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草创迄清终结，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阶段的层层选拔，有案可查的，大约产生了十一万余名进士。这些人构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政治精英，协助帝王治国理民，又在文、史、哲、艺等诸多领域有所建树。记录这些精英们的史料，历代《登科录》、《题名录》仅仅简略地录入他们的姓名（明清两代字号阙如）、籍贯、榜次、科次、甲次、名次等内容，更详细的背景资料，如字号、生卒年、家族、仕历、事迹等，除诸史列传、人物总集外，大都零落散漫于方志、朱卷、档案、碑传、笔记杂著等文献中。
裒集残丛，献征乡里，参集证史，前代学者在进士传略的纂辑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但形成的著作依旧寥寥无几，并且也不够完善，仍然解决不了了解故实或查证有些相关人物时的难题。正因如此缺憾，当代史学界人士纷纷予以关注，一时间，考证性文章、总录类著作竞相呈现，渐渐几成显学之势。在这些著作中，由浙江大学龚学明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最为突出。该选题1995年立项，2003年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他2008年11月发文介绍该书时，编写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多个年头，并且预计到2011年“书稿可望全部完成”，但我们至今未见其书出版，可想工程之大、耗时之长、工作之繁。
不为生人立传，盖棺方可论定，是古代史家为史、志的编写确立的原则。编志者在志书中为贤达人士作传多冠以耆旧、先贤、士林、乡宦等类名。那些登科入仕，无至高官，历迹不彰，艺术不显，著作又不见于后世的人，正史无载，往往杂入“人物门”之中。
作者编著这部通览，大概缘起于对进士墨迹的兴趣。在考镜过程中，求诸史传，或为史传所未载；求诸志乘，或为志乘所未及；求诸碑记，或为碑记所未考；遍寻群籍，有的唾手可拾，有的竟日无功，东鳞西爪，或有或无，一部十七史竟不知从何说起。遂发宏愿，积沙集腋，冀成一部展卷即得之书，以绝同病疾苦。
作者构建此书的脉络非常清晰：举明清两朝进士《题名碑记》为纲目，系山东府州县志人物述记为内容，然后质之于史。其中在利用前代旧志上最费功力。旧志未经校勘裁正，有很多陋劣之处，诸如：逞臆而言、守凿支离、不知裁剪、言之无文、自相矛盾、弗参互考、崇尚异端、大乖志例、胪列己文、过于夸饰、考核不精、予夺不当、体例不善、叙述不详、去取不严、关系不载、版刻漶漫、字迹不清、错讹漏倒、出典晦奥、指类泥古、用语艰涩、古今干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弊病大大加深了承旧治新的难度。清人张瑛在《兴义府志序》中针对性地指出，修志“征引必著书名，稽溯必详原委，采摭必求关郡，条目必求分明，访册必求信凭，引书稍加裁节；俚言必去，晦语必芟；矛盾必无，论断必有；一事必至互考，各说必求并存；至间载己文，仅数篇见意，而扬政德，则一字不登；列传核实必严，诸志夸词必削；考核必求一是，予夺必餍众心；体例悉本前人，叙述折衷聚讼；去取俱有深意，关系尽为大书”。这些要求作者大都做到了，而且更有所发凡。
“修郡志，郡守责也”，作者夫妇无借众手，以二人之力，行郡守之责，成就百万言之著，亦贤达人也。观是书，庶可叹止。
罗燕生
2014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