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有了第一本《香港文学书目》，今年，我们又有了第一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大十六开的开本，装帧漂亮、印刷精美的这本年表，翻看它真是赏心悦目。从无到有，已经好；一有就很美，就更好了。
这是一本为香港确有文学作证明的书，用许许多多事实，证明香港有文学，有文学活动，不是文化沙漠。
书从四十年代之末开始，直到六十年代之末。它的主体是五六十年代，但一九四八、四九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加上这两年，来龙去脉就更清楚。这两年和五十年代之初，大批作家南来又北去，在香港留下了不少文学的脚印和种子。这些是左翼，还有右翼。南来、留下或他去，更有“美元文化”的活跃。
香港以一个“自由世界”的橱窗在中国大陆的南部边缘屹立着。左右壁垒分明、红白辉映。五六十年代正是重要的时刻。
重要更在于，有经济上对大陆的禁运，有大陆上对付知识分子“反右”，有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而扩展到每一个人的“文化大革命”。震撼在大陆，波及于香港，反映到文学艺术上。
香港本身也有过“文革”式的“五月风暴”。
事情可多了。我们是身历其境甚至首当其冲的。这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大事，只是我们都是小人物，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甚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也真有大事么？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但在这大时代中，文学活动未必都是大事，未必有那么多大事，特别是和自己有关的。以我自己来说，我有幸参加了一些文学活动，也被记下了几笔。如我居然在这二十二年中，有十一年之久在编辑一个报纸的文艺副刊；又居然在“文化大革命”排山倒海而来横扫一切之年，和友人合伙办了一年多的充满“四旧”的文艺月刊。这些在我回顾起来，正业之余兼差的小事而已，却被当作“大事”，列入年表了。我自觉好笑。
看了整本书，我不能不承认，有不少是“文学大事”，但不是一般大事。也有不少连文学的大事也不是，太细微末节了，甚至不一定要笔之于书。
年表分四部分：日期、活动事项、文化人往来和出版。“日期”没有什么好说，“活动事项”中有不少只是开个联欢茶会，发一个悼唁电报，作一次普通演讲。逝世也列在活动中，那其实是不活动，倒是像反讽了。“文化人往来”有些只不过是记下某个人来了香港，而没有注明何所为而来，变成了没多大意义。还特别说明，来港定居是不列的，其实这倒是有需要的有用的资料。“出版”比较详尽，有时是过份详尽了，不少是流行作家的流行作品。在作者来说，只是他泛泛之作，不是有代表性的，在报上刊出时却也一一列为“大事”。如高雄（小生姓高、史得、三苏），他写过一些一天完的“香艳”而不奇情的小说“晚晚新”，在今天看来不算“咸湿”，在当年已是色情作品，这些也在出版一项作为“大事”，使人不免有宁缺毋滥之想。
我想，也许是大事不多，小事也就大起来了吧。
有些事情，如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儿童节发表宣言，一而再庆祝南京解放……这些也能算文学事业么？
又如英文《虎报》创刊，《大公报》被停刊十多天，《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正午报》被停几个月……这些似乎也不关文学的事。《大公报》倒是和文艺有过长久的因缘的，只是另外那三家报纸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文学的气味。
有些记事却又嫌太简略，交代不清楚。如《大公报》在一九五二年的停刊和复刊，是有暴动在前，官司在后，停刊后又有周恩来发表声明，这才把停的惩罚扭转过来的。另外，三报的被封闭和解封，更是夹杂在“五月风暴”中的插曲。限于体例，不必细表，但加上一两句，点清眉目还是有必要的。
又如华南文联在广州招待赴穗观光的香港文化人，文字中缺了地点，容易误会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事。
还有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大事”中记载不少话剧活动，似乎详于五十年代而略于六十年代。电影基本上少的近于无，广东大戏简直就是无。我是不看广东大戏的，但我知道大戏中也有好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后来的仙凤鸣，从剧本到演出，不少年轻的文艺界人士也很欣赏，为何“大事”却把这“仙凤”和她的同类都排除了呢？
另一件是《大公报》上的《艺林》副刊，《大公报》在天津、上海时，就以沈从文、萧乾主编的《文艺》副刊有声名于知识分子中间，后来到了香港，三十年代里杨刚编的《文艺》又有了新的声誉。四十年代之末，《大公报》在港复刊，袁水拍、于逢先后编过《文艺》，他们北归后，我也滥竽充数编选一阵。最后因稿源不足而停刊。这一点，“大事”中是有了的。这以后，陈凡（周为）走了一条新的路子，新路是旧路，他创办了《艺林》周刊代替《文艺》周刊，专门致力于传统的古典文艺，刊登旧体诗文、书画，以及研究文章。作者多是大陆上这方面的专家，水平高。不但在香港没有同类的副刊可以相比，就是在内地，也没有类似的文艺园地出现于报刊，因此这海内外孤本就显得更为出色了。这在香港的文学艺术活动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事情，“大事”却把它忽略了，一字也没有加以记载。我想，不会因为它是传统的，就不是文学的吧。但至少显出，“大事”对古典文学艺术是重视不够了。
在新文学的刊物中，有一两株“野草”似乎也被忽略。四八年的“大事”中，最后一笔记的是这么一句：“夏衍等著散文《论肚子》出版。”这《论肚子》实际上不是一本散文集，而是一本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杂文刊物。它是抗战期间在桂林出版的《野草》的复刊，避免作为杂志去登记（也许是拿不出那一万块钱的登记费），就这样用书的形式瞒天过海了。夏衍等，就表示作者有多人，文章有多篇。这以后，还不定期的出了好几本，如《论怕老婆》之类，主要是些尖锐的针砭时事的杂文。散文也有，我写的一篇《黑暗的日子——重庆杂忆》，就是刚来香港的第一篇“力作”，用了些力气，吃力而写不好的作品，是专为《野草》而写的。
“大事”中几次提到聂绀弩的几本书的出版，如《寸磔纸老虎》之类，都说是散文集，实际上都是杂文集，甚至是报纸上的时评专栏。
此外，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也看不到。
还有一件事应该算是“大事”而被视为无事的，是《新文学大系续篇》在香港的出版。香港文学研究社在一九六二年影印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后，就准备自行编印《续编》和《三编》。《大系》是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到二七，《续篇》是二八到三八，《三编》是三八到四八。花了四年工夫，《续编》算是编好、排好，在六八年出版。《大系》的影印，《续编》的编印，是大陆上“反右”以后，“文革”也正在进行中的事。编者说工作是分在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三地进行的，但据了解，主要是在北京进行，它的艰苦不难想见。《续编》十集，五六百万字，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那个时时要对知识分子批判、触及肉体直到灵魂的日子，主编这样一部完全可能被认为是替封、资，修“树碑立传”的书，该有多大的难度，需要多大的胆识！真叫人不敢想象。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竟然在默默中完成了，而香港担负了重要的角色，这实在是香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应该受到表扬。不管这《续编》有多大缺点或不足，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表扬。“大事”中缺少这一笔，是令人较为遗憾的。
同样要说的是，不管《香港文化大事年表》（—）有多少缺点或不足，它也是值得我们欢喜赞叹的，因为这是一种劈草莱、斩荆棘的开荒工作，没有人做过。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他们肯花工夫在这上面，是叫人敬佩的。“年表”本身的一些缺陷，有郑树森的一篇长序做了笼罩全局的阐明，使人对那些年代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议论持平，没有偏右或偏左的毛病，是它另外的可喜处。我就是靠它，回顾到朋友和自己的过去的一些活动不致遗忘的，真应该感谢编者的辛劳。
《大事年表》一编在手，使人有如见香港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的欢喜。
一九九六午十月
