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把视点转到党争上来。
崇祯元年的温钱互攻和崇祯二年的“袁崇焕案件”基本上将朝中的东林人士斥退一空，经过短暂的恢复，东林党再次面临尴尬之局。事实表明，“后阉党”派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继东林人被斥退一空后，周延儒跟温体仁又互相咬了起来。
继周延儒、温体仁相继入阁后，温体仁认为在扳倒东林党的中自己出力最大，正是靠着自己咬得东林党一身毛，才使得崇祯将东林党人全部罢斥，如今周延儒却位居首辅，而且独断专行，所以两人渐生龃龉。
很快，崇祯四年温体仁的机会来了，在这年的会试中，周延儒的连襟陈于泰被选拔为会试第一名，老友吴禹玉的儿子复社领袖吴伟业也高中会元，而主持考试的就是周延儒；接下来，周延儒频繁出错，他任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因犯事牵连到了周延儒；他的兄长周素儒冒锦衣卫籍，领取千户之职，他的家人周文郁被擢升副总兵，更有甚至，京城出现谣言说周延儒收受江湖大盗的贿赂。
这些都令体仁感到兴奋，他发动言官对周延儒进行弹劾，但周延儒深得崇祯的信任，此时还不是温体仁能够动摇他的时候，很快，延儒授意自己控制的言官弹劾温体仁引用私人闵洪学为吏部尚书。闵洪学和体仁是同乡，这是明了的事情，崇祯皇帝接到言官的上疏便将闵洪学免职。
崇祯四年的较量以温体仁暂时失利而告终，但双方都在暗暗等待新的机会。
崇祯六年，周延儒指使他的连襟陈于泰打着陈时政四事疏的幌子攻击温体仁，而温体仁则指使宣府镇守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取科名，而操作者就是周延儒。温体仁此招的确高明，他让太监出面弹劾，这样一来，反对者还不好说什么，因为崇祯此刻已经不大相信文官，只相信宦官。
周延儒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他策动给事中傅朝佑上疏，傅朝佑指责王坤宦官干政，而且王坤的奏疏文词练达、重点突出，背后必定有阴险小人在操纵。实际上这个时候崇祯由于不信任底下大臣，已经将太监派到各个要害之地，此举自然遭到文官们的反对，所以关于“宦官干政”已经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本来傅朝佑谈及此事已经有些不合时宜，紧接着，都察院的三把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将矛头直指崇祯的用人制度，他说，近来内臣的举动几乎手握朝纲，辅臣终不敢问一句，以至于辅臣被弹劾，犹忍辱不言，如此有损皇帝圣名。
王志道的上疏终是触及到了朱由检的敏感神经，本来大面积的任用宦官不符合官僚制度，朱由检对此也没有底气，他担心别人议论，如今此事由御史堂而皇之的提出来，朱由检自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周延儒在背后授意，因为这件事，他对周延儒的好感顿时荡然无存。这个时候，皇帝感觉到只有温体仁才符合他的心意，因为体仁也信任宦官。
温体仁的确有着很深厚的政治功底，他牢牢把握住了朱由检的心思，从钱谦益开始，再到钱龙锡、周延儒，温体仁每次都能一击而中。对于钱谦益，他往党争上面靠；对于钱龙锡，他往袁崇焕身上靠；对于周延儒，他往“宦官干政”上靠。
虽然周延儒没有温体仁那般机敏，但此刻他也看出王志道犯了崇祯的忌讳，他连忙上疏申救，但为时已晚，崇祯将王志道削职为民。后来崇祯还就周延儒的辩疏对周延儒说了一句话：“卿之辩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
温体仁从这句话捕捉到了周延儒倒台的信息，他立即让刑科给事中对周延儒发动最后一击。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终于离开内阁，温体仁如愿以偿成为内阁首辅。
崇祯皇帝斥退东林党，任用宦官，乃至将温体仁提拔为首辅都可以看作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的确，没有人比温体仁更听话，更对崇祯的心思。
从崇祯六年六月起，一直到崇祯十年六月止，帝国进入了体仁内阁时代，那么体仁内阁基本上结束了前期纷纷扰扰的党争局面，一些政治上的事务开始趋于稳定，温体仁做事情颇为干练，兵马钱粮、官吏调配，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对于崇祯来说似乎再也没有比温体仁更合适的人选。
但对于帝国的其他官僚来说，温体仁无疑是大明王朝有史以来最坏的人。虽然宦官也时常跟文官作对，但他们毕竟是宦官；虽然张居正也跟官僚们作对，但他毕竟是张居正；虽然王锡爵也不听从他们的安排，但王锡爵始终是他们詈骂的对象；虽然严嵩也不符合他们的理念，但严嵩没有让他们下不来台。唯独温体仁，这个小人物，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段，轻而易举的将他们击溃，而且将他们安上“结党”的罪名令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恨张居正，不恨严嵩，不恨王锡爵，他们只恨温体仁，所以对于明代的官僚来说，尤其是明末的官僚来说，温体仁无疑是第一“奸臣”。他们对于温体仁的恨甚至延续到清朝建立，明末的党争甚至延续到清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清政权建立后，这些东林系的文人在修《明史》中仍旧延续党争的路线对这些非东林系官僚进行大加诋毁，既然无法在现实中战胜他们，那就在史册中战胜他们，通过如铁的史笔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温体仁终究不是万能的，在野的东林党渐渐的明白，若想扳倒温体仁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就是将温体仁也安上“结党”的罪名，如此以来所谓的皇帝对温体仁的信任也就自然的荡然无存，而这一切将由跟温体仁棋逢对手的钱谦益来完成。
体仁既担任了内阁首辅，他似乎仍然沿着那种惯性往前走，失败者的教训并没有引起这位首辅的警觉，当他失去了他那“孤介”形象的时候，一切已经是不可挽回。
崇祯一朝的确缺乏官吏，定“阉党案”斥退了三百人，现在又将东林系官员一扫而空，温体仁上台后也面临着官吏的选用问题，因为这个事情，他开始走出了第一步错棋，因为他想从斥退的阉党分子中挑选适用的人才。
崇祯七年八月，崇祯在平台召见朝臣，让群臣会推吏部尚书。崇祯年的会推和万历年的京察一样，都是朝臣、党派顷扎的时候，各种势力针锋相对、竞相角逐。而此次主持会推的吏部左侍郎张捷推举的竟然是已被定成阉党“逆案”的前兵部侍郎吕纯如，张捷将会推名单呈上去的时候，无论是现场参加会推的勋贵外戚，还是全体官僚顿觉愕然，因为这明显带有给钦定逆案翻案的味道，这在本朝是不多见的。本朝钦定的案子大多是在定案皇帝死后才由继任皇帝翻案，所以像这种定案皇帝还在世就进行翻案的，的确不多见。
张捷推举吕纯如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一方面可以看做后阉党企图借此次会推事件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看做温体仁的又一次政治运作，但无疑这次温体仁踩空了。张捷的提议不仅遭到全体官僚的反对，也遭到了崇祯的反对。即便朱由检想启用旧案成员，但他还不至于自抽耳光。
温体仁担任首辅期间，他能做到不动声色的将不符合他心意的人从内阁中去除，而这一切都不被崇祯发觉。虽然也有不少人弹劾他，但都被崇祯所拒绝，因为崇祯知道这些人弹劾温体仁实际上是表达对自己的不满。例如工部侍郎刘宗周弹劾温体仁说：“这么多年来，皇上讨厌结党，结果众臣皆互相告奸；皇上喜欢清廉，结果群臣皆曲意奉迎；皇上想励精图治，结果群臣在下面皆碌碌无为；皇上崇尚考核，结果群臣皆在下面吹毛求疵。而这一切都是首辅温体仁造成的。”
刘宗周明说温体仁，阴诋崇祯，自然引起崇祯的不快，崇祯便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崇祯九年，帝国发生了两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而这两件事都跟温体仁有关。一个受到处分知县的母亲连日来等候在长安街上，只要见到温体仁的轿子就在那里破口大骂，而且还用石块投掷，街上围观的群众齐声喝彩，成为京师一景，而崇祯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得给温体仁增派人手加以保护；紧接着，南京新安卫的一名千户杨光先拉着一口棺材来到京师，来到京师后，杨光先开始上疏猛烈弹劾温体仁，将国家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温体仁当政，要求温体仁引罪自去。崇祯说杨光先哗众取宠，便将他杖责后充军。
崇祯的信任和袒护似乎使得温体仁肆无忌惮，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当温体仁想再次搞钱谦益的时候，这一切对体仁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么美妙。
温体仁最气恨的还是这个钱谦益，这个跟自己一样性格阴险的家伙，此时的钱谦益无疑成了江南的士绅名流，他在南方不断的阴诋温体仁，还有这个崇祯元年跟钱谦益一起被打倒的瞿式耜，现在两人勾结在一起，能做出什么事情可想而知。加之钱谦益本就品行不端，很快便有事犯在了温体仁手里。
当帝国步入晚年，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方的事务已经由两种势力来管理，一是地方官府，二是缙绅名流。越到晚明，士绅阶层结社越厉害，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控制舆论、抨击朝政、受人请托、包揽诉讼，到了此时，帝国早已经不是洪武、永乐时代的帝国。而钱谦益、瞿式耜居乡干起此类事件无疑是手到拿来。
崇祯十年（1637年），常熟县民陈履谦因为田产被人霸占的事与人打官司，本来陈履谦有理，但对方比他富有，钱谦益、瞿式耜收受对方钱财帮助对方打赢了官司，陈履谦大恨，便找到了常熟县的书办张汉儒，让张汉儒帮忙搞掉钱、瞿二人。张汉儒平日里也憎恨士绅们为非作歹、把持乡里，一怒之下上疏弹劾钱谦益、瞿式耜五十八大罪状。
张汉儒的奏疏为《直陈江南之大害，预鸣天下之隐忧，一方涂炭已极，万姓水火不堪，为民请命，拚死报国，哀控圣明，迅除元憝，以救灾黎，以安重地事疏》。
张汉儒在奏疏中详细列举了钱谦益、瞿式耜等缙绅名流通过操纵科考、隐漏钱粮、贩卖私盐、私设税目、包揽诉讼、冒顶骗饷、接受投献、奸人妻女、欧杀平民、敲诈本家等诸多不法事件。张汉儒在奏疏的开篇中说道：
“窃惟江南财赋甲天下，为诚国家根本之重地，军糈血脉之要区，皇上御极以来，俯念民瘼，不啻三令五申，以安民为首务，以戢暴为宝训。其如元凶大憝，有常熟县原任礼部侍郎今问杖回籍之钱谦益、原任户科给事中今削籍为民之瞿式耜，两人皆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奸且操之，何也？抚按皆其门生故旧也。欲控之司道，而司道之黜陟，两奸且操之，何也？满朝皆其私党羽翼也。以至被害者无门控诉，衔冤者无地伸冤。”
尤其是张汉儒所说的“士习之害”更是点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道：
“朝廷崇儒养士，岂欲俯首从人。今士习之坏于吴下也甚矣。今有一等轻狂恶少，名借复社，势倚东林，借口士可杀不可辱，一夫填膺，群呼争赴；一事启衅，众怒强梁。或供私事泄忿，托名公呈，拥挤县堂，号为义举；或借同胞为名，指称义愤，嚷闹登门，咤为快事，即官府亦莫可谁何。”
尽管张汉儒强调“如一字涉虚，罪甘寸磔”，但这些罪状也多有夸大其词，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缙绅名流对国家社稷的危害，张汉儒在结尾处提到了这点：
“夫二奸者，数其秽行罪状，不啻于余端，计其骗帑诈赃，不下三四百万。当此国家三空四尽之时，两奸剥民脂膏，恣饱贪壑，泣恳皇上，立震乾威，密拿廷鞫，按款究问，追赃助饷，除天下之大奸，弭江南之阴祸，亦足补军需之万一。”
温体仁看到这份奏疏，自然高兴的手舞足蹈，这份奏疏所呈内容也十分符合朱由检的治国理念，朱由检阅后立即让锦衣卫去江南将钱、瞿二人抓捕进京。
钱谦益入狱后，想到只有一个人大概能救他，那就是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曹化淳是朱由检在藩邸的旧人，而且还是前司礼监掌印王安的门徒，曾受过魏忠贤的迫害。由于王安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所以曹化淳自然同情东林党人。钱谦益想到这层关系，便让人拿钱托曹化淳营救，曹化淳一口应承下来。
温体仁了解事情出现波折后，便指使此案的引起人陈履谦散布钱谦益“款曹击温”的言论，所谓“款曹击温”就是指钱谦益拿钱贿赂曹化淳，让曹化淳打击温体仁。
温体仁此举的确踩偏了，他没考虑到曹化淳是崇祯信任的人。温体仁百密一疏，终于没有堵住曹化淳这个漏洞。崇祯看案子牵扯到曹化淳，便有些动摇了，加上曹化淳要求彻查此事，崇祯便答应了。
得到崇祯允许的曹化淳连夜派东厂前往江南抓捕陈履谦，陈履谦进京后被关进东厂监狱，曹化淳突击审讯，陈履谦受刑不过，只得按照曹化淳的意思招供出这一切都是温体仁在幕后指挥。
曹化淳拿到供词后便去见崇祯，至此，温体仁“孤臣”的形象彻底崩塌，崇祯发觉体仁也是有党的。得到消息后的温体仁便以退为进，上疏乞归，崇祯便朱笔一批，从此，温体仁结束了八年的阁臣生涯，回到了家乡浙江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