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无处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乱世谣言会特别多，作用特别大。这反证，谣言特别多而作用特别大的时代，或许正是末世、乱世的征兆。所谓一叶知秋，从谣言这个小小的切口，我们可以洞见一个时代、社会的世态人心，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以谣言观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个谣言纷飞的时代，也正是末世、乱世之将至，随便掰着指头就能数出几起因谣言而引发的大事。
1采生配药：1870年夏，一条“采生配药”的传言在天津广为流传，说是外国传教士跑到中国来是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实是绑架杀死中国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搞得人心惶惶。天津知县找来法国驻华领事质问，双方争执中发生冲突，法国领事拔枪打死知县的仆人，激愤的民众则将法国领事及其随从打死，事态进一步扩大，10名修女、2名牧师被害，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3个俄国商人在冲突中丧生。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调查，所谓“采生配药”纯属无稽之谈，在列强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道歉、赔款、处死带头闹事的人，避免一触即发的战火。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因谣言引起的“天津教案”。
2挖眼炼银：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长江流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名为传教，实际上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取白银，以赚取“眼球经济”。这则同样无从考证其发源，荒诞不经的谣言，不仅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相信并口口相传，越说越像，越像越神，连一些饱读诗书的“文化人”也相信确有其事。谣言像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指挥着长江流域的民众采取近乎一致的反抗行动，扬州、芜湖、无锡、九江、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民众纷纷对当地国外教堂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传教士因此毙命，教堂财物因此遭哄抢。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此“群众运动”莫可奈何，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
3西政西法：义和团闹事，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走西安，再次丧权辱国。或是迫于内外压力，或是自觉唯新政可自强，慈禧太后决定自上而下搞新政。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说是大清政府搞新政并不是为了自强，而是得了列强的旨意，要实行彻底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被洋化的中国还是老祖宗交到我们手里的中国吗？所以，必须反对这种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新政很激烈，“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政府要搞人口调查，就传言政府要以此来“抽丁当兵”和“按人勒税”，一些地方的民众在激愤之下，掀起一股打学堂、砍电线杆、毁税局的风潮。
类似的谣言还有很多，比如1909~1910年间，江苏等地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时查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灵魂抽出来卖给洋人等。在此，特别拿辛亥革命前夕，疯传于武汉的“捕杀剪辫者”的谣言，这条谣言说得轻点，引起了社会混乱，说得重点，直接扣动了辛亥革命那支枪的扳机，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权，威力真是太大了。
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已经在湖北新军中发展起数千会员，为起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就在这时，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清廷为扑灭四川暴乱，派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但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起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瀓下令搜捕革命机关，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一时间局势显得十分严峻。
10月9日下午，革命党决定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起义计划落空。
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此时，谋划起义的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走的走，隐的隐，起义力量基本上成了群龙无首，镇压革命的阴云正一步步压过来。没有人来发号施令，革命党人人自危，却又不知何去何从。
相信湖北当局一定以如临大敌的阵势来应对局面，一定会严加防范，何况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应该说是有能力有机会将起义消灭在萌芽状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湖广总督瑞瀓就是一个猪脑袋，也不会胆敢掉以轻心。
然而，对湖北当局和起义者双方都十分重要的一个东西，即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东西被官方收走了，里面清楚地记录革命党人的姓名，其中部分又是湖北新军中的官兵。据统计，两个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发展的会员加起来有5000人左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有200多人。这个花名册落到湖北当局的手里，且不说两个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已被湖北当局掌握，新军中某些革命党人也被当局掌握。这等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的底细曝了光，企图搞驼鸟政策，是不可能了。即便没有上名册的亲革命派军人也不敢说自己的身份是隐蔽，即便身份暂时没有暴露，也会将自己视同已经暴露，因为名册已被搜去，同志已被捕，顺藤摸瓜地查到自己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被逮捕，当局对三人进行了严刑逼供，然后在当夜就将三人处决了。这实际上给了新军中的革命党以双重的危机感。一方面，花名册已被当局搜去，在册的革命党人已被当局掌握，一方面，谁也不知道三烈士有没有在严刑拷打中供出除花名册之外更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与湖北当局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当局在暗处，而革命党人暴露在明处，恐慌以及对当局的种种猜测自不能免。
此外，炸弹走火而引发抓捕也就罢了，紧接着10月9日晚还准备发动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被抓到了岂还有生还之理？所以，在危险之时，人往往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多信一点仿佛多买一份“保险”，这样，哪怕是谣言，也很容易被轻信。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一条“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的谣言，在新军中流传开来，经过层层的添油加醋，谣言越来越像是真的一样，连市面上都在流传着。没有人知道真假，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假的。因为，从道理、法律上讲，谋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何况有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此前，革命党人虽然起义计划落空，但起义的种种罪状是推脱不掉的，比如起义用的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革命党人名册，这些都已被巡捕搜去，他们焉有不递交给湖北当局的？这些罪状在官方手里，一旦被抓捕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总督瑞瀓已经下令关闭四城，不准请假，搜捕革命机关，这正说明当局在采取有力措施。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或是对革命党有同情倾向的人都害怕被抓起来，死亡的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军营，已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的时候了。
这条谣言还有一个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大约是被处决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的缘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被捕（他家是武昌机关，嫌疑自然很大），而他也是剪了辫子的人，这更让人相信当局确实是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而军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那条“猪尾巴”，这时候的恐惧心理很容易想象。
其实，不管是有辫没辫，既然名册已在当局手里，被捕同志也已被严刑逼供，机关被捣毁，没有哪个与革命有瓜葛的人会放心睡大觉，第二天起来照吃照喝，完全没事儿样。生死命运都已不在自己的手里掌握，这个时候救命求生才是人之本能。而谣言越传越广，版本越来越多，比如连这样可笑的传言都流传：本地学校里的没有辫子的人，为安全起见，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
谣言搅得满城风雨，不仅令革命党人惶惶不可终日，市民议论纷纷，就连当地的媒体也已经注意到，并警告当局要迅速平息谣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汉口中西报》在“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然而，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或者，当局正拿谣言来与革命党打心理战呢。
如果说清政府或湖北当局决心要清算革命党，开展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真的像谣言所说的，对照着花名册按图索骥，将包括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一捉拿问罪，那是相当容易的事。有名册在手，证据在手，革命党无可辩驳；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革命党束手就擒。那种杀了三人，又接连抓人的景象似乎已经在给新军中的人发出杀向一切革命者的信号。
这实际上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置于了“陈胜吴广式困境”之中，即不起义是死，起义也是死，但起义说不准还能有一丝生的希望，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起义。更何况，这场起义还不像陈胜吴广的起义，是最后被逼无奈的选择，手里无枪无弹，这场起义，本来就是革命党人早就有预谋的事，枪弹仍然握在自己手里，现在事已至此，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危急之时，那些被隔离开来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为了求生路，于是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当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革命由此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时间内，大清政权竟被这条谣言击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