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冰场需要不断浇。通常浇冰场的活儿都是由体育老师领着几个高年级同学在晚上干，三年级的时候，体育老师经请示各班班主任，专门抽调几个大个儿学生帮他浇冰场，我很荣幸地被选中了。那时我已经混上“周星驰式”二手运动服，且以尖子队员自居。连着几个晚上，我们几个队员在体育老师带领下推着浇水车在冰场上兜圈子兜到10点。完成任务后，体育老师给每人发了几张角票，居然还有补助？我数了数有三块六—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几个领了钱的孩子都很高兴。一名有一群能打架的哥哥的队员提议，“我们去看录像吧”。第一次看录像不是在电影院也不是在专门的录像厅，而是在军营。那所军营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一片破旧的部队黄房子，临街营房的几扇窗常有光头士兵卖呆儿（注：东北方言，意张望），他们因着视野中穿行的各色路人时而兴致勃勃时而沮丧无聊。这条路上经常走着上下学的中小学生，每有漂亮女生或者浓妆艳抹的女青年走过，他们就会兴奋起来，或交头接耳或怪声哄笑。
军营的录像厅是一所很破的房子。门口戴棉帽子的大兵非常和蔼，忙不迭收着角票，对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点头哈腰。屋里面是一排排长椅，和房子一样破烂，不一会儿就坐满了大小青年、大小孩。电视是黑白的，演的片子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先是一个赵倩男式的女主角挥掌把两根高杆越劈越短，字幕边打出来。这时候大家都议论那两根高杆，有人说是“木头的”，有人说是“铁的”。影片是典型的清末民初上山学艺下山报仇的故事。
从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霍元甲》开始，我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香港拍了那么多古装戏？香港不是个弹丸之地吗？香港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吗？香港拍的古装片怎么会比我们伟大的祖国拍的还多？香港人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创下了不朽的业绩，这样的业绩，我们的伟大祖国还没有创造。当然，当时我是想不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这类字眼的，当时我所理解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是古装片里的打打杀杀，就是打打杀杀故事里的正邪之战和“真善美”。说到真善美，有个叫何宗道的家伙（起初我以为是李小龙），主演了一部片子，扮的是“陈真”的弟弟，名字就叫“陈善”，好像还有个妹妹叫“陈美”—香港编剧真是好可爱啊，一部《霍元甲》居然可以衍生出这么多人物和故事。
我所能记住的何宗道电影好像名谓《截拳鹰爪功》（那时的影片多以《××功》、《××掌》、《××腿》、《××刀》、《××剑》为名，如果“黄飞鸿”系列在那时问世也不会叫《男儿当自强》）而铁定了叫《佛山无影脚》）。《截拳鹰爪功》讲的是勇斗日本武士的故事，结尾何宗道与日本武士在教堂里展开搏杀，虽然只是两个人的格斗，我以为其精彩程度却不亚于《喋血双雄》那段著名的教堂枪战。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和前几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暴力倾向不是被所谓的革命热情引发出来的，我们无意去“打翻”什么，“再造”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使命感，我们根本不想去解放什么全人类，我们只想解放自己，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比自己更需要解放。虽然我们没饿过肚子，但我们知道有许多东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你的欲望很多，得到满足的时候基本上很少。那时候，我们知道美国人特阔，那时候，我们知道日本的玩具好玩，那时候，我们知道香港的电影好看。在未来，你会得到你不曾想过要得到的东西。这说明“未来”根本是不可预测的。一切预测都可能是猜想，即使这种预测被称之为科学预测，但猜想就是猜想。
那几年差不多所有电影在放映前都会有《张飞审瓜》、《小马虎》之类的加演；那几年很多父母抱着孩子进影院，因此常会有婴儿的哭闹声响彻放映厅—如果工作人员不露面，父母会在原地用几分钟的时间哄孩子；那几年每到中午12点左右电视里就会冒出一个“五四青年”模样的香港人高歌《我的中国心》；那几年电视里经常插播的并非“请您欣赏”或者“广而告知”而是一个得奖舞蹈《担鲜藕》；那几年街头书摊上摆满了名为《××山》、《××池》、《××传奇》的乱七八糟的杂志，故事中多“无头女尸”、“裸体女尸”，封面插图设计专“擦色情边”（即电影《顽主》开头宝康给于观看的那摞东西）；那几年“人体摄影画册”特别多，在书店里须出示所谓“摄影证”才可翻看购买，不过在书摊上只需交一元钱，摊主就会把神秘的画册从透明包装袋里抽出来让你翻一遍—离奇的是所有的画册都标价“19.8”元；那几年《大众电影》巨牛，期期都有吸引眼球的“国产大美人”；那几年《环球银幕画刊》像今天的时尚杂志一样属于贵族读物，上面的外国女星写真让所有未成年人、成年人想入非非；那几年录像厅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录像机（多为单放机）这种昂贵电器已经开始进入家庭，其主要标志是很多小青年因聚在一起看黄色录像被邻居举报进了派出所……
文化宫、文化馆、电影院都成立了录像厅（注意：私人录像厅尚未出现），放像设备都是日本产的，一台单放机、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本价值一百多块的录像带、数十排座椅硬件设施就齐了。我最常去的是电影院录像厅，看了《雪山飞狐》、《义侠萧石》、《狂风沙》、《塞外夺宝》。印象中，王羽的片子多一些，演的都是侠客，一身纤尘不染的白衣，冷冷的神色，从来都是背对强敌使出杀招，惊为天人啊！
因为普遍是单放机，由此杜绝了发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意复制现象（回想VCD影碟、录像带并存时期，多少音像出租社老板用一台影碟机、一台录像机就组成了盗版生产线，真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大多数片子都是对得起观众的。我甚至觉得那时候的正版录像带和今天的盗版或者正版DVD有得拼！录像带的画质、音质均达一流水准，不像今天的DVD影碟，画质、音色能明显地划分出三六九等。几年以后，盗版现象增多，很多录像带才在片头加上了“版权所有、翻录必究”的字样。后来，盗版现象愈演愈烈，于是所有的片子都在片头加上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手写的“文录引进××号”，字样清晰可辨。以后越来越多的盗版干脆连上述“严正声明”和“手写文件”都老实不客气地搬过来……
还有，记得很多功夫片都是画面严重变形的，我们那时管它叫“大长脑袋的”—其实，简单明了地说即今天DVD迷所深恶痛绝的“拉长脸现象”，在专业网站“DVD不完全手册论坛”我们常能见到“拉长脸”版本通缉令。不过今昔两种“拉长脸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拉长脸现象”好像问题出在数码制作上，画面在保留片源原貌的基础上纵向拉伸，如果你的电视机有模拟16∶9功能，你还可以把视图压扁勉强观看到“正常图像”（海信电视）。过去的“拉长脸”则要有相当大的画面缺损，很多时候，连职员字幕都被削掉半边，在把16∶9的宽银幕影片以4∶3方式采集的胶转磁过程中才会有这样的画面缺损，有人偏好的4∶3版本（《空军一号》）是纵向内容多出—难道竟没注意到横向上画面两头都被切掉了吗？要鱼翅就没了熊掌！
直到1991年，我才发现谜底。那是在电影院第一次看《红高粱》，期盼了许久，心情激动万分，想不到银幕先打出来的居然是4∶3画面，人物景物都被拉长了—和过去看到的“大长脑袋的”版本录像带一样！我差点儿把这种画面变形当成了导演张艺谋视觉造型的独特表现。好在片子放了十几秒骤停，几分钟之后，又宽又阔的16∶9画面才在银幕上展现开来，原来，起初放映员忘了换宽银幕影片的专用镜头。
过去我以为宽银幕电影都是在大尺寸胶片上存储图像的，后来看了有关书籍才知道有一种摄影机变形镜头，使标准宽度胶片得以记录超标准宽度画幅，影片放映时，只需要在电影放映机上加变形镜头对胶片上的画面进行相反的变形，就可以还原舒展宽阔的影像。由此我们肯定早期录像带的“拉长脸现象”是未用宽银幕影片专用镜头加上4∶3的采集方式造成的。奇怪的是当时很少有人对此种“拉长脸现象”提出质疑。只因大家非常饥渴，觉得有的看就不错了，哪儿还有工夫去挑什么毛病！
长期观影，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电影制作技术理论，比如，通常我们会肯定地认为伤者的鲜血都是红钢笔水儿，往对方胳肢窝里捅一下侧面看去就是刀剑刺透人体，功夫片里的超高腾跃都是倒放演员下跌镜头实现的（呵呵，这倒不是猜测，当年央视少儿科教片介绍过这方面内容）。
今天的录像厅已经成为民工的乐园、盲流的天堂，里面的肮脏即使在黑暗中你也感知得到，空气污浊程度好比北方冬天的县级拘留所，设施之陈旧更是超乎想象，灯一亮，你就会发觉自己竟置身于废品回收站的仓库里—当然，灯是从没有亮过的。大多数观众都昏昏欲睡—他们要养足精神等待午夜场的特供片，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目击色情然后想入非非地入眠。
纯真年代已经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