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前后花了整整十年工夫，前五年磨刀，后五年砍柴，所以把徐文长放到最后一位来写，因为这个中国文人，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竟敢持刀，竟敢杀人，使窝囊一生、孬种一生、当了数十年孙子的我，神往不已，仰慕不已。
若是把这把硬骨头先写了，剩下的光是些豆腐渣，尽是些鼻涕虫，会越写越没劲、越泄气的。所以，要拿敢杀敢砍的他来压轴，为未来的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作一个示范：人，也是可以这样活的。
垂范是说不上的，启示总能有一点儿。因为，徐渭的例子告诉我们，无论生存，无论死亡，也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所写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个难题，很大程度还是可以由自己做主的。
徐文长之死
——中国文人自杀者甚多，杀人者绝无仅有。徐文长自杀过，杀过人，实在是一个异数。
徐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
说他奇，因为他不但想杀死自己，还曾经杀死过他人。中国文人自杀者甚多，杀人者绝无仅有。自杀居然不死，杀人居然不偿命，这样，徐文长是中国文人行列里的一个例外。
五千年来，说来泄气，文人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儿，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儿，哪来举刀杀人的勇气？连腹诽也不敢的。所以，历代统治者看透了这一层，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论。别说三年，给他三十年，再借给他胆子，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姑且不论徐渭杀了谁，杀得有无道理，但他能够操刀，能够下手，能够置人于死地，能够出一口恶气，干出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事，对颇为脓包的中国文人而言，多少有一点振作之意。
俗话说，狗逼急了跳墙，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国文人逼急了会怎么样呢？相比之这类小动物，还真是赧颜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决绝之心，立马腿酥脚麻，膝盖发软，浑身寒战，心惊胆跳，来不及地趴在地上，求爷爷告奶奶，做检查写交代，流鼻涕抹眼泪，装孙子装孬种。这时候，哪怕扔给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他也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杀人，真是好一个了得。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本书，花了我十年工夫，前五年磨刀，后五年砍柴，所以把徐渭放到最后一位来写，因为他敢持刀，他敢杀人，使窝囊一生、孬种一生的我，神往不已，仰慕不已。若是把他先写了，剩下的光是些豆腐渣，尽是些鼻涕虫，会越写越没劲、越泄气的。所以，要拿敢杀敢砍的他来压轴，他对未来的所谓文人，垂范说不上，启示总能有一点。因为，徐渭告诉我们，无论生存，无论死亡，也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所写：“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个难题，很大程度还是可以由自己做主的。
据陶望龄的《徐文长传》，“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每读至此，我就感慨万千，因为我也曾经有过想啸的冲动，可是，我敢半夜起来，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声吗？所以，我挺佩服这个胖子。
十年来，徐文长陪我写完这本书，我也不停地打量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不幸文人。大概，一个人到了敢动手杀死自己、敢持刀杀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于是，所有他不赞成、他不满意、他讨厌、他反对的人和事，他都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战，进行批驳，进行嘲骂，进行攻击，这种肆无忌惮、罔顾一切的精神，这种为所欲为、言所必言的风格，是中国文学天空里少见的亮丽色彩。
难怪郑板桥刻了一方图章，“青藤门下走狗”，好像齐白石也有过当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是铁了心要追随下去的。我忖度这两位大师，仅仅由于其文，其画，其诗，其书，非当这个走狗不可吗？
不，他们追随的是他这个人，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艺术史上唯一的无师自法的这一个。因为中国文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习惯于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引梅客生言）。这一个“奇”字，抓住了徐渭的本质。什么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
徐渭（1521—1599），明代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说到绍兴，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宋之陆游，明之徐渭，是绝对当得起这句话的绍兴人。关于山阴的徐文长，有许多民间传说，流行于浙东一带，无非是机智幽默调侃滑稽之类，这全是后来人的附会演义，不足为信。
其实，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屡遭灾变，际遇可悲，是一个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因为，在这个平庸的世界上，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文人，第一，很难被社会认同，他也很难认同社会；第二，很难被集体接受，他也很难接受集体。总是处于不被理解、更被误解的难堪孤独之中的，不光是徐渭，对所有天才，这都是不可逃脱的噩运。因此，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谁教你生错了时代？其次，谁教你生错了地方？徐渭是两者皆错，结果，倒霉了整整七十八年。
可以想象，徐文长无法见容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他该活得多么艰难。因受到仇视而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忭急，因受到侮谩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处于紧张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经质，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疯狂，那就怪了。因此，他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间传说中的那样，玩幽默，玩轻松，扮演一个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生。这矛盾，固然是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制造他烦恼的根源。
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剖析过自己：“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叩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注意这“两无得”和“两不得”的“得”字，对于中国文人来讲，这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魇。无论过去的文人，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对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囊萤映雪，悬梁刺股，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得”。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人来说，可得的东西多，能得的途径也多，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因此，“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可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无本买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可能，相比徐渭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学问，按其努力，按其才华，按其心志，绝对该得，应得。但上帝从不给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学上的一切，你有了艺术上的一切，对不起，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一开始，他意气风发地从绍兴乘船，到省城杭州应省试，信心十足，相当自许，以为功名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这大话肯定是吹过的。绍兴城里也都知道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凭他的天分，中一举业，立一旗杆，还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爷故意作梗，此公竟然从23岁人场，一直考到41岁，无不铩羽而归。
读他自编的《畸谱》，真忍不住为他一哭。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
二十六岁，科丙午，北。
二十九岁，己酉科，北。
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得廪科，后北。
三十五岁，乙卯，阮公讳鹗视学，以第二应科，复北。
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
四十四岁，是岁甲子，当科，以故夺，后竟废考。
陶望龄也叹息了：“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复何言？
辛酉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宪，一个极有权势的方面大员，还为他走了后门，谁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脚，终于还是名落孙山。呜呼，应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谁都以为他该得，结果偏不得，他与《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堪相伯仲，近二十年的科场失败，遂成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这心病，使他狂而为文，在文坛获得极大成功，也是这心病，使他愤而面世，在人间弄得相当失败。
所以，我看出来，他为什么对早他半个世纪的唐伯虎，表现出极大兴趣。
一方面，唐寅与他同为多面手，书、诗、文、画，无不高妙；另一方面，唐寅也与他同为科场失意、一蹶不起的失败者。于是，他把唐寅视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状，溢于言表，在他的诗文中，唐寅出现的频率是较高的。在《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一诗中，他甚至写道：“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中水阁坐何人？若论游鱼应着我。”此公恨不能化为那幅画中的鱼，与这位同命同运的前辈交流，可见其内心活动之一斑。
诗中的“解元”二字，虽是信笔拈来，大有深意存焉！别人这样称呼，也许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徐渭写在纸面上，多少是他科举不得意的情绪宣泄。因为，唐寅考场被斥，只得了个“解元”的虚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乡试碰壁而归，不过是个作幕教馆、鬻字售画的广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识中流露了。
更为精彩的，这两个人的命运际遇，巧合得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上部和下部。
这两位考场失意，文坛知名，唐被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礼聘，入幕为宾；徐应浙江督帅胡宗宪邀请，做书记文案。因为中国的官僚好附庸风雅，因为中国的文人好亲近权力，这种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现象，相当普遍。唐寅聪明，聪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谋反，赶紧装疯卖傻，抽身而去，因而没有受到这位藩王叛逆的牵连。徐渭执著，执著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宪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浅，浑不晓风浪险恶，当真以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篷摇橹，拉纤挽舟，结果，差点为之送命。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剖析，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无论标榜清高者，待价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终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者，总得有一个能领到饭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钱粮的地方，现在叫组织，叫单位，过去叫衙门，叫官府，或长远或短暂地依“附”着，这才不六神无主，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属，附着，附靠，主从关系便分晓了。因此，不论是礼聘去的，邀请去的，拿八抬大轿抬去的，应博学鸿词科自投罗网去的；还是用枪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挥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连滚带爬去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领谁的钱，看谁的脸，一句话，“附”是中国的士、中国的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国的君长子伯夷，君少子叔齐，偏要在周的体制外讨生活，在中国还少见这等孤高耿介之士。两兄弟拿定主意，“耻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资。最后来到山西永济，在首阳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饥，不知当地的谁，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长的哦，你们能咽得下去吗？
于是，这两个想不开的呆子，生生给饿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齐如此愚不可及的傻瓜蛋了。懂得文人必须依附的天性，也就明白“文革”期间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为什么不设围墙，不设警卫，也绝不担心接受再教育的大小知识分子，会愤而出逃，会铤而走险。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够附着的一块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为了能在控制江浙军事大权的司令部里领一份饷，大师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竞争上岗。
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得真实些。“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至幕府，管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稿进。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盛。”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徐渭谋到这份幕宾差使，则是高调描写，突出其“戴敝头巾，衣白布澣衣，直闯门人，示无忌讳”的文人风骨。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其实，所谓幕宾，说白了，就是陪着聊天的清客，以文字听差的扈从而已。从徐渭“深恶富贵人”的“纵诞”性格，这份粮秣，是吃不长久的。可是，胡宗宪需要一支好文笔来巴结京师当局，颇善遇他，颇优容他，表现出相当雅量。“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陶望龄《徐文长传》）
于是，一直失意、从未牛皮过的徐渭，一直边缘化、从未上过台盘的徐渭，一直科场败北、从未神气过的徐渭，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感觉。尤其军门权力的威风，比他家乡的陈年花雕，更为醉人，他也就晕晕乎乎起来。
这些年来，我在文坛，看到诸公顶戴花翎以后，那蛮可笑的嘴脸，便大致可以想象我们这位徐大师，把自己看作督帅府的股肱人物，胡宗宪的心腹体己，拖着胖胖的身躯，扛着硕大的脑袋，往来于越东州府，奔波于剿倭前线，那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殚精竭虑、悉心效劳的“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样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这句对大师不甚恭敬的成语。
据袁宏道《徐文长传》：“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于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明史·徐渭传》有道：“藉宗宪势，颇横。”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也说：“间或藉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更不客气：“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约束。”这就是说，大师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大师，大师不见得不偶尔比小人还要小人。所以时下那些大师、准大师，忽然之间，很不要脸起来，大家也就只当看不见罢了。反正那一阵子，两三年间，大师的脑袋，肯定是进了点水，以为自己是胡宗宪的宪兵队长、侦缉处长，以为自己是英国情报五处的007呢，这就不免好笑了。
这个胡宗宪，先附赵文华，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后依严嵩父子，密相勾结，贪赃枉法。徐渭，一个草民，未必详细知悉官场和宫闱中的黑幕，不知不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于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炼，却是因劾严氏父子而终被谋害，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痛心。因为他在《畸谱》的“纪知”一节中，写道：“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徐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赏识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当感激的。
所以，他写出“公道自然明日月 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联。写出“两上书而伏阙，一抗议而廷争，迨谪边氓，触帅臣之所忌，其于宰辅，值旧怒之未平，遂构谋而巧中，遽矫命以伏砧”的《祭沈锦衣文》的史实。然而，也是这一支笔，写出了令人齿冷的《代（胡宗宪）贺严阁老生日启》。
大师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极：“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算是把马屁文章做到了极致。
文人的可怜，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文人的可耻，也是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有的人，死不肯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可有时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神气活现到天都装不下他，可有时不得不垂手侍立听从差遣；有的人，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声震云天，可有时不得不说违心之言，不得不做违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论与行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做人体验。
想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责他了。但同时代的汤显祖，不知是否因为这点缘故，始终与他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徐文长对汤显祖的赞赏，最初由诗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他曾经素昧平生地主动与之联络，这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师来讲，实为破天荒之举。
信是这样写的：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洒藻。（《与汤义仍》）
诗是这样写的：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
信也好，诗也好，充分表现他对汤显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这封不会不送到的信，这首不会不读到的诗，汤显祖既无复函，更不和诗，实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评《牡丹亭》时曾经提及：“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頫心。则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看来，徐渭对汤显祖，大有“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热情，而汤显祖对徐渭，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尊敬，不但不愿深交，连最起码的同行来往也没有。
所以，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说的话：“青藤自言书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清人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所道的：“忆予幼时，行匣中惟徐天池《四声猿》，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牡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多多少少都能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从《万历野获编》，约略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汤显祖，但所记却是亲见亲闻。“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再说，徐渭的《寿严嵩词》，一直为人所诟辱，以天下为己任的汤显祖，不会不介意的。
这种了无回音的冷漠态度，对“眼高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皆叱而奴之，耻不为交”的徐文长来说，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难堪了。
因此，当严世蕃掉了脑袋，严分宜回乡看坟，朱厚熜大发雷霆，胡宗宪瘐毙诏狱之际，我们这位大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遣散后被逮有口难辩的压力，以及失去保护伞后被群起而攻之的报复压力，恐怕还包括在文坛上被鄙视、被唾弃的舆论压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溃，精神彻底垮台。
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论点，极为天才的人，其精神状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虑祸及，遂发狂。”
据徐渭自编《畸谱》：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当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否则，他绝不可能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跟自己的耳朵过不去，用一根大钉子刺进去。而且，因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击自己的阴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龄是唯一自始至终了解他、关注他的同乡友人，据他的记载：“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这样极其残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杀方法，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说句绝对应该被掌嘴的话，对大师之卓绝、之坚韧、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为的奇行，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中国文人所创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赞叹。
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里，也曾经想从太行山深处的悬崖跳下去的。然而，还未跨出半步，那凄凉的山风从裤管飕地吹进，顿时战栗起来，害怕起来，不敢死也不想死了，可见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因此，我特别崇拜这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文人。
自杀多次未果，杀妻坐牢八年，“绝谷食十余岁”。“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顽强的他，出狱之后到抱愤而卒的十九年，是他创作最旺盛、作品最辉煌的时期，凡他笔下倾泻而出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语），其才情睿智，其韵语华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谈高论，无一不达到了“光芒夜半惊鬼神”（黄宗羲诗）的巅峰状态。
虽然，大师的晚景凄凉，结局很惨，死时“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穷得不能再穷。但是，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文、书、画，“岂知文章有定价”（黄宗羲诗），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
因此，袁宏道大声呐喊，誉他为“有明一人”。其实，他那摧折不倒、折腾不死、挺挺兀立、敢杀敢砍的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感召启发意义，千古以来，恐怕也就是徐文长“这一个”罢了。
正是从这一个，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文人的希望。
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长卿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达到。他交游广，他才气大，他新闻多，他钞票不少，他支持者也众，他的同性恋、异性恋的绯闻，更是轰动京城。他被弹劾，弄得丢官失职，卷铺盖回家，成为朝廷上下议论纷纭的焦点……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出格。他最令人惊异的出格，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出格，他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位得梅毒病的患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唯一也是第一个死于花柳病的文人。
对这样一位创吉尼斯纪录的风流才子，后来的任何中国文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屠长卿之死
——他当时是和汤显祖齐名的剧作家，但五百年过去，已不大被人提起；文学史总是这样无情而且势利的。
屠隆（1543一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戏剧史上，他与汤显祖是同时代的剧作家。
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显祖者，尚有人在，当然也不是很多的了。而知道屠隆或屠长卿者，则更为寥寥，少得可怜。文学史真是一面很无情的铁筛，它只留下筛不掉的、确实具有长久价值的东西。而经不起时光磨炼，耐不住潮流销蚀，曾经红得发紫的文人，曾经洛阳纸贵的作品，先是慢慢淡出，接着渐渐受冷落，最后彻底被遗忘，这种文人不可逃避的被旁置、被冷落、被湮没、被消解的过程，构成了一部文学史。
即便是赫赫扬扬的不朽文人，家弦户诵的经典作品，虽然还会留存在书架上，但也挡不住蒙上厚厚尘土的命运，成为再也无人翻阅的故纸堆。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代读者自有一代读者的爱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文人，没有一个想速朽的，都有名垂青史、高标千古的强烈愿望，哪怕写得极狗屁，极狗屎，也以为是珠玑，是瑰宝，恨不能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然而，存起来又如何，该狗屁还是狗屁，该狗屎还是狗屎。在敦煌石窟里发现的众多文物当中，文学方面可堪一提的，也就是唐代白行简的《大乐赋》和五代韦庄的《秦妇吟》，但这两位先生的本意，倒不是求不朽，而是希望速朽的。
希望不朽者速朽，盼着速朽者倒不朽，这当然很具讽刺意味。
万历年间，屠长卿写的戏，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明史》称其“大行于世”，誉满京师，“声名大噪”，是要比汤显祖略占优势的，因为屠在戏剧方面更行家里手一点。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的戏，为什么叫座，而本·琼生的戏，为什么冷场，就因为这两位剧作家，莎在舞台上跑过龙套，本则从来没有粉墨登场过，本找不到只有在戏台子上才能体会到的感觉，写出来的戏就书本气，观众坐在剧场里，是要看戏的，不是读书去的。
屠长卿，世家子弟，风流倜傥，蓄有戏班，聘着名角，声色犬马，吹拉弹唱，琴棋诗画，无不涉猎。情致上来时，束发勾脸，披绣着锦，吟唱念做，客串红毡，并不比当时那些名角差到哪里去。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非纸上谈兵者所能企及。他熟悉编剧门道，深谙观众口味，他的编剧主张，倒有点时下“三贴近”的文艺路线：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时事；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主张“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通俗易懂，颇受市民欢迎。
这两位剧作家，屠的年岁略长于汤，在写戏的宗旨上，两人志趣不一，因之风格迥异。屠长卿是戏剧家写戏，汤显祖则是文学家写戏了。汤显祖着意诗情画意，追求至美境界，雕琢文词，竭尽精粹，刻画情感，努力细腻，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尽管为文人戏，曲高可并不和寡，同样也在学屠之所长，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而且数百年来，《牡丹亭》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熟悉舞台的同道持礼敬态度的缘故。
我记得上世纪40年代，在南京读国立剧专的时候，校长余上沅先生讲过他在英国求学的经历，他说他学戏的同时，还参加过莎剧《哈姆雷特》的演出。听讲的学生，自然肃然起敬，这是在莎翁的故土演莎剧呀！有人举手提问，余校长，您在剧中出演何角？他回答说，就是一开幕的那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鬼魂。大家不禁哄堂大笑。余校长一脸正经，等笑声落下去，他说，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休看不起这个小角色，你再写戏，心里就有了舞台，就有了观众，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屠略胜于汤，仰仗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汤后来居上，又超过了屠，就是沈德符所说的“才情”，使其作品在数百年后，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所以说，文学这东西，一时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价值。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余生也晚，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红遍天、红翻天的作家，才过去三十年不到，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他交游广，他才气大，他新闻多，他钞票不少，他支持者也众，他的同性恋、异性恋的绯闻，更是轰动京城，他被弹劾，弄得丢官失职，卷铺盖回家，成为朝廷上下议论纷纭的焦点……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出格，他最令人惊异的出格，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出格，他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位得梅毒病的患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唯一也是第一的死于花柳病的文人。
对这样一位创吉尼斯纪录的风流才子，后来的任何中国文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这位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色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用北京话来说，是个“不识闲儿”。可是，从他的著作《婆罗馆清言》和《续婆罗馆清言》，看其所写的那些看透人生、参悟尘世的名言隽句，又严肃得要命，清雅得要命，正经得要命，道学得要命。
很难相信说出下面这些话者和做出上面那种事者，是同一个人。
三九大老，紫绶貂冠，得意哉，黄梁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
饧粘油腻，牵缠最是爱河；瞎引盲趋，展转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谁能拯之？
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则性灵何害？
美人傅粉涂香，终沦于粪土，猛士格虎□象，死制于蝼蚁。古簇锈刀，旧日战争之地；蚀钗灰袄，昔时歌舞之场。英雄漠漠精灵，秦晋茫茫岁月。婆罗居士，酿酒治蔬，无日不延宾客；杜门禁足，经年懒过邻家。白香山云，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吾甚愧其言。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特色了。
当然，这也是一种本领，一种超生存状态下的特技表演，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玩得转的，但高手就例外了。该哭时哭，该笑时笑，该喊时喊，该叫时叫，正确的话，在高八度地讲出来的同时，见不得人的猫腻，诸如贪婪之欲啊，好色之心啊，求名之瘾啊，为官之望啊，也无妨并行不悖地实施。
可是，屠隆到底不是罗马神话中的那个两面神雅努斯（Janus），他的神通并不广大，最后还是玩砸了，被褫夺礼部主事职务。
但是，这位北京土话里所说的那种“不歇台儿”的人物，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回到家乡的他，也仍是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将风流进行到底。甚至死前三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中秋，还在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呢！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倒是他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加之这一年，他59岁，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别人不给他祝寿，他自己给自己办花甲寿诞大典。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令人咋舌。那么一折腾，寿诞大典竟成为文坛一次另类的嘉年华盛会。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先生，老了老了，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那些捧场文章是能当真的吗？那些出钱买来的好评能作得数吗？那些关在一间黑黢黢屋子里捏弄出来的排行榜有权威吗？那些册封为文坛齐天大圣、文化界天王老子的尊号能唬住三岁小孩吗？
要知道，聪明的中国人，无不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既然老爷想听，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架，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消息传到江西临川“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明史》）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但是，汤显祖要是能够了解屠隆的病情，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梅毒，在明代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它正一天一天地促使他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来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举行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阿谀之词而遗憾。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既是文人、更是风流才子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的人，一旦偃旗息鼓，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摆在那里。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狎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疗，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这却被视作风流，才子们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这是个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慰问他的好友，已经病倒不起的屠隆。从“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当然可知是略带调侃口吻的。在汤看来，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既未感到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更没有责备其不检点的意思。估计17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高，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涮《五杂俎》：
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因此，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屠长卿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又将梅毒螺旋体传染到他身上的“情寄之疡”，是风流，不是丑恶。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由于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的带动，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20年代的尝试，30年代的拓展，40年代的跌宕，50年代的惶恐，60年代的矫情，70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明代中后期，在当时那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文人的不护细行，也是令人不敢恭维的。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臭，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实在是相当下作的。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为，便是那个时代的神经错乱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十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同时与男与女的性关系，略无顾忌：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对屠这种与同性苟且、与异性淫荡的荒唐生活，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备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同性恋而丢官的才子来。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男性“小史”，就是他的“性伴侣”。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使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好，属同性恋关系，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前一年之事。第二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绝对把这两位朋友的性丑闻看做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的“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恶疾，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为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做美谈呢！
这就真令人忍不住要咄咄了。
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画了句号。似乎同命同运，病得不轻的明王朝，也进入回光返照期，终于走向覆灭，画了句号。
现在，除了研究文学史和戏曲史的专家外，绝大多数当代读者，已经不大关注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那个时代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长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陈子龙之死
——这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晚明诗人，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没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屏退得远远的，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长驱直入。但是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清兵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抵制，百姓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衰败不堪。清廷统治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对之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点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铐脚镣、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唯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闻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吗？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时，犯人押到跟前一看，他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一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代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有《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称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仰慕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代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品，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阕《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阕《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47年的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写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女人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代顾苓《河东君传》、王沄《虞山竹枝词》记载，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极为罕见，也只有像她这样的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表达了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下嫁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她主动、大胆、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代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多，对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辩诬，故不赘述。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采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为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他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易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被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胜兆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朋友、师长，道义、责任，对于一个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要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了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遗余力地重塑金身，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朝秦暮楚、易主而事，失节投靠、卖身求荣，为虎作伥、发国难财，鬼鬼祟祟、搞小动作，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表现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成就了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一大批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绝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作品。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狎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沉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多数文人，在板子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人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很难想象，像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会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投水，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铐脚镣，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后，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是应该被牢牢记住的。
得意的人，常常疏忘一点，上帝从来不给人百分之百。你可能什么都得到了，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炙手可热的权力，火焰般绚丽的声名，玉体横陈的极乐世界……然而，拜拜再见，阁下却活到头了，这才是痛苦莫名。拘魂使者出现在你面前，房子带不走，票子带不走，甚至妙龄女子的一个吻，也带不走。你那曾经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本事，在只有倒气的回光返照之时，都等于零了。
于是，眼看着你的奔驰别人坐，你的豪宅别人住，你的年轻老婆别人睡……甚至当你魂游故居，发现你太太在象牙床上与你的候补者颠凤倒鸾之际，竟没有一点蘼芜之叹，已经做鬼的阁下，肯定后悔当初，何必把手伸那么长，什么都捞，什么都要了。
张居正之死
——强人会弱，弱入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一代名相张居正，缠绵病榻半年以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他一死，也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这大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倾圮塌毁下去。
相府门口的卤簿仪仗，还是往日一样的阵势，但那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警示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京城无风的夏夜里，丧家门前的盏盏白灯，宣告着这位曾经决定王朝命运的人物，拥有“太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的首辅张居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家松了一口气，一个太强横的政治家，往往不很得人心。尽管他了不起，不见得都买他的账。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嘉靖进士，先授编修，后为国子监司业，旋任裕王邸讲读。穆宗即位，迁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神宗即位，受顾命，先为次辅，后连大珰冯保逐高拱，为首辅至此，已十年矣。
在僧众超度亡灵的呗音中，显然早有准备的丧服，立刻派发下来。男女老幼，在死者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换了装，家属们一律披麻戴孝，臣工们悉皆素服青衣，默默地肃立在庭院里候命。至亲们将死者朝服冠戴，装裹停当，然后抬至正堂设置的灵床上。司仪官一声“举哀”，阖府上下，跪地叩首，向这位大家长告别，那哭声，几乎震动了京城。
神宗皇帝特派内官视殓，两宫太后着人前来慰问，并致赆仪，其隆重，其高规格，无人能及。毫无疑义，这是一场备极哀荣的丧礼，对京城人来说，也是难得一见的八十四抬的大出殡场面。
死，对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非一般的死者来说，就未必是结束，说不定倒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福兮祸兮，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但还活着的人，就必然要面对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所以，他那年迈的老母，他那成年的子女，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至少有七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
其深层次的原因，说白了，是恐惧，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张居正实在太强了，强到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他特别介意的反对派，所有斗胆敢对他挑衅发难的同僚，都是不足挂齿之辈。他生前，是谁也奈何不得的强人，但身后，他再无法动用手中的权力，封住所有人的嘴巴。鬼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这些嘴巴会吐出什么象牙来？如果这些人仅止于说说，倒也罢了，肯定，耐不住还要动手动脚的。那些泣血稽颡的亲属，都明白这是必然要出现、必须要承担的结局。所以，这一夜，是首辅府十年来最长的、也是最难熬的一夜。
然而，不论谁跳出来，也改变不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伟人地位。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明只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朱元璋是开创者，有功，张居正是改革者，更有功。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若无张居正的十年改革，朱明江山早就该画上句号了。
他的改革，使衰败至极的明王朝得以重振雄风，他的伟大，就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成功者少，失败者多，独他的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伟大，更在这里。
任何统治集团，只要不想完蛋，不想被人弑掉脑袋，或被人赶下龙椅，必须不停地自我完善，适应时代的进展。但是，改革谈何容易。任何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改革措施，无论大小，一旦触犯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冒犯维护旧秩序的传统势力，一旦在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上有所变化，你就等着吧，以上这些死硬派结合起来的神圣同盟，就会想方设法地抵制、打击、反扑乃至疯狂镇压。
历史上很多从事改革的志士仁人，最终都被这些顽固派整得七荤八素。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但张居正却是一位真正的强者，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鲜有的能够获得成功的改革家。他活着一天，众人仰望着他一天，整个大明江山，在他的目光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一天。这荣光，这庄严，这不可一世，这众望所归，一直保持到他断气，保持到他下葬，保持到大约有半年工夫，大家不敢放一个屁，可见虎死不倒架的余威，如何令人凛冽。
然而，这位强人，终究还是败了，那最长的一夜里的第六感觉，应验了。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小人，从来多于君子，有时候，那个做皇帝的，就是最大的小人。张居正未必不小人，但比之他辅佐的朱翊钧，他的学生，还多少有些逊色。这位神宗皇帝发起了这场死者缺席的审判，一定要将他毕恭毕敬的老师，整成一堆臭狗屎才罢手。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亡，是正常的，无论如何，他是寿终正寝。但张居正的下场，却有点不正常。因为死后的清算，往往更为惨烈残暴，除了对江陵张府挖地三尺、对张家老少无情灭绝之外，差一点要掘坟碎棺，将他的遗骸拖出来喂狗。所以，严格地说，这位从国子监咬文嚼字的司业爬上首辅高位的张居正，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文人。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除了篡位的奸相之外，唯一的连皇帝也得视其脸色行事的辅佐人物。诸葛亮何其了不起，阿斗称其“相父”，他也不能像张居正对待万历般地对待阿斗。有一次，这位首辅给朱翊钧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声若洪钟：“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差点尿了裤子。
还有一次，神宗被小太监勾带着出宫嬉玩，惹恼了太后，威胁要废黜，另立其弟潞王。如果这位首辅投赞成票，神宗就得完蛋。张居正一边加以训斥，一边为之缓颊，保住了万历的帝位。所以，张居正之弟去世那年，他曾经打过报告要辞职，竟然用了“归政”二字。有一次，他对友人说，我不是“辅”，而是“摄”，大有摄政王的意味。这些用词遣字的细微处，可见其狂妄，也可知其比皇帝还皇帝的权威。
于是，这位很大程度属于特例的改革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像坦克车一路碾压过去，没法不取得成功，没法不收到成效。只有他想不到的事，没有他做不成的事。
但是，得意的人，常常疏忘一点，上帝从来不给人百分之百。你可能什么都得到了，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炙手可热的权力，火焰般绚丽的声名，玉体横陈的极乐世界……然而，拜拜再见，阁下却活到头了，这才是痛苦莫名。拘魂使者出现在你面前，房子带不走，票子带不走，甚至妙龄女子的一个吻，也带不走。你那曾经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本事，在只有倒气的回光返照之时，都等于零了。
于是，眼看着你的奔驰别人坐，你的豪宅别人住，你的年轻老婆别人睡……甚至当你魂游故居，发现你太太在象牙床上与你的候补者颠凤倒鸾之际，竟没有一点蘼芜之叹，已经做鬼的阁下，肯定后悔当初，何必把手伸那么长，什么都捞，什么都要了。
张居正同样，他根本想不到，五十多岁，六十不到，正是男人的第二青春期啊，正是如火如荼、沸沸扬扬、举国上下都按他节拍跳舞的盛年，他却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这实在是太败兴了。
万历九年（1581年）的秋天，张居正开始便血，肛门淤肿，出现“下部热症”。不过，初初，他不甚当回事，因为他不相信死神敢来光顾他。
旧时中医没有“癌症”的概念，从表象看，当然作为痔疮来治疗。按现代医学的诊断，我想他应该是肛门或直肠部位的癌肿。其实，放在今天，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不至于马上就要了他的命的。但是，无论中医怎样精心治疗，也是肛部血污不止，毒发断断续续，病势无法好转，缠绵床榻不起。到了来年二月，他实在难以坚持朝请，更不能坐在文华殿的硬木椅子上，给万历上几个时辰的功课，只好请求“俯赐宽假二旬、一月，暂免朝参侍讲。至于阁中事务、票拟题奏等项，容臣于私寓办理”。
这位强人，相信他会很快痊愈。
然而，癌扩散以后，病情不可能好转，只有日益严重。于是，请求续假的报告递了上去。三月初九，神宗照准，同时批曰：“卿其慎加调摄，不妨（在家办公）兼理阁务。”三月十五，神宗派司礼监太监张鲸前往相府探望，张居正趴在床上感谢皇恩浩荡。三月二十七，神宗又打发文书官吴忠代他向这位首辅慰问，张居正伏在枕上叩头，激动莫名，然后上疏：“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得再假二十余日。”
至此，他才觉得自己病得不轻，但认为离死尚远。凡强人，都有极强的自信心。张居正是强人中的强人，其自信心又超人一等。坚信自己而轻易不信他人，这种独断，当然了不起，但这也是他一生的致命伤。此人一生中，树立了无数仇敌，却没有交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五月初五，端午，是张居正的生日，神宗惦着这位首辅和老师，派司礼监太监孙隆送去节礼和赏赐。这时，病入膏肓、沉疴难治的他，终于明白，一时半时是好不了的了，于是，作出决断，上书乞休。
放弃权力，与要他命一样，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一件事，然而他又不得不做，总请假什么时候是个头。即使在命悬一发的时候，这位权术大师还不忘测试一下神宗的信任度，他害怕长休以后，那权杖不能回到自己手中。
一个离死不远、命危顷刻的重症患者，竟然有兴致玩这种勾心斗角的游戏，可见权力之异化作用，它会使人格变态、心理扭曲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神宗很够意思，也很动感情，亲笔给他回复：“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不尽。迄今十载，海内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朕方切永赖，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接着的话，是张居正最愿意听的：“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令次辅等办理。先生其专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倦倦至意。”
我认为，这份手谕，对张居正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但这对他的病情实在不利。一个患者，若是始终处于警惧的精神状态之下，生命力可能更坚韧些；一旦放松，整个肌体的防御功能便全线崩溃。
果然，六月初，不粥；六月中，大渐；六月二十，气绝身亡。
他活得比几位差不多年龄的人，都要短命些。王世贞64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他享年只57岁就撒手西去，这是他绝未料想到的。说老实话，中国有许多人，在其盛时、旺时、兴头上时，绝想不到会呜呼哀哉的。什么留有余地，什么见好就收，什么急流勇退，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得意者忘了，无论你怎么强大，怎么厉害，怎么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强硬、太傲岸、太顺风顺势、太作威作福的张居正，终于撇下他的改革大业和他极标致、极风流而且极其骚情的姨太太们，独自躺在棺材里，被运回家乡安葬。
绵延十多里、纤夫近三千人的浩荡船队，朝湖北江陵进发，那威风诚然不可一世，然而，这一切对死者已毫无意义。所有那些唯恐权不大、名不高，唯恐房不大、车不好，唯恐手不长、钱不多，唯恐不能像公鸡那样占有更多母鸡的争夺豪取者、多多益善者、永无满足者，是绝不肯引以为戒的。
为相十年，张居正心力交瘁于改革大业，这是他死亡的主因。
但是，“靡曼皓齿”，更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也为史家所公认。他之渴嗜权力，他之沉迷女色，两者的欲念几乎同样强烈。权愈重，欲愈甚，在权力场斗争得愈激烈，在女人身上发泄也愈疯狂。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笑纳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为中国历代之最。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这位七姨太，遂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明代好几个皇帝，都因贪色而亡。尤其正德、嘉靖以后，淫风大炽，整个社会充满着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手握重权的张居正没有理由做清教徒，虽然他也很道德文章，这种官场人格的双面性，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性欲愈甚，性事愈剧，相府后院收编的姨太太也愈多，他的过度放荡的性生活，使他提前走向死亡。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认为张居正的死，系纵欲过度、药物中毒所致。另一明代大文人王世贞，也认为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结论也是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
因为妻姬众多，因为肆意放纵淫欲，他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服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此药服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因此，万历年间，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堕落，对这位政治家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的诸多败笔，略而不计。清《四库全书总目》收《张太岳集》，在提要里评论他：“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这种两分法，两点论，很有道理，后来者肯定他的改革在历史中的杰出地位、肯定他的功绩在历史中的伟大意义的同时，对其人格方面应持保留态度。
但是，历史，只记住对时代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主流和大节，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是难能可贵的辉煌一笔。
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个亲眼看到自己改革取得成果的政治家？
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他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这次清查，从他上任伊始，一直查到万历八年（1580年），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经过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推崇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这就是说张居正死后，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以“夺情”为由，不奔父丧，紧攫权力不放，从而怂恿神宗对谏臣施廷杖，打了那么多人的屁股，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
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为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了。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这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自己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可以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但是，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对此，他可以不在乎。可是，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他是不能不在乎的。可他太过于相信太后的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结果，他到底败在了这个年轻人手里。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是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皇帝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推翻了。他否定了这场改革，也就等于将已经停放在棺材里的大明王朝，经张居正十年之功，好容易撬开来，得以透一口气的棺材盖，又给钉得死死的。《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遭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了。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他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却以君临天下的态势，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张居正的改革，已成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自然有可供后人借鉴的地方。但他那孜孜不倦、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奋斗精神，却是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在中国，当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霉、被收拾得最残酷、下场最悲惨者，莫过于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启了。
这两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斩而死，创中国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无非两端，一是让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让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极致，就是要这个犯错误的文人，觉得与其苟且地活着受罪，还不若死去。后者的极致，则是要将这个出问题的文人，在缓慢中被消遣着死，让其在活着的清醒状态下，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难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实更难熬。
高青丘之死
——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朱皇帝，他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咋舌。
先来读读高启的这首古诗：
征途崄巇，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悲歌》）
诗只八句，但诗人所写出来的悲怆之情，危绝之境，苍茫之意，孤愤之心，那种艺术上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这些诗句，让人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大气，李白《蜀道难》的壮观，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结尾“仰天悲歌，泣数行下”的断然收煞，也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董逃歌》）那戛然而止的句式。
这首诗，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被误认为是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现代的读者，显然不太熟悉这位在文学史上已经很冷门的诗人了。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公元1336年，死于公元1374年，活了38岁。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文学史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高启、对其主要著作《大全集》、《凫藻集》的撰述，评价是相当高的。“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纪昀也为其英年早逝，未展才华，深表遗憾，高启“行也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转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让他活，他的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朱是最小人的一个，高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死定了。
清代的纪昀，在文坛，是主流派，在政坛，是在朝派，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因为他怕当今联想，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
这位学富五车的聪明人说：“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有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阅尽数千年的文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他褒高启的同时，将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诸名家，贬了一通，这种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因为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的时间。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被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我们不能不为文学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腰斩，这种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旧时代，也并不常常使用的。历史上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是比较热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杀人如草，朱元璋杀人如麻，腰斩，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我们的前辈同行，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因此，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这两位，应该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惨烈的。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还拖累了高启，两人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和翰林院编修高的两条命。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属地的老百姓、属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苏州，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称帝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下的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苏州一动一静，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日“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一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他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咋舌。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是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表态的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
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官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近乎吹捧，可捧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碰他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的。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分不开的，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和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精神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他发现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肋，出身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来看，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地道的红五类，正宗血统的贫雇农，可五百年前却是人家撇嘴的笑话。于是，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只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他们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挟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能在一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被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称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方面，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提要》，“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尊让礼遇，他们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老用小棍子敲他的脑袋，不老用小鞭子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被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死殉。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他们都箕坚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不会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以示惩罚，苏州的田赋缴纳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被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也许会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被家弦户诵。但是，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做亲密状，探讨超现代诗歌和民间文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桑拿浴、三陪小姐对于中国作家的助益，但你放心，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讪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豁出命抵抗到底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他自己开路，却要你去当傻×，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的文坛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前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瓦西里对妻子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得不能再真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你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着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
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
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米香，夜色，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未来之无望，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么类似文人炼字锻句时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感慨的。文人啊，中国之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文学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