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那是一个寒冷而残酷的年月。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关头。我的父亲罗瑞卿当时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母亲郝治平是政治部四连的指导员。他们跟随朱德总司令进军太行山，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2年1月，抗战进入了最严酷的阶段。炮火硝烟，腥风血雨，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世了。我出生后不到十五天，日军便开始了惨绝人寰的二月“扫荡”。深夜，部队开始行动。妈妈慌忙把我包好放进一只箩筐，细心的爸爸又在上面盖上了一块油布。一位农民大伯背着箩筐中的我，跟随部队夜行军。寒冷的深夜，冷风飕飕，队伍疾速前行。
天刚亮，日军的飞机发现了我们的队伍，便狂轰滥炸起来。大伯背着我迅速藏进一个土洞里。一颗炸弹落在土洞附近，洞被震塌了，妈妈惊呆了：“我的孩子！”她的唯一念头是：这下可完了！战士们纷纷上前扒土，把我和大伯救了出来。大伯活着，妈妈急忙掀开油布一看，我竟然也还活着。是爸爸搭的这块油布救了我的命。
天上飞机轰炸，后面日军追赶，部队开始急行军。整整一天妈妈没敢停下来给我喂奶，甚至没能看我一眼。深夜，当部队进入一个小村庄后，产后不久身体虚弱的妈妈躺在一位老大娘的土炕上，又冻又累已不能动弹。大娘把我从筐里抱出来，打开包布，我已冻得硬邦邦，既不会哭也不会吃奶。大娘把我放在热炕头上，用她那双温热粗糙的手揉我的身，搓我的小脚，好半天我才哭出声来。大娘舒了口气，说：“这孩子有救了。”
二月反“扫荡”后不久，妈妈听说周桓叔叔的爱子在那次夜行军的路上同背他的老乡一起失踪了，生死不明。当时在部队出生的孩子有不少在战乱中失踪、饿死、闷死或者被炸死。父母商量再三，与其把孩子带在身边受颠簸惊吓之苦，还不如送给好心的太行山老乡养育。这样孩子活下来的希望还大些。爸妈为我选了一个两口之家，婆媳俩相依为命。媳妇刚生产的孩子夭折，幸有奶水，她从妈妈怀中接过我时，我便是她的儿女了。
“这女娃叫啥名哩？”她含泪紧紧抱着我。
妈妈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这几个月我们总在跑路，还没起名呢。”
“生在啥地方？”
“桐峪。”
“俺村叫麻田。就叫她‘峪田’吧。”奶娘给我起了名，妈妈点点头。看到恋恋不舍泪流满面的妈妈，婆媳俩说：“放心吧。有我们在，孩子就在！”
部队开走不久，鬼子的五月“扫荡”就开始了。一天鬼子突然进村，野兽般的日本兵见了年轻女子就抓。奶娘抱着我四处奔逃，一双小脚抱着孩子跑不动，不得不把我藏进柴堆里，等鬼子撤走，再赶快把我扒出来。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为了我，她们趁黑夜带上点粮食衣物，抱着我躲进山林。夜色浓重，山高路险，奶娘不得不用牙咬着我的包布，手脚并用地往山上爬……颠沛流离，她的奶水不够，婆媳俩便磨柿子粉调成糊糊来喂我。
一年后，形势好转些，妈妈来接我，我硬是抓住奶娘不肯松手，是她用奶水把我喂养，用体温把我暖和过来。她是我的太行山妈妈呀！
少年时，妈妈常给我讲这些遥远的往事，那时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和鲜花。生活优裕，思想单纯，我还没能有深刻的体会，只把它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首感人的诗篇。
我真诚怀念太行山岁月，想念太行山妈妈，是在“史无前例”的第一年。父母遭迫害，我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痛苦，我茫然，我委屈……忘不了，在黄山坡召开的大会上，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我，声泪俱下地面对上千的人倾诉自己的心里话：我说到自己的出生、自己的奶娘。我放弃北京的大机关自愿到艰苦荒凉的内蒙古来干革命。我向着苍天，对着大地，朝着养育我的人民呼喊：“我不是反革命！我是人民的女儿！我是太行山的女儿！”
在我们家里，父母既是慈爱的双亲，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的表率。爸爸常说：“我们家的孩子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搞特殊，只能在工作、学习方面比别人更努力，干得更好！”妈妈一提到我的奶娘就说：“过去太行山人民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主要是我们八路军与人民患难与共。当时有一点粮食也想法节省一部分送给老乡，一件黑棉衣穿三个秋冬，夏天掏出棉花当单衣穿。”
我们兄弟姐妹从小个个以学习成绩优秀，艰苦朴素为荣。我们穿着补丁衣服上学，穿着补丁衣服照相。如今翻出这些照片一起看，都说小弟弟最惨，他的裤腿老是接长，老是颜色不同。大家笑笑闹闹之后便陷入沉思，更加想念已离开我们的严厉而亲爱的爸爸。同时更深地理解了父母多年来言传身教，就是要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尤其是我，无论是在繁华喧闹的京城，还是在荒凉粗犷雄奇的内蒙古草原，我的心中总有巍巍太行！太行山永远牵着我的情思，因为那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哺育我成长的我的太行山妈妈。
亲爱的太行山妈妈，请接受女儿的一片真情挚爱，请接受我这个太行人及我父母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