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了，他们一边交卷子，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个约六十岁的老教师，头发已谢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凑到我跟前说：“咱是教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没办法，年龄大了，脑子记不住东西了，眼看着就教不动了，临老还是个民办教师。”他絮絮叨叨地说着，从提兜里掏出两个干馒头给我，不管我怎样推辞，他还是把馒头放下就走。那两个馒头在我家的窗台上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动，儿子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黑的馒头。他问我，怎么吃啊？
父亲节的无奈
对父亲，我谈不上感恩。请原谅我的直率，因为他确实对我没有养育之恩，虽然我是他生命中的最爱，虽然没有养育我并非出自他的选择。
在母亲怨恨的话语中，年轻时的父亲往好说是一个纨绔子弟，往坏说是一个“花花公子”。当父亲再次来美与我同住时，他对我谈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很长，九十分钟的录音带，我录下十几盘。一个接近八十岁的人应该可以坦然地谈论自己的一生了，特别是对着他几近知天命的独生女。
我的祖父李肇甫（字伯申）自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国父，后曾为国父灵柩的牵绋者。国父去世后，祖父退出政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曾力邀祖父出山，祖父拒绝。后来，祖父在上海，与沈钧儒合开律师事务所。他曾为七君子的辩护律师，也曾为董竹君的离婚律师。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祖父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到达重庆。
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由张群接任，而祖父是张群的省政府秘书长，还曾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席大法官。祖父虽权倾一时，却又两袖清风。在四川，祖父全家一直借住于他人之宅。然而，祖父的两袖清风，并不妨碍父亲以及父亲的兄弟成为“花花公子”。
母亲的记述，父亲的回忆都证实了。在母亲之前，父亲确曾有过多位女友。然而，不知是他记忆出错，还是事后溢美，从父亲的坦白交代之中，我并没有发现多少“油水”。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实在是徒有虚名。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却又名实相符。父亲会玩儿，少年时曾获全国花样滑冰冠军；父亲善歌，他唱的英文歌曲颇有平？克劳斯贝的味道；父亲善文，但仅止于情书，他多次为多位朋友捉刀而赢得美人归；父亲性喜交际，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父亲好热闹，也喜欢出点小风头。如许多世家子弟，父亲虽纨绔却不阴险狡诈，不知稼穑之艰辛，也不懂人世之险恶。
父亲所有的十八般武艺，独缺保护自己的技能。一九五七年，他居然不知收敛，被上级的真挚所感动，说了几句话，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好意。父亲说的不过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之类，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原创。不过是他听了来，以为那话深刻，或想表现自己的深刻，转述而已。毫无疑问，父亲在劫难逃。
父亲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能不说是抬举了他，因为他完全不谙政治。这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几年。这一顶帽子令他妻离子散，令他数次几乎丧命，然而，在摘去这顶帽子的时候，在他的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右派”言论，成为了一个无声“右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岂止如此，有人在摘去帽子时，还呈上一声“感谢”，或打个“娘错打了孩子”之类的圆场。所幸，父亲摘帽时依然无声，仍然不谙政治。
父亲在东北劳改的年月里，母亲曾多次偷偷地寄报纸给父亲，报纸里夹带着父亲最需要的食品。靠了母亲的食物，父亲捡回一条命。当然，母亲也难逃多场批斗以及其他的侮辱。
大约一九六二年，父亲每年可以回北京了。父亲回来，我最高兴，因为父亲有时间和我一起玩儿，还会给我买一些母亲绝不会买给我的东西。父亲曾给我弄来两只小桦鼠，还曾为我买过一朵带珠子的绒花。从东北，父亲带给母亲一些特产，比如猴头蘑，也给极爱干净的母亲带回一身虱子。父亲从母亲那里拿走的，是钱，用钱买的车票和铺盖（他常常丢失钱物）。父亲走后，留给母亲的是她在工作单位的屈辱。
母亲和父亲分手，并不是因为父亲成了“右派”，虽然母亲受到的歧视早就足以使他们分手。母亲对婚姻的坚持，除了母亲的为人、传统意识和夫妻感情之外，还有母亲对后来的歧视、迫害和斗争之残酷缺乏预见。
终于，一件在今天看来，在外人看来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导致了父母的离异。
我十岁那年，父亲回四川，偶遇他的初恋。那曾经非常美丽的女人已经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她的丈夫被关押，释放之后以拉板车为生，而她的肺病已到晚期，还有三个幼子。她的姐姐找到我父亲，请我父亲帮助。父亲给了她二十元。
数月之后，母亲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所欠之款，做牛做马定当还清。”署名正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怎样找到我母亲的地址，写这封信又出自何种用心。
至今，我仍然记得母亲收到信，大哭的样子。母亲说：“他不曾给过我们一分钱，却……”
这一封信，这二十元钱竟然彻底摧毁了夫妻感情，而那情感被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分离所磨损，已经绷紧到最脆弱的一线之间。那也正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
我不能责备我的母亲，也不能责怪我的父亲。
自母亲提出与父亲离婚，父亲探亲回北京，只能寄居亲戚家。因为很难见到我，他千方百计地托人将我“骗”出来，或在我可能出现的地方等候我。当“文革”开始时，他就更没有理由见我了，因为我也不愿见这个“右派”父亲。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和转折。其间，母亲被专政，自杀未遂，十四岁的我独自过活。我的父亲在哪里？我不知道。
一九八一年，在未通音信十四年之后，父亲突然托人带来口信，他已在北京，他的“右派”问题即将改正。
每个放学的周六，父亲在校门口等我，同我一起吃一顿饭。然后，他伴我去崇文门菜市场买菜（那是我每个周末必做的功课），再陪我坐地铁到达玉泉路，走过当时两旁还是田野的小路。在院门口，他和我道声再见。
父亲知道，我的周末是属于母亲的。他似乎也知道他这个没有尽责将我培养成人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和母亲竞争和我相处的时间的。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每周一饭，花光了他不多的积蓄，后来他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只能吃一餐。
因为再婚，父亲终未能留在北京。一九八四年出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一起去北海，将祖母的骨灰撒入湖中。父亲生在北京，祖父母也曾长期居住北京。几年前，在白塔寺附近，坐在电车上，还能望见我们祖屋上的飞檐。当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祖屋，如今连那飞檐也不知去向了。
以后的日子，我回国探望父亲，最多数周。父亲来美，每次不过半年。
我和父亲相差三十岁。算起来，我和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相处最多不过五六年，其间三年，我因年幼，无从记忆。我没有办法和父亲非常亲密，至少不习惯和他的身体碰触。每当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亲。
父亲收到我的汇款，他是高兴的。每次我给父亲汇款，我感到一种心安，一种为给予我生命的人，一个饱受苦难的老人尽了义不容辞责任的心安。
我知道这样的直率近乎于残酷，但是我和父亲确实没能在一起度过多少日子，无论苦难，还是欢乐。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无知伴随着我的童年，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痛苦伴随着我父母的中年，而无奈却伴随着我们三人的今天。但愿，但愿错失和懊悔不再伴随我们的明天。
我常常忘记父亲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错，当然那也并非我父母的错。我不会因为忘记这些节日，去说上一句“SORRY”，或补寄一张祝贺卡，那种卡片之于我和我的父母，都太轻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