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翻了个白眼，李隆基连忙来帮宰相撑台面，板起脸说：“捕杀蝗虫，是我和姚爱卿商量的结果，谁要是反对，立即处死！”皇帝意志坚决，把捕杀蝗虫的文书下到各道各县，并且规定县官们要把捕杀蝗虫的数量上报到中央。姚崇定下的灭蝗策略如下：首先，要发动农民主动捕杀。农民爱护自己的庄稼，必然会卖力。其次，在夜间点火。蝗虫看到火必然成群结队地飞来，趁这个时候捕杀，埋在挖好的坑里，一边烧一边埋，事半功倍。按照姚崇的方法，各个地区官民协力，总算保住了这一年的收成，蝗虫数量多，挖坑太费力气，就把尸体顺水漂走。在处理尸体之前，官员们不敢忘记让人称称尸体的重量。不把重量报上去，官职肯定保不住。谁不知道姚宰相看尸位素餐的人最不顺眼。也有人和姚崇公开叫板，死活不肯捕杀蝗虫。有个叫倪若水的刺史给李隆基上书，坚决不执行姚崇的命令。在上书中，他一再阐述灭蝗虫的根本是皇帝要修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老天庇佑。这倪若水算是和李隆基不谋而合，李隆基也怕姚崇这么杀下去，老天降罪，再弄个地震不断、洪水滔天之类的。但是，诏书已经发下去了，他不能拆宰相的台。
李隆基只好把姚崇叫来，递上倪若水的奏折。姚崇看了一遍，读了一遍，“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这个倪若水不但提出论点，还给出论据。倪若水提到的刘聪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汉国的皇帝，曾有捕杀蝗虫的记录。不过，比起能言善辩的姚崇，倪若水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姚崇当即写了封信给倪若水说：“刘聪是伪主，德不胜妖，自然会失败；当今陛下是圣明天子，妖不胜德。而且，蝗虫如果和道德有关，刺史道德高尚，蝗虫自然不会侵扰你的州县。”这封信太厉害了，先提醒倪若水的失误：将当今圣上与伪主相提并论；再质疑倪若水的工作水平：你的州县有蝗虫，说明你不但道德不好，在工作上也不爱护百姓。倪若水擦擦冷汗，马不停蹄地带着人杀蝗虫，此后再也无人在捕杀蝗虫的问题上反对姚崇。开元初年蝗灾严重，农业收成却没有下降，有赖于姚崇的得力政策。反对姚崇的倪若水后来成了捕杀蝗虫劳模，他管理的汴州地区杀死了十四万石蝗虫。很快，倪若水因为工作得力调到中央，确切地说，是调回中央。人才、人事、人情反对姚崇的倪若水，原本是个在都城工作的“京官”。
当时的唐朝，京官与地方官是泾渭分明的。不难想象，京官个个都是肥差，在天子脚下，办事也方便，经常可以和那些达官贵族们联络感情，升迁快来钱自然也快。而那些地方官，他们大多是被贬职的或者是长安挑剩下的，所以说，官员整体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仕途无望的他们自然也对工作没什么热情。久而久之，京官和地方官的能力水平也就越差越远了。李隆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官员任命可不是件小事，说往哪调就往哪调。他暂时还想不到好的办法。公元712年，李隆基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有一个叫张九龄的考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张九龄在殿试过程中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当庭就向李隆基提到了帝国的选才问题。他认为官员应该具有流动性，中央的那些京官应该去地方上体验体验生活。这个提议震动了李隆基，不过，当时李隆基把主要的精力全都放在太平公主身上，所以，在震动之后他也很快忘记了这个叫张九龄的人。李隆基虽然忙于政变而忘记了张九龄，但张说却很欣赏张九龄的才能。前面说过，张说本人就是个大才子，才子看到了才子，不由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于是乎，大权在握的张说便有意提拔张九龄。
等到政权稳定之后，张九龄给闲下来的李隆基写了一本奏折，再一次阐明了“京官外调”政策，李隆基刚好也想解决官员素质参差这个问题。于是他发了一份诏令，规定所有未在地方任职的人不得在京师任职，安排京师官员和地方官员互调，任职到地方的官员经过严格的政绩考核才可以回到中央。前文上书反对灭蝗的倪若水，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到了汴州，又通过个人努力调回长安。官员下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时候，还是要依靠宰相姚崇。姚崇干起了他的老事业：淘汰不合格官员。上本书说过，他和宋璟曾罢免一大批斜封官。对于没有能力的人，姚崇决不手软，先考核再查办，没有实力就滚蛋。颇有当年武则天“一手封官、一手罢官”的气势。在农业问题上，姚崇和李隆基思想一致，李隆基不是没收了寺庙的土地吗？这些土地都由姚崇划为农田。至于那些还俗的僧人，拿起锄头种田去吧。靠着李隆基和姚崇的双重努力，开元初期，帝国顺利转型，组建了高效率的新政府，稳定了农业和民心。李隆基的位置越坐越稳。
闲来无事，李隆基想起从前的奏折，想起张九龄，他知道张九龄在上了奏折后，很快被打回原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张九龄在奏折中还提到一句话，触怒了姚崇。张九龄认为，不但京官要下放到地方锻炼，最高职位的官员也不宜过久掌权。最高职位，说的当然就是宰相，当时的实权宰相只有姚崇一人，张九龄又是张说的门生。于是，眼睛里容不进沙子的姚崇，很轻松地下放了张九龄。人虽然撵出了中央，话还留着，留在唐玄宗的脑子里。唐玄宗也认为，宰相这个位置不适宜有固定人选。而且，最近他看姚崇，也有点不顺眼了。到底是谁在“逗”谁李隆基喜欢姚崇这种睿智的聪明劲，有的时候，他也难免想试探姚崇究竟有多聪明。就像当年的武则天和狄仁杰，没事互相试探一下，就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这可能也是君臣之间共事的一种乐趣吧。有一天，李隆基接到一封奏折，写奏折的人叫魏知古，他在奏折中向李隆基汇报了这样一件事：当时，魏知古正在东都洛阳主持官员的选拔工作，而恰巧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做官。仗着自己的老爹是宰相，这两个人就开始走关系，托人去找魏知古，想请他行个方便，给自己调动调动。
但是魏知古这个人为人太过死板，尤其是对走后门之事深恶痛绝。不过，魏知古之所以能够当官，那也是姚崇一手提拔的，姚家两个公子认为就算这个魏知古真有传说中那般清正廉洁，但是父亲的提拔之恩总要报吧，宰相的面子总要买吧？所以，他们走后门走得是理直气壮，信心十足。哪承想，魏知古可不管这两个人是不是姚崇的儿子，虽说自己从前只是个小官，但那也靠着多年的努力才有的如今地位，这让一向注重实力的魏知古更加痛恨起那些走后门的高官子弟。他不但拒绝了两位小公子，回到长安之后，还把这件走后门的丑闻写成奏折，原原本本地上报给了李隆基。李隆基可不是死板的人，姚崇的儿子即使不想当官，身为皇帝，出于爱护功臣后代的动机，也会赐他们不小的官职。因此，魏知古的上书，他并不放在心上。
他只是想知道姚崇知道这件事后的反应。这天，他将姚崇叫到自己身边话家常，随口问起姚家公子的工作情况。姚崇反应奇快，他知道，皇帝只跟几个哥哥弟弟联络感情闲话家常，突然把他找来问他的儿子，肯定有目的。姚崇谨慎地、谦虚地回答：“臣有三个儿子，大的两个现在在洛阳做官，不过，这两个孩子贪财好利，成不了大器，是为臣没教育好啊。”察看了李隆基的脸色，姚崇又说：“陛下和臣提起这件事，一定是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假装想了想，问道，“魏知古最近去洛阳选官，这两个逆子不会去麻烦魏知古吧？”李隆基面色变了，他没想到姚崇这么聪明，脱口就问：“你怎么知道？”姚崇愤愤地说：“这两个逆子从小缺乏教育，爱贪小便宜，听说我对魏知古有恩，一定会去托魏知古办事。
”当皇帝的有时也会迁就大臣的心情，看到姚崇生气，李隆基立刻说：“这魏知古也真不像话，还特地写封奏折给我，根本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种人应该贬出中央。”姚崇反应更快，他知道魏知古的做法完全可以成为大臣楷模，李隆基喜爱的大臣多数都是这个型号的——刚直不阿，有原则不徇私。姚崇当即说：“陛下，请不要这么说，魏知古为人正直，是位好官员。陛下不追究我，不治我那两个逆子的罪，已经是格外开恩，怎么能为这件事贬黜大臣！”李隆基忘了他是在逗姚崇玩，他被姚崇感动了，这位宰相的精神境界多么崇高，随时随地都在为大唐着想、为皇帝着想、为皇帝的名声着想，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片忠心献给大唐事业。李隆基太感动了，第二天他就把“忘恩负义”的魏知古贬官。过了几个月，李隆基终于回过神，姚崇的儿子还在当官，姚崇的对头全被贬官。李隆基有些怀疑，他是不是上了姚崇的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