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他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先后写下了：《究元决疑论》、《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多部学术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梁先生体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他有关治学的一系列论述。
什么是学问？怎样对待学问？这是每一个大凡有志于学的人都必须要面对、必须要作答的首要的、根本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关于此，梁先生说，所谓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的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那么，什么是得要，怎样才能得要呢？梁先生说：“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为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
梁先生不愧是一个大学问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学问的根本要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这话实在是见道之言，可以看做是区分真学问家与伪学问家的分水岭、试金石。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还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问本是一件发自内心的性灵之事，然而如今却成了“著书皆为稻粱谋”，这实在是远离了学问的初衷。对于那些读书只为装点门面，治学尽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大师”而言，梁先生的话当是警示。
学术态度是治学的关键，一个人有没有科学正确的治学态度将直接影响着他能否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关于治学的态度梁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研究学问必须具有的态度，大概可分为三点来说：（一）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不追求则很容易只看见一些广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点。凡能把握问题所在者必能追求不已。（二）要不怕问题牵连广大，并且不要注意这个，就忘去了那个，要能将与本问题有关系之各方面都照顾得到。要能辗转索引，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可是始终还是一个球。（三）要从容有含蓄，不要性急。除去这三点以外，梁先生还特别强调做学问态度一定要谦虚，要有包容心，包括对待错误。他说：“最有学问的人，就是最能了解错误来源的人；有高见解的人，是能包括种种见解的人。最有高明见识的人，才是最能得真理的人；他对于各种意见都同意，各种错误都能了解。”
说到治学方法这是一个普遍但却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方法总是因人而异。梁漱溟作为一代学人，他在治学方法上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创见。事实上梁漱溟是相当地重视治学方法，他说：“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那么，梁漱溟在治学方法上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1934年1月5日梁漱溟在同学生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梁先生的此番话绝非空洞的说教而是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只有在学术之路上经历过一番挫折、苦闷的人才能体会到这话的深刻。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了治学的彻底性。他说，天下事要紧者在此：要走那条道，就彻底的走那条道，不彻底是不行的。讲科学，不能彻底运用科学方法，则无所谓科学；其他一切做学问做事情都是如此，非彻底不可。
梁漱溟先生曾自称自己的一生是一个自学的极好例证。此言不虚。梁先生以中学学历而一跃成为一代鸿学大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超人的自学能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别重视自学对于治学的重要性。梁漱溟说：“所谓自学应当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学会照顾和善用身体，这话已不仅是谈治学了而是生命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