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珂， 1899年出生在四川省南部县安坝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以后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牺牲前任中共四川省常委兼军委书记，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和军事指挥员。
1919年五四爱国浪潮波及四川，正在成都学习的李鸣珂积极响应，跟同学们一道上街宣传，焚毁日货。在运动中他结识了吴玉章，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李鸣珂在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毕业后，任南部县实业所长。他一边招收知识青年组织青年义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因此引起了县知事和土豪劣绅的忌恨，受到诬告而被撤职。
李鸣珂看到列强欺侮中国，军阀横行霸道，决心弃文从武，拯救祖国和人民。
1925年他经人介绍去广东熊克武的建国联军干部学校受训，后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秋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由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队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李鸣珂随周恩来、贺龙等绕道香港到上海，被分配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机关，负责中央特科一个方面的工作。他同黄云桥装扮成假夫妻，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的公开身份，机警地同敌人周旋，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四川省委遭敌人破坏后，党中央于1928年夏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从1927年初到1928年夏，先后在重庆、成都、万县等地制造了“三·三一”、“二·一六”等六大惨案，杀害了省委负责人杨癙公、冉钧、傅烈、周贡植、袁诗尧等。李鸣珂就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来到重庆。他化名李春华和钟鸣，有时装扮成医生，出没于大街小巷，宣传组织群众，指导工作；有时又变成商人，到四川各地检查工作，组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将妻子李和鸣、妹妹李蜀俊、堂弟李孔章等从家乡接到重庆。这个设在重庆的家就成了党的交通联络站。李和鸣驻站联络，接待外地来的同志，保管党的文件，传递消息。李蜀俊则被派往南岸区做工人和妇女工作；哥哥李祥如被安排在一家酱园，掩护设在三楼的省委机关。
由于四川省委和李鸣珂等的艰苦努力，党在四川的工作进展很快，党组织得到恢复，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惶恐。蒋介石的特使戴弁是制造“三·三一”惨案和一系列白色恐怖的主要策划者，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省委决定除掉戴弁。1928年9月下旬的一个雨天，李鸣珂带领两位同志在戴弁平日乘轿去军部办公的路上，将其击毙。这个行动打击了刘湘及全川军阀的反动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曾任我党忠县县委组织部长、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联防总会秘书长易觉先叛变后，带着特务在重庆城内外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省委决定除掉这个叛徒，交给李鸣珂负责执行。敌人正在通缉李鸣珂，叛徒易觉先认识李鸣珂。恰在此时中央命李鸣珂去洪湖区担任红六军军长。同志们劝他赶快离开四川去湖北上任。他说：“易觉先不除，隐患仍在。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生命要遭到更大的危害。我一定要遵照组织决定，除掉这个叛徒，再去新的工作岗位。”
一天，叛徒易觉先带了几个匪徒破坏了我江北特支机关，逮捕了特支负责人。匪徒们由江北回转途中，刚爬上朝天门码头，恰巧遇见李鸣珂、邓文书等人。易觉先扑到李鸣珂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已反了党。”话毕，就指使特务捉拿李鸣珂。李鸣珂从容不迫，回答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你这个无耻的叛徒。”接着，一下拔出手枪，连发两枪，结果了易觉先的性命。李鸣珂又连发数枪，先后打倒几个匪徒，其余吓得目瞪口呆，不敢上前一步。此时，被枪声惊动了的城防司令部和团务局航管处，出动了大批匪兵，并宣布全城戒严，李鸣珂等不幸被捕。
李鸣珂被捕后，最初关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里。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积极组织营救，派省农委负责人陈茂华去找卫戍司令郭勋祺的亲戚、地下党员徐春芳，要想尽各种办法将李鸣珂救出来。可是，陈茂华这时已对革命发生动摇，虽口头答应，却迟迟不动。经刘愿庵再三催促才前往，结果晚了，李鸣珂已由卫戍司令部转押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
李鸣珂被押解到刘湘二十一军军部后，刘湘先派特务头子、二十一军副官兼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带着刽子手贺蜀筠、宋毓萍等前来审讯。这帮人虽采取种种威胁利诱的卑劣手法，但李鸣珂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把审讯室变成对敌人的审判室，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义正词严地同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李根固一伙对李鸣珂施以种种酷刑。但李鸣珂坚贞不屈，未向敌人供出半点党的机密。
在狱中，李鸣珂始终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团结难友。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讲述革命形势，鼓励大家继续斗争。同时，他也知道敌人很快就可能对自己下毒手，便抓紧时间给省委书记刘愿庵、爱人李和鸣等写了遗书，以表达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同志的无限深情。
敦信同志：暂请出城，避免毒手。五弟请严施训练，将来是很有作为的，祝你领导四川革命成功！
特务头子李根固的“审讯”，未捞到半点油水，刘湘便亲自出马，搞所谓公开“审讯”。他集合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大坝子里助威，想以此来慑服李鸣珂。李鸣珂带上沉重的脚镣，出牢房时，他向邓文书笑了一笑说：“今天是我俩效忠于党、效忠于人民的日子了。”说罢，便昂首挺胸而去。
刘湘见到李鸣珂后，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说：“李先生，你是既聪明又能干的人，要认清形势。你看过激党处处失败，只是捣乱，哪象个成功的样子，如能翻然悔悟，我们同造国家，你说好吗？”
李鸣珂高声说道：“要我说，我就要说一点钟，不准插嘴。”
刘湘还以为李鸣珂要“回头”了，连忙答应：“好，好！”这时，李鸣珂站在阶沿上，向左右看了看，然后说：
“士兵们，我们是穷人，世界上那样东西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受着火热太阳的暴晒，受着寒冷霜雪的刺扎，风吹雨打，肩挑背磨，白天晚上忙个不停，然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妻子老小病在床上吃不起药，无人管……”
李鸣珂的话打动了许多官兵的心弦，有的士兵流下泪来。他更提高嗓门说：“这都是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剥削压榨造成的。他们征粮派款，拉丁拉夫，喝干了我们的血，不是我们命不好。”
刘湘再也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拍案叫道：“不要听他宣传！”
李鸣珂不理刘湘的恫吓，进一步说：“社会上的寄生虫，假造什么道德法律来束缚我们，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准我们活命，我们要撕碎这些条文，我们要作主人，不当奴隶，大家要起来革命，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军阀狗腿子……”
军阀刘湘急忙拦住了李鸣珂的话头，咆哮道：“这是我的部队，你敢鼓吹？”
李鸣珂轻蔑地笑着说：“你这没有灵魂的东西。你睁眼看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人，不是你的！你如不迅速省悟，等几天，你的脑袋就要被他们的子弹穿过。”
刘湘恼羞成怒，狂吼：“给我拉出去枪毙！”
李鸣珂等赴刑场的情况， 1930年4月29日的《国民公报》上进行报道，原文如下：
“本报廿号特约渝讯：渝二十一军于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中央曾下通缉命令，该犯更名李春华，潜来渝市。竟敢于十八日晨，在城外击毙反共之调查易觉先，立即就擒，讯供不讳，临刑连受五弹。”
同志们在掩埋李鸣珂烈士的时候，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这是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天愁地暗，惨雾凄凉，千万人声沸腾，来到杀场，不觉恨填胸。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别了！别了！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躺在血地上，切莫为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