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的信使
这天，习仲勋之后，毛泽东又在他的窑洞里接待了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请这个白净俊秀的小伙子抽了一支香烟，这是他待客的最高礼节。抽着烟，毛泽东发了话：“汪锋啊，你不大年纪，可是个老党员喽，我记得，你是十七岁入党，还参加过北伐的喽？”汪锋有些激动地望着毛泽东：“主席，您对我太了解了！”
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来点上，用手掌扇一扇眼前的烟雾说：“不了解你，怎么敢对你委以重任？这次派你到西安去，是因为你曾经在第十七路军做过兵运工作，熟悉这支部队和杨虎城将军。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汪锋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杨虎城也不同于一般军阀，很有民族气节，他身边有魏野畴、杜斌丞，部队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担任军官，有他们的帮助，我会尽力做好工作。只是……”他看毛泽东一眼，欲言又止。
毛泽东马上就明白了，说：“只是怕杨虎城问到张汉民的事情对不对？还有四方面军攻打汉中孙蔚如的事情？”
“是的主席，”汪锋点头，“不过我有准备。”
毛泽东想一想说：“张汉民的事情是个误会，我们犯下的错误就要勇于承认，不能遮遮掩掩，正是因为你亲身参与过营救张汉民同志，中央才决定由你去和杨虎城谈，要想谈和而不决裂，就要实事求是地把经过讲清楚，取得他的谅解。包括四方面军打汉中的理由，要给杨虎城将军把当时的情况讲清楚，那是围魏救赵，目的是让胡宗南回防天水，同时也阻止了中央军进入汉中，对第十七路军也是有帮助的。”
汪锋说：“我明白，谢谢主席！”
毛泽东拿夹烟的手碰碰汪锋的肩膀：“谈成的可能性很大，但谈不成，牺牲的可能性也很大哟。”
汪锋表态：“请主席放心，我有信心！”
毛泽东又指指堆满文件的简易书桌：“我毛泽东不是诸葛亮，给不了你三个装着妙计的锦囊，我这里只有刚刚写好的三封书信，一封给杨虎城，一封给杜斌丞，一封给邓宝珊，你带到西安，见机行事。还有一份《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你带给杨虎城，请他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汪锋站起来走过去把信拿在手里说：“主席放心，我一定全力完成任务。”毛泽东笑着摆摆手说：“不急嘛，我还有好些话问你。”汪锋又坐了下来，望着毛泽东。
毛用聊天的口吻问：“你在杨虎城的警卫团搞过兵运，说说对他的印象。”
汪锋考虑一下，推诚布公地说：“杨虎城这个人出身贫苦农民，不同于一般军阀，待人很真诚，对知识分子尤其尊重，喜欢思考，喜欢倾听，不多说话，但说出话来很有见地和水平。”
“哦，这样，很好嘛。”毛泽东点头，又问：“那西安的政治空气怎么样呢？”
汪锋说：“据我的感受，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以来，西安比国统区其他地方要开明一些，政治空气非常活跃，除了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还有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
毛泽东频频点头，拿夹烟的手指指汪锋说：“张学良、杨虎城虽然是军阀，却是我们可以争取的重要抗日力量，你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保护他们，不能让特务抓到他们的把柄，那样我们就失去了可以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对抗的友军。”
“明白，我们会注意的。”汪锋说，“杨本人对国民党的各路特务都敬而远之，但张学良不怕特务，他不高兴了就派兵把特务抓起来，各路特务头子都得从南京给他打电话说情放人，有时候还会搬动蒋介石。”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听着，直到被逗笑了，连连称好。
离开瓦窑堡，汪锋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毛泽东的三封亲笔信贴身藏好，飞马回到关中特委驻地蓝衣村。他交代了自己负责的特委的工作，找出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拆开袖口的边线，把三封信缝了进去。走出屋子时，他已经装扮成鞋铺要账先生的样子，头戴毡帽，腰缠蓝布袋，肩膀上搭着一个大褡裢，前面袋子里装着算盘，漏出半截，后面袋子里装着账本。一位带路的同志化装成赶车人，拉着汪锋，快马加鞭连夜疾行一百五十里路，到了长武县城北杨公镇。汪锋看看路上没什么人，就叫停了车，让带路的人回去，他一个人步行去往西安。
清冷的蓝色苍穹倒映着黄土地上的残雪，路上的泥泞被冻住了，有时脚下会打滑，但汪锋的内心温暖、脚步坚定。他边走边回忆和毛泽东谈话的情形，正走间，听见身后有人喊叫“站住”，收住脚步回头看，不远处有两个民团便衣模样的人追上来了。汪锋心说不妙，碰上特务了，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走。两个便衣几步赶上来，拦住他嚷嚷着要检查。汪锋正色质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搜查我？”挣脱了就走，一个便衣追上去拽住他的袖子，这件旧长袍早被晒化不结实了，居然把袖子给撕了下来，那三封信和文件都掉到了地上。民团便衣见状叫道：“别走，还真是个探子！”紧张而得意地抓住了汪锋，一个识字的便衣捡起信来一看，信皮上写着“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亲启”，就呆住了，眼神惊慌地望望汪锋。汪锋察言观色，知道不是什么正经特务，趁势发起火儿来，上来给了两个人一人两脚，用陕西话骂道：“憨怂，老子是有秘密公干的，瞎了你们的狗眼！”两个便衣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赔不是。
汪锋接着训斥：“狗日的，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
两个便衣赶紧打躬作揖地辩解：“兄弟是民团的，是奉了县长党伯弧的命令出来巡视，长官多多担待！”
听到党伯弧的名字，汪锋心里一动，计上心来。党伯弧早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汪锋是他的上级，后来加入第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的信任。他命令两个便衣：“叫党伯弧来，我要问问他是不是这样。”两个便衣看见碰见了硬茬子，不敢违抗，商议一下，一个转身跑回县城去报告，另一个替汪锋背着行李，点头哈腰地跟在汪身后，向长武县城走去。
到了北门外，汪锋拿起了架子，不肯进城，在路边茶摊坐下喝茶，等着党伯弧来。
党伯弧真的赶来了，一见是汪锋，惊异地拉住手寒暄，支走两个便衣后，小声问：“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汪锋说：“我受中央指派去西安见杨主任，没想到被你的人捉住，你要想立功受赏升官发财，可以把我交给国民党特务，要是你还替杨主任和第十七路军的前途着想，就想办法帮我去西安。”
党伯弧急切地说：“看你说的，我岂是这样的势利小人！不过路上关卡重重，你身上装着共产党给杨主任的信，万一碰上特务就麻烦了，杨主任那里我也担待不起啊。”
汪锋想想说：“不如将计就计，你先把我关起来，再派人把我武装押送去西安交给军法处。这样无论杨主任态度如何，你也可以脱了干系。”
党伯弧说，也只好这样了。叫来民团兵丁把汪锋捆了起来，先关押到县政府，明天一早押送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
二 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冬阳斜晖照耀着西安绥靖公署，一座灰瓦黄墙的楼群金碧辉煌，六座俄罗斯风格的亭子簇拥着中国宫殿式的主楼，人称黄楼，楼前水泥桥仿天安门金水桥建造。黄楼由冯玉祥主政西北时兴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主人改，现在是杨虎城的官邸。午后斜阳里，杨虎城的专车慢慢爬上缓坡，在楼前停下。警卫跑过来打开车门，机要秘书米暂沉迎上来，陪着杨虎城一路进了办公室。米暂沉目视杨虎城，杨会意，打发走随从。米暂沉关上门，走到杨近前低声说：“主任，红军派来代表要见您，说有毛泽东的亲笔信。”杨虎城看看他，从椅子上挺起腰来问：“身份查证了吗？不要是南京的高级探子。”米暂沉说：“我已经安排人去天津找南汉宸先生，请他来认证一下。”杨虎城思考一下说：“汉宸目标太大，西安人人知道他是共产党，他来见我，搞不好特务会报告到南京，反而暴露。这样，他来了不要见我，让他安排可靠的人来验明身份就可以了。中共来人现在哪里？”米暂沉答：“他找了杜总参议，杜先生派人知会我的，人我还没见着。”
杨虎城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片刻后说：“这样，如果验证属实，秘密带他来黄楼，我正有事要问红军代表。”米暂沉点头说好。杨虎城又问：“到处都是特务，他怎样过的关卡？”米暂沉笑道：“被您说中了，他途经长武县被民团便衣抓住了，好在县长是党伯弧，伯弧为保险起见，把他武装‘押送’到了西安，交给了军法处。张依中处长为以防万一，没报告主任，先请杜先生和他接洽，没想到他手里真有毛泽东给主任和杜先生的信，杜先生和他谈过后觉得可信，让我向主任报告。”杨虎城赞许道：“伯弧不愧为我十七路军的老人儿，你和依中考虑得也很周到！”
等了几天，南汉宸带着山西赵城老乡、共产党员王世英从天津来到西安。在张依中安排下，王世英见到汪锋，证实了汪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信件、文件的真实性。张依中向杨虎城做了汇报，杨虎城答应约见汪锋和王世英。
当日，汪锋和王世英坐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的车来到黄楼，米暂沉安排他们在会客室等候。很快杨虎城就过来见面，后面跟着秘书王菊人。看到杨虎城进来，杜斌丞和两位共产党人赶紧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米暂沉和王菊人悄悄地退出去关上了会客室的门，站在门外守候。杜斌丞翘着浓重的八字须给宾主介绍，指着穿蓝色长袍的一个身量不高的年轻人说：“这一位是中共毛润之先生的特使汪锋。”又指着穿西装的另一位说：“这一位是南先生从天津派来的王世英。”汪锋上前握住杨虎城的手，用关中方言说：“主任别来无恙！”杨虎城打量着他说：“我看着汪先生面熟，咱们见过吗？”汪锋说：“我在警卫团工作过。”
“哦，”杨虎城漠然地点头，问：“听你口音是陕西人？”汪锋笑着回答：“我就是蓝田人。”杨虎城说：“离西安不远。”撇下汪锋，拉住王世英的手问：“汉宸一切都好吧？”王世英说：“好！他很惦记主任，常谈起您。”杨虎城点头微笑：“听说王先生和汉宸同乡，那你也是山西赵城县的，你们那里人才辈出啊。”
坐下来，汪锋问：“杜先生转呈主任的毛主席的亲笔信和《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想必主任已经读过，未知……”
杨虎城表情淡然地说：“毛先生的信任令我感动，关于不论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非常赞同，请转达我对毛先生的敬意和谢忱。”
汪锋说：“自反袁护国军、靖国军以来，主任是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毛主席对您非常敬佩，所以才对主任寄予厚望。时下寇深祸急，日本国狼子野心，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杨虎城看看他说：“我完全同意枪口一致对外！”忽然一片阴云浮上他的脸庞，使他的脸色沉郁起来：“汪先生，既然是要合作，有两件事情我要问清楚，请你回答我。”
汪锋有备而来，真诚地点点头说：“我一定开诚布公，知无不言。”
杨虎城拧起眉头，在镜片后面望着汪锋，嗓音低沉地问：“去年夏天红二十五军伏击了我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这你们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汪锋沉痛地说：“张汉民被杀，确实出于误会。红二十五军虽然骁勇善战，却几经重新组建，当时的部队基本上刚由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和中央失去联系太久，他们不了解张汉民是老共产党员，也不理解警三旅的尾随追击实际上是护送，才犯下伏击的错误。得知张汉民同志被捕后，中央非常焦急和关切，特派我去红二十五军要求放人，由于当时不方便携带正式文件，我只得把文件背会记在心里，没想到因此引起误会，我也被逮捕关押，还险些被当作‘反动派’枪毙。对红军来说，不但错杀了我们一位同志，而且对外造成了不良影响。”他掏出手绢沾了沾眼睛，“相信我们党中央会给张汉民同志一个公正的评介。”镇静一下继续说：“话说回来，这件事对杨先生和十七路军却是有利的，当时蒋介石一直逼着您逮捕张汉民，那之后蒋介石才消除了对主任的疑虑。”
杨虎城沉吟一下，未知可否，接着问：“我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订有互不侵犯的协定，为什么对我汉中地区各县部队进行突然袭击，致我的团长杨竹荪阵亡，部队受到损失，使部队对我有意见？”
汪锋望着杨虎城炯炯的目光，心里很赞佩毛泽东的料事如神，幸亏毛主席提前有所指示，他镇定自若地回答：“孙蔚如将军在汉中，给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时时间紧迫未能及时通知孙旅长，的确是我们的失误。主任您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此次战役目的，是借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条件。事实上，此次战役也取得了预期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
杨虎城是个生性忠厚心胸宽阔的人，汪锋一番话解开了缠绕在他心里的疙瘩，加上自民国十一年（1922）以来无数共产党员在他身边和部队里工作，他对共产党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于是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误会，表情轻松起来，扭头问王世英：“王先生，汉宸有什么话要带给我的？”
王世英说：“有，为保险起见没有书面材料，由我向主任介绍。”看到杨默许的目光，接着说：“主要是：一、联合抗日，停战合作；二、互不侵犯，事先通知，打假仗，放空枪；三、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第十七路军为中共掩护交通；五、第十七路军帮红军购买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六、设立秘密交通站。”
杨虎城又问汪峰有什么看法，汪峰说：“这也是中央的意见，要求我们和主任协商。”
杨拍拍手，秘书王菊人推门走了进来，胳膊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子，站到杨的侧面等待指示。杨对杜斌丞说：“我谈几点原则意见，烦劳杜先生和菊人跟汪先生还有王先生具体协商，拿出一个详细的合作办法。”杜摸摸八字须说：“菊人为主，我为辅。”杨表示同意，陈述了几条原则：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协定，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事先通知，打假仗，放空枪，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第十七路军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并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
王菊人逐一记录下来。杨虎城站起来和汪锋、王世英握手，语气一改初见面时的冷淡，热情地说：“两位在西安住下来详细谈，谈实际问题，并请考虑代为邀请中共高级人员到我十七路军进行抗日教育和动员。两位回去之前，咱们再谈一次。”
汪锋和王世英告辞，由杜斌丞代为招待。杨虎城回到办公室，让王菊人叫来军法处长张依中，杨嘱咐道：“依中，你和斌丞送来的红军代表汪锋，要在西安住一段，安全起见，还以关押的名义住在军法处。汪不免和城里的共产党走动，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你要派人跟着，一旦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来也不能把活人交给特务，以免坏了大事。谈判的事情已交菊人负责，你只管看住人。”
张依中也是共产党员，当晚到汪锋的住处谈天，把杨的话告诉了汪，叫他谨慎行动，千万小心。汪锋问：“王菊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张依中说：“早年是的，后来在国民党‘清党’中遭到追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被杨主任收留重用了。”
“哦，”汪锋瞪大了眼睛，“还能不能争取他恢复组织关系？”
张依中默然半晌，笑笑说：“并不是都在党内才能为红军做工作，王菊人深受南汉宸同志的影响，要想恢复党籍早就恢复了。”
汪锋眨眨眼：“人各有志吧，但凡爱国进步就是我们的同志。哦，杜斌丞呢？”
张依中说：“杜斌丞和张依中一样，为杨主任工作，同时也为我们工作；为十七路军工作，也为红军工作。”
汪锋说：“这样最好，红军就要东征山西，后院的安定是前提和保障。所以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走出了这重要的一步棋。”
张依中说：“杨将军是爱国将领，十七路军也不会主动攻击红军，我有这个把握。”
三 张学良自驾飞机降落太原
日影疏落地铺在太原城西东缉虎营阔大的傅公祠大殿瓦脊上，这座为纪念傅山重建的祠堂，高挂着阎锡山亲笔题写的匾额：尘表孤踪。正殿上是山西大学学者江叔海撰写的楹联：论三晋人豪，迹异心同，风亮日永；作百年师表，顽廉懦立，霜满龛红。如今这里是新近晋升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杨爱源的官邸，因而被军警重重护卫。正殿东侧的园林里有一幢欧式小楼，名曰组碧楼，是太原绥靖公署的高级招待所。红日西斜，快要压到悬瓮山顶的松树虬枝，阎锡山正和赵戴文在楼前的柏树下漫步，他们在等待去武宿机场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徐永昌、杨爱源和梁华之回来。昨日（元月七日），接到驻守离石、柳林的正太护路军总司令、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和第七十一师师长杨耀芳来电，称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业已飞到离石前线，察看河防部署，八日张副总司令将亲架波音飞机与杨主任飞抵太原，会晤阎主任，研究军情，共商“剿匪”大计云云。
等客之时，又接到军报：东北军两个团、陕军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一个团，被红军徐海东部红七十五师在洛川一带击溃。阎锡山笑眯眯地背着手，对走在身边的赵戴文说：“次陇先生，我看张汉卿这个小猢狲是屁股着火了，自东北军入驻西北以来，他倒开着飞机来看了我好几次了，得亏他会开飞机，我也还有那么个像样的机场啊。”
赵戴文笑着说：“张汉卿毕竟太年轻了，容易意气用事，（民国）十九年蒋介石和他拜了个把子，说‘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他于九月十八日巧电拥蒋，出兵关内，致使咱们的反蒋阵线失败；二十年的九月十八日，他又听了蒋介石的话，不抵抗而放弃了东北。我看汉卿被蒋介石牵着鼻子到处乱跑，总有一天会急了眼的。”
阎锡山笑道：“张汉卿不是老蒋的对手，最后吃亏的一定还是年轻人。倒是杨虎城……”
赵戴文慢慢说：“杨虎城的城府，远非张汉卿可比，这个人和共产党的联系由来已久，十六年他在皖北和共产党合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从那个时候起，十七路军多有共产党的将领，据顾祝同说，他的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
阎锡山说：“老蒋视杨虎城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才把他的小兄弟调到西北，是让监视十七路军的意思，但我看这张、杨倒是尿到了一个壶里了。”
赵戴文低声说：“张、杨的共识是‘联共抗日’，对河西那边，他们一是打不过，二是没想打。我看蒋介石把张汉卿调到西北倒是一着错棋，因为杨知道张的隐衷，对张的影响不可估量。”
阎锡山瞪了瞪细长的眼睛说：“那他们也没有胆量公开叛蒋联共，真有那一天，我阎伯川先不能坐视不管，——反对老蒋我不管，接受赤化就不行！”
说话间绥署秘书长贾景德过来报告说：“主任，张、杨两位将军已经到了。”阎锡山抬手说：“走，快去迎接。”因这次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声明为私人访晤，阎锡山为了保密，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安排太原各界代表人士隆重欢迎。
晚宴后，阎锡山和杨虎城陪同张学良到组碧楼的房间说话，张学良把大衣交给侍从，坐下来，英气勃发的脸上略显疲惫，他诚恳地对阎锡山说：“伯川先生，你的人格学问，学良很敬重。今天我有几个疑难的问题，要继续向先生请教。”
阎锡山摆摆手说：“大家兄弟，这里又没有外人，都畅所欲言吧。”
张学良看看阎锡山和杨虎城说：“学良的苦闷，二位兄长多少明白一些吧。当初，我以为蒋先生是准备要收回东北的，可自从去年冀东伪政权成立，接着察哈尔被分割，眼看着华北又要不保了。嘿，蒋先生呢，对日本一弹不发，只是一味围剿红军，我到南方打了几个月，又被调到西北，整师整师地被吃掉，结果还要遭受蒋先生的奚落……”他垂首摇头，情绪苦闷颓丧。
阎锡山察言观色，他刚刚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反蒋抗日”建议电报，对于华北的危局，他比任何人都要着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已经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他并不担心成为第二个“不抵抗将军”，而是担心失去山西而从此没有立足之地，像东北军那样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被人指使来指使去。他安慰张学良：“汉卿先生，我的日子并不比你好过，日本人打算把铁路修进山西，把山西的煤炭运出去，再把日货倾销进来，不瞒你说，现在的大同和太原，日本特务无孔不入。依我看，暂时的亡国在军事，将来的亡国在经济啊。”
张学良点头说：“伯川先生比我考虑得长远，愿闻高见。”
阎锡山身体微微前倾，伸出左手张开，用右手掰着指头算给他听：“以你东北四省为例，被日本夺去四年，在人民上说，增加了五倍负担；而对日方的财政，增加了五倍收入，也就是增加五倍力量。仅此一项，将来要灭亡中国，不需要日本出兵，满洲伪政权就足以了！更不要说把华北如法炮制！”
张学良被戳到了痛处，沉默不语。
杨虎城接茬说：“这样的危局，民族都要亡了，蒋先生还要‘攘外必先安内’！阎主任，我不如你，但我们在蒋先生眼里是一样的，你比我还更面临着日本的夹击。蒋先生所谓的安内，哪里是只要消灭红军，就算消灭了红军，你我结局不过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甚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以中央军追击徐海东部为例，红二十五军自豫西入陕时不过两千人枪，而中央的追击部队，仅胡宗南部就有十个团三万人马，然而蒋先生的命令是只追不打，使徐海东纵横数省，发动组织赤化千里。现在，胡宗南部进驻天水，已经有十二个团四万之众，控制着川北、陕南和陇东，枪械精良而按兵不动，却让张先生的东北军和我十七路军当炮灰，现在又加上阎主任你的四个旅！——这是剿匪呢，还是在借机消灭杂牌？我看名托‘安内’，实为‘削藩’！这样折腾下去，日寇发动战争时，你我早就和红军拼得不堪一击了，指望蒋先生来救吗？他哪里会有那样的好心！到那个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向阎锡山伸出一只手掌说：“阎主任你是懂经济的，宋子文先生告诉我，剿匪八年来，至第四次围剿为止，除枪械弹药和军资等支付不计外，共耗费国币四亿银圆。”
阎锡山说：“宋先生和蒋先生不睦，我看他不是不同意剿匪，他是对蒋先生个人有意见。但他这话是有道理的，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之兵力，数十倍以上之民力，数百倍以上之财力，与数千倍以上之枪械补充力；而我们每每却为匪军所困，不能不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啊。”
“不为别的，就是共产党得了民心。”张学良挺挺身子说，“自二十二年（1933）后，中共在国人热望抵抗日军侵略的心情中提出，愿‘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民心和时代主流就渐渐转到中共那里了。”他表情痛苦地说：“伯川先生，你只当我的东北军都是纸糊的人马吗？直罗镇一战的惨败，就是红军向我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我的军心就散了，弟兄们干脆放下枪去当红军打日本了。”
阎锡山感叹道：“共产党是最会做思想工作的，所以赤祸才无异于洪水猛兽。蒋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即使他不幸牺牲，也不会同共匪谈和。”他不易觉察地审视着张、杨，叹口气说：“不剿共就是反蒋啊。”
张学良眼神凝重地说：“我当然拥护蒋先生，但我首先拥护他抗日。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他望着阎锡山，等待着什么。
杨虎城也望着阎锡山，等着他的态度。
阎锡山把手扶到椅子上说：“我的心情同二位相同，但要抗日，目前是人不够，钱不够，法不够，不足以渡过难关啊。目下最要紧的是建设以自强，我相信蒋先生做好准备还是会抗日的。”
“如果现在就不能活人了呢？”杨虎城逼问道。
张学良也目光炯炯地望着阎锡山。阎锡山沉吟半晌，嘿嘿一笑说：“真到了那一天，我自然拥护蒋先生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阎锡山伸出手掌，阎锡山也站起来，伸出双手。四手相执，阎面露长者的微笑说：“但那是后话了，二位此来是和阎伯川商议剿共大事的啊。”三人执手大笑。
接下来的两天中，张、杨和阎锡山在太原联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政兼施”，在军事上分工防守红军。阎锡山委任杨爱源为晋绥‘剿匪’总指挥，负责配合张、杨在黄河两岸共同防共。元月十一日，张学良接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从洛川前线发来的密电，称被红军俘虏的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中共中央派回来，有机密要事面陈。这个高福源虽然只是个上校团长，却是张学良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一批青壮派里的佼佼者，还给张学良当过卫队营长，私人感情非比寻常，况且东北军还有几百军官被俘虏在红军那里，这些人都牵动着张学良的心，因此他和杨虎城商议后，留杨在太原继续同阎商谈，自己则驾机飞回了西安。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辞职旅欧一年，回来后重新获得东北军的指挥权，他痛定思痛，戒烟戒毒，励精图治，要重振东北军的精神，立誓要驱逐倭寇，收复东北。他每天早晨六点就起床，跑步，打网球，读书，操练军队，吃用都很简朴，处理事情简单高效，和部下打成一片。为了塑造一个新的东北军，所有军官干部的提拔他都要亲自过问，包括中下级军官，每个被提拔的人，必须到他的公馆担任一个时期的侍从，以便他就近观察才能。因此高福源这样的团职干部都是张学良倾注了心血的，他同样关心其他被俘的军官的命运。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得到王以哲的报告，被红军俘虏的几百名东北军军官大多被放回来了，他心里充满了疑惑，又亲自开着波音飞机飞赴洛川，要接见高福源一问究竟。
四 将军不是军阀
阎锡山也有一架道格拉斯飞机，他经常坐飞机前往陕北侦察。军事会议结束后，他派飞机送杨虎城回西安。飞机从黄河上掠过，杨虎城从舷窗鸟瞰秦晋高原，崇山峻岭包裹着平畴沃野，似中华大地裸露的骨骼和肌肉，大小河川纵横交织于其上，如同巨人身上的血脉筋络。表里山河，江山如画，怎忍看着她被倭寇践踏，杨虎城眉头紧锁，在心底里，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党派之争也处之淡然，一心只要驱除强虏，使乡亲父老不再饱受欺凌，——谁能替生民立命，他就支持谁，和谁一起为之奋斗。
飞机落地，杨虎城走出机舱，看到迎接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身边站着东北军军官高崇民。高是张学良特意指派的他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络人，为人和善，军职不高，但张、杨都很尊敬他。杨虎城请高崇民上了自己的车，高崇民低声说：“副司令请杨主任到洛川前方指挥所商讨军事。”
东北军的一辆军车在前，第十七路军的一辆军车在后，把杨虎城的专车夹在中间，风驰电掣地开往洛川前线。离西安很远了，高崇民才说：“副司令担心城里特务太多，这才劳顿杨主任到前线一趟，有心腹话要谈。”
杨虎城点点头：“老蒋把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派来做‘剿总’的参谋长，又任命黄埔系‘十三太保’的大太保曾扩情做政训处长，明摆着就是监视我和张先生的，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高崇民感佩地说：“副司令常说他只有一位知己，就是杨主任。”杨虎城伸手拍拍高崇民的手背，把目光投向车窗外高原在风沙中裸露的黄土肌理，近来数次访晋，使他多少有些羡慕阎锡山，同样治理乡梓，阎更善经济，更多地让晋地乡亲丰衣足食，而陕省自民初以来，各种军事势力拉锯般交错，人民不堪其苦，他心里很是希望早日达到大同世界，让关中父老也能够过上太平富足的日子。
一见到张学良，杨虎城就关心地问：“张先生，我听说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兄弟都被送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安置他们？”张学良哼了一声，把手掌拍在沙发扶手上说：“两个师的番号都被取消了，部队再三整编，这么多军官往哪里安置？再说，也轮不上我操这份心了，西北剿总早就得到老头子的密旨，晏道刚把放回来的军官编了一个军官总队，交给政治处长曾扩情安排特务进行政治教育，制度严厉，不让外出，来见我也不行。”
杨虎城惊讶地说：“这不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搞集中营吗？他们怎么敢这样！”
张学良冷笑着说：“这帮特务，我迟早收拾他们！”他走到书桌后面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过来递给杨虎城。
“这是？”杨虎城接过来狐疑地问。
张学良跷起二郎腿：“这是我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被俘期间的学习笔记，里面夹着一份《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周恩来先生特别让他转交我的。”
“哦，这样！”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坦诚深为感动，从衣兜里抽出眼镜来戴上，翻开那个本子，拿出《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来看：
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杨虎城读完，望着张学良说：“张先生，我有拨云见日之感！”
张学良颔首道：“我和虎臣兄有同感，字字句句都说在我的心上，说中了学良的心事。”他热诚地望着杨虎城，“虎臣兄，今日学良有心腹话相告，你我交心日久，还望同舟共济。”
杨虎城起身肃立：“虎城和十七路军将士唯副司令马首是瞻！”
张学良也站起来，伸出双掌去握紧了杨虎城的肩头。二人随即促膝相谈，张学良如实相告了高福源被俘期间在苏区看到和听到的陕北情况，坦诚地说：“自东北沦陷以来，学良夙夜忧叹，而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使同胞相残而日寇紧逼，福源和被俘将士的归来，使我知道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精神，学良深为感佩，已经派福源重回陕北瓦窑堡，请周恩来先生和李克农先生派正式代表来西安，商谈合作抗日之事，响应中共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号召，学良不敢对虎臣兄隐瞒。”他眼含热泪，目视杨虎城。
“虎城决心与张先生共同进退，万死不辞！”杨虎城嘴唇抖动，握住了张学良的手。
乘车回西安的路上，杨虎城回想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友谊，心里依然很感动，张学良固然是个膏粱子弟，不同于穷苦人出身的自己，但他不忘国仇家恨，算是一个进步开明的军阀了。张学良并不知道，早在去年十一月在南京开五届“国大”时，被蒋介石强行免去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的南汉宸已经派申伯纯把《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送给了自己，当时深有绝处逢生之感，而后毛泽东又特派汪锋随信带了一份《宣言》来；南汉宸是帮助自己工作多年的共产党员，这一点张学良也不知道；张学良更不知道的是，自十一年（1922）自己率靖国军兵退榆林，结识山西共产党领袖魏野畴以来，幕府之中多有南汉宸这样的共产党员，基层部队军官甚至高干中也不乏共产党员。他没有告诉张学良这些，不是不愿和他肝胆相照，而是多年来养成的保护共产党员的习惯使然。想到这里，杨虎城一声叹息，自己和张学良虽然志同道合，但出身不同目标不同，张心心念念的是带着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为父帅报仇雪恨，他杨虎城这样信任和钦服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驱除倭寇、解决土地问题、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而共产党比他更有主义和手段能达到这些目的。
关于这位关中刀客出身的爱国将领，只有从头讲一遍他的故事，才能了解他的思想，理解他的情怀。
五 领头的刀客参加过革命军
杨虎城本名杨彪，小名九娃。
民国三年（1914），在一个干冷无风的初冬黄昏，一支由陕西澄城县出发的骡队正奔走在去往西安的官道上，除了骡夫之外，还有一个小队的士兵负责押运，当天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所以人和牲口都蒸腾着白气。天黑透之前，他们距离最近的县城蒲城还有十几里路程，伍长看看眼前灯火稀落的镇甸，担心再往前去会有流民打劫，下命令进入镇子打尖，等天亮了继续赶路。他们投宿的镇甸叫东乡。
半夜里起了风，一个起夜的小骡夫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窗户上也闪动着火光，趿拉上踢倒山鞋趴在门缝往外瞧。院子里站满了穿黑棉衣黑棉裤的刀客，火把的光焰在刀刃上闪，伍长和那几个当兵的都让绑了起来，一个比小骡夫年龄大不了几岁的大脑袋壮小伙提着刀问伍长：
“有没有步枪？”
伍长瞪着眼睛反呛他：“有步枪能着了你个?娃的道儿？”
边上另一个刀客抖了抖手里的刀片子咋呼伍长：“你娃还不服？不服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大脑壳小伙也不冒火气，对伍长说：“我也是当过兵的人，知道当兵的都是给人卖命，咱不为难你，这些搜刮老百姓的不义之财我带走了，你回去跟县府说，我叫杨忠。”
伍长苦笑一下：“你娃就是蒲城县的杨忠啊，你领着中秋会的人杀了前清的秀才，搞得动静太大了，连我们澄城都贴着抓你的通缉令呢。”
杨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老子参加革命军推翻了前清，军阀掌了权照样不管老百姓死活，我回家种地还是不能过活，——自古来官逼民反。”
旁边的刀客说：“九娃，甭跟他废话，拉东西走人！”
说话间刀客们已经把银箱都搭到了骡背上，杨忠身边那个刀客一脚踢开骡夫们住的通铺大屋的房门。小骡夫早窜回了被窝里，不敢动弹。刀客们把伍长和士兵关进骡夫们的大屋里，反锁上了屋门，警告说：“天亮前出来一个杀一个！”骑着抢来的马匹牵着骡子消失在黑夜笼罩的黄土高原的褶皱里。
挨到天亮，伍长借了店主的骑骡，带着士兵和骡夫去蒲城县报案。税款被劫，县府赶紧派员和伍长一起去西安报告，很快全省缉捕杨忠和他的中秋会刀客。
作为一个庄稼人，杨忠想过的是耕读传家的安定生活，他从来没有想过提着刀领着一班人到处流窜。杨忠的父亲杨怀福是一个会手艺的农民，精通木工活儿，和黄土高原上所有这样的农民一样，平时种地，农闲时打打家具、窝把椅子，也会做农具和寿器（棺材）。长年拉大锯的原因，杨怀福的胳膊肘老是弯的，被孙镇的财主刘秀才派来催“阎王债”的那帮流氓讥笑为“狗鸡巴”。杨忠十岁之前，关中连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能跑出去的都过黄河去到山西逃荒了。杨怀福靠着之前做木匠的一点积蓄勉强度日，他不计划再让儿子过这样靠天吃饭的营生，就借了刘秀才的“驴打滚儿”债，把杨忠送到本村的私塾，打算让他念几年书，好有本事到蒲城和西安讨生活。三年后，杨怀福再也没有能力让儿子念书了，十三岁的杨忠被送到孙镇亲戚开的小饭铺当小伙计，干些洗碗和拉风箱的活儿，管吃管住不挣工钱，算是自己养活自己。半月二十天的，从孙镇跑回甘北村的家里，母亲给他换洗一次衣裤和鞋袜。
靠天吃饭的年月，死个人都发落不起。依照先人们留下的风俗和规矩，杨怀福和甘北村其他七户家道相当的农户联合组成了丧葬互助会，规定某一家殁了老人，其他几家一起凑份子治理丧事，关中民间俗称孝义会。这种互助形式，原本是生计艰难的穷苦人为了维持生活和人伦之礼的努力，能够让逝者享有起码的殡葬礼仪，也给生者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弱者挽起手来，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就算是羔羊成了群，多少也能壮大对付饿狼的胆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一个闰年，关中麦熟，孙镇各村的农户正在扬场晒麦，财主刘秀才把地痞无赖和家丁召集起来，套上几挂骡马大车，铁钩敲打着车帮走上通往各村的大路。刘秀才原本考取举人落第，从此包揽词讼，帮人打官司渔利，靠着和县衙门口的师爷、笔吏的交情，慢慢地竟也成了一方富户，和一般地主不同，他没有土地可供佃租，看准了庄稼人度日艰难，放给他们高利贷，“驴打滚”“阎王账”“大加一”“卖青苗”无所不为，他是孙镇包括甘北村在内的好些村庄的农户的共同债主。
麦收后的羊肉没了青草味，像果子一样多汁，刘秀才午饭吃了半只炖羊羔，他要出去跑一跑羊膻气，亲自带着两挂大车来到甘北村。日头把通往村庄的黄土路晒得发白，蝉叫声像水一样充满了这个世界，刘秀才歪在大车上一路打着饱盹儿。甘北村村头的晒场上，杨怀福戴着草帽扬场，他婆姨孙一莲头上捂块头巾搂着筛子筛麦子里的沙土，就看见放羊的才娃像被狼撵着一样腿拌着腿跑进村口，一路大呼小叫到了跟前。杨怀福笑着逗他：“才娃，你不好好放羊，跑回来急着娶媳妇啊？”
晒场上的人都跟着哄笑起来，才娃没像平时那样吐唾沫骂人，他跑到杨怀福跟前瞪着白多黑少的眼珠说：“伯、伯，要账的赶着两挂大车朝咱村来了，我在崖头上看见，走小路跑回来的。”干活儿的人都停了手，杨怀福问：“娃，你看清了吗？”
放羊娃喘着气跺脚说：“看得清清的，一年来两回我还认不得？都是青骡子大车，头挂车上的人瞅着像刘秀才本人。”
众人都围过来，有人叫喊：“别筛了，赶紧装了口袋藏起来，要不连土疙瘩都不是咱的了。”
杨怀福想了想说：“赶不上了，该干啥干啥吧，他来了我和他说。”
“你咋说？”
“咋说？咱也不赖他的账，可人总要活人吧？把租子和口粮留下，其他的任凭贼们拉走。”
同一个孝义会的孙增寿老汉呵斥自己筛麦子的婆姨：“别筛了，筛那么干净怕狗们吃着不碜牙？”
杨怀福把手里拄的木锹扔到麦堆上，吩咐大家：“男的都和我在这里等刘秀才，婆姨家回去拿现钱，多还几块利息少让拉几尺头口粮。”
说话间两挂大车“哗棱哗棱”转过了村头的那棵老皂角树，刘秀才早看见这边热闹，吩咐一声，赶车的跳下来勒紧了缰绳，辕骡子的头高高地扬起，车慢慢停下来。几个汉子从车上跳下来，把刘秀才扶着下了车。杨怀福和增寿老汉迎上去问安：“东家亲自来啦？麦子还没拾掇利索哩，说的就是粜了麦子还钱哩嘛。”
刘秀才不高兴地说：“什么时候你们还钱利索过？”他看看晒场上的情形，回头吩咐管账的：“有几户算几户，叫他们就在这里排队还账，有现钱收现钱，没现钱赶紧装麦子。”
增寿老汉走上来给刘秀才作揖，龇着稀落的黄牙赔笑：“东家开开恩，我多少年没见过一文现钱了，种的又是旱地，打下这点粮食不够交租，给我留点口粮吧。”
刘秀才看也不看他，鼓着腮帮子把烟斗里的烟灰吹出来，拖着腔儿说：“那也不难，叫人拆房子吧，你那屋里房梁和檩子木料不赖，我拉走就是了。”增寿老汉的婆姨听见要拆屋，抹掉头上的汗巾，一声哭叫披头散发就扑过来，“不能活人了——！”一头撞向车轱辘。车轱辘上包着铁，杨怀福和增寿老汉拉拽不及，婆姨的额头就见了血。
“呸呸呸，真晦气，今天出门忘了看皇历！”刘秀才朝地上连吐三口，跺跺脚上了车，指着忙成一团救人的农民说，“三天后我再来，趁早把钱粮准备好，不然就拆屋！”
增寿老汉的婆姨没救过来，杨怀福主持孝义会大家出钱治理丧事。按照关中风俗和丧葬礼仪，停尸三天移灵，阴阳先生看好了五天后出殡。第三天，请来的吹打班子正敲鼓吹鸭子（唢呐），孝子贤孙们披麻戴孝轮番祭灵，就听院外嚷嚷起来，跑进来的人说刘秀才在村街上叫杨怀福出去说话。祭灵自有婆姨们操持，杨怀福正和本孝义会的汉子家在灵棚外的枣树荫里喝桔梗茶，吩咐一声：“该干啥还干啥，别慌！”站起来就往外走，孝义会的都跟在后面。出来就看见村街上一溜三挂大车排着，不见刘秀才，只有管账的烟鬼领着十几个地痞，手里都带着镐头，是要拆房子的架势。
杨怀福迎上去说：“就不能先让把死人发落了？把人都给逼死了，还要把死人逼活了吗？”
管账翻翻白眼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死了不是还有活着的吗？东家心善，叫今天先收了你们的账，收完再拆他的屋。”
杨怀福说：“都在这里忙着招呼，哪有空回家还账，出了殡你们再来吧。”
一个麻脸的地痞上来当胸推了杨怀福一把说：“我看你娃是皮痒痒了吧！”杨怀福说：“你别动手，我这里人多。”
孝义会的人和本村看热闹的汉子家都围拢来，驾车的骡马就惊惧地乱弹蹄子，管账看见穷人多，回头对麻脸说：“先去别的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慢慢和他算账。”
当晚，杨怀福忙完回到家里，刚躺平了，有人敲门，以为是增寿老汉家的事，起来开门，就被几个穿公服的按住了，问明正身，锁上就走。婆姨追出来，那班人说：“咱是衙门的捕快，本镇刘秀才出首告杨怀福聚众造反搞革命党，明天起到刑房给他送饭吧。”婆姨跑到孝义会哭诉，增寿老汉受了惊吓，倒在地上直抽抽，早有那帮忙没回去的人赶紧的通知各家，商议着写状纸陈情，一边叫人连夜跑到孙镇叫杨忠回家。
状纸递到县衙，县里说来晚了，领头结社集会是谋反大罪，杨怀福已经提解到了西安。这一年杨忠十五岁，跟着孝义会的叔伯们奔到西安，数百里跋涉，到了正赶上给父亲收尸，——四十四岁的农民杨怀福被当作革命党处以绞刑。之前，同盟会会员黄明堂领导了云南河口起义，清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知县接到刘秀才出具的杨怀福组织孝义会谋反的状纸，当夜捕了“匪首”赶紧解到西安，陕甘总督衙门一听是革命党领袖，审也不审就正法了！
十五岁的杨忠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跟着叔伯到法场收了父尸，披星戴月颠沛二百里，一步一步把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归葬，凄惨恓惶之状不忍书写，此时他上有寡母下有弱弟，除了要维持一家的生计，人死账不烂，冤死的父亲的债务他还得全部承担。
六 中秋会和教育会
孝义会原本是一个生活互助组织，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然而黑暗的现实、苦难的生活以及背负的血海深仇使杨忠开始有别于任人宰割的贫苦农民，他开始思考着人应该怎样地活着。在孝义会的帮助下埋葬了父亲，大家又帮衬着把牲口和农具集中起来把各家的地都翻耕过，又耙耱平整，种上秋庄稼，一晃眼前就是中秋了。在这两个多月共同的劳动生活里，杨忠高大结实的体格和稳重平和的性格，使他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信任，和大字不识的农民不一样的是，他读过几年私塾，又在孙镇混了几年，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不一样，忙完了歇着的时候，田间地头男女老少都爱围着他说话。乡亲们出于善良的愿望，为了宽解这个小伙子，把自家的冤屈不平都说给他听，希望他能想开点，别憋出毛病来，杨忠听完了说：“苦水倒得再多也淹不死仇人，既然官府和他们穿一条裤子，我们无处申冤，总不能世世代代这样让人当畜生欺负，活不出个人样样来，咱就要自己给自己做主。”
有人叹息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你娃再厉害，还有那官家的刑罚硬？”
杨忠用树枝指着脚下正搬运死蚂蚱的一窝蚂蚁说：“你们看这蚂蚁比蚂蚱小多少？一两只蚂蚁自然吃不了蚂蚱，可是成千上万只蚂蚁就要了蚂蚱的命，只要咱联合起来，人多势众，就不怕他刘秀才，官府也没有好办法。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咱？”
十五六的后生说出这样英雄的话，几十岁的人们都服了气，向他请教该怎么办。杨忠说：“就以咱的孝义会为班底，各人再介绍和自己交情好的亲戚朋友参加进来，谁介绍的人听谁指挥，你们再听我的指挥，这样以后遇到事情，大家一呼百应，看谁还敢朝咱头上尿尿！”
听者群情振奋，有人提出疑问：“各村都有几个孝义会，凭什么人家要加入咱们？”
杨忠说：“这个我早想过了，以前的孝义会不过是大家帮钱度日，咱的孝义会是要给大家做主撑腰，我看历史上农民起事都有一个口号，咱不为造反，只为活命，就提一个踏实的口号吧，我想了四句：同生共死，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保护妇女。大家看怎么样？”
都是没读过书的，听见他念的词儿提气又实在，都说好。杨忠说：“那就这么定了，收秋之前还有段时间，大家分头去招呼人，八月十五那天咱在我家里开会，以后咱的孝义会改名叫‘中秋会’，咱要把口号喊出去，让官府恶霸听见‘中秋会’三个字腿肚子就打战战！”
中秋会成立后，请了四里八乡会武术的师傅来教拳，不管是南拳北腿、五行通背，只要能强身健体擒拿格斗，都请来教习，农闲下雨就集合起来舞刀弄枪、较武论文。自此，那些包片讨账的地痞无赖都不敢来甘北村了。中秋会刚有了些名气，却被县里文人们成立的“教育会”抢了风头。“教育会”发起人是蒲城广阳镇人井勿幕，大着杨忠五岁，是同盟会会员，受孙中山先生指派从日本归来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县里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立了教育会，由县高等学堂教习、举人常自新出任会长。教育会定期组织学生讲演团，宣讲反满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蒲城知县李体仁顾不上理睬刘秀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中秋会，出兵逮捕了教育会的会长常自新和学生领袖。常自新是举人，有功名在身，按照清廷制度，见了知县大人只作揖不下跪，傲然而立，李体仁恼羞成怒，以他是革命党领袖为由，竟然严刑拷打。对举人用刑，大干清廷例禁，并且还将一个学生刑重致死，教育会的读书人纷纷奔赴西安和北京，上书学政和清廷，并且投书报端制造舆论，一时秦省轰动，北京震惊。在京秦人更是纷纷出头声援，要求清廷严惩践踏功名、目无法纪违例行凶的知县。李体仁狼狈罢官，继任知县从此对教育会的革命宣传活动不闻不问，蒲城的革命活动至此进入半公开状态，这就是当时著名的“蒲案”。
父亲被诬谋反沉冤难雪，中秋会也没有被官府真正放在眼里，而教育会因为会长挨了板子和死了一个学生，就闹得天下震动、知县罢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是什么样的思想产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杨忠自此对教育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辗转通过关系求见了教育会的会长常自新。常自新从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和谈吐里感觉到他是块可造之才，留他住下，给他谈了孙中山和同盟会，谈了同盟会员和革命领袖井勿幕，并答应合适的时候把他引荐给井勿幕。原来是教育会就是革命党，所以才能战胜清廷的知县，杨忠如同拨云见日，眼前一片晴朗，胸脯起伏，起誓说：“我的中秋会有几百人，什么时候革命需要，杨忠誓死效忠！”从此井勿幕成为杨忠终生崇拜的偶像。
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武昌起义后，陕西同盟会和哥老会联合领导了起义，杨忠依约率领中秋会的青壮年参加了革命队伍，隶属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杨忠带领中秋会参加了向字营与清军的多次战斗，当年冬天，在乾州、永寿一带打败了陕甘总督长庚派来镇压革命的清军。来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国歌定为《卿云歌》，部队操练之前要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首上古时期舜帝禅位给大禹的歌谣，表达了老百姓对政治清明和圣人治国的美好愿景。杨忠读私塾时曾经背诵，这时唱来，他不禁心热眼潮，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参加了革命，而且革命真的胜利了，他对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重现上古尧天舜日的理想社会图景充满了热望。
好景不长，只过了四个月，孙中山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中华民国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军中纪律开始涣散，当官的克扣军饷赌博成风。又是五黄六月龙口夺食的时节，杨忠无心训练，和几个同村好友请假回乡收割麦子。回来一看，甘北村和他们参加革命前没有什么两样，母亲和弟弟依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刘秀才继续和县府勾结沆瀣一气，欺男霸女、鱼肉乡里。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和政治状况。杨忠看在眼里凉在心里，想起读私塾时念过的书里说的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收割完麦子，杨忠要回部队，弟弟哀哀地望着他说：“哥，要是刘秀才再来抢咱家的粮食可咋办？”杨忠沉默半晌说：“不怕，有哥在！”
好友劝他：“九娃，如今咱手里有枪，毙了刘秀才给你大报仇！”
杨忠摇摇头说：“我和那条狗是私仇，他还不配吃革命的枪子儿！”
返回部队的途中，杨忠目睹百里秦川的壮丽山河，心中对革命现状充满了深深的失望，一路上都在默念着元代词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勉强又在军中待了半年，杨忠以母亲年迈多病为由，于民国二年（1913）初退伍还乡，一块儿回来的，还有当年中秋会参加革命战争没有牺牲的同乡。
七 二次投身革命
重新做回农民的杨忠，把仇恨埋在心底，一心要靠劳动赡养母亲的弟弟。原来中秋会的人听说他回来了，纷纷来找他，对参加过革命战争和走南闯北而眼界大开的杨忠，他们更加地敬服了。刘秀才畏惧他，向县府告发中秋会是土匪，县府遂派军警来甘北村缉拿杨忠。杨忠早已不是当年只会拼勇斗狠的农民，他指挥中秋会成员排兵布阵，打败了县里派来的军警。这件事以后，中秋会的名声大震，会员发展到四镇八乡，声势浩大，杨忠受到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的拥戴。当年教育会的会长常自新听说杨忠回来，亲自来见他，谈到革命现状，两个人不胜唏嘘，常自新嘱咐他积蓄力量、以待天时。
听了杨忠对革命的抱怨，常自新叹息道：“不解决土地和农民的问题，革命是不成功的。”
来年夏收，杨忠割完自家的麦子，带人去邻村帮姑母扬场。那种劳作的情形和六七年前他父亲杨怀福在甘北村头的晒场上一般无二，也是正忙活着，有人慌慌地跑来告说：“刘秀才领着人赶着几挂大车来要账了！”
庄稼汉们都围拢在杨忠身边，此时杨忠只觉得心血来潮，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手拄着木锹，抬头望望青天上那几缕棉线般淡淡的云彩，仿佛在质问老天：“满清时这种人得势，如今革命成功，民国了，这种人还耀武扬威鱼肉乡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啊？”他暗暗念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冷静地吩咐道：“中秋会的，都抄家伙，今天咱要为民除害！”
刘秀才跳下大车，一眼看见杨忠，先打了个寒战，回头招呼地痞打手抓人。见杨忠手提三齿铁耙，中秋会的庄稼汉个个手里也都有家伙，地痞们光咋呼不敢上前，刘秀才悄悄往大车倒退，杨忠抢上一步抡起铁耙打在他腿上，把他打倒，从腰里抽出裤带绕到了刘秀才的脖颈上。地痞们一拥而上来救人，被中秋会的汉子们抡着农具打得满地乱滚。杨忠踩着刘秀才的背，双手紧拽勒着他脖子的裤带，人们痛恨刘秀才，叫喊着：“勒死他，勒死他！”杨忠想到父亲当年被冤屈绞死的惨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上使劲，刘秀才像只垂死的鸡一样弹着腿，慢慢就僵直了。
勒死了刘秀才，杨忠吆喝一声：“行了，别打了，冤有头债有主，刘秀才作恶多端，已经偿了命，你们把尸首拉走吧。一人做事一人当，人是我杨忠杀的，和其他人无干，以后谁要敢再糟害老百姓，这怂人就是下场！”
鼻青脸肿的地痞们把刘秀才的尸首扔到大车上，仓皇跑回县里报官去了。杨忠知道官府不会善罢甘休，怕连累家人，不敢回村，带着参与打架的中秋会的汉子们四处流浪，做了劫富济贫的刀客。
入冬，他们打听到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经过蒲城解往西安，一路跟踪到蒲城东乡，埋伏到半夜劫夺了这批税款。用这笔钱，杨忠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和一箱子弹，从此，二十一岁的杨忠带领中秋会刀客纵横关中，官府多次缉捕无效，派人和他谈判，要把中秋会收编为民团保卫地方。杨忠早对北洋政府失去信任，断然拒绝。
民国四年（1915）冬，袁世凯违背共和、窃国称帝，各省护国军并起讨袁。常自新如约将杨忠引荐给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在井勿幕的影响和带领下，杨忠二次投身革命，率数百名中秋会刀客加入陕西护国军，并于朝邑、华县、华阴一代打败袁军，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讨袁战争胜利后，杨忠部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忠任营长，率部进驻大荔县驻防，从此由一名刀客而二次投身革命。之后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参加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转战千里之后回师关中。
民国十三年（1924），杨忠改名杨虎城，一个机缘，孙中山亲自为他办理手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