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翻地覆
我在苗溪劳改农场住了一个多月，过着“山中方七日，世上一千年”的神仙生活。在那里不看报，不听广播，管你山外天翻地覆，得快活时且快活。但是我预料到好景不会长，事情在不断发生变化。
果然，我预期着的老宋忽然坐着吉普车来了。他一来就对我说：“外面闹翻天了。西南局和省委都被打倒了，头头们都成了大走资派，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原来搞的运动，都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被否定了。现在西南局已经完全乱了套，你的案子也没有人管了，你到底算个什么，谁也说不清了。反正西南局过去整你的那一套都不对，已经被否定了，现在我就是来接你回去。”
老宋说的这一席话，简直把我弄蒙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中央派出在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怎么会一下子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原来大权在握，一言可以叫天地变色的我们的第一把手，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阶下囚呢？他不是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解放后事事都紧跟毛主席的吗？然而老宋说地有鼻子有眼的，真有那么一回事，我不能不信。第一把手精心组织的批判我的一套，全不算数，给我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自然也自动揭掉了。一场闹剧便这样收场了吗？真叫我难以置信。
第一把手和他的一些干将都被抓了起来在挨斗争的消息，初听到时，倒也觉得痛快。想不到他们也有今天，这才多久，他们也要尝一尝挨斗争挨批判的味道了。斗人者人恒斗之，这是中国搞运动的老章程。但是我回过头理智地想了一下，却又觉得他们也是遭池鱼之殃，无辜受屈。要说他们的罪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也还是和我一样，过去都是执行的一个中央的政策，既然中央和地方，除开毛主席和林帅、“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以及下面的造反派，上下一起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能怪得了谁？看起来他们和我，前天还是同志和同事，昨天却忽然成了仇敌，他们狠批狠斗我，今天忽然又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丘之貉了。这人世的恩仇，竟是如此地无恁，如此地变化莫测，如此地令人啼笑皆非。
我问老宋，这领导机构都垮台了，那么谁来当权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北京有毛主席和林帅，四川谁来掌印？他说：“现在什么造反派都有，都在夺权，谁胜谁负，没有结果。到处乱纷纷的，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怕谁，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反正谁抢到公章，就是谁掌印。”
我越发吃惊了，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这个世界真是莫名其妙。一切似乎都颠倒了。不管怎么的，回去再说吧。
2 在劫难逃
我回到成都后，儿女都回来了，一家欢乐。家里人也来看我，见我身体很好，看来这回出去没有受什么罪，都放了心。我说：“这回出去心情虽然仍旧不好，监管的干部却没有把我当作反革命，对我严厉专政。我们倒是游了不少地方，我还有雅兴，做了不少的诗呢。”
他们说：“做什么诗？现在很乱，哪个也说不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都说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敌对一派却总说对方是反革命。乱整一气，搞得没了个章法。所有原来当权的人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了反革命了。大头头们都被批判斗争，整得鸡飞狗跳，自杀的人不少。西南局就整死了好几个。……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跑到成都来造反，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据说还得到北京的支持，说不定将来要成为又一个‘四川王’呢。刘、张现在得了势，就实行报复，把第一把手抓起来，拉来扯去地斗得不可开交。”
这么一说，倒叫我心里发虚了。照常理说，我是被西南局第一把手整成反革命的，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那我就应该是革命派了。但是现在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革命和反革命难分的时代，况且，刘、张这两口子的底细，我是略知一二的。他们是四川公认的品质恶劣连共产党员也不够格的人。前几年他们在宜宾工作时违法乱纪，整死了不少的干部，其中还有老红军。所以两人都被中央批准开除党籍。像他们那样的人，能容得下我吗？谁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呢？家人主张我应该主动站出来揭发第一把手迫害我的事实，争取造反派和刘、张的了解，也好有个解脱。要我向刘、张这两口子低头？起初我不愿意，但是家人说，人家现在是响当当的革命派，造反派好多都听他们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不向他们申诉，我怎么能出头？于是我同意这么办了。
我闭门造车，花了几天功夫，也编出了揭发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我们的第一把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录。反正像他们过去给我编的那些东西一样，把他所有的政策都和资本主义挂钩，把他所有的讲话都编派成是修正主义的，随便编派他不只“十大罪状”，而是几十条罪状。笔杆子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真是得心应手。反正胡说八道，说得越玄越好。当然和他们过去批判我的一样，要从《毛主席语录》中引用大量的“圣言”，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同时也少不了对于现在的革命造反派要表示拥护。在题目的上方，还不能忘记要写上“四个伟大”，并且写上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样一段标准的话。这都是从他们过去批我的“奇文”上抄下来的。不过几天功夫，洋洋数万言的“控诉状”写出来了。我到底还是一个以操笔墨为生涯的笔杆子嘛。我亲自刻蜡纸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寄给西南局的造反司令部。
我回来这么多天了，没有人来找过我，我也可以随便走动，可以出去看大字报，的确成为大家说的“逍遥派”了。我从大字报里知道西南局的造反派们正在狗咬狗地互相攻击。都说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士，而说对方是反革命，是“保皇党”。那互相攻击的用语之恶毒，是过去社会的烂师爷的烂笔杆子下的烂文章也相形见绌的。我读了这些文章，不觉拊掌大笑，这实在是文体的新创造呀。
但是我且慢点发笑吧。我发现那些批判文章里，也出现了说我也是走资派的文章，并且举发机关内幕，说我也是第一把手的干将，把我首先拿出来批判，不过是玩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而已，要求把我也要当作走资派来批判。于是接着就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最奇怪的是，这些批判我的大字报，和过去第一把手组织笔杆子写的批判我的大字报比较，如出一辙。我知道这些笔杆子已经改换门庭，投到新的造反派的麾下，又发挥他们“笔杆子”的作用了。这才真是叫作“有奶便是娘”呀。
我看了这样的大字报，不免悬心吊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的命运如何，我并不能掌握。我写印的揭发我们第一把手的材料，寄出去好久了，一点反响也没有。我在机关贴了一些揭发第一把手的大字报，似乎也没有反应。我这个“逍遥派”一点也不感到逍遥了，倒是心里悬着，惶惶然不知是什么命运将要落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心境十分复杂，情绪十分波动。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预感到了，但是毫无办法，像一个判了刑的人等着上法场一样。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作诗的好时光。但是我早已没有作诗的情绪了，只写了“待决囚徒欲何之，逍遥时刻更无诗”两句便再也写不下去了。
是祸果然躲不过，终于有一天，省里所有的报纸都以头条整版篇幅登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钦命的新贵、“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刘结挺写的一篇批判我们第一把手的皇皇大文，说他是“西南地区的赫鲁晓夫”，理所当然地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了。以前那些造反派的娃娃们，不管跳得多凶，说谁谁是走资派，那都是不足为意的。但是炙手可热的钦派四川当权人物的权威发言，那就是定性的了。我拿到报纸马上阅读，当我读到第四版，我的心马上凉了。刘结挺在他的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中，把我也捎上批判了一通。说我是第一把手的黑干将，是文艺黑线周扬黑帮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他说第一把手之所以把我先抛出来批判，是在玩“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云云。
这一下完了。原来的当权派把我批判了一阵，现在新来的当权派也把我批判一通，我两边都挨打。他们两个都把我拿来作他们上台的垫脚石，祭旗的牺牲品，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命也如此，我这冤案是铁定的了。我知道我的前途更加险恶了，能不能活得出来，是很难说的了。原来第一把手批我斗我，总还有几十年搞运动的传统章法，无论现在斗得多么凶，最后还要降温，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的。现在刘结挺、张西挺这两口子上台，他们的政策水平我是知道的，我十有八九是要受到更大的打击，说不一定要弄得死无葬身之地。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央要把这么两个人弄到四川来当权。据我过去所知，他们那点本事，只能把事情整烂，要说治理天下，恐怕还不如我们这些走资派呢。
我打听一下，据说北京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才上台的权势人物，在四川找不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干将，最后终于看上了这两个打手，把他们沐猴而冠，捧上四川革委会筹备组的宝座。他们是带着一股冤气和杀气来的。他们把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第一把手的头上，并且把我也捎上了，还会有我的好日子过吗？刘结挺一回到四川，就到那些造反的娃娃们的造反司令部去，把那些江青夸奖为“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收罗起来，变成自己的虾兵蟹将。他号召他们到处造反，说是“造反有理”。大打大砸大抄，说是“旧世界要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到处捉走资派，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口号当然都来自北京的“文革”司令部。眼见一个他们说的“红色恐怖”已经造成，真叫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自危。各机关、学校、事业企业单位里，但凡有一个“长”字在头上的，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斗、批、抄、关、打，那自然是革命行动，成为走资派面对的家常便饭。
一般的走资派，尚且如此，我这个已经被第一把手拉出来批得体无完肤的大号走资派，又被刘、张他们这个“新生红色政权”顺手接了过去，一网子网住，自然要成为他们批斗和专政的对象了。我有如笼中一只困兽，成天在小房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曾经想逃出去，但是现在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捉走资派，没有“红色政权”颁发的通行证，我哪里跑得掉？最可能逃遁痛苦的办法就是自杀，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位西南局的领导同志，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造反派和“新生红色政权”的折磨。但是他们死后也没有逃脱戴上一顶“畏罪自杀”的“革命叛徒”的帽子。
对于我这个已经受了不知多少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的人来说，自杀，的确不止一次向我眨过诱惑的眼睛。而且做起来也实在十分简便，比如跳楼，触电，落井，前面已经有不少的“走资派”和“叛徒”做过示范，都是一次成功。这种办法有的人大概还嫌有一瞬间的痛苦，于是又有吃安眠药的新办法，前几天一位部级领导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据说那样做简直就是“安乐死”，一点痛苦也没有。他安卧床上，面不改色，恍如睡着了一般，说来还有一点浪漫主义色彩呢。这些办法对我好像都没有诱惑力，甚至我在流放峨眉山时，路过千丈悬崖边，曾经在心里萌动过向外跨一步，便可以了结一切，而且能够享受“乘风归去”、“羽化登仙”的快乐，我也没有下决心。我不想死，我不甘心，我要活下去。我要看一看那些整我的人们的下场。我不相信这个不知用多少烈士鲜血换来的新社会，便这样被他们几爷子葬送了。
这么一想，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已经成为他们刀板上的肉，是挣不脱的，只有一任宰割，红烧清炖，随他们便了。他们可以整死我，但是想要我自寻短见，然后给我很方便地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没有门儿！
要来的灾难就快来吧。
3 形势大变
果然第二天，我所居住的科学分院机关的造反派就来理抹我了。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把我重新看守起来，要我接受他们的批判斗争。这是我所预料到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分院造反派获得省革筹刘结挺对我的定性“诛语”较晚，一时来不及作大批判发言的准备，或者要把分院过去一直对我比较有好感的干部动员起来，对我实行大批判，还要花一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时间，我所预料到的对我的大批判大斗争，一直没有开始。我被隔离在我原来住的一间房子里，无书可读，无过可悔，无罪可认，叫我苦闷得要死。
这间屋子里不是没有书。靠墙立着的就是五柜子书，可是都被贴上了封条，我无权取用。留给我读的就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了，我已经通读不只一遍，有的语录背得下来了，没有兴趣老读一本书。但这个话那时候是不能说的，那是可以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的。所以当他们来看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一听脚步声，便赶紧把《毛主席语录》翻开来，嘴里念念有词，他们就会满意而去。
说到无过可悔，无罪可认，我却因此吃了苦头。我自认为我一不反党，二不卖国，三不犯法，何罪可认？说到有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一直奉公唯谨，执行的都是中央文件和上级的指示，他们有过，我当然也有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这有什么？
然而现在是造反的时代，哪有我讲道理的余地？他们把我拉出去上斗争会，从过道和大厅里挂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看来，以及从他们在大会上批判我的发言听来，却是：说我有过，是太轻了，我是罪恶大大的有，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道理呢，还是第一把手过去组织的笔杆子编的那一套。无非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含血喷人，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我已经听腻了。不特我听腻了，连参加批判会的干部也听不下去，有的无精打采，有的悄悄溜了。就是在台上发言的批判者，也是色厉而内荏，有的连色也厉不起来，用手举起稿子把脸遮起来，像背书一样地念，害怕见人，更害怕见我似的。我断定这样的批判会，再开两回，恐怕再也没有可说的，那样的大字报再挂两天，恐怕也难以为继了。批判完了，我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休息。
但是事过几天，形势大变。北京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大学来了一些造反派，连同本地大学的一些造反派进驻到科分院机关里来，他们说是来煽风点火，帮助革命的。他们一来，那个阵势就不得了，首先就是要大家（包括我在内）学习《毛主席语录》上那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接着就是贴出大字报，批评我们机关的革命太“温良恭俭让”了，也就是说，对我这个走资派太仁慈了。于是他们把我拉出来做示范性的开刀。他们到我住的房间里来，看我住得还那么安然，有成套的家具，有大办公桌和电话，还有他们看来特别不顺眼的转椅，他们坐上去摇了几圈，嘴里骂着“他妈的，这逍遥椅坐起来真安逸哩”。于是就大为不满，说是给反革命还待以上宾之礼，真是“呸，呸，呸，他妈的岂有此理！”他们马上把我从这间屋子搬到另外一间小屋里去，除开一床一桌一椅，什么也没有了。只是我感到最满意的是这间小屋的窗子是面对大街的。这样我可以从这个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街上的风景线，特别是在大街上发生的各种“革命活动”。
他们对我谈话，不，对我再也不能说是谈话了，要叫作“训话”。要训话就有他们立的“训话”的规矩，叫我站起来听，而且要俯首帖耳地听，要诚惶诚恐地听。“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据说这也是出自经典的教导。只要我稍有迟疑，或者小有动作，他们便对我大动作起来，或动口骂，或动手打。而这当然也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合理行为。
我原来的办公室都被造反派占用了。那张大办公桌和那把活动圈椅，当然也被他们拿去“逍遥”去了。我卧室里的一套楠木家具（这是解放后从军阀家中没收来分配给我的），也被造反派里手长脚快的革命家们，趁火打劫，争先恐后地搬跑了。据说是不能再让我“修”下去了，而他们是御封的天生就是合理的革命派，用那些家具是不会变“修”的，阿弥陀佛！
这些办公的和家用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身外之物，没收了毫不可惜，我念念不忘的是我那五柜子书。现在他们宣布，不是封存，而是没收，就全拿跑了。我是搞文学的，收藏的中外小说特别多，除开原来被成都四中的一些小红卫兵抄走了一部分外，剩下的就这样被他们全拿走了，这自然是他们喜出望外的收获。但是这些自称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对于我收藏的马列主义书籍，却好像兴趣很小，包括最高统帅的著作，也不以为意，这到使我大为吃惊了。而且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后来被官封为“厕所所长”，负责清扫厕所时，竟然在厕所旁放扫把的黑屋里，发现了我的那些被拿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堆在那里，而且有的被尿渍过，有的已经被虫蛀了。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的蒙难，使我大为愤慨，我总算看清了他们的“革命”嘴脸了。不过在造反派的淫威之下，我不敢表示我的愤慨，这样把他们的老底翻出来，他们会恼羞成怒，拿我出气的。但是我还是偷偷地收回去几本，至今我还保存着，以作见证。
4 斗争示范
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自认为他们在北京得的造反真传，专门到成都分院来传经。他们特地把我拉出去作一个示范性的批判斗争会。
说实在的，他们准备的批判发言，并不比我们机关的造反派从被他们“炮轰”掉了的原西南局那些笔杆子那里抄来的批判稿的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斗争的形式，显示他们说的“赤色恐怖”的威力。他们再不是像原来的斗争会那样让我坐着记批判发言，或者最多是点名站起来，站着听批判发言。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们的革命群众集合起来，进行了战前动员，并且履行那一套标准仪式，首先是念毛主席语录（主要是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两段）。接着是摩拳擦掌地高呼口号，无非是“把反革命某某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和某某人血战到底！”以及“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最后是由那个造反司令一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揪出来！”我就被他们的两个彪形大汉揪着，像提小鸡似地从会场外提进会场，拖到前排，面向群众。但不是站着，而是按到地上跪着，并且据说为了叫群众看清我的罪恶的嘴脸，硬要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面对群众（那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没有叫我把双手向后边高高举起来，做成一个喷气式飞机的模样。后来我们每上斗争会，就自觉地照标准的喷气式低头站在那里听候斗争了）。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自然是不自觉的。稍有不乐意的神色，一顿拳打脚踢就上来了。据北京来传经的造反派说，要这样才像个革命的样子，而这是根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经典而演化出来的。
这时，一个才转到我们机关做小工的转业兵，走到我的面前来。他对于架在我的鼻梁上的眼镜，看得特别不顺眼。口里念着“我看你这个戴眼镜的臭知识分子就讨厌”，伸手就把我的眼镜抓去折断，扔到地下。看来他把戴眼镜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然而对于我说来，眼镜却是我至关紧要的东西，没有眼镜我就寸步难行了。我不得不叫起来：“我的眼镜。”幸好北京来的造反派看来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好几个戴着眼镜的。他们虽然不臭，却是知识分子无疑，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出来纠正那位战士的阶级仇恨，说“把眼镜还给他。”当我把眼镜摸起来一看，已经折成两段，我说：“怎么办？”总算恩准我拿回去用线绑起来戴上。
眼镜风波的插曲过去，批判开始了，他们一个又一个上台去，先念一段《语录》，然后义愤填膺地读批判发言稿。我跪在那里，迷迷糊糊，根本没有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当然也用不着听清，那些陈词滥调，我早已听厌了。
从此以后，经过一大群南下成都来串联的北京造反派、传授最具有权威性、最标准的造反格式，并且由南下的和本地的红卫兵进驻成都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传经送宝，切实地实行起来，成都的革命形势便变得“大好”起来。正像他们在报纸上吹的，“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比较的好，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而是百分之百的好。”
成都沸腾起来，各种各样名目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当然是一个赛一个地革命，也就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善斗，而走资派被揪出来的越来越多。斗争走资派的办法越来越花样翻新，虐待俘虏的创造发明越来越古怪。我虽然以“吾道不孤”，我们走资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感到欣慰，可是我们受的罪也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了。
我们机关，由于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真资格的造反派，加以批评，加以鼓动，加以示范，加以打砸抢，革命形势便大大地改观了。
我这个被领导抛出来，早已在机关里被批得体无完肤，在报纸上被批得臭不可闻，后来又被北京来的“标准”造反派视为“土”造反派的机关造反派揪出来，批判得也可以说是够深够透的了。可是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还认为批得很不像样，还要把我拿出来回炉。于是洋的土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把革命群众再动员起来，重新把我像烤烧饼似地翻过来掀过去地批判斗争，又搞了一阵。我的人身可以被随便什么派的英雄们拉到这里去示众，捉到那里去现相。机关里某些“昨天并肩呼战友”的人，忽然“今朝反目疾深仇”，扬扬得意地对我反戈一击，赢得造反派的青睐。有些过去对我恭顺得令我生厌的“好”干部，忽然也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字报，揭我的“老底”，到“打马联络站”当狗头军师去了。还有在机关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郁郁不得志，年年泡病号，走过几千里路，有相当资格的干部，也忽然抱病站出来，义形于色地担任对我进行监管的勤务员，在我打扫楼房地坝和厕所的体罚中，故意挑剔。这时候真是“汹汹者天下皆是也”，正如有人说的连平常呆在角落里的臭嘎渣子也跳了出来，趁火打劫来了。我的家门户洞开，无论白天晚上，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提起皮带，大摇大摆地进来，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这样又搞了一两个月，我终于被造反派认定够得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的标准，定谳为死不改悔、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标准人物了。于是我被扔在一边，被勒令搬到一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屋子，监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