因缘条件，让有缘的人自然来到这个地方。临时，签约的事情突然宣告停止。接着，我继续找地，看着看着，就找到佛光山现址来了。
当时，有一对越南华侨褚柏思夫妇，先生是佛学论著的作者，时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太太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士，夫妻俩从现在的万寿园到男众部、朝山会馆到大悲殿的地方，总共买下了十一公顷土地，原本想要办一所海事专科学校，然而因为财务周转不灵，付不出工钱，不得不将目前万寿园所在地的工程停工。后来夫妻俩因为被债务所逼，走投无路而打算自杀。基于生命无价、救人要紧的理由，我想这么一个佛教居士，落难至此，便把办佛学院的钱先给了他们，他们也就把地当作是卖给我了。其实，当初地是什么样子我全然不清楚，我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帮助他们不要走上绝路。
因缘到此，我们便买下褚居士夫妇的这块土地，总价是五十五万元，不算贵；我们在新兴区大圆环的房子值一百五十万，只要以三分之一的钱就能买下这十一公顷的土地，还可以用剩余的钱，再买其他土地盖房子。因为这个地方位在大树乡统岭坑，“坑”字不是那么好听，于是我就向学生们宣布：“我们要到‘统领十方’的‘统领’去办佛学院了！”年轻的学生们听到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很高兴。
那时，我也满怀欢喜地跟信徒说：“我们在大树乡麻竹园买了一块地！”之后还领着他们前来参观。不过，当时车子只能停在山门口弥勒佛的那个位置，就没有办法再上山；因为这里是一片荒地，即使是山下的路，也只不过是一条泥路，要一直行驶到砖子窑才有公路。
车子停下来以后，我跟信徒说：“我们可以走草丛，一起上去看看啊！”虽然我有这个热心，但一开始，信徒们可是没有这个信心的。他们看看四周之后，接着有人就说了：“这个地方连鬼都不会来，买来做什么？”我听了以后，并没有和他们辩论，只是说：“各位不去看不要紧，我下去看一下。”就径自下车去了。
我一路从现在的放生池走到女众学部，再走到大悲殿后面，印象中那里有一棵树、一块石头，于是我就在那里坐了一下，觉得通身凉快。不过，想到众人还在车上等我，应该赶快下山，也没有多做停留。下山的途中，我心里想：“你们说这地方连鬼都不来，鬼不来有什么关系，佛来就好了！将来我一定把佛请来这里！”
此后，每天下午，我们都从寿山寺坐车到佛光山，慈庄法师能讲台语，就站在现在放生池的路边，询问从山下路过的老百姓：“有人要卖土地吗？我们要买土地……”其实，这许多土地并不是乡民私有的，而是政府放领之地。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把土地放领权让给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也都很讲信用，把土地放领权让给我们以后，再也不计较，也没有争执，后来我们的地越买越多，就开始建起房子来了。
找到佛学院建地
每一天，我都在万寿园那块地坐上好几个钟头，对着已开发的一点土地，想象着应该如何兴建佛学院，想着要如何建一座殿堂、一间教室，而又该从哪里开始建起？最后我打算从万寿园这块地开始启建。
最初我想，一个寺院的中心是佛殿，那就先建大雄宝殿好了。可是在季节转换之后，有一天，天气相当炎热，才坐下来就满身大汗，我就想：这个地方简直是个火炉，哪个人会愿意待在这么热的地方？最后就放弃了在万寿园这个地方建大雄宝殿的念头。
那么，究竟大雄宝殿要建在哪里好呢？我们转而开发男众学部这块地；当时这里还是一座小尖山，因此我就找来推土机推土，没想到，东山地势太狭长，还是建不了佛殿。于是我就再往另一边开发，开到不二门前面，有两座小山、三条水沟，我就把两座小山的土给推到三条水沟里去，成为现在不二门前面的平地。
但是看着这块平地，我又想，要把大雄宝殿建在这里吗？似乎是太低了，不好看。不过，开发工程还是持续进行。一直开到没有路、没有地为止，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变主意，从女众佛学院这个地方开始兴建起。
就在那时，看到香光亭往学院的方向，有一条小路。因为缺乏经验，当时觉得这条路应该没有什么用。但是后来推土的人看到这条路，就说：“我从这里推一条路上去，看看行不行？”于是他把路推到果乐斋、西来泉，而成就了现今的一条汽车路。
往后面继续再推土，柳暗花明，竟然看到大悲殿这一块平地，心想：真是太好了！东方佛教学院就建在这里吧！
兴建东方佛教学院之初，我们也准备兴建西方安养院。为什么要建西方安养院？因为很多信徒希望我们建的寺院与他们的生活各个阶段能有关联，将来可以有理由多来往。只是西方安养院要建在哪里？原想建在男众部这个地方，有人就说：“不行，你把‘东方’建到西方去，把‘西方’建到东方来了。”我只好说：“是的，不过以后再说吧，先把这里定下来，不管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总之现在都是我们佛光山！”
兴建东方佛教学院
一九六七年，我们开始兴建东方佛教学院。记得那时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第二届学生每天都上山来出坡搬石头。心定和尚当时在高雄当兵，是“海军陆战队”队员，接受艰苦的军事、体能训练，也上山来做义工。许多人都不认识他，为何来帮忙也没什么人知道，只是常看到这个阿兵哥，不用人家招呼，看到有什么工作就会主动参与。他主要是来帮忙大家搬水泥，虽然个子不高，但一包水泥几十公斤，扛起来就走，丝毫不见难色，至今我都还记得他挑石子时满身大汗、步履坚定的样子。心定和尚从军中退伍后不久，也进入东方佛教学院就读，是第三届的毕业生。
佛学院里的怀恩堂，可以说是佛光山的第一座建筑；有了怀恩堂，就可以吃饭、办公，可以遮风、避雨，之后才又建设其他校舍。
由于没有钱，最初要建的怀恩堂，只想有个一层楼，地面五十坪，楼高九尺就好。但建到一半时，感谢一些信徒以及《觉世》旬刊的读者，他们知道我在大树开山、兴学，小额捐款不断蜂拥而来。尤其是嘉义的吴大海居士，他个人捐助我十万元，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立刻要求把建筑中九尺高的怀恩堂，再向上提升五尺，工人说：“窗子已经都做好了，怎么建呢？”我说：“那就在上面再加一层窗子吧！”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怀恩堂有着二层的窗户，也就构成一栋奇特的历史建筑了。
佛光山开山时，我和心平每晚都住山上，白天就跟着推土机跑，那时台湾还没有多少部推土机，每部租一小时大概要几百元，索费非常昂贵，所以推土的时候，我们都要跟在旁边指挥：“把这个推到这里、把那个推到那里，这个角度如何如何……”如此才不会浪费时间、金钱，又能加快进度。
不二门
在建设女众学部教室的时候，我想到，寺院应该要有一个山门，好让来山的人远远就可以看到。但是要建在哪里呢？看来看去，就把它建在现在不二门的位置了。
但是就在兴建时，高雄的信徒却来向我抗议：“你已经没有钱了，还建这个山门有什么用？把钱拿来多建几间宿舍，信徒来这里就可以住宿，对你也有帮助。”
那个时候信徒到寺庙来，都只想到住宿问题，不会想到寺院的建筑格局应该要庄严、摄众。我想，一座寺院的山门还是很重要的，也就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了。
另外也有一帮人抗议说：“你把学部的教室走廊建得那么宽大，太浪费钱财了，把它隔成房间，也可以睡很多人啊！”
我虽然不懂建筑，但是想到一个公共场所，不能没有廊道，不能没有大众活动空间，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意见，依旧择善固执地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了。
在开山过程中，一方面要增加土地，另一方面要建筑房屋，同时又要办学，举办种种活动，开支实在浩巨，经常筹不出经费来。但是，心里总觉得，为了佛教，我要有使命感，我一定要去完成。
“大海之水”水塔
现在看来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在开山初期是面临诸多困难的。当年，我们和学生一起上课，也一起出坡作务，尤其在如同一片荒漠的山丘上，几乎连遮阳的树都没有，大家就这么顶着大太阳，在日正当中垦土掘地。甚至于因为没有钱买石头建坡坎、做水土保持，大家只有在推土机推土的时候，跟在后头挑拣石头，把大块的石头收集下来堆砌坡坎。
早期，这个山区是没有水源的。没有水，树木花草不能存活，人又怎么能生存呢？好在当时位在佛光山西山的深沟里，有一道泉水，从石头缝里不断地流出，我们住在山上的茅草屋里，要用一点水，就走到山下，把水一桶一桶地接上来，如此上上下下，当然没有多久就精疲力尽了。后来有人建议从山外打深井，再用机械把水打到山上，这么一来就有水可用了。不过，打深井要有设备，要有水管，要建设水塔，这需要花很多的费用，在当时，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哪里还有力量打这一口深井呢？
不可思议的是，正当山上一砖一瓦都没有的时候，有一位在嘉义开晋安药厂的吴大海居士，忽然开车上山来探访。我和他谈到要开山，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要有水，但水从哪里来？他听了之后，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捐献做这个工程！”由于吴大海居士的因缘，佛光山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东山的大觉寺与男众学部之间建造了第一座水塔，我将它命名为“大海之水”。除了纪念吴大海居士的发心捐赠，也希望佛光山未来的弘法，能像“大海之水”一样流芳百世。
有了这座“大海之水”，我就可以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了。记得一九六九年，几十位大专青年来山报到，深水马达忽然在这时候发生故障，没有水了。我心想，几百个人住在山上没有水，不能盥洗，一天、两天还能忍耐，但是没有水喝、没有水烧饭煮菜，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找凤山水电行的工人来修理。从下午修到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水电工也疲倦了，他说要回去凤山拿零件，我想，他大概是想回去休息，不做了，于是我就说：“我跟你一起回去！”他一听到我要跟他回去，等于我在看守他，面有难色，知道躲避不过我，只好再继续修理。大约做到四点多钟，马达终于修理好了。不久，佛学院传来打板声，学员们四点半起床做早课，有水可以供应大家洗脸了，我才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现在说来似乎很容易，但是回想起来，当时过了午夜十一点，马达一直修理不好，我是这么发愿的：“就让我的血液化为水，供应给大家用吧！”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诸佛菩萨被我们的愿力所感动了。
就这样，“大海之水”为佛光山供应水源三十年，一直到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才有自来水可以用。
说到水，佛光山的附近是高屏溪，溪水从佛光山旁一直向东流去，因此过去有人就说：“佛光山不讲风水，那个水是财富，都流出去了，好可惜啊！”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说：“真好，水是财富，水也是佛法，能够把我们的佛法流传出去，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佛光山多少年来，虽然经常有大雨来袭，但没有水患，只有水帮助我们发展。我们也愿意自己做大地，供人践踏；做流水，牺牲贡献自己，让大家成长！
头山门
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结束之后，有六个学生主动留下来画极乐世界图，记得其中一位叫屠国威，另外一个学生叫作朱朝基，他说：“我要做一尊弥勒佛给佛光山，作为回报。”他们都是台湾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
六个学生进行了几个月之后，我问：“你们画的图呢？”于是他们就交给了我两三张油印纸，只见纸上画了六个人，都是用铅笔绘成的草图，一个头、一个身体、两只脚、两只手，显然看不出是什么极乐世界示意图。
不过，朱朝基很了不起，他一个人每天在现在觉华园的位置工作，不久就把弥勒佛塑造出来了；虽然还是学生，但所塑的弥勒佛相貌很庄严。后来觉华园这个地方不能安奉弥勒佛，要改放到头山门，我们向港务局借来了一部二十吨的吊车，没想到却吊断了；再找来四十吨的吊车，也吊断了，这才晓得原来弥勒佛是这么的重。没有了四十吨的吊车，怎么办呢？四处访查之下，听说兵工厂有八十吨的吊车，我们才把弥勒佛请到现在山门口的位置安座，直到现在都不曾再移动。
“回头是岸”山门
当初为何要命本山名为“佛光山”呢？那时，我来台湾已经十多年，一直受到政治的迫害、社会的排挤。尤其因为蒋夫人宋美龄歧视佛教，大家都不敢讲“佛”，哪个人要是说他信佛，政府就不录用他，当然也不能升官，更不能出访。所以，当信徒问我这里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向蒋夫人挑战，于是就慷慨激昂地回答：“我这里叫‘佛光山’！”为什么？名正言顺，我就是要佛光普照，何必躲躲藏藏？我一个出家人不把佛摆在前面，要摆什么人在前面呢？世间上没有比佛光更可爱，没有比佛光照耀更美好的了。
当时，我一心一意就是要打起“佛光”的旗帜，跟基督教对抗，当然我们佛教不是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我的山就是取名“佛光”，这里叫“佛光山”！其实这个名字很好，后来也有很多寺院以佛为名，可以说“佛光山”是开风气之先。
从佛光山头山门往上走去会看到一座巨大的门楼，上面写着斗大的“佛光山”三个字，门楼背后写的是“回头是岸”四个字，那是本山的第二道山门。我在这座门楼的左右写了一副对联：“问一声汝今哪里去，望三思何日君再来。”意思是人要离开山门了，问一声你现在要往哪里去？想一想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这两句话，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启迪省思的作用。
我最近常写四个字“有您真好”。是的，有佛菩萨真好！所以说，名为“佛光山”，注定我们是可以依靠佛了。山不在高，有佛就好，有佛光真好！
宝桥
佛光山的地形，就如同兰花瓣，又如张开的五根手指，以“五指山”作为别号，真是不为过了。这五座山丘，靠近东山接引大佛一带的，是佛光山男众修道区；中间朝山会馆一带是信徒的活动区域；走过宝桥，则属女众修道区域；再往西边走去，便是养老院、育幼院等社会福祉区域；最西边，也就是可以远眺大武山的普贤殿和普贤农场了。
从佛光山的地形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初朝山会馆前方一带是一处深沟，至少填了几千辆卡车的泥土、沙石才成为平地。但是即使填了土，从对面的山要到这边来，还是很不方便，就如同太平洋两岸彼此相隔遥远。甚至要从前面的观音放生池到朝山会馆，也必须绕一大圈才能到达，于是我们就建造了一座桥贯通两边，让大家在行走上更为便利。
佛光山共有三座桥，把五座山头连接起来。一座就是上述面对朝山会馆的桥，但是现在它已经不是桥，而是路了。不过，路的下面还有涵洞、有流水。
面对朝山会馆的左边，因为水沟太深，填土不易，所以就造了一座长约五十公尺的桥，横跨在两山之间，翠谷之上，连接朝山会馆和大悲殿，取名为“宝桥”。为什么叫作“宝桥”呢？
过去，释迦牟尼佛经常在印度恒河一带说法传教。有一次，外道把桥梁破坏了，目犍连尊者看到佛陀无法通过，就显现神通，把自己的腰带解开，化作一座桥梁，让佛陀可以从这一条腰带化成的桥上慢慢走过去，这就是“宝桥渡佛”的典故。
来到佛光山的信徒、游客，大多会经过这座宝桥，前往大悲殿礼拜观世音菩萨。这座桥虽然不宽、不大，但是从过去到现在，经由宝桥到大悲殿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万人。我们让大家从“宝桥”上走过去，等于是把大家当作佛祖，因为这是佛祖走过的桥；也在勉励大家，只要在佛道上精进不懈，让自己的心灵美化、升华，何处不是净土呢？
菩提路
在佛光山，许多道路、房屋、树木、花草，都是以佛法义理来命名的。像从头山门进入佛光山之后，往上走，会经过的菩提一路、菩提二路、菩提三路，乃至光明一路、光明二路、光明三路等等。将道路命名为“菩提路”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一条道路上，种植了很多的菩提树。
佛光山开山之初，大量种植树木。记得蒋经国先生四度到佛光山，每次来都告诉我们要“种树、种树”。其实，建房子很容易，只要一年、两年就完成了，但是种植树木，一年、两年也不一定看得出成果。不过，自开山以来，经过了四十多年，这许多树木倒是都已经长得高大粗壮。
菩提路上的树木有一个特色，它是仿造《阿弥陀经》的“七重行树”种植的，一路排列到东山的最上方。那里有一个篮球场，面对着高屏溪，风光明媚。
阿弥陀佛建设的极乐世界，是由七重行树、八功德水、金银琉璃使之庄严起来的，虽然现在我们的力量有限，还无法达到这个境界，不过我用树木花草来设计规划佛光山，也就是为了表现极乐净土的殊胜庄严。
佛光山的菩提路，是一九七一年开始整地铺路的。如果说，偶尔在这些道路上走一走，自心感受到这里如同极乐净土，那么佛国净土就已经在当下显现了。
大悲殿
自从大专佛学夏令营活动开办的消息传播出去之后，不断地就有游客上山来。但是，我们只有一所学院，并没有正式的佛殿，有的只是一间设在怀恩堂里的临时佛堂，不得办法让信徒拜佛。因此我又再想，还是要有佛殿才好，于是就选择现址建了万佛大悲殿。不过在当时实在没有多余的经费，佛殿建筑可是要花费巨资的，钱从哪里来呢？我也不晓得从哪里得来的灵感，就在《觉世》旬刊上刊登启事：欢迎大家捐献一尊观音，每尊五百元。
我想，名曰“万佛大悲殿”，要是有万人来发心护持，我就有五百万元，那么，建设上的支出就没困难了。想不到，万佛殿的号召力非常大，连台北的计程车司机闻讯后，都寄钱来捐献。等到建成之后，蒋中正先生就派人通知我说，择日他要上山礼拜。但不多时，他为了与日“断交”心情大受影响，兼程赶回台北处理政务。后来在上阳明山的路上发生车祸，终其一生，也没有上佛光山。而他的公子蒋经国先生，先后四度来访佛光山，大概也是因为大悲殿观音、大雄宝殿佛祖的关系吧！
龙亭
过去有人说，佛光山这座山的右面是“白虎”，左面是“青龙”，在这条长长的山上建一尊大佛，即所谓“龙抬头”。我个人并不讲究地理风水，不过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在龙头上也要有所建设，于是就在大佛的旁边立了一座亭子，取名为“龙亭”。
过去“龙亭”在这座山上一枝独秀，因为什么建设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了它。其实佛教讲“日日是好时，处处是好地”，哪里有什么地理风水呢？我们只是依着山势建设而已。
近年来龙亭又重新整修，算来也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回想最初建造龙亭时，我们从西山普门中学旧址的“西来泉”那里，用人力将水一桶一桶地运上来，作为搅拌水泥之用。
这座龙亭的屋顶斜度很大，用水泥浇灌上去，常常会再坍塌下来，但是水泥灌浆工作如果不连续地做完，恐怕以后会出现缝隙而有漏水之虞，因此工程必须一次完成，不能只做一半。
由于工程有相当的难度，加上到了天黑，下班时间，没有工人肯继续做下去，我们师生只好接手去做，用手将水泥推平；慢慢地，等到它干了，再倒上一层水泥。很多人不懂水泥对皮肤具有侵蚀性，不知不觉做到最后，手掌都出血了。
为了不让浇灌的工作停顿，我们披星戴月赶工。因为没有灯火，就找来几部摩托车轮流发电照明，有了灯光，才顺利地把龙亭屋顶的水泥浇灌工程完成。
过去，我们没有建筑的经验，也不知道亭子的基础打得稳不稳？屋顶能撑持得住吗？不过，后来我们又再做了柱子的补强工程，到目前为止，龙亭的建筑可以说是更为稳固安全了。
说到龙亭，在它的旁边，有一棵绿意盎然的菩提树，那是几十年前我救活的。那一年，台风吹倒了好多棵菩提树。其中有一棵小菩提树，它的树干就如我手里的拐棍一样瘦小，才种下去不久就被吹倒折断。徒众说它肯定不能活了，我心生怜惜，又把它种回到泥土里。知道它稚嫩脆弱、根枝细小，还找来一堆稻草覆盖保护。之后我经常为它浇水，让湿润的稻草可以涵养小树，大概一两个月后，它开始冒芽，终于又活了过来。经过了三十多年，这一棵菩提树到现在都还枝繁叶茂。
我建造这一座龙亭，表面看来虽然不是很宝贵，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不过在我们的心中，龙亭是用众人的血汗，一滴一滴完成的；那是在山上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从很远的山下，一桶接一桶，把水提到山上建成的。就如无根的菩提树，在爱心的浇灌下生长起来，对于世间的一切人、事、物，我们又怎么能不珍惜因缘呢？
观音放生池
龙亭之外，同期兴建的工程还有观音放生池。观音放生池我开辟了约千余坪的建地，每当黄昏时刻，夕阳余晖映照着观音大士的圣像时，宛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驾临，救拔无量无边的众生。在享受这样优美的景致下，岂知当年凿池的艰辛？
观音放生池兴建之时，正值炎夏，工程屡遭豪雨洪水冲毁，但我与弟子们“濡血护池”，拿棉被床单等覆土，并多次与本山护法陈罔市、潘孝锐、董荣芳等居士和洪水不屈不挠地奋战，才终于让水土保持工程如愿完工。
池中有一座小岛，取名“和爱岛”，是纪念一位人称“爱姑”，后来剃度出家，法名“微和”的比丘尼，因为她的慈悲，热心赞助放生池工程，并于临终时嘱咐将全部遗产捐献放生池工程，这一工程才得以顺利建成。
朝山会馆
说到本山几个重要的建筑，其中，“朝山会馆”这栋建筑物，已经有将近四十年历史了。它是佛光山早期最现代化的一栋建筑，大家来到佛光山，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
当初要建设朝山会馆时，台湾的五星级饭店还不是很流行，我想让佛教赶上时代潮流，就特别做了一些设计规划。这里虽然不能和五星级饭店相比，但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被淘汰，朝山会馆的设施还是很现代化的。
过去的寺院，信徒要来挂单，大多是让他们住在比较阴暗、简陋的地方，我认为不应该如此，寺院应该要像西方极乐世界，七重行树、七宝楼阁、黄金铺地、八功德水，有微风吹动，处处都是空气清新，冷暖合宜，因此要有空调设备。所以在我的规划里，是希望把朝山会馆的环境，建设成像极乐净土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庄严堂皇。
早期朝山会馆是佛光山对外的客堂，专供信徒来这里朝山吃住之用。信徒组织朝山团上山，经常一次就是数百人、数千人，从不二门前开始三步一拜，慢慢拜到大悲殿或是大雄宝殿。一直到现在，还是经常有很多朝山团，数百人、数千人地到佛光山来朝山。不但人来朝山，有时连神明也来朝山；当中有的神明甚至还要看时辰朝山，所以半夜两三点来的也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热情接待。
总之，由于朝山会馆的国际化、现代化，也就促成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本山结下了缘分。
佛光山所有的建设，都是以提供大家最好的服务为考量，尤其这许多十方宾客、善男信女，往往在我们热忱的食宿服务、说法开示后，心中怀有谢意，之后便不断地给我们许多帮助。也由于这样的因缘，佛光山开始有了一栋一栋的房子，一间一间的别分院，一处一处的建设，甚至还办了幼稚园、中小学、大学等各级学校。所以，朝山会馆对于佛光山的发展，贡献是很大的。
佛光山鸟瞰图
佛光山位于台湾高雄，占地约五十公顷，原为荒山野岭，由五座山岭连绵而成，呈兰花瓣。一九六七年开始兴建，包括大雄宝殿、大悲殿、文殊殿、普贤殿、地藏殿、如来殿、禅堂、抄经堂、朝山会馆、麻竹园、云居楼、丛林学院、美术馆、宗史馆、净土洞窟、万寿园等设施，为实践人间佛教的菩萨道场，来访者一年约有五百万人。
大雄宝殿
佛光山开山初期，为了买地，往来不下几十户人家，几经沟通，有的地主答应让售土地，但也不乏有人至今仍未给予承诺。
买下大雄宝殿的地以后，兴建过程，为了让大雄宝殿的屋檐伸展出来，我就用一根柱子顶着，再浇灌水泥。但是当时附近土地都还不属于我们，地主看了不高兴，就把柱子给推倒。他说：“你的柱子怎么撑在我的土地上？”我想，连暂借几个支点来撑一下都不可以吗？但他就是不肯，让你无计可施。
甚至原本大雄宝殿的建设是可以再往后拓宽一点的，也由于地主不肯出让现在如来殿的这块土地，最后只有就着现有土地兴建殿堂。当然，最初也想等到买下后方土地以后再行建设，但是想到一个寺庙没有大雄宝殿做中心，信徒不会热心参与共修活动，所以还是决定先建了。
另外就是蓝毗尼园这一块四分地，按照当时一分地一万元的价格，四分地四万元才合理，但地主却要价十二万。我心想：太贵了，不要买。过了一个礼拜，又深深以为不可，蓝毗尼园这块地的确有其必要，想想算了，十二万就十二万，买下吧！这时他却不卖了，为什么？他要价二十四万才肯卖。我说：“怎么才过几天，地价就涨这么多？”他竟然回说：“二十四万！你不买就算了。”
过了一两个礼拜，心想这块地还是非买不可，好吧！二十四万就二十四万！结果他又不卖了，而且这次开价四十八万。我就对地主说：“这样子涨价，分明是故意刁难啊！你叫‘助成’，应该要帮助我成功啊！你在这里工作，我不也给你很多帮助吗？”他却回答我：“我在这里做工拿钱，没什么感情好谈的！”我说：“你叫‘助成’，其实是不助成。”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懂得他的招数，即刻就把四十八万元现款交给了他。他无话可说，也就把地卖给我了。
这位“助成”，其实是我请他来总本山做工的。有一次我托他替我到台中买荔枝（玉荷包）树苗，他买回来以后却径自种在他的土地上。甚至那时候山上备水很不容易，从山下拎一桶水上来，是何等费力的事情，但是自从佛光山有了水以后，他就把水管接到他的土地上。当我要向他买地的时候，他说：“我这块地是黄金地，不但种有果树，水也能通到这里，浇水很方便。”确实，他是得到了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是佛光山给的，“黄金”也是佛光山的。不过，我并没有跟他辩论这个道理，日后他替山上做工，我还是一样地供应他吃住。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不过凭着恒常心，在长久的等待中，我们还是逐一地把地一块一块买下来了。
觉华园、香光亭
当初我规划建设佛光山，并不是先从大雄宝殿建起，而是先建设“东方佛教学院”。因为我知道，未来的佛教要靠青年、靠知识分子来传扬。自从开办佛教学院以后，感谢全世界的护法善信，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我们在这四十多年来得以培育许多的佛教人才，如今他们都在世界各地服务奉献，也开展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成果。
对于这许多护法信徒，我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佛陀的加持、佛陀的慈悲，因此，在佛光山建设期间，所有的设施都是以广大在家信众作为考量而设立的。
就如觉华园，是佛光山的信徒服务中心。大家从头山门进来之后，可以先到觉华园休息、喝茶，或者看简报、聆听佛法，甚至里面有多位知客师，关于参观、用餐、挂单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他们最直接的服务。
觉华园不远处，有一间“香光亭”，是佛光山开山后的第三年，我们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捐工建成，位于不二门广场南面。这座香光亭看似简单，却也有它启建的因缘。当初开山时，我们一无所有，便想到要建一个亭子在路口，让人走累了可以稍作休息。
“香”，代表心香一瓣，供养十方，与大家结缘；“光”，表示佛光普照，给人温暖、给人光明。所以建造这座亭子的用意，是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佛光人带给人的心香一瓣和温暖光明。
香光亭旁的右侧有一座“滴水坊”，当你走累了、口渴了，就可以到那里喝杯茶、喝杯咖啡，饿了还可以吃碗饭、吃碗面。
我倡导的“人间佛教”，以人的需求为重，因此，从佛学院、觉华园信徒服务中心，到香光亭、果乐斋、滴水坊等设施，都是我开山建设的优先考量。
沿着香光亭旁的道路向前走去，过了一条小桥，就是普门中学旧校地，现今已变更为“福慧家园”，作为信众修持、活动的场所。再往上走，有大慈育幼院、佛光精舍（养老院），这是佛光山办理社会福利及社会教育事业的区域。虽然这许多单位的建地都不大，不过十方大众也都乐于共同成就我们对慈善福利与社会教化的理念。
麻竹园
佛光山开山十年后，信徒迅速增加，于是我就开始设法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培训讲习、接受佛法教育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要有上课、会议的场地，还要兼具住宿、吃饭的设备。于是继朝山会馆之后，我在麻竹园设立了“佛光山信徒讲习会”。
其实早在佛光山还没开山的时候，整座山头都叫作“麻竹园”。不过，建了佛光山之后，我们对外都使用“佛光山”这个名称，地方人士也就认为我们是舍弃“麻竹园”这个名称不用。为了尊重他们的想法，以民意为依归，我们就将“佛光山信徒讲习会”这栋大楼改称作“麻竹园”，这样的做法，也让山下的民众心生欢喜。
现在我们看到“麻竹园”这栋大楼，绝对无法想象四十多年前的情况。因为这里原本是一条深邃的大水沟，是我们从高屏溪运送了五千辆卡车的沙土回来，才将水沟填满，之后再建设楼房。
麻竹园集吃饭、住宿、开会、活动的功能于一处，目前所有从海内外回山的信徒，若不是住宿在麻竹园，也一定会经过麻竹园；因为无论是到大雄宝殿拜佛、到如来殿参观，还是到云居楼斋堂、传灯楼客堂、美术馆，都会经过此处。
从麻竹园面向着山门口望去，左前方有男众学部，右边一段距离有女众学部，大雄宝殿则在它后方不远，可见得这里是佛光山重要建设的汇集中心。
开山初期，我经常都在这里会客、办事，那时候人潮进进出出，真可谓是“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就是到了今天，麻竹园依然是令很多人怀念的一个地方。
檀信楼
面向朝山会馆左边的建筑物，名为“信徒服务中心”，早年是为了避免信徒来到山上，分不清东南西北方向，能有个询问的地方而设立的，这里也备有简单的茶水服务。
后来到佛光山的人越来越多，我认为有必要为信徒建造一个更大的房子，以便提供更多的服务，可是当初佛光山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建筑，因为西山有一条水沟，于是我就在水沟上填土建了一栋房子，如同宝桥横跨两座山丘，这栋房子也是跨越了此岸和彼岸。建好之后，我就将这栋房子命名为“檀信楼”。
“檀”，就是信徒，过去佛教称信徒为“檀家”、“施主”、“檀那”。佛光山的“檀信楼”，顾名思义，就是一座专门提供信徒使用的大楼，里面有千人的集会堂、可容纳五百人的斋堂，地下室有十几间教室，可作为小型座谈、会议、谈法论道、禅坐之用，举凡信徒来到山上，都可以使用这些设施。
檀信楼发挥了很大的度众功能。尤其佛光山开山之后，海内外信徒经常都是集体上山参加活动，我们在户外没有太多的座位可以让他们休憩，再加上天气有时阴晴不定，有了这么一个地方之后，也就有一个室内集众的地方了。
说到信徒聚会，早期，因为年轻、体力好，只要有团体愿意听闻佛法，我都会满足大家的需要，几乎是来者不拒。对方是工程师，我就和他讲建设；是文学家，我就和他讲中国文学；是音乐家，我就和他讲佛教的梵呗音乐；是雕塑家，我就和他讲佛像的雕塑。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我都愿意为他们介绍佛经里有关士农工商的道理，大部分的人听了，也都是欢喜而归。
当然，为了常常要给人欢喜，我就必须想出很多的方法，把佛法推展出去。所以，我很感谢海内外的信徒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是他们助长了我的进步，增加了我的人缘。我生长在贫穷的家庭里，没有读过书，但是仰仗佛陀的光明，也能有因缘和这些优秀的人在一起谈论佛法；因此，我的愿望就是让佛法普及于世界各个角落，让大家都能打开心门，增加信心，丰富人生。
现在檀信楼除了接待信徒以外，机关团体来山，也可以借用场地播放影片、表演、举行游艺聚会等等。我觉得，佛光山虽不是极乐世界，但是大家确实都很努力地做到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如来殿
大雄宝殿的后方就是如来殿。如来殿四楼大会堂外的墙上贴满了陶砖，每一块陶砖上都刻有名字，这是美浓窑朱邦雄先生的作品。当初如来殿这栋大楼，是由好几万名信徒发心创建的，为了感谢每一位乐捐者的发心助成，而将他们的名字都一一刻在陶壁上。
常有人问：“佛光山有没有账簿？”我想，大会堂的这一片陶壁，就是我们的账簿；也可以说，佛光山的账簿就挂在如来殿大会堂的墙壁上。
如来殿大会堂是一个讲经传教的地方，尤其灯光、桌椅、空调设备完善，相信所有来山信众在这么美妙的环境中听闻佛法，必然可以得到心灵的充实。
佛光山开山纪念碑
佛光山开山三十年的时候，我想，应该对协助建设佛光山的功德主有所回报，并留下一些纪念，所以除了先前在接引大佛前树立的开山纪念碑外，我们在如来殿广场前又建了一座“佛光山开山纪念碑”。凡是对佛光山的建设有贡献的功德主，我们都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让他们与佛光山永远长存。
开山纪念碑上，除了列出功德主的名字外，我们也把佛光山开山三十年的大事记、重要行事，例如大雄宝殿开光落成、编印《佛光大藏经》、接引大佛塑像完成、蒋经国先生到这里一游、成立佛光会、成立电视台、办大学、创办《人间福报》等各种建设的时间，都一一记载下来。
在中国古代，要建设一所寺庙，都得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过去有很多的丛林寺院，本身没有力量可以建设，都是由帝王、太后、太子下旨敕建完成的。那么在当今台湾，有没有政府指定建设的寺院呢？有的。五十年前，蒋中正先生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就在台湾日月潭慈恩塔下，建了一座“慈恩寺”。但佛光山开山并不是政府敕建的，全是由海内外的信徒、老百姓协助建设完成的；为了把这一段历史留在人间，所以就建立了这一座“佛光山开山纪念碑”。
当然，佛光山的发展不只有这三十年，往后还会有好几个三十年。希望后代的子孙，要记住开山创业的艰难、开山的历史、宗风及集体创作的精神。
云居楼
进入佛光山山门，从菩提路一直走到“选佛场”，右边的大楼就是佛光山最高的建筑物，这里经常有空中的白云飘进来，或者贵宾、客人从各方云集而来，所以我就将这栋大楼命名为“云居楼”。
最初这栋大楼的所在地杂草丛生，是山坡的边缘，后来慢慢开发成一片平地，才得以兴建云居楼。
云居楼共有八层，建筑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一般的楼房都是在室内设立电梯、楼梯，把大楼的完整性给破坏了，因此，我就把电梯、楼梯建在食宿空间之外，让所有在这里吃住、活动的人，不会受到进出的干扰。
此外，有鉴于过去建筑物里的柱子会挡住彼此的视线，我特别请工程力学专家设计，让一楼和二楼整个楼层，成为没有柱子的宽敞空间，以便让它的使用功能更加灵活多样。
云居楼建成后，目前已成为佛光山人众集散的中心，尤其是成为佛光山的景点之一，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工程师、建筑师都带着好奇心前来参观。
云居楼一楼是“五观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又称作“斋堂”，面积有一万坪，可以同时容纳三四千人过堂吃饭。过去佛教的建筑黯淡、老旧，但是云居楼的设备很具现代化，三楼以上还可以容纳约两三千人住宿。另外，地下有二层楼可以作为停车场之用。
总说云居楼的兴建，希望信徒大众都能在佛法的洗礼之下，如云一般地潇洒、自在，拥有一个泰然的人生。
佛法僧建佛光山
如果有人问起：佛光山这块土地是谁买的？我会告诉他：是玉琳国师。一定有人会怀疑，玉琳国师是三百多年前，中国大清王朝开国君主顺治皇帝的老师，他怎么会买下佛光山这块地呢？
五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佛教的小说，名为《玉琳国师》。这本书出版后，由于反应热烈，之后又再版印刷好几十次，甚至还拍成电视剧、电影，也曾在电视、广播电台播出。后来我就用《玉琳国师》的稿酬买了佛光山这块土地，所以说，佛光山的土地是玉琳国师买的。
佛光山的大悲殿，则是观世音菩萨建的。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去建大悲殿呢？这也是五十多年前，我正在学日文，看到一位日本学者森下大圆先生所写的一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感到作者阐述的佛法内容非常生活化，便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书名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虽不敢说“洛阳纸贵”，但也是轰动一时。有了这笔稿费收入，我就建了大悲殿。
另外，佛光山大雄宝殿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九五五年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后来这本书再版不下五十次以上，发行量遍及海内外，那么我就将这些版税作为建筑的费用。
所以，佛光山可以说是佛法僧三宝所成，我只是其中一粒小沙石的因缘而已。
功德主的成就
有人问：“佛光山究竟是怎么建成的？”真正讲起来，是佛光山海内外几百万的信徒们，大家点滴汇聚而成的。而这许多护法信徒，平时对佛教服务奉献、出钱出力，所以我们都称呼他们为“功德主”。
佛光山有上百万个功德主，有的人贡献智慧，有的人贡献树木花草，有的人贡献寺院生活所需，有的人集资捐献建设等等。总之，短短数十年来，因为这些护法功德主们的支持，让佛光山的发展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局面。
为了感谢功德主的发心护持，佛光山定期召开功德主会，邀请他们回来看一看寺院的成长。每当功德主们回山时，我经常都用闽南语对大家说：“各位‘头家’（即各位老板、各位董事），欢迎你们回来！”总觉得应该将成就归于大众。
其实，功德主不一定都是大施主。在佛光山的功德主当中，有的人做资源回收，将可用的资源做分类，并以变卖所得的款项，捐助佛光山各项弘法事业；也有的人平日省吃俭用，一块钱、十块钱……慢慢累积，累积到一个金额之后，再拿出来捐献。可以说，佛光山是靠着全球数百万信徒的发心，才有今日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让发心的功德主们知道，当我们看到电灯亮起时，就想到全世界有你们在放光；当我们接受一杯茶水时，就想到你们在全世界，供养茶水、饭食、居所给十方的有缘人。
开山之初的几件灵感
开山之初，每隔四五天，高雄市区就会有一个人送报纸和几支蜡烛来给我们。那时开山寮在现在朝山会馆的位置，用茅草简单搭建而成。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到了八月、九月，晚上还是很热。有一次，大概晚上十一二点，我点了蜡烛要看报纸。当年对我来说，看报是获得知识很重要的管道。忽然听到鼓声，“咚、咚、咚咚！”心想：奇怪，怎么会有鼓声？现在是半夜，这里是山上啊！记得那时送报纸来的居士坐在我正对面，鼓声再次响起，我立刻问：“你有听到鼓声吗？”他说没有，我只好说自己太敏感了。
又过了一会儿，“咚、咚、咚咚！”我说：“你听！鼓声！”这一回，他也听到了。奇怪，怎么会有人敲鼓呢？而且鼓声悦耳。不过我们没有就此再谈下去，我仍旧继续看我的报纸。这时，我突然心生一念：钟鼓之地，必定与佛有缘！可以说，这个深夜的鼓声，增加了我的肯定，强化了我的信心。
还有一次刚吃过午饭，便听到男众学部的钟声响个不停。那时有一位从缅甸来访的恒越法师，据闻过去他在战争中被子弹射中大腿，用筷子把子弹压挤出来，很是勇敢。虽然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但我知道他生性调皮，就猜想或许是他在乱敲钟，但是在山上四处寻找都找不到他人，这钟声仿佛是发自天上，来自虚空。
另外，在我的记忆里，大悲殿即将落成时，有一天晚上八九点，我到大悲殿去巡视佛像及布置的情况，一进入大殿，就听到课诵声，那时山上还没有音响设备，课诵声音如此优美、庄严，是从哪里传来的呢？但是看到心定和尚等人都在忙着书写功德芳名、擦拭佛像，也就没有询问他们是否听到。
从大悲殿一路走下来，进了观照堂办公室，看到慈庄法师等人一样忙碌着，原本想就不说了，但还是忍不住地告诉大家：“我刚才在大悲殿听到课诵的声音，不晓得是从哪里传来的，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听听？”他们说好，我也陪同他们一起上去，但是却发现不只他们听不到，连我也没听到了。
那时我心想：哎呀！刚才不要说就好了，现在大家都听不到课诵声，会以为我说谎吗？不过再想想，大家都是我多年的弟子，必然会知道我的性格和为人。
第二天，我又到大悲殿看他们布置，课诵的声音又再响起，我赶快叫人下去把职事们叫上来听。果然，这回他们都听到了。这时，心定和尚从旁边走过来，问道：“你们在做什么？”我说：“你没有听到吗？有课诵声啊！”我很清楚记得当时心定和尚回答：“这个声音啊，我在这里天天都听到。”听到他的回答，我才放下心中的疑虑。
《普门品》有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佛光山开山至今，不断地有人说：“是观世音菩萨找我来的！”甚至神明说：“观世音菩萨叫我们来大悲殿。”关于观世音菩萨的灵感，现在说来，自己都觉得殊胜。
早期佛学院的同学们都知道，有一天晚上九点，做晚课之前，学生们在走廊上排班，忽然有人看到观世音菩萨示现在大悲殿旁竹林的上空，他们立刻一个一个地跪下来，朝竹林的方向膜拜：“我看到活菩萨了！”初入佛道的学生怎么可能相信？但当时大家确实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示现，而情不自禁地跪地礼拜。
关于大悲殿的灵感还有很多，但我并不特别提倡。我觉得佛菩萨的威德力，不是人力所能及的，所谓佛法无边、佛力广大，是我们赞叹都赞叹不完的！
不肯去地藏菩萨
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过去佛光山上地藏殿里供奉的地藏菩萨像，原本听说是旗山一间寺院请人塑造的，但是完成后，运送的途中，车子行经佛光山山门口弥勒佛那个位置时，地藏菩萨突然从卡车上滚了下来，再也不肯上车。于是负责运送的人只有跟地藏菩萨说：“算了，既然你愿意留在佛光山，那就让你留在这里吧。”从此这尊地藏菩萨成为总本山的“不肯去地藏王”。
俗话说：“心诚则灵。”信徒之间都说地藏菩萨非常灵感，到地藏殿祈愿，所求顺遂如意的感应很多。所以我想，虽然地藏殿位处偏僻、不起眼的山头，但是不必担心前来礼拜的人会少了。
接引大佛出外化缘
接引大佛的灵感也很多。例如兴建大佛的时候，有一位基隆信徒陈仁辅来山朝拜，开立了一张六十万元的支票给常住。六十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知客法师就说：“我带你到朝山会馆和我们的当家见面，让我们来招待你吧！”他说：“不必！我也不是很有钱，只是大佛叫我送来六十万，你把捐助收据在这里烧化了，让我对大佛有个交代就好了。”
以上所述是佛光山开山的因缘，而在数十年的弘法过程中，也经常有人问我是如何将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设立各地别分院的因缘是什么？就在这里一并叙述。首先就说第一个别分院彰化福山寺吧！
彰化福山寺
佛光山开山四十五年来，在世界各地设立别分院，分担总本山弘法教化、照顾信徒的责任。佛光山最初的发展，分别在宜兰和高雄两地，一个位在北部的东海岸，我称为“福如东海”；一个是在南部的高雄寿山寺，我名之“寿比南山”。那时候的交通不似现在方便，从寿比南山到福如东海，也就是从高雄到宜兰，没有飞机航线，只能搭乘火车或汽车，而且单程一趟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遇到两地的法务需要相互支援时，都要起个大早，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出门，一直到傍晚才能抵达目的地。
一年又一年南北往返，除了交通之外，最困难的，就是中途需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素食并不普遍，要找一家素食店，实在不容易。好在后来在彰化发现了一间小面摊，一碗面只要一块半，便宜又好吃，我就经常率领大家前往光顾，排队吃那一碗一块半的面。
佛光山开山之后，我开始举办“朝山团”朝山活动。那时候，往来都是行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台北的信徒一早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车程，经常要到黄昏才能抵达，中途必须停下来吃中饭。不得已，便想与哪一家寺院商议，希望以长期订约的方式，让南来北往的朝山团能得以前去用餐，并且给予最大的布施供养。但是，竟然没有一家寺院愿意承担。
这期间，我曾经看中位于大甲铁砧山旁的妙法寺，除了信徒的午餐有着落外，还可以顺道一游铁砧山。但它的缺点是不在南北交通的中途，而是比较靠近北部，只在南下路程的三分之一。后来，妙法寺交给佛光山管理，原因之一也是基于过去曾建立的因缘，另一方面则是它位在台湾西部海岸线，佛光山当时设立别分院的地点，以山线居多，感到西海岸线也需要前往弘法，因此欣然接受并且调派徒众驻锡。
就这样，几经考量，加上徒众的建议，于是决心在位于台湾铁路、公路和山线、海线的中心点建立一座道场，这就是彰化福山寺的由来了。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建立福山寺？我都笑着说：“为了要吃饭。”这确实是真的。最早建立的别分院，说得好听是为了弘法利生，实际上吃饭也是重要的问题；取名福山寺，则是因为这块土地位在彰化市福山里。
决定要建福山寺了，我想应该要有执照，于是就去向民政局登记“福山寺”。负责的人告知：“你还没有寺院，没有房子，怎么好登记呢？你应该要去找建设局先申请建寺庙啊！”这话听来也没错，于是我就到建设局申请登记去了。没想到，建设局的人却说：“你没有建筑执照怎么建设寺庙呢？”就这样，两边推来推去，来回多次，真叫我们莫衷一是，最后只好拜托建筑师想办法。建筑师也就替我先画了图。
我不明白那时候彰化县政府以什么理由，让我历经十年都无法办理寺庙登记。后来，虽然取得了有建筑执照的房子，民政局依旧不准许我合法登记，并且一再拖延时间。为了弘法，我们无法顾及法令，寺里的法务也只有照做了。一直到十多年后，省政府修改寺庙登记条例，并且发文给各县市，彰化县政府才让我们完成办理登记。
记得登记的那一天，负责承办的人员还要我们参与的徒众、信徒代表唱“三民主义”。佛光山年轻的法师们，每一个人都是以音乐、歌声来入道的，当“三民主义”一唱出，雄壮有力，他大吃一惊，这许多出家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唱水准？自从唱过以后，福山寺各项的设施申请，就一直很顺利了。
经过一段周折，福山寺总算顺利开工。我想，要建设福山寺，光是靠总本山补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佛光山也正在发展中。因此，彰化当地的信徒就自动发心，以资源回收的方式筹募建寺基金，经过十几年慢慢累积筹建，终于完工。所以当竣工落成时，我一度想把它称作“环保寺”或是“资源回收寺”，因为这是佛光人做环保回收而建成的。但福山寺这个名称已经叫出去，大家早已习惯，只有以此为名了。
说来，佛光山在台湾应该受到政府的表扬，为什么？因为在重视环保和资源回收的现代，能够用环保回收来建设寺院，净化人心，这不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吗？
只是福山寺完成启用后，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原来那一块地过去是个垃圾场，上面虽然有土，但地下却是空的，禁不起压力、地震、水灾等。所以初期建好的福山寺，没有多久就开始倾斜，墙壁土地都出现了裂缝。这一次宝贵的经验，也让我了解到探勘地质是建筑前重要的环扣。
不过，福山寺并没有辜负我当初成立的愿心，建筑完成后，果然让南北来往的徒众、信徒，中途都可以停留吃饭。接着，又设立了福山佛学院，甚至佛光山编藏处编辑部也迁移到福山寺，《佛光大辞典》就是当时慈怡法师等人在那里编辑完成的。那段时间，福山寺俨然成为佛光山的文化中心。
然而世间许多事真的难以预料，原本以为建一座福山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谁知一九七八年中山高速公路正式通行后，南北往来只需四个小时，早晨出发到台北吃中饭，中午吃过饭后出发，回到佛光山吃晚饭，时间还绰绰有余，就不需要在中途用餐了。但是，在福山寺的徒众就经常提出要求，你们南来北往怎么都不到福山寺用餐呢？为了安慰徒众，不得已，有一两次也特意下高速公路去看他们一下。
当初为了方便吃饭建寺，现在前往福山寺一趟，上下高速公路来回也需要两小时以上，反而成为麻烦。只能说，世间事就是这个样子，总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缘。
嘉义圆福寺
除了福山寺以外，佛光山在嘉义有一间圆福寺，最初我并没有想要在那里建设寺院。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相反的，我非常欢喜“嘉义”，因为佛经里有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嘉义，意思就是有“仁义”的地方，这是多么美好啊！
尤其，我初到台湾时，第一次讲经的地方就是嘉义；后来“中国佛教会”也经常叫我去那里讲经、主持法会；甚至嘉义的寺院也有人想邀我去担任住持。但是纵然有这许多因缘，我都不曾想过要在嘉义建设道场。
一直到了一九七九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圆福寺积欠了税捐处税金四百余万元，税捐处要拍卖它来偿还债务。当时圆福里的老里长想，一座百年的寺庙就这样没了，实在心有不甘，却又不得办法，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他在圆福寺旁的一棵大树下打瞌睡，梦中听到有人喊：“大树！大树！”醒来以后，他看看身边的大树，就问大树：“你能卖钱赎回寺院吗？”
这时候，有一位林慈超老菩萨得知这件事，就跟他说：“你梦中的‘大树’，应该是指高雄县大树乡的佛光山，你去找佛光山才会有办法。”
老里长真的特地到佛光山来提出他的诉求，希望我帮圆福寺渡过这个难关。那时候，台币四五百万的价值，就等于现在的四五亿元，一时之间，我到哪里筹措四五百万元来偿还这笔债呢？而且限期只到明天了。
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心想，或许可以先找嘉义税捐处陶处长，请他通融一下，延后拍卖的期限吧。好在佛菩萨保佑，到了税捐处，得知处长是慈惠法师过去在宜兰税捐处的长官，他一听到我们有意接办圆福寺，立刻答应延期。最后佛光山在万般困难下，凑足款项，终于为圆福寺还了这笔债务。
虽然接收了圆福寺，但是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当时寺里有好几间工厂，必须拿钱请他们搬迁；原本住在寺里的一位老尼师，她在家时的儿女也同住在一起，也要另外给他们一个住处。等到这些事情处理圆满，前后大约也花了数千万元以上。
接着就是画图重建，其中经历的困难，也难去述说。不过，圆福寺重建完成也很好，因为佛光山开山工程进行期间，佛学院的学生不断增加，房舍来不及建设，于是我们就在圆福寺设立分部，取名圆福佛学院。
重建后的圆福寺，佛光山派遣依严法师前往担任住持。华严宝殿的气势雄伟庄严，可以说诸佛菩萨都来帮忙度众。看到信徒人数日益增多，也令人稍感宽慰了。
由于依严喜爱动物，寺里放生池的锦鱼就有一尺长，而饲养的九官鸟也会学人讲话，不少人闻风前来观赏。每次去圆福寺巡视，我都告诫依严：“你要把圆福寺做成道场，可不能把它做成动物园啊！”
后来，一只九官鸟去世，寺里为它立了牌位，在一场三时系念法会中同时超荐。想不到，在佛前的蜡烛火焰，竟然现出这只九官鸟的姿态，惊动了所有与会大众，大家奔相走告，口耳传诵。那时，还有人拍下照片为证，发表在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佛光山灵异录》一书上。
总之，一个道场的兴盛、发展，还是要靠住众的发心服务，在佛菩萨的加被下，一切众生，甚至鸟类也都会前来护持。
台北普门寺
佛光山位在南部高雄，初期建设的时候，大部分的资源可以说都是来自台北。尤其朝山团，每个周末都是几十部车子，浩浩荡荡从台北南下到佛光山朝山，可以说，北部信众的护持，对佛光山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缘。
台北是台湾人文荟萃的黄金地方，佛光山创建不久，我就在台北市罗斯福路、溪州街一带，买了一间国民住宅作为南北联络处。佛光山朝山团的起源，就是从那个联络站开始的。直到一九七八年，因为人数日益增多，才迁移到台北松江路一栋大楼上，定名为“佛光山台北别院”，慈庄、慈容法师先后都担任过住持。
后来，因为停车问题和空间不敷使用，只得另谋发展。在辗转找到民权东路一块土地后，我就发愿要建一座普施方便法门的道场，取名为普门寺。不过，因为经费困难，只得与人合建，为此，佛光山至今对于普门寺那一整栋大楼的产权，都还不能完整取得，甚为可惜。
虽说如此，普门寺作为佛光山在台北弘法的据点，拥有六七层的楼层，许多佛教事业都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这里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最初设址地，也曾开办台北女子佛学院，甚至后来北区各地别分院的成立，如内湖禅净中心、三重禅净中心、永和学舍、新庄择善寺、北海道场、三峡金光明寺，乃至基隆极乐寺等，也可以说都是从普门寺延伸出去的。
过去，台北市的寺院平时都不开门，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才开放让信徒到寺院礼佛。我想，后来台湾佛教的发展，慢慢地从过去的山林佛教走向社会佛教，从寺庙的佛教走到家庭的佛教，从关门的佛教到开门的佛教，从僧众的佛教到信众的佛教；这一段过程，一方面可以说是与早期宜兰青年学佛以后，参与了兴学、弘法、布教，甚至发心出家都有因缘关系。
另一方面，在日本学习社会福祉的慈容法师，在学成回来接任台北别院住持后，觉得佛教应该为信徒谋福利，因此开办了生命线、观音线、妇女法座会、友爱服务队等，每个月定期的课程、活动多达六十余种。甚至，每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弘法布教，三十年来连续不断，每年这三天布教就好像过年一样，信徒闻法欢喜、热络不已。加上普门寺举办的佛七修持、供佛斋天、盂兰盆报恩法会等等，真是带动了整个佛教，让佛教的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所以，普门寺名曰“普门”，真的是“普门大开”了。也因为台北别院的关系，台北其他的寺院，从此都一一开启大门接引信众了。说起来，慈容法师对于台北佛教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除了担任佛光会秘书长努力发展佛光会外，也光大了佛光事业；后来台北的信徒想要推举慈容法师担任台北市佛教会理事长，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会有普门寺，当初也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初来台湾时，我经常不得饭吃，因此发愿有一天自己创建道场，一定要“普门大开”，供人吃饭。有了普门寺之后，我立下每天多准备两桌饭菜的规矩，主要是让来访者有饭可吃。一直到今天，普门寺都还维持着这样的传统。
佛光山在台北以普门寺为基础，后来又有了台北道场，本着“以粥代茶”的理念，只要来访的客人，都会以一碗平安粥代替一杯茶供养。台北道场的弘法功能更为扩大，许多事业一一展开，如报纸、百万人兴学、电视台、美术馆、社区大学以及各种社教活动等，在道场启用之后，一直弦歌不断。佛教的弘法如此热络，让我颇感欣慰。期勉僧信二众要更加努力服务大众！
宜兰雷音寺
佛光山的别分院中，东北部的宜兰雷音寺和南部的高雄寿山寺，是我最早期在南部及北部弘法的道场据点，对我一生的弘法事业至关重要。
雷音寺，原名为宜兰念佛会，早期是隶属台湾斋教龙华派的一间小庙。平时，只有一位妙专老尼师住在那里，没有其他的出家人驻锡弘法，不过偶尔也让行脚游方的僧人暂时挂单。一九五三年，我应兰阳士绅李决和、张辉水、林松年、林长青等居士的邀请到雷音寺讲经，而开始与宜兰结缘。后来因为宜兰信徒们求法的虔诚，让我决定留在当地弘法。
雷音寺因应弘法的需求及台风的侵袭破坏，几次拆除重建，至今已成为一座十七层大楼的道场，并且更名为兰阳别院，是宜兰地区最高的建筑物。目前，由于经常举办各种文教活动，聚众频繁，例如每逢佛七、法会，都有数千人参加，同时也提供社会各界作为集会、办活动的场地。所以，与六十年前比起来，兰阳别院现在的规模是很相当的。可以说，它的弘法功能，从早期到现在一以贯之，法务相当兴隆。
犹记得我初到宜兰的头一二年间，陆续成立青年歌咏队、学生会、儿童班、补习班，到电台广播、学校讲演等，带动民众学佛风气，光是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就有数万人与会。当时宜兰市的行政单位有四十八个里，每一里都有一班宜兰念佛会的学员，我将他们分别取名为光明班、清净班、菩提班、慈悲班等，共四十八个班。那时候，信众们闻法相当热切，且积极参与各种弘法活动，在道心不断增长之下，后来甚至还因为虔诚打佛七，感应雷音寺的佛像开眼，成为整个宜兰地区津津乐道的盛事。
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还没有电视机，吸引一般民众注意的活动并不多见。每次我带着青年到乡村弘法布教，透过幻灯机、录音机弘法讲座，再配上他们美妙的歌声，每每都受到乡民们的热烈欢迎，也度了不少青年加入弘法利生的行列。
我在佛光山建立僧团后，早期跟随我到世界弘法的年轻人中，大部分都出自于宜兰。例如宜兰有名的三剑客：慈庄（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慈惠（毕业于日本大谷大学）、慈容（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以及慈嘉（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依空（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萧碧霞师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还有男众心平、慧龙、慧传等多人，他们都是优秀的佛教人才。
四十几年前，他们刚留学回来后，有的提起一个小布袋，就走遍世界成立道场；有的为佛光跑天下，穿梭各大城市成立佛光会，大家真的是跟着我上山下海，南征北讨，到全球各地播撒佛教的种子。后来，各地的佛教青年纷纷向这许多人看齐，投入僧团，参与佛教事业，为社会大众服务。像近二十年来出家的青年，大部分都是留学欧洲、美洲、大陆，并且留在当地，投入弘法行列。
现在听来，似乎都是理所当然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当初佛教受到排挤，普遍学佛风气相当低迷的时代，这数十年来，社会大众对佛教、出家人观感的改变，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雄寿山寺
宜兰雷音寺，是我在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开始前往弘法的道场；一直到了一九六三年，我才在高雄着手兴建寿山寺，在这十年之间，因为我与高雄佛教堂有一些弘法因缘，因此南北往来结缘。
之所以兴建寿山寺，是由于高雄佛教堂的信众之间起了纷争。当时有一批人离开高雄佛教堂，另觅靠近寿山公园的一块地兴建了寿山寺，并且要我前去住持。起初，我并不想驻锡道场，因为我的理念只想弘法，从事文教事业，为此，我还捐了二万元给他们作购地基金，成为发起建寺者之一。
想不到寿山寺建起来后，信徒口口声声都说这是为我而建，非得要我前去不可。但我实在不愿意主管寺院，就像我在宜兰弘法至今近六十年，没有担任过宜兰雷音寺住持一样，后来是不得已才做了宜兰念佛会的会长。
为了不拂逆信徒的好意，我请了美浓朝元寺慧定、善定法师前去寿山寺担任当家。他们两位是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前往日本留学；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寺庙，经常要忙碌，无暇兼顾，也就很少到寿山寺来。我自己也由于来来去去，感到交通相当不便，而很少南下高雄，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要筹办佛教学院了，才真正为寿山寺展开佛教的弘扬。
寿山寺虽然是初成立的一间小庙，但是因为办有佛学院，就有因缘承担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贵宾参访高雄的接待工作。当时，本省人、外省人还是有所差距，“中国佛教会”的权力集中，但是，现在临到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僧，他们就叫我负责接待。
我是不主张送往迎来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接待呢？想到这是一件大事，一定会引起社会的轰动，尤其人到了高雄火车站，必定要造成盛况。因此，我有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其时，正值十月十日，政府为了庆祝“双十节”，街上到处贴有红色标语，刚好给了我一个灵感。
于是，我前去市政府拜访市长，说：“‘双十节’过去了，现在世界华僧到高雄来，可不可以把牌楼借给我，我找人油漆，写上‘欢迎世界华僧到高雄’，不用花政府的钱，还替高雄做个面子。”市长听到不用花钱，马上回答：“可以，可以。”之后，我只花了二千块钱，找油漆匠把字改一改，就成了欢迎华僧大会的招牌了。
另外，我用油印的方式在宣传单上提供了几个欢迎的办法：
一、每个寺庙派五十个人到火车站列队迎接；
二、每人手上拿一支小教旗；
三、每间寺院在红色旗帜上写下自己寺院的宝号；
四、当天信众穿什么衣服，可以自行决定。
我一家一家地拜访寺庙，最初大家都冷冷淡淡的，不大愿意响应。不得办法，我只有听天由命。哪里知道活动当天，来了数万人，全部集中在高雄火车站前；各处的乐队，也都想各自表现一番。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声势之浩大，可谓盛况空前。世界华僧抵达高雄，看到这么大的欢迎标志、这么多的欢迎队伍、这么拥挤的人潮，一个个受宠若惊。我实不知竟然会如此轰动。
世界华僧们从高雄火车站绕行到凤山市，之后再回到高雄，走了几个钟点，除了各寺院热烈欢迎以外，民众夹道争相目睹，场面热闹不已，大家走得也很高兴。可是，当队伍走回高雄市区时，不敢走到中间的大马路上，只是顺着路旁的人行道走。眼看庞大的队伍实在不能这样挤在人行道上，我便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
我随即拿起教旗在前头阔步领队，把大家引导到马路中间行走，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荡荡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最后就留下了华僧们搭着红祖衣，我穿着长衫领队，走在大马路前面的历史画面。
接待世界华僧以后，寿山寺在大高雄一举成名，大家有了信心。第二年，我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几百部的车子共同参与，写下“高雄有花车游行，台北有‘双十’游行”的创举。尤其南部的佛诞花车游行是属于民间的活动，这种场面要再重现，恐怕是不容易了。
现在回想起来，宜兰念佛会助长了寿山寺的发展，寿山寺的发展助长了佛光山的开山建寺，用一句流传的话说，宜兰真是“福如东海”，寿山真是“寿比南山”，在我看，因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所以现在才能够“佛光普照，法水长流”了。
因为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因缘，接着，大高雄左近的别分院，如普贤寺、南屏别院、旗山禅净中心、凤山讲堂、小港讲堂、右昌宝华寺、冈山禅净中心、屏东讲堂等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成立，俨然已成为当地的文教活动场所及民众重要的心灵加油站。
过去的佛教，总是提倡念佛、拜佛，未来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但我倒觉得，不一定要将来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现在当下就可以往生到佛光山来。因此，我在建设佛光山时，心中就有一个理想：以一个人的人生为蓝图，希望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人间佛国”。
甚至我又想到，过去想要礼拜代表“悲、智、愿、行”大乘佛教精神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这四大菩萨，都要分别前往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嵋山等地。因此，我就把中国四大名山综合起来，建在佛光山里，让佛光山成为一个实践菩萨道的大乘佛国净土。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块荒瘠的麻竹园土地上建立佛光山？你凭着什么理念开创佛光山？”事实上，在筹建开山的时候，我就常常告诉来山的信众，我是本着四个理念而建：一是以退为进；二是以众为我；三是以无为有；四是以空为乐。这也可以说是佛光山的人生观了。
甚至于兴建完成后，我更立下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其中，共修，不单只是指法会的修持，凡集会、法会、讲座、组织等等，都是共修的内容。唯有大家常常以法聚会，身心才会慢慢得到净化。就好像基督教讲洗礼一样，把污秽罪业洗净，可以去除无明烦恼，心灵可以扩大升华。所以，“共修”就是净化身心的意思。
我的信念是，佛光人在为信徒服务时，要抱持着“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信徒”的精神。所谓“光荣归于佛陀”，指的是虽然佛光山大众人多共事，但个人不可争功、不可执着，一切重要的人事，要依民主方式选举，将有能者推举出来后，不论年龄、地位，全山大众都要护持。
在佛光山做事，凡事都要随喜随众，没有个人，所有一切的光荣都是集体创作、仗佛光明而得。因此，光荣是佛陀的、是佛教的，不是个人的，在佛光山的僧信四众弟子只是为佛陀效劳，所谓“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把自己奉献给三宝，只为佛教，没有自己。
“成就归于大众”指的是，佛光山创办的许多社会事业，如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电台、报纸、杂志社、出版社、书局等，乃至提供大众修行的禅堂、念佛堂、抄经堂，文教之用的美术馆、教室、图书室、会议室等，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十方大众共成的。
再者，所谓“利益归于常住”，在佛光山一切都依佛陀建立“六和僧团”的理念而行事。“六和”是指和乐的相处（身和同住）、语言的亲切（口和无诤）、心意的开展（意和同悦）、法制的平等（戒和同遵）、思想的统一（见和同解）、经济的均衡（利和同均）。以时代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佛光山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的僧团，可见佛陀当初“六和主义”的思想，比世界上的一切主义还要早、还要进步。所以在佛光山服务，虽没有发财的人，但也没有人为生活忧心，无论衣、食、住、行、生病、旅行等，一切都由常住照顾，真是无忧无虑的佛国乐土。
而“功德归于信徒”，信徒在这里发心、修持、奉献，一切的缘分、功德都应该属于他们所有。记得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教授曾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在家人每个月拿薪水，每周休二日，还是觉得不够，而佛光山的出家众，既没有拿薪水、又没有放假，大家不停地做事，即使到了晚上，也还在做，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我回答他：“在家人‘拥有’，有，当然越多越好；出家人‘以无为有’，人到无求品自高。”
为了让佛光山的徒众有所依据，我在初创佛光山时就订定《佛光山组织章程》，并且制定了《怎样做个佛光人》及佛光山十二条门规，让两序弟子能有所依循。今列如下：
怎样做个佛光人
第一讲
一、佛光人是常住第一，自己第二。
二、佛光人是大众第一，自己第二。
三、佛光人是事业第一，自己第二。
四、佛光人是佛教第一，自己第二。
第二讲
一、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
二、佛光人要先度生后度死。
三、佛光人要先生活后生死。
四、佛光人要先缩小后扩大。
第三讲
一、佛光人不私收徒弟。
二、佛光人不私蓄金钱。
三、佛光人不私建道场。
四、佛光人不私交信者。
第四讲
一、佛光人不私自募缘。
二、佛光人不私自请托。
三、佛光人不私置产业。
四、佛光人不私造饮食。
第五讲
一、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
二、佛光人要有因果观念。
三、佛光人要有惭耻美德。
四、佛光人要有容人雅量。
第六讲
一、佛光人要有为教的忧患意识。
二、佛光人要有为道的笃实心态。
三、佛光人要有对事的敏锐觉知。
四、佛光人要有为众的慈心悲愿。
第七讲
一、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
二、佛光人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
三、佛光人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
四、佛光人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
第八讲
一、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
二、佛光人不以游方为逍遥。
三、佛光人不以自了为修行。
四、佛光人不以无求为清高。
第九讲
一、佛光人身语行为要有社会性。
二、佛光人弘法利生要有使命感。
三、佛光人五欲六尘要有自制力。
四、佛光人做人处事要有公德心。
第十讲
一、佛光人生活要佛法化。
二、佛光人信仰要理智化。
三、佛光人处事要平和化。
四、佛光人修持要落实化。
第十一讲
一、佛光人将光荣归于佛陀。
二、佛光人将成就归于大众。
三、佛光人将利益归于常住。
四、佛光人将功德归于檀那。
第十二讲
一、佛光人要给人信心。
二、佛光人要给人欢喜。
三、佛光人要给人希望。
四、佛光人要给人方便。
第十三讲
一、佛光人要能不忘初心。
二、佛光人要做不请之友。
三、佛光人要肯不念旧恶。
四、佛光人要懂不变随缘。
第十四讲
一、佛光人要有以众为我的认知。
二、佛光人要有以无为有的思想。
三、佛光人要有以退为进的雅量。
四、佛光人要有以空为乐的观念。
第十五讲
一、佛光人要发挥集体创作的成就。
二、佛光人要坚守非佛不作的信念。
三、佛光人要认同制度领导的精神。
四、佛光人要遵从唯法所依的准则。
第十六讲
一、佛光人在生活上要随遇而安。
二、佛光人在修行上要随心增上。
三、佛光人在社会上要随缘不变。
四、佛光人在处事上要随喜结缘。
第十七讲
一、佛光人要像千年老松，经得起岁月寒暑的迁流。
二、佛光人要像严冬腊梅，受得了冰天雪地的考验。
三、佛光人要像空谷幽兰，耐得住清冷寂寞的凄凉。
四、佛光人要像秋天黄菊，熬得过寒霜雨露的摧残。
第十八讲
一、佛光人要自我观照，反求诸己。
二、佛光人要自我实践，不假外求。
三、佛光人要自我更新，不断净化。
四、佛光人要自我离相，不计胜负。
佛光人十二条门规
一、不违期剃染；
二、不私建道场；
三、不夜宿俗家；
四、不私交信者；
五、不共财往来；
六、不私自募缘；
七、不染污僧伦；
八、不私自请托；
九、不私收徒众；
十、不私置产业；
十一、不私蓄金钱；
十二、不私造饮食。
我把佛光山开山以及北、中、南别分院的兴建经过，简单地口述下来，虽然都是过往之事，却是大家向未来看望的依据。开山不易，要打开心的觉悟之门更难，只有知道并体会了开山的历史和精神，让自己的心力如同开山那一代人那样的发心立愿，直下承担，才能永远沐浴在佛光里。
佛陀纪念馆建立因缘
其实，
佛陀并不需要人们礼拜供养，
但是众生需要借由礼拜圣贤、
启发善念、净化心灵，
这也是我建设佛陀纪念馆的本意。
供奉佛陀的真身舍利，
并不是要强调舍利的神妙，
而是希望让大家借由礼拜，
将自己的心化为佛心。
祈愿所有来到佛馆的有缘人，
都能体会此间众多的因缘成就，
感受到世间的善缘美好。
在我一生当中，我亲自主持的建筑，比较重要的有：高雄佛光山、宜兰佛光大学、嘉义南华大学、美国西来寺、休斯敦中美寺、奥斯汀香云寺、巴西如来寺、巴黎法华寺、澳大利亚卧龙冈南天寺、布里斯班中天寺、新西兰佛光山、江苏宜兴大觉寺等。但是这些建筑所花费的金钱、人力以及心力，都没有佛陀纪念馆来得多、来得大。我们在佛馆的碑墙上镌刻了布施者的功德芳名，所谓“千家寺院，百万人士”，捐赠者不但有全球各地信众，还包括各友寺道场，甚至跨宗教的护持者，这座建筑正是集合十方各界人士所共同完成的一个杰作。
我总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筹备，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大体完成。佛陀纪念馆从二〇一一年落成开放迄今，据统计，在一年之中已有千万人来此参拜了。
这几年来，经常有人问我：“盖这座佛陀纪念馆，总共花了多少钱？”
如果我照实说，别人会议论纷纷，认为花了那么多的钱，好可惜！如果把它拿去盖医院、做慈善就好了。
如果我说的数字不大，但事实上，所有的建设又昭然在目。就以土地来说，佛光山加上佛陀纪念馆占地约一百多公顷，佛光山左近的地价，目前已经到达五万元一坪。一公顷约三千多坪，假如用一坪五万元的数字来计算，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数目！
再者，建设期间的工程、人力、物资等，需要不少的费用；当中也有一些工程人员、信徒的发心，他们都不计较，如果把这许多的不计较都计算在里面，那些数字也就不算什么了。
那么究竟是花了多少钱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还有一些厂商都还没有来收费，所以真的很难计算出来，不如就不说了吧！
回想当初我建设宜兰佛光大学、嘉义南华大学，大约各花了五六十亿元，这些经费大多是由“百万人兴学”运动，大家共同完成的。现在，这座由“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同成就的佛陀纪念馆，我也应该把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向大众作个交待。
我与佛陀舍利的因缘
先要说到这颗佛陀舍利的缘由。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于政治大学公企中心大礼堂成立。隔年，在佛光山举办“世界显密佛教学术会议”，邀请全世界密教四大教派的法王、仁波切及各国学者专家来佛光山参加会议。在此期间，我已经和不少藏传佛教的人士结了善缘。
说得近一点的因缘，有感南传比丘尼戒法失传已久，为了恢复南传尼众教团，一九九八年二月，我们特地到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那一次传戒会当中，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佛教领袖，如斯里兰卡的达摩难陀长老、古那拉达长老、达摩罗卡长老、柬埔寨僧王德旺长老、蒙古的堪巴喇嘛，以及西藏的许多法王等大德，都来共襄盛举。
这是中国汉传佛教首次跨越国家、种族及法脉传承，第一次到印度传戒，顺利传授了出家的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戒，连同发心求受五戒、菩萨戒的信众人士，超过了二千五百多人。
有了善因，就有善缘，在那个同时，成就了佛教界的另一桩盛事，那就是佛陀舍利来台的因缘。
记得有一天，时任“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为人正派的田璧双喇嘛告诉我，一位贡噶多杰仁波切表示要赠送一颗佛陀舍利给我，希望我请回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他说感于自己年事已高，知道没有办法妥善供奉这颗佛陀舍利，只有委托我们来辛苦一下。
说起佛陀舍利，据经典里记载，是佛陀涅槃后遗体火化而成，现存世的非常稀有。其中这颗佛陀舍利原本供奉在印度的那烂陀寺，但在十三世纪时，伊斯兰教徒大举入侵印度，佛陀舍利从此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后来，这颗佛陀舍利被贡噶多杰仁波切获得。他为了守护这颗舍利，冒险横越喜马拉雅山，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辛，最后把它护送回佛陀故乡。经过萨迦廷勤法王、顶果钦哲法王、觉吉体钦仁波切等高僧的认证，他们一致劝他兴建佛塔供奉，让众生都有福报能瞻仰佛陀的真身舍利。为了等待合适的机缘，佛陀舍利一直密藏在他随身的“迦护”宝盒当中，长达三十年之久。由于他感到年事渐高，自知无力再兴建佛陀舍利塔供养，一直希望为它找到可以托付的人。
后来他了解到佛光山在世界佛教交流、促进宗派融和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肯定佛光山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并且相信我有能力护持佛陀舍利，于是透过田璧双喇嘛的介绍，在我前往印度传戒期间，当面向我表达赠送的心愿。
起初，我还会意不过来，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福报，贡噶多杰仁波切诚恳地告诉我，这颗佛陀舍利是经过多位法王认证，并由十二位仁波切联名捐赠，希望我能接受。经过一番了解后，我想到台湾民众如果真有这样的福报，应当尽力促成。他也提醒我，为了避免印度政府从中阻挠，迎请舍利回台湾必须绕境，从印度经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到曼谷，再从泰国迎回台湾。我也同意他的考量，说：“千万不能声张，声张了以后，这颗佛陀舍利能不能到台湾都还成问题。不如轻车简从，绕到尼泊尔再到泰国，我们请专机到泰国去迎接。”
等到戒会圆满回台，我才向大众宣布这个消息，马上得到佛教徒的热烈支持，社会各界也乐观其成。事情大致确定之后，我就联合佛教界与社会贤达，组成“佛陀舍利恭迎团”，搭乘专机前往泰国迎请舍利到台湾。
四月七日上午，由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会长吴伯雄担任团长，慈容法师为执行长，护持委员心定和尚、慈庄法师、慈惠法师、土金平、陈履安、吴敦义、丁守中、潘维刚、赵丽云等百余人组成的“佛陀舍利恭迎团”一行，搭乘华航CI-695专机前往泰国曼谷迎接佛陀舍利。
贡噶多杰仁波切原本预定六日启程到泰国，我担心期间会有变数，所以要他提早一天，没想到他们抵达泰国的隔天，尼泊尔当地就因政变而关闭机场。消息传来，大家都感到十分庆幸，似乎在冥冥之中，佛陀也成就舍利到台湾的盛事。
四月八日一早，贡噶多杰仁波切礼拜过佛陀舍利后，亲手将它交给田璧双喇嘛，并且在“佛陀舍利恭迎团”一行的护送下，来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场。泰国副僧王颂德帕菩陀詹长老、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会长恰洛·威沙门中将等人，早已等候在大门口，代表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及泰国佛教界恭迎舍利。
祈安法会中，特别以藏文、泰语、汉语诵经，象征显密佛教融和、南北传佛教融和。随后，在副僧王颂德帕菩陀詹长老的见证下，由贡噶多杰仁波切捐赠、密教四大教派十二位德行兼备的仁波切联名签署，并经萨迦派的廷勤法王、宁玛派的顶果钦哲法王等高僧认证的佛陀舍利，交由我代表接受，隔日再搭乘华航专机迎请回台湾。
由于当天适逢佛诞节，佛陀舍利在法会结束后，又被迎请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所在地皇后公园，供全民瞻仰礼拜。在那期间，泰国的僧王颂德帕雅纳桑瓦喇曾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佛陀舍利很小，不过它需要的地方很大。”他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我要建设佛陀纪念馆的决心。
四月九日下午二点三十分，佛陀舍利顺利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早已率领二万名信众在机场等候迎接。为了表达最虔诚的心意，现场有两百位优婆夷遵循古礼，以香花铺地、布发接足礼，同时有两百位显教法师持幢幡、手炉，以及密教喇嘛吹法螺迎接。还有“国防部”示范乐队及各界代表现场奏乐、台湾佛教界代表沿途恭迎，场面隆重庄严，气氛祥和肃穆。
当天在机场参加恭迎法会的贵宾，有“行政院长”萧万长、“考试院长”许水德、“立法院长”王金平、“内政部长”黄主文等人参加。会中，我代表大众向佛陀舍利祝祷祈愿，并感谢贡噶多杰仁波切的无私捐赠，以及田璧双喇嘛的居中促成。
法会圆满后，大众启程护送佛陀舍利回台北。一路上，警车在前面开道，高速公路北上车道净空，一路畅行无阻。快到台北时，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坐在车里的我不禁担心起来，在台北等候的大众怎么办？所幸恭迎车队下了圆山交流道，大雨霎时停止，仿佛刚才的一场雨，是特地为坛场洒净而下。
到达台北之后，一些灵感的事陆续传出，在此就不多叙述。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佛陀舍利将抵达松山火车站前的临时坛场时，已是黄昏，突然从天空射出一道金光，把松隆路照得像黄金铺地一般。
当时多家电视台争相转播，在人间卫视主持现场直播的名作家赵宁博士，看了频频称奇，禁不住兴奋地惊呼：“这真是佛光大道啊！”
这个画面，经过数家电视台联合实况转播下，传送到世界各地，许多在电视机前观赏的民众，无不被这殊胜景象摄受，同感蒙受佛光的加被。现场的信众看到这个瑞相，更是欢喜感动，叹为稀有。到今天，这部纪录影片还存放在佛光山珍藏。
经过祈福法会仪式后，佛陀舍利暂时供奉在台北道场的大雄宝殿。短短八个月当中，前往瞻仰礼拜的佛教徒及各界人士、团体，高达数十万人，主动加入服务行列的义工，也超过万人以上。
在此期间，“行政院长”萧万长先生希望我们能举办一个祈福法会，于是我们在四月十一日，于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举行“恭迎佛陀舍利显密护国祈安法会”，承蒙连战先生出席上香，与“行政院”萧万长先生、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及现场数万人共同宣誓奉行“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念”的三好运动。
八个月后（十二月十二日），佛陀舍利恭迎团一行，从台北道场搭乘铁路局专车南下，沿途停靠彰化、嘉义、台南、高雄等站，每站停留九十分钟，让当地的信众瞻仰礼拜。当天晚上，于高雄中正文化中心举行“恭迎佛陀舍利南来献灯法会”，由心定和尚主法，现场一万多名信众同声称念佛陀圣号，献灯祈福，接着迎奉到佛光山普贤寺。
隔天上午，佛陀舍利由普贤寺出发，行经凤山、大树巡境后回到佛光山。此时，山上早已聚集万名以上的信众列队恭迎，看到佛陀舍利回山，每个人的脸上无不流露出欢喜、感动的神情。
在安奉祈愿仪式中，我有感而发地说：“佛陀舍利比黄金、钻石还要珍贵，因为人们瞻仰佛陀舍利后，不但会恭敬合掌，还会生起欢喜心、道德心，希望大家借由礼拜佛陀舍利，学习佛陀的慈悲、智慧。”
以上，就是佛陀舍利来台湾的因缘始末。我认为能将佛陀舍利迎请回台湾供奉，不但是台湾佛教界的一大盛事，也能让社会大众借由礼拜佛陀舍利，人人“心中有佛”，提升人格道德，进而带来社会祥和、世界和平。所以在我接受贡噶多杰仁波切捐赠的当下，就已经决意在台湾觅地建塔供奉，期盼让全世界的有缘人，都有机会前来礼拜、瞻仰。
建设佛陀纪念馆
佛陀舍利在台北供奉期间，“行政院长”萧万长有心想在台湾找一块吉地，建设一座供奉佛陀舍利的纪念馆。他提供了几块土地，但不是位在台北县的山区，就是邻近海边，后来我去看了滨海公路八十二公里处的一块土地，原本以为这里背山面海，应该很适合，可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高呈毅先生却有不同的意见。高居士是佛光山的信徒，他对我直言说不可行，因为那个地方面向海洋，强风直接吹来，再加上空气中的湿度大、盐分高，恐怕会腐蚀建筑物，不适宜兴建永久的纪念馆，所以就放弃了那个地点。
为了找地方建设供奉佛陀舍利的纪念馆，几经周折，后来看中在佛光山隔壁的擎天神公司用地。
擎天神公司的这一块地，原先是由德国与奥地利人和台湾省政府合股集资开炸药公司。数年前，他们分股想要搬迁回国，就有许多人想来购买，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他们觉得这块地应该要卖给佛光山，就要我来买。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购买这一大块土地？寺院的净财来源，都是靠十方捐助，点点滴滴累积，才能买地建设起来的。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会等你们来买。
后来，经由信徒张姚宏影、曹仲植、潘孝锐等人极力地推荐，并且一同赞助出资；也因为佛陀舍利的因缘，很多信徒都发心出面帮忙，同时也觉得，佛陀纪念馆建在佛光山的旁边比较好照顾。到最后，靠着大家的力量，以一千万一公顷，共计六亿多元，成功买下佛光山隔壁擎天神公司六十公顷的厂房，作为佛陀纪念馆的建筑用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就这样，这块地就属佛陀舍利所有了。
本来我还认为，如果当时“行政院长”萧万长代表政府提供土地，我们也就可以省下购地的费用了，可惜没有这样的因缘。
接着，我们在二〇〇三年元月举办安基典礼。当天有泰国代理僧王颂德帕布达勤那旺上座比丘、天主教单国玺枢机主教、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先生、“立法院长”王金平、高雄县杨秋兴县长，以及各界人士约五万多人参与观礼。
土地底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有关工程建设的部分。
最初的工程，是委托中兴工程公司设计，用两三年的时间绘制草图，但全山的徒众都觉得设计的样式太过传统，希望能再创新一点。后来，又请大元建设公司的建筑师姚仁喜先生接办，花了一两年的时间，也是半途而废；我们佛光山青年才俊成立的建设小组，大家也知难而退，不敢承担这一个重责大任，最后又来询问我，希望我能给予意见、规划。
其实我不是设计师，也没有学过建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出面表示一点意见。就像早期建设佛光山，也没有请建筑师来设计，都是我用土法炼钢的方法，一点一滴慢慢完成，而有现在的规模。承蒙大家喜爱，多年来也获得不少国际人士的赞美。
关于佛陀纪念馆的建筑，起初我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样子，大家提供的意见不是太传统，就是太现代，莫衷一是。后来还是由我主持会议，就着现场的卫生纸盒、玻璃瓶及报纸等物品，把报纸摊开来，玻璃瓶排开，卫生纸盒为标示，指出哪里怎么建、哪里作什么用途，最后大众一致通过，就是现在佛陀纪念馆基本的样式了。
整个建馆的工程，从二〇〇三年开始，经过九年规划，三年建设，最后在二〇一一年底落成启用。在这段期间，光是外观设计图就画了一百多张，最后由大成公司和日本的熊谷组建设组员来承包工程，完成这一个圣地的建筑工程。
规划期中，我曾说：谁能主持佛陀纪念馆的建筑工程？不执着己见、“无我”的人就可以担任。后来是由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满舟法师、李光辉居士，以及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共同负责。
那么，佛陀纪念馆整体的格局是怎么来的呢？
最初我想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印度恒河边上传道，在灵山会上说法，所以就依现有的地形规划出“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祗园”。期间，我又想到大家来佛陀纪念馆巡礼，需要一个可以喝茶、吃饭、休息、集合的地方，所以又建了“礼敬大厅”，再加上雄伟的山门，并将佛光山通达佛陀纪念馆的一条山路拓宽，名为“佛光大道”，和佛光山连成一体。
沿着山门一路直行，穿越“礼敬大厅”，两侧有风雨走廊，以及代表“八正道”的八座宝塔；通过二百四十公尺的“成佛大道”，就是供奉佛陀舍利的本馆。如果驱车从正门进来，也有环馆道路，穿越“自在门”、“解脱门”即绕馆一周。
本馆的面积占地四千坪，里面除了供奉佛陀舍利的玉佛殿，还有供两千人集会的大觉堂及观音殿、金佛殿和八个展览馆。本馆的上方四周，有四座仿造印度菩提迦耶正觉塔形式建设的“四谛塔”。这四座宝塔分别供奉观音、普贤、文殊、地藏四大菩萨，象征中国的四大名山，佛法的四弘誓愿、四圣谛。
本馆前的菩提广场，设有十八罗汉、八宗祖师；为了合乎时代精神，我在十八罗汉当中，特别增加了三位女罗汉，这些人物即代表佛法僧三宝具足、行解并重、宗派融和、男女平等。
此外，我也考量到大家来到佛陀纪念馆，需要一个可以照相的地方，所以在菩提广场前方，我又设计了一个长五十公尺、宽三十五公尺，共三十七阶的“万人照相台”。三十七阶，是取意佛法的“三十七道品”，为修学菩萨道的基础方向。为了方便老人及行动不便者都可以轻松地在阶梯上行走，我在建设之初，还亲自上去走过每一道阶梯。
本馆的面积共四千坪，地下设有地宫四十八座，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向全世界征集当代文物，此后每一百年开启一座，要四千八百年才能全部开完。当一百年后第一批文物出土，会再放入新的文物，以后的每一座地宫都是一样，这样就可以让文化传承永续不息。
收入地宫的文物不一定是价值很高，重要的是不容易坏。以目前来说，第一批各方捐赠的文物就有：台北震旦行陈永泰先生捐赠的法门寺地宫文物，韩国通度寺赠送的佛陀金襕袈裟，泰国僧王赠送的金佛，泰王赠送的佛陀十大弟子舍利等，还有各个朝代的钱币、工艺品、生活用品等等。想到这些文物经过百千年后，能提供未来的人研究这个时代的生活、文化，那就很有意义了。
在本馆的周边，还有祗园、滴水坊及亲子舞台，沿途设有石桌、石椅、卫生间等公共设施，不管是散步、休憩、亲子同乐、户外教学，都可以让人悠游其间。此后，还会有“生命的密码”、灵山禅窟等建设，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学习佛陀的慈悲智慧，将平安与幸福带回家。
总之，佛陀纪念馆的每一个建设规划，都是以人的需要、教化的功能为主。例如，从山门进来，不管是车行环馆道路，还是经由礼敬大厅、成佛大道，亦或是循着风雨走廊、八塔到本馆，都是无障碍空间。尤其我在环馆道路上写了“向前有路”四个字，意思是只要向前，循着指示的方向，就会有路，也不容易迷路了。其实，如同我们待人接物，要积极进取，人我之间要能尊重包容，凡事清楚明白，必定人事平安，所到之处都能通行无阻。
佛陀纪念馆的人与事
说过了佛陀纪念馆的硬件建设，接下来要谈谈佛陀纪念馆的人与事。
前面提过，这是集合众人的心力共同成就的建设，除了“千家寺院，百万人士”，期间还有很多特殊的人与事，也值得在此一说。如：
本馆后方的佛光大佛，重达三百八十吨，连同基座共一〇八公尺，是由台湾杨梅圣光雕塑公司庄隧附董事长、庄朝凯经理，以及负责大佛内部钢构设计的杰联国际工程顾问公司张敬礼董事领导的团队，日夜赶工如期完成的。
本馆的玉佛殿里，有福建泉州李庆国先生雕刻的东方琉璃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彩色玉雕，厦门刘永生居士雕刻的香木宝塔，观音殿里则有杨惠姗女士雕塑的千手观音等，这些都将永久收藏在佛陀纪念馆中，供人瞻礼。
菩提广场上的十八罗汉，是雕刻家吴荣赐先生的作品。吴荣赐先生有“台湾神雕”之称，自我要求很高，为了雕刻这十八尊罗汉，他特别到泉州挑选适合于佛陀纪念馆的青斗石。在他的细心揣摩和熟练的刀法下，每尊罗汉的神韵、动作都栩栩如生。
风雨走廊两侧外墙上的浮雕，有《佛陀行化图》（施金辉绘）、《禅画禅话》（高尔泰、蒲小雨绘）、《护生图》（丰子恺绘），以及“礼敬大厅”前的狮子、大象家族，都是出自水泥雕塑艺术家叶先鸣先生之手。叶先生对自己的作品也是坚持完美，尤其水泥雕塑的最困难之处，在于水泥干得快，无法事先描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半浮雕的立体效果，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功力。
此外，《禅画禅话》、《护生图》的彩绘，是艺术家陈明启的作品，它与叶先鸣先生的浮雕相得益彰，让每个来参观的人看了都很喜欢。
还有全台湾最大的梵钟、大鼓，也是了不起的创作。梵钟，是由韩国圣钟社元光植社长督造，花费了十五个月的时间铸造完成的，高四.三四公尺、直径二.五八公尺、重二十五.五吨，钟面并刻有五千二百余字的《金刚经》；大鼓，是由台湾制鼓业首屈一指的响仁和钟鼓厂第二代制鼓师王锡坤先生，以一年多的时间打造而成的。鼓高九尺，鼓面采用特殊植物纤维，直径七尺，鼓桶选用花梨木，突破了传统用牛皮制鼓的习惯，可以说具备了环保与慈悲的精神。
佛陀纪念馆里的一些重要建设，也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发心捐建，如：
佛陀纪念馆山门由罗李阿昭女士捐献；本馆大门由菲律宾陈永年先生奉献。
八正道塔则分别有：
一教塔：蔡其瑞、黄淑满捐建。
二众塔：白清栋、陈玲琴捐建。
三好塔：赖维正、李美秀捐建。
四给塔：谢其昀捐建。
五和塔：戴正吴、高美娥捐建。
六度塔：邰爃、邰凌云捐建。
七诫塔：温三郎、陈丽真捐建。
八道塔：廖万居、周粉捐建。
四圣谛塔分别有：
观音塔：陈捷中、蔡蝴蝶捐建。
佛陀纪念馆活动
佛陀纪念馆自二〇一一年底开馆，未满一年，即超过千万人次访问。我们兴建佛馆，是希望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与佛接心，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进而提升道德人格。除了各项硬体设施外，也举办相关活动，如素食博览会、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禅净密三修法会、菩提眷属祝福礼暨百年好合佛化婚礼、世界佛光会会员代表大会、佛光三好人家宣誓典礼、三皈五戒、国际水果节、邀请各宫庙来馆联谊的“神佛会”等，以及近百场艺文活动，期能净化人心，为社会带来和谐安定。
佛陀纪念馆焰火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国际佛光会举办“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邀请全台湾各宗教界，齐集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出席。大会由我和马英九先生、单国玺枢机主教共同点亮地球仪揭开序幕。并由与会的宗教团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一贯道、基督教、轩辕教、耶稣基督后期圣教徒教会、天帝教、天理教、天德教等代表，共同祝祷世界和平。最后，在施放璀璨的焰火中，大会圆满结束。
文殊塔：李忠义、杨玉瑛捐建。
普贤塔：叶清山、陈和顺、戚品淑、陈玉莲捐建。
地藏塔：陈振常、陈曾四欣捐建。
双阁楼：庄雅清等人捐建。
工程期间，承蒙台北国际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张国章建筑师，太子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庄南田董事长，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张荣田董事长、陈长坤经理，翔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富商董事长、张文政协理、高泉昆经理，大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姚仁喜创始人，十月设计总监陈瑞宪先生，中兴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廖干荣经理，建铭营造股份有限公司刘俊弘经理、薛宪治顾问，镒赞不锈钢有限公司吴淼宗先生等所领导的团队，顾问赵大深先生、戴玉琴女士、曾瑞莲女士、翁骏德先生，以及由如常法师带领的内装工务人员如展法师、张宇凯先生、林中文先生等，义工王修善、郭荣泉、李宗益、毛景超等人的齐心努力，让佛陀纪念馆能在预定的期限内顺利完成。尤其大成建设公司负责督察工程运作的傅再贤所长，每天在工地早到晚归，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几乎以佛陀纪念馆为家。听徒众告诉我，他经常一早就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和法师们一起上殿做早课，结束之后马上开始一天的工作。工程团队看到主管这么认真，自然也跟着尽心尽力了。
另外，还要感谢高雄县杨秋兴县长，他给予我们很多的助缘，让佛陀纪念馆在二〇〇三年元月举行安基典礼后，同年五月通过“非都市土地暨山坡地开发建筑审议”，准予开发。不久，又陆续让我们通过“杂项并建筑执照”等建筑申请程序，因此得以从水土保持到主体地上结构体工程的开工，先后顺利完成各项工程。
二〇一〇年年底，高雄县市合并之后，也感谢高雄市长陈菊女士的帮忙，让我们在佛光山通往佛陀纪念馆之间的“佛光大道”得以顺利开通，方便来访的客人往来两地。
再有要感谢的，就是佛光山全体的僧信二众，从工程启建到落成启用，期间好几次动员大众，共同出坡整理环境、种花、植草，以及活动期间的交通指挥、车辆接驳、知宾接待等等。
在佛陀纪念馆即将落成之际，也承蒙天下远见出版社的高希均先生，带领诸多同仁，由潘煊小姐执笔，共同编撰出版《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纪事·人间佛国》，引领大家认识佛陀纪念馆，在此也一并感谢他们的发心与用心。
其实，从佛陀舍利迎回台湾，到佛陀纪念馆建成，前后历经十余年，此中有太多殊胜感人的因缘，由于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叙述了。
佛陀纪念馆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落成启用，如今已届满一年，不久前也突破千万人次来馆参访的纪录。
记得半年前，有人兴奋地告诉我：“前几个月，和朋友们的话题最多的是：‘你到过佛陀纪念馆吗’？可是最近又不同了，大家改问：‘佛陀纪念馆，你去过几次了？’”甚至来到佛陀纪念馆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种族地域，不分宗教信仰，尤其神明、宫庙，以及神父、修女等宗教人士，也都来参访礼拜，可见佛陀纪念馆确实已经发挥了它的威力。
其实，佛陀并不需要人们礼拜供养，但是众生需要借由礼拜圣贤，启发善念、净化心灵，这也是我建设佛陀纪念馆的本意。供奉佛陀的真身舍利，并不是要强调舍利的神妙，而是希望让大家借由礼拜，将自己的心化为佛心。
此外，我也常说，佛陀纪念馆是十方的，是大众的，只要有人需要它，谁都可以来亲近它。佛陀纪念馆是文化的、教育的，无论个人、家庭、学校、机关团体，谁都可以在这里聚会联谊，可以在这里游艺教学。
在此衷心祈愿，所有来到佛陀纪念馆的有缘人等，都能体会此间众多的因缘成就，感受到世间的善缘美好。台湾很小，但我们以佛陀纪念馆作为文化的窗口，希望让世界看到宝岛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