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三武”之一的孙武没有被黎元洪杀掉，不是因为黎元洪对他特别宽宏大量，而是因为孙武在执掌军务部时专横骄妄，得罪了不少同志，受到排斥。备感孤立的孙武便倒向黎元洪，黎元洪也需要吸纳更多的支持者，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后来，孙武与同盟会的反对派在上海组织民社，拥黎元洪为社长，走向与同盟会对抗的道路。对孙武这样一个马前卒，黎元洪尽弃前嫌，舍不得杀他了。
黎元洪不光借刀杀人，自己开起杀戒来，绝不心慈手软。黎元洪为了镇压旨在把自己赶下台的革命党人的倒黎暴动，前前后后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而且根本未经审判就“就地正法”，在黎元洪的残酷镇压下，原本是首义之都，聚集大量革命党人的武汉成了黎一手遮天的地方。由于黎元洪杀人太多，黎元洪又多了一个绰号——“黎屠户”。
其实，翻阅历史会发现，乱世之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如刘邦者往往吃得开，而徒有妇人之心的项羽却往往笑不到最后。黎元洪不仅敢于杀人，而且还会玩借刀杀人，具备了混迹乱世的本事，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吃得开并不意外。
忍辱负重熬出头之日。
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凡成大事者，多是能够忍辱负重者，要不是因为能忍得住胯下之辱，韩信不会有以后的功名。黎元洪也一样，是一个极其能忍辱负重的人，甚至到了坚忍的程度，非常人可以忍受，这大约也是成就黎元洪的重要性格吧。
经过黎元洪的苦心经营，湖北革命党势力被分化排挤，日趋衰落，黎在湖北这个地盘上坐稳下来，并且做大做强之势，引起了袁世凯的担忧。一是黎的身份颇有分量，又是首义都督，又是民国副总统，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其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二是手握重兵，在黎的手里握有四个师的兵力，雄踞武汉，可称一方诸侯；三是黎元洪虽然攀附袁世凯，但他毕竟不是袁的北洋派人，不值得袁充分信任；四是黎控制的地方湖北武汉乃是九省通衢，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因此，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削弱、控制黎元洪。为此，袁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黎元洪调入京城，解除其兵权，然后安插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武汉重地。如此，黎元洪落入袁的口袋，就失去可以作为的地盘，将强龙缚于浅水，令其无所作为，无以威胁。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黎进京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将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黎元洪自然知道离开自己的地盘、投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无异于虎落平川，任袁摆布。故而，对于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一招他曾用在“首义三武”身上）心知肚明，但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采用“拖字决”，死活不愿挪窝。请不动黎元洪，袁世凯很是窝火，但这火又不能随便发，更不宜霸王硬上弓，引起双方的敌对，以至撕破脸皮，失去盟友。毕竟，黎元洪是袁的支持者，在定都北京问题上，在宋教仁遇刺案问题上，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在“二次革命”问题上，在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问题上，黎元洪无不效忠效力，深得袁的好感，再者两人又是亲家，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
但黎在湖北的存在始终是袁的一块心病。得到儿子袁克定的献计，袁世凯决定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去“请”黎元洪入京，这比自己出面要好得多。1912年12月8日，段祺瑞到达武昌，单刀直入地告诉黎元洪南行的目的：一是与黎商议整顿湖北军队，二是受大总统率特派邀请黎入京商议要事。黎元洪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说自己想留在武昌协助整理军队，然后再进京。做事利索的段祺瑞哪里给黎这样的机会，半请半押地把黎元洪给弄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袁用欢迎孙中山的级别来欢迎黎，也算是给足了黎的面子，但里子却是寸步不让的斗争。
黎元洪本来打算去北京应付一下袁就回来继续当他的都督，所以把湖北的军权交由自己的参谋长去管理，可是他刚刚过河，后面的桥就被袁世凯给拆了，黎刚走，袁就下任命令，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把湖北的军队裁编好了，袁世凯就派北洋将领段芝贵担任湖北都督，把黎元洪的老窝给彻底端了。而且颇具讽刺意黎元洪味的是，袁世凯安排黎元洪住进了南海瀛台，这个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那实际上等于软禁了黎元洪。事实也是这样，黎领着袁的高薪，被严加防范，整天悠然自得，只剩下附庸风雅，袁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把黎给废掉。
面对如此打击，性格暴烈的人恐怕非要弄个鱼死网破什么的，黎元洪不然，虽然“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还是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深居简出，不问政治。从1912年12月到1915年10月，黎元洪在南海瀛台被“软禁”了近三年。但他的忍辱负重却换来了好时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如果黎要与袁世凯搞个鱼死网破的话，等待他的估计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前面讲到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之中被革命党领导人那样逼迫、羞辱，仍然加强忍受，直到机会来临才借刀杀人，也是其忍辱负重的一种表现。能够忍受这番屈辱，真非一般人可以做到，黎确实非一般人。
跟紧潮流，大事不糊涂。
说到“大事不糊涂”，人们很容易想到宋朝的宰相吕端，说的是宋太宗赵光义欲立吕端为相，朝中大臣说，吕端为人糊涂，不能为相。宋太宗回答：“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让吕端为相。宋太宗确实看人甚准，吕端在任上果然为官持重，识大体，并屡屡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常常让宋太宗“犹恨任用之晚”。后世用“吕端大事不糊涂”来比喻为人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或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能在此情形下作出正确判断的人，理应是吃得开的。
我们再来看黎元洪，不能不说，他看起来也是一副糊涂相，给人感觉往往被强人玩弄于股掌，其实他堪称大事不糊涂，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出正确的判断，不给后人留下此类笑柄，也为他的在政治上吃得开铺就了宽阔的道路。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过程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黎坚决地站在了反对的立场，这一站不要紧，袁世凯一死，竟让他坐上了袁世凯的位置，这也算是大事不糊涂的收获吧。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在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想做皇帝，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从这句颇有含量的话语看得出，黎元洪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袁世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但是，在涉及改变国体政体的大事，黎元洪丝毫不含糊，道理讲得入情入理，铿锵有力，让人不容辩驳。由此可见，无论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一旦袁世凯称帝成功，他这个副总统也就永无当上总统的机会了，出于私利他不会赞同袁称帝；也无论黎元洪确得时代新风气，毕竟他虽是一个旧官僚，但也是一个留过洋的人，是见过一些世面的，相信进化论，懂得世界民主潮流奔涌前行，复辟不得民心。总之，他是复辟的反对者，所以，袁世凯也不再跟他谈这事，只是一意孤行地搞他的帝制。
袁世凯伪造民意，先是拉起一个复辟帝制的班子“筹安会”，打着研究君宪的旗子为其称帝张目鼓吹，那些被袁世凯雇用的政客文人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考虑，纷纷拥戴袁世凯复辟，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甚至将北京的一些妓女、乞丐都调动起来到中南海门前去请愿，要求袁世凯称帝。
当时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对于自己的政治依附者，以及如此“强大”的民意支持行为，黎是要表态的，可是黎又不敢公然得罪袁世凯，怎么办呢？黎元洪就以退为进，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貌似想回原籍休养，实是消极抵制，袁当然不会放虎归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貌似推却不了国民的盛情，于是接受了民众拥戴，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并决定在登基之前册封有功之臣。袁册封的第一个王竟是黎元洪——“武义亲王”，袁这一招很高明，黎元洪是“首义都督”，民国副总统，封其他亲王，把黎拉下水，一是黎元洪听话，二是具有示范效应。
但是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拒绝领受，还公开发表声明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袁世凯需要黎这一个道具，因此派步军统领江朝宗袁宅宣封，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对此事有十分详尽的记述，读来真是畅快：“朝宗捧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齐打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堂门矣。”
黎元洪一直是袁世凯的道具和棋子，这一回，一向唯唯诺诺的“泥菩萨”不再言听计从，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之下，竟然敢以死相抗，不仅令袁世凯刮目相看，也令其他政治势力刮目相看。这为他的拓展政治舞台，赢得了不少的“加分”。果然，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扶正，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黎元洪在关键时候与袁世凯划清界限，站在民主共和这边有关。否则，一个站在专制立场，与复辟者同流合污的黎元洪，谁会选他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呢？大事不糊涂，让黎元洪政治的生命在眼看着要凋零的时候，老树发新枝，获得新生命。
黎元洪不只有一面，而是多面人生，这个风云人物的多面性映照出历史的多面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其实也是历史的复杂性。有时不是人非要复杂，而是时势逼着人复杂，否则就会吃不开，混不好，这也算是“环境造就人”之一显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