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远洋舰队南下出海，少则八九月，多则一年三四月，其中多数时间消耗在海上和沿途港口补给装货，自持力的增加无疑缩短了每站停留的时间。
就经济上而言，三千石船的普及，将进一步促进国内航运业的发展，军事上将为海外移民和近海运输登陆作战，提供运力保障。
怀王的精明不在于其对经济的影响力，而在其对局势的把握，总能先人一步。
如今造出三千石船，以沈云卿以往的活动轨迹和秉性，绝不会是纯粹为了讨女帝开心大费周章，一定是有经济用途，对于这一点，沈云卿没有丝毫隐瞒的必要。
在他看来，发展技术不为开拓经济市场简直天理不容，相反此番孟津巡查，吸引文武百官各方势力注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这次巡视为日后数年定下了基调，只要国力允许，形势尚可，以孟津县为样板实行经济成分和技术推动将成主要施政方向，对推动航运发展无疑有深远影响，三千石船也将有更大的生产制造动力。
同时发展船舶技术的最终目的，仍然着眼于未来海外移民，去占无主之地，现在吸引一些目光和资本，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
此时薛伯充在船舱下转悠了许久，回到上层甲板仍有些晕头转向。
“此船果然要比旧船大出许多，本官估计至少得多两成，林大人可是如此？”
“两成还是少了，初步测算要比旧船多出两成七八分，实际装运也多两成五分左右。这还在其次，今后若是用于海战，兵士半数睡在网袋编织吊床，半数睡于通铺，增高后的船舱，上下足以容下两百人有余。
此外今后出海不再食用稻米，改为糯米与精面粉，干肉、干饼，如此可供装运更多淡水，以利出海。”
“但如此一来，出海三月，日食干肉面粉，兵士恐怕多有怨言。”
“确实如此，故而可应需调整，调整后载员将有所减少，但仍比以往更多。”
千吨排水量的木船合理化设计后的载重员超过三百六十人，如果装运火炮和弹药，就只能牺牲自持力。
因此新式宝船三个月的自持力的前提是没有火炮弹药，全装食品和货物，同时改变食谱和航海习惯。
西方中后期的航海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海上生活习惯，由于需要长途航行，没有补给，就要求尽可能精简食品、物品，食物尽可能单一，以方便携带。
因此风帆战舰横行年代，除了离港后最开始的七八天，十天，每日能获取充足的蔬果补充，丰富的食品配给，出海离港后的两周，直到目的地上岸，每天配给的只有可以防弹的饼干，橡胶一样的咸肉，以及啤酒、威士忌和淡水，至于活禽鲜肉，都是船长和大副们的特供，水手能偶尔吃上面包，都属于上帝的恩赐。
所以当年动则跨大西洋的航行，中途全无补给，靠的都是恶劣饮食条件逼出来的自持力。
而亚洲的地貌环境，决定了基本不存在需要跨洋远洋的条件，出海短则三两天，多则七八天十多天，就有港口补给，即便是穿越南海，往往也都沿着中南半岛航行，站站靠港。
即便是南海最长无港口航线，也远没有葡萄牙至北美全程的三分之一航程来的长，若是去南美，可能更远。
由于地理决定了航线，航海间接决定了航海传统，导致中国海上生活较为宽松一些，经常大量携带活禽和家畜，顿顿吃热食，放开了饮淡水，甚至还能在船上种菜发豆芽，补充维生素。而在西方，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存在这些航海传统产生的条件。
有鉴于此，沈云卿调整了日后远洋舰队的食谱和习惯，大量使用吊床，用糯米、面粉、预制饼干代替大米，腌肉、干肉、腊肉代替活禽，大量压缩空间，并使用体积更大的水桶。
水桶体积越大，其容积效率越高，反之越小，容积率增加淡水则越多。
同时糯米、面粉、预制饼干淀粉效率远高于普通稻米，在体积重量相同前提下，能量高出一倍，大量肉制品替代活禽家畜，无疑有压缩了船舱空间，增加了其他物资的储备。
当然，这好的措施，肯定是有弊端的。
首先不人道，确切的说风帆时代航海就没什么人道，出海纯粹是为了讨生活，进而带来海员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
毕竟天天单一化的面制品和肉类，吃的再饱再好也有腻的时候，索性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丰富，今天吃烙饼，明天来碗面条，后天吃馒头，大后天吃糯米八宝饭，咸肉、腊肉、熏肉、烤肉、风干肉天天换顿，总有一款适合你。
其次总这么吃，纵然不得坏血病（既维生素C缺乏症），日积月累也会增加患癌和肿瘤的风险。
当然，对于当下的社会而言，赚钱和讨生活更为重要，恶性疾病不是重点，纵然会得，基本上也得十年八年甚至更久。
对于海员而言，有多少人能平安渡过一生很难说，而且也不是三百六十五天一辈子都在船上，都干一行。
最后，这套标准暂不会在水军与朝廷远洋船队中推广，因为没有必要。
亚洲的地貌和贸易资源禀赋决定了可以沿海而行，站站停靠，补给非常充足，只要保证船舱内的应急储备足够，完全可以多装货，少装人。
如要远洋，少装货少装人，多装食品淡水，只满足必要水手和预备人员，十数艘乃至数十艘编组，携带足够的补给，甚至还能改善生活，足以具备跨洋甚至环球航行。当然，如果不停靠补给，多半船上的预制食品都会变质。
有鉴于远洋的枯燥、风险和饮食待遇的恶劣，全国推广这种食谱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因此跨洋航行船员的待遇势必远高于其他水手，这也是暂不做推广的原因。
任何活动，必须有经济和国力支撑，没有经济和国力支撑一味扩张，要实现扩张，必然带来其他负面影响。
西方海外殖民，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农业化，而先工业化，却要扩张十倍甚至一百倍的领土，在连饭都吃不饱情况下，又要大量繁殖人口，高教育、搞科研，搞工业，满足领土扩张，扛枪拉炮去搞扩张，结果只能是基础国力不济，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农业产能和经济资源禀赋，于是奴隶和殖民经济只能是必然结果。
中国基本不存在对外奴役和血腥殖民的条件，准确的说，只能经营移民，因为多数时期，若非天灾人祸，不存在没有农业化而导致的温饱问题。
因为同期中国的农业亩产远高于欧洲，同时先进的耧车、犁具和镰刀，能让中国人用更少的热量，换取更多的热量产出，所以不存在没有因为温饱没有解决，人口增加，农业不济，而去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条件。
当然，特殊时期，特殊皇帝就另说了，但也不能片面只看个别现象。
相反解决温饱后，老百姓有富余的劳动力、智力去搞其他副业，当生产力大幅提高，产生物价相对下跌现象，并引发生产链调整。
如果不扩大市场，确切的说，由于古时认知有限，无法无法将人口基数与经济挂钩，因此在农业文明下，经济的扩张，除了农工业生产力的提增，人口是实现经济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当人口增长远低于生产力扩张，必然引发体系内的经济变化，甚至引发动荡。
因此中华文明的体系，只能实行大同和安抚归化政策，藉此实现人口扩张，和海外外夷的融合，把周边小国融入国内经济体系，进而慢慢同化。
如果实行铁血殖民政策，势必导致外部人口锐减，市场消费暴跌，中华农业化转化手工业生产力，对外贸易扩张经济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最后还得影响国内。
因为农业化必然带农业产出超过人口需求，进而刺激来社会其非农业生产提升，因为劳动力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当生产品因为市场饱和无法扩张时，将影响国内体系。
所以体制和文明体系决定了中国无法进行血腥殖民，而西方由于本末倒置的发展体系，决定了只能血腥殖民，用工业成果解决没有农业化，和欧洲自然资源禀赋缺失带来的社会根本问题。
西方文明除了早期农业化失败的硬伤，自然资源禀赋的缺失也导致了血腥殖民的必然结果。
同期中国人食用水稻，而西方还在游猎采集，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中国人实现水稻体系栽种，引入小麦时并开始繁育时，西方才有小麦。
而小麦的产能在早期只有水稻的一半甚至还少，近现代虽然增加至百分之七十，但不可否认小麦的亩产整体是不如水稻的。
而西方的维度又高，冬季寒冷，一年只能种一季麦子，而中国同期，黄河到长江，小麦能种两季，亩产基本达到水稻的六成，同时由于季候的适宜，小麦进化和培育远快于西方。
同期西方的小麦还处于种、收基本持平的局面，既收获的小麦，并不比投入的种子多多少，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当此局面下，西方贸然开启航海时代和工业化，必然导致超额的国力支出，同时又得有收入，就只能对外血腥扩张。
同时西方缺乏大豆、油菜、棉花、蔗糖、麻丝、桐油等重要高产作物的种植气候，更缺乏香料、奢侈品，尤其是白糖，西方当时极为热衷的副食品，严重依赖贸易进口。
甭看现在美国大豆、美国甜橙、美国橘子如何如何，早六百年前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橙子、橘子都原产中国，直到十四十五世纪，经由海上贸易进入欧洲，欧洲才有了甜品，在此之前都需要经由陆路进口。
更致命的缺失在于欧洲没有大平原，只有破碎平原，农业效率低下还能依靠堆积量，改变质，但如果缺乏可堆积量，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除了俄罗斯东欧平原，整个欧洲地貌都是破碎平原，无法实现中国化的农业大格局，同时也缺乏水利规划，长期无法实现农业规模化，更谈不上全面提高农业产出。
为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对外扩张。直到发现南美，高产的红薯、马铃薯、玉米被大量传入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从根本上开始扭转农业问题，但对外血腥扩张的文明基调已经成形，再要改变已经不可能，并且延续至今。
而且土豆和红薯只解决了应季吃饭问题，这两种作物在当时都无法长期保存，因此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稳定而保质期更长的谷物生产。
详细梳理人类简史，沈云卿渐渐发现，中华文明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类发展道路，但关键仍在于国内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不解决国内问题，对外开拓根本谈不上，而中原王朝自古最大的弊端恰恰又来自内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外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