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增辉
李国文，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当时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即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然而，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并没有从事戏剧的道路，而是怀抱着崇高的理想，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并先后在天津铁路文工团、入朝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文工团、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然而，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改选》导致他被打成右派，从此告别文坛。
1979年，以小说《月食》重回文坛的李国文已经49岁“高龄”了，尽管从职业作家角度看，49岁并不算大，但对于李国文而言，他中断已久的文学道路，此时才真正开始。而今，这位被誉为“一株蓊蓊郁郁的文坛常青树”和“文学获奖专业户”的耄耋老人，依旧笔耕不辍，迸发出惊人的创作生命力。
但是，“文革”是属于那一代人的记忆，尽管遭到种种不公和身心的折磨，但一旦能够走出阴霾，无疑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因此，我们看到“文革”后迸发第二春的一大批作家，构成了至今仍令人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批至今仍然主导中国文学界的作家群中，李国文毫无疑问占据一席之地。不过，同那一时期大多数作家不同，李国文并不刻意追求创作手法和文体风格的先锋性，而是继续追寻着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在反思文学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并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国文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其对社会、历史的哲性思考。以基于对历史同现实的碰撞，融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重大的现实矛盾于普通命运中，或悲或喜，并通过作品来引发读者的思索。《冬天里的春天》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也具有新意，他既未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先锋手法，也没有采取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样式，而是一种插叙方式，将回忆与现实交叉穿插，并在此基础上，将充满作家感情色彩的寓言蕴于人物的对话、独白中。在这种叙事手法下，人物的性格渐渐得到丰满，读者在寻谜探真的过程中也获得阅读快感，也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处理能力。
当然，李国文还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影响较大，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改选》是“百花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而新时期以来发表的《月食》、《危楼纪事》分别获得获全国第三、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改选》围绕着一个工厂的工会委员会的改选进程，引出了工会老委员老郝的个人故事。工会委员郝魁山，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受到群众拥戴，他在最后的改选中得票最多，但却当场受到刺激死去。作品触及到当时一些社会矛盾，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反映的问题同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导致对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的忽视，实际上，《改选》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并为李国文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月食》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对党和人民关系进行反思，从社会批评转入自我批判，呼唤党性回归的作品之一，作品的主题是“寻找”，从表层看，小说讲述的是伊汝去寻找爱人妞妞，表现爱情的坚贞忠诚的故事，但作者在文本背后，是试图揭示党和群众关系的异变及其原因，正如毕竟所说：“难道我们身上不正是丢掉了一些可宝贵的东西吗？”“老坐小轿车，不接地气，就不容易听到人民的声音，就昏昏然。”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当大多数人流于平反的欣喜并对社会开始批判时，李国文则将批判的视角转向“个人”，转向对历史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成为在当时少有的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月食》在艺术上也有着自己的追求。从总体上看，《月食》是属于现实主义格局的作品，但它显然突破了传统的某些写法，吸收了不少现代艺术技巧；同时，作品中那层浓郁的诗意，又分明得益于我国传统美学的滋养，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对中西艺术创作技巧的吸收运用上，作者并没有刻意模仿的痕迹，而是随手捏来，举重若轻，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这一切使《月食》在它诞生的年代里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面貌。《危楼记事》是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合集，《危楼记事》不再有之前李国文短篇小说具有的对现实冷峻的剖析，或是诗化的抒情，而是让人在那令人发笑的幽默感中去重温那逝去的梦幻般的狂悖的岁月。《危楼记事》之一，照作者在“小引”里提示的，是“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它通过危楼孤儿阿宝对于利的追求和乡下姑娘阿芳对于名的追求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揭示了危楼居民的特质，也就是告诉我们：“文革”十年中人们斗来斗去无非是为了“名”和“利”二字。危楼中的孤儿阿宝善良、老实，他在为乡下姑娘阿芳的户口和全民所有制的工作花掉所有的积蓄之后，却意外地发了横财，从一对买来准备修理的旧沙发中找到像砖头似的十万元钱之后，他又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甚至招来抄家之祸。只有当他从钱中解脱出来，办起了“美食家大饭店”，“为几十个待业青年忙着的时候”，才真正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阿芳，由一个流落于街头准备自尽而被阿宝搭救的乡下姑娘，依靠阿宝的力量，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当了业余文工团的演员，由演“样板戏”中的夹皮沟的群众到唱常宝这个主角，最后又成为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她一直在追求着“名气”，为了“名气”，她可以出卖一切，以至于肉体，最后，只有同她的救命恩人“未婚夫”阿宝分手了事。《危楼记事》作品的出现，表明李国文作为一位成熟作家在艺术道路上做出的新尝试，当诗化的意蕴和对现实的反思成为其创作标签之后，李国文开始向喜剧化转向，以夸张、变形以至怪诞的手法，达到描述“文革”中的荒唐事、创造幽默感的目的，李国文小说语言一向老辣，充满机趣，《危楼记事》的语言又增添了幽默感，精练、机敏、俏皮、诙谐。而这一切，都基于李国文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也为后来李国文创作历史散文，点评历史人物，提供了保障。
除了文学创作，李国文也开始写一些随笔，这类创作20世纪80年代既已开始，而新世纪以来，成为其创作的主要方向。《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读史》、《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等作品，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而这得益于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习惯。李国文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好读书，而这一习惯伴随其一生，当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战斗间隙也不忘翻阅刚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文革”期间，他把《红楼梦》读得烂熟，并出版《楼外谈红》等著作。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的阅读，为其奠定了厚实的国学基底，为他近年来历史散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加之文学家特有的感悟力，使得他的历史散文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
李国文至今笔耕不辍，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完成了从小说家到散文随笔大家的转型。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重返文坛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随笔散文创作，从年龄看，都是一般作家不再“折腾”的人生阶段了，但李国文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大胆的开拓精神，尤其是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为自己不囿于创作小圈子而奋斗着。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以及超然的人生态度，使得其作品不追求形式上的新与奇，而是内容上的充沛情感和理性思考，可以说，李国文是真正切实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作家，他属于人民，属于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